笛声化作民族魂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止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他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

    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有删改）

相关链接：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巳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学生们从门口偶尔路过，能看到林庚先生正静坐在藤椅上，他的侧影清癯而安详。

    这些学生再也听不到林庚讲课了。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张鸣说。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

    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他推崇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骨气。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卓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这起码说明林庚先生的态度。他是温和的，他不是激烈反抗型的文人，这与他的性格，一向相符。而他对政治里的事情，原本并不清楚。”钱理群说。他认为，此前和此后，林庚与政治。再无半点瓜葛，可以作为一个证明。而林庚晚年的隐居，被钱理群看作“从根底上是自由的精神”。

    “在做人上，他是成功的。”钱理群评论，“相比一些在世时被推上高位，被别人供奉的人，林庚的结局是最美的。”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

伊辛巴耶娃：“撑杆跳高女皇”的传奇

    凡是喜爱田径运动的人，对布勃卡这个名字都不会觉得陌生。这位被称为“撑竿跳高沙皇”的运动员是田径史上唯一赢得六次世界冠军的超级明星。无独有偶，“田径迷”们对撑竿跳高女选手伊莲娜·伊辛巴耶娃也同样非常熟悉，因为这位业绩非凡的田坛高手有着“女布勃卡”的美称。

    俄罗斯女运动员伊辛巴耶娃是当今世界体坛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她是全球撑竿跳高女选手中唯一一个在室外比赛中跳过五米大关的人，她还曾二十八次打破世界纪录（其中室内十三次，室外十五次），赢得过两次奥运会和三次世锦赛冠军。在不久前结束的莫斯科卢日尼基世锦赛上，被誉为“撑竿跳高女皇”的伊辛巴耶娃用一枚金牌结束了自己堪称传奇的职业生涯。

    格林童话里灰姑娘的故事广为人知，而伊辛巴耶娃的经历则被众多媒体认为是“俄罗斯版灰姑娘”的范例。

    由于父母工资微薄，伊辛巴耶娃孩提时代过的是勉强可以满足温饱的生活。她和妹妹因为衣着简陋，经常要面对同学的嘲笑和羞辱。成名之后伊辛巴耶娃曾这样回忆以前贫寒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学校里，我的许多同学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抹着口红，但是我却只能穿着有洞的破衣服。这不能怪我的父母，他们诚实而勤勉地工作，给予了我和妹妹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

    伊辛巴耶娃之所以走上体育之路，与她的母亲娜塔莉亚的经历有关。娜塔丽亚年轻时曾是毕业于大学体育系的业余篮球运动员，她希望通过体育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

    此外，伊辛巴耶娃所处的环境也很有利。她的故乡伏尔加格勒是俄罗斯西南部的名城，原名察里津，又称斯大林格勒，二战期间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全城有近百座纪念碑和雕像以及数十处供人们凭吊和瞻仰的纪念地。因为那段历史，伏尔加格勒的人们都相信，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大多是不可战胜的。伏尔加格勒又是俄罗斯体育的圣地，2004年的奥运会，有五名俄罗斯冠军是伏尔加格勒人。伊辛巴耶娃的童年时代在伏尔加格勒第五少年体校度过，少年时代则在伏尔加格勒中心区的奥林匹克后备学校度过。在整个伏尔加格勒，类似的体校有七十多家。伊辛巴耶娃始终将这里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伊辛巴耶娃年龄虽小，却能体谅父母的苦心，她在少年体校里学习训练都很自觉（成名之后，伊辛巴耶娃也没有忘记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她用获得的奖金给父母在伏尔加格勒买了公寓和轿车，并让父母退休，在家颐养天年）。除了上课之外，伊辛巴耶娃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体操馆里，下腰、倒立、跳跃、翻腾，训练非常刻苦。这种生活持续了十年之久。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酷爱运动的女孩从一个纤细瘦弱的小姑娘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十五岁时就已长到一米七○。此时，恰逢负责培训撑竿跳高运动员的教练特罗费莫夫前来选苗子，这位独具慧眼的著名田径教练一眼就看中了身体素质优良的伊辛巴耶娃。就此，已苦练体操十载的伊辛巴耶娃改换门庭，师从特罗费莫夫，改练撑竿跳高。当然，她的教练及她本人最初也不曾想到，这一练就练出了一位后来震惊世界田坛的撑竿跳高女皇。

    伊辛巴耶娃在从撑竿跳高的“门外汉”成为佼佼者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这个倔强的女孩确实具备运动天赋，领悟能力极强，且不怕吃苦，所以进步十分迅速。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初始阶段一遇挫折就哭、最多只能跳二米八的新手很快入门，并逐渐熟练掌握了撑竿跳高的技术动作，而在改练撑竿跳六个月后，伊辛巴耶娃便从同她一起训练的运动员中脱颖而出，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秀。她初登赛场即崭露头角，夺得了全国青年冠军。回到学校，她发现人们向她投来尊敬和仰慕的眼光，这愈发增强了她继续进取的信心和勇气。

    在特罗费莫夫的调教下，伊辛巴耶娃一步步成长和成熟起来。她所面对的第一个大赛是1998年法国阿内西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在这次赛会上，初出茅庐的伊辛巴耶娃一鸣惊人，越过四米大关，这一成绩让她登上了领奖台。1999年，伊辛巴耶娃在波兰比得哥什的世界青年运动会上，以四米一○的成绩夺得了她国际舞台的首枚金牌。一年之后，在卢日尼基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伊辛巴耶娃又越过四米二○，从而力压德国名将安妮卡贝克尔，首次获得世锦赛女子撑竿跳冠军。此后，伊辛巴耶娃可谓顺风顺水，进步神速，并逐渐达到了个人的巅峰状态，这些成绩的背后自然少不了恩师特罗费莫夫的栽培。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4期）

“一代的崇高女性”吴贻芳

    吴贻芳（1893﹣1985），江苏泰兴人，祖籍浙江杭州。1916年，她考入金陵女子大学，在上海的浸礼会怀恩堂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由于学业出众，组织才能超群，吴贻芳被推选为金陵女大首届学生会会长，带领全校女生响应“五四”运动。1919年，吴贻芳大学毕业，任教于北京女子高师。1922年，由教育部简派，吴贻芳赴美留学。六年后，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1928 年，她回到南京，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履新时，刚满三十五岁。就职致辞时，吴贻芳确定金陵女大的办学宗旨是“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种工作”。

    从1928年到1951年，吴贻芳执掌金陵女子大学校政长达二十三年。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中包蕴了宗教的悲悯情怀，校训一词以蔽之，即“厚生”。她常给金陵女大的学生作讲解：“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富。”身为校长，吴贻芳细心到给身姿不佳的女生开矫正体操班，使她们拥有较为美观的体态；她给发育不良的女生另加营养餐，金陵女大的伙食有口皆碑，是首都各大学中办得最有风味的；她从不禁止女生恋爱，为她们的安全考虑，在女生宿舍附近辟出专门场所，接待外校的男生来谈心。她说：“做人要一生洁白如象牙，刚毅如紫檀木，平易如小白菜。”然而吴贻芳为了翼护金陵女大的师生，也有极其严正的一面，在她主持校政期间，在学生运动最高潮时期，军警也从未进入金陵女大抓捕过激进的左翼女青年。

    吴贻芳在她所著的《金女大四十年》中阐述了自己的办学思路：金陵女子大学的文、理科所设专业不同，“教育学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体现了学校的师范学院性质。可是教育系只用作辅修系，不用作主修系，校方认为，学生毕业后如果担任教学工作，应当懂得教育学，具备正确的教学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握所教的专业知识。校内附设有一所实验中学，作为学生毕业前的教学实习场所。这一设施使学校更具备师范学院的条件。”吴贻芳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当时不仅富于开创性，而且收到了实效，为办好师范学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金陵女大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女士与吴贻芳多年合作愉快，她曾深有感触地说：“同吴博士一道工作，使我真正认识到，她的确是当代中国的女界领袖、人中英才。她才智超群，为人坦诚，工作起来不知疲倦。”

    吴贻芳献身教育事业，终生未嫁。1948年8月，金陵女大举行吴贻芳主校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学生们别出心裁，编演话剧，献给校长，剧情很有意思：吴家小姐才貌双全，登门提亲的人踏破铁鞋，她始终不肯点头。最终，“教育之神”登门求爱，吴小姐欣然首肯。此剧体现出饱含敬意的诙谐，一时传为佳话。

    1941年3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吴贻芳当选为五人主席团中唯一的女主席，其组织才干、活动能力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好评。1945 年初，吴贻芳作为中国代表团十位成员中唯一的女代表赴美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签署《联合国宪章》。1946年，因对国民党官场的腐败实质“产生了十分的厌恶”，她断然拒绝担任参政会执行主席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宋美龄登门做说客，话说得既动人又有理：“你要贯彻‘厚生’思想，当了教育部长不是更好贯彻吗？”吴贻芳始终笑而不答，宋美龄只好作罢。1949年3月，南京城已陷入混乱，吴贻芳再次拒绝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并且拒收飞往台湾的机票。

    吴贻芳学贯中西，誉满中外。1979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女校友会授予她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充分地肯定了这位女教育家数十年来树艺女性人才的非凡业绩。

（选自2012年第6期《随笔》，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抗战期间，金陵女大迁到成都郊区。吴贻芳还和教师们构思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改革计划。组织学生成立社会服务团，到学校附近的贫民区，办培幼小学，教妇女识字、刺绣、提高母鸡产蛋率；成立乡村服务处，步行一百多里，办青年妇女儿童培训班。吴贻芳还组织成立“战争服务团”，亲自带领学生，为伤病员抬担架、包扎伤口，抢救被敌机炸伤的居民。1944年，全校有40多名学生报名参军。（摘自网站《中国民主促进会》）②老革命家董必武对吴贻芳的评价是：“像她这样精干的人物，男子中也是少有的。”冰心曾著文《一代的崇高女性——记吴贻芳先生》，她说：“我没有当过吴贻芳先生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总是供奉着我敬佩的老师——吴贻芳先生。”在民国时代的教育界，还有着“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之说。（《广州日报》）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拳，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设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一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映落自信的谷底的时刻，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若“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

    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

    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家人将钱穆骨灰撒入茫茫太湖，以示其魂兮归来。

    2009年8月8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逸、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镜中人

杨绛

    镜中人，相当于情人眼里的意中人。

    谁不爱自己？谁不把自己当作最知心的人？谁不体贴自己、谅解自己？所以一个人对镜自照时看到的自己，不必犯“自恋癖”，也往往比情人眼里的意中人还中意。情人的眼睛是瞎的，本人的眼睛更瞎。我们照镜子，能看见自己的真相吗？

    我屋里有三面镜子，方向不同，光照不同，照出的容貌也不同。一面镜子最奉承我，一面镜子最刻毒，还有一面最老实。我对奉承我的镜子说：“别哄我，也许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垃丁下看美人，一霎时，我会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却不是我的真相。”我对最刻毒的镜子说：“我也未必那么丑，这是光线对我不利，才显得那么难看，我不信我就是这副模样。”最老实的镜子，我最相信，觉得自己就是镜子里的人。其实，我哪就是呢！

    假如我的脸是歪的，天天照，看惯了，就不觉得歪。假如我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看惯了，也不觉得了。好比老伴儿或老朋友，对我的缺点习惯了，就视而不见了。我有时候也照照那面奉承我的镜子，聊以自慰；也照照那面最刻毒的镜子，注意自我修饰。我自以为颇有自知之明了，其实远没有。何以见得呢？

    我曾用过一个很丑的老妈子，姓郭。钱钟书曾说：对丑人多看一眼是对那丑人的残酷。我却认为对郭妈多看一眼是对自己的残酷。她第一次来我家，我吓得赶忙躲开了。她丑得太可怕了：梭子脸，中间宽，两头窄，两块高额骨夹着个小尖鼻子，一双肿泡眼；麻皮，皮色是刚脱了痂的嫩肉色；嘴唇厚而红润，也许因为有些紧张，还吐着半个舌尖；清汤挂面式的头发，很长，才死得光光润润，水淋淋地贴在面颊两狈，好像刚从水里钻出来似的。她是小脚，一步一扭，手肘也随着脚步前伸。

    从前的老妈子和现在的“阿姨”不同。老妈子有她们的规矩。偷钱偷东西是不行的，可是买菜揩油是照例规矩，称“篮口”。如果这家买菜多，那就是油水多，“篮口”好。我当家不精明，半斤肉她扌艮一斤，我也不知道。买鱼我只知死鱼、活鱼，却不知是什么鱼。所以郭妈的“篮口”不错，一个月的“篮口”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她讲工钱时要求先付后做，我也答应了。但过了一两个月，她就要加工钱，给我脸色瞧。如果我视而不见，她就摔碟子、摔碗，嘟嘟«o我给的工钱总是偏高的。我加了工钱嘱她别说出去，她口中答应却立即传开了，然后对我说，家家都涨，不只我一家。她不保密，我怕牵累别人家就不敢加，所以常得看她的脸色。

    她的审美眼光却高得很，不顺眼的，好比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一次，她对我形容某高干夫人：“一双烂桃眼，两块高额骨，夹着个小鼻子，一双小脚，走路扭搭扭搭……”我惊奇地看着她，心想：这不是你自己吗？

    会理发。我自己进城做个电烫，然后自己做头发，就可以一年半载不进城。可我忽然发现郭妈的“清汤挂面”发式，也改成和我一样的卷儿了。这使我很惊奇。一次我参加宴会遇见白杨^①。她问我：“你的头发是怎么卷的？”我笑说：“我正要问你呢，你的头发是怎么卷的？”我们各自讲了方法，原来她是末一梳往里，我是往外梳。第二天我换了白杨的发式，忽见郭妈也同样把头发往里卷，我不免暗笑“婢学夫人”，可是我再一想，郭妈是“婢学夫人”，我岂不是“夫人学明星”？

    郭妈来我家不久，钟书借调到城里工作了，女儿也在城里上学、住宿，家里只我一人。如果我病了，起不了床，郭妈定不来问一声病，或来看我一眼。一次，她病倒了，我自己煮了粥，盛了一碗端到她床前。她惊奇得好像我做了什么怪事。从此她对我渐渐改变态度，心上事都和我讲了。

    她掏出贴身口袋里一封磨得快烂的信给我看，原来是她丈夫给她的休书。她丈夫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她有个儿子在地质勘探队工作，到过我家几次，相貌不错。丈夫上军官学校的学费，是郭妈娘家给出的。郭妈捎去丈夫末一学期的学费，就得到丈夫的休书。休书上那虚伪肉麻的劲儿，真叫人受不了，我读着浑身都起鸡皮疙瘩。那位丈夫想必是看到郭妈丑得可怕，吃惊不小，结婚一两个星期后就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也生了一个儿子。郭妈的儿子和父亲有来往，也和那个小他一两个月的弟弟来往。郭妈每月给儿子寄钱，每次都是她工钱的两倍。这儿子的信，和他父亲的休书一样肉麻。我最受不了的事是每月得起着鸡皮疙瘩为郭妈读信并回信。她感谢我给她喝粥汤，我怜她丑得吓走了丈夫，我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微薄的。她太欺负我的时候，我就辞她；她就哭，又请人求情，我又不忍了。因此她在我家做了十一年。

    奇怪的是，每天看她对镜理妆的时候，我会看到她的“镜中人”。她身材不错，虽然是小脚，在有些男人的眼里，可说是袅娜风流。眼泡也不觉得肿了，脸也不麻了，嘴唇也不厚了，梭子脸也平正了。

    她每次给我做了衣服，我总额外给她报酬。我不穿的大衣等，还很新，我都给了她。她修改改，衣服绸里绸面，大衣也称身。十一年后，我家搬到干面胡同大楼里，有个有名糊涂的收发员看中了她，老抬头凝望着我住的三楼。他对我说：“你家的保姆，很讲究呀！”幸亏郭妈只是帮我搬家，我已辞退了她，未促成这糊涂收发员的相思梦。

    我就想到了“镜中人”和“意中人”的相似和不同。我见过郭妈的“镜中人”，又见到这糊涂收发员眼里的“意中人” o她和我的不同，也不过是“百步”与“五十步”的不同罢了。

【注】①白杨（1920年4月22日—1996年9月18日），原名杨成芳，原籍湖南省汨罗市古仑乡，出生于北京市，中国内地女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