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赋采薇

戴安澜任第73旅旅长后，回顾多年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定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部属努力，而部属的旺盛士气来自他们的爱国热情。他特意抄录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印发给各级官兵背诵吟唱，激发大家精忠报国的爱国热忱。

为了抗战大业，戴安澜摒弃党派成见，团结爱国人士。《自由报》记者宗祺仁前来采访，与他彻夜讨论时局，探讨国共合作抗日的未来，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这时有人提醒戴安澜，说宗是共产党，须多加提防。他坦然答道：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战，何防之有？宗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写过许多真实感人的报道，有卓越的见解，我们正缺少这样的爱国志士。几天后，他还把自己的军事著作交给宗祺仁修改并题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派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当命令到达时，已升任第 200师师长的戴安澜高唱《满江红》，并向官兵宣讲诸葛亮远征的事迹，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官兵。赴缅途中，他激情满怀，赋《远征》二首以明志。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其二云：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入缅不久，日军主力迫近东瓜，军长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溃日军。戴安澜立下誓言：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这时，英军突然撤走，我方援军未至，形势危急，戴安澜决心以身报国。他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他给夫人王荷馨写了绝命家书：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望你珍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面对日军发动步兵、炮兵和空军联合进攻，狂轰滥炸，施放毒气，戴安澜率部同仇敌忾，顽强战斗，抗击四倍于己的日军长达十余日。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成表示：近代立功异域，扬中华声威者，以戴将军为第一人。日本人战后回忆时也承认：该部队自始至终战斗意志旺盛．虽是敌军，但令人佩服！自司令官饭田中将以下各将官无不赞叹其勇气。

东瓜保卫战虽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盟军失利，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腹背受敌的远征军被迫突围。这时，英国要求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以便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于是率部进入缅北野人山，向祖国方向艰难跋涉。就在部队到达离祖国最近的一条公路时，突遭日军伏击，他立即命令分散突围，激战中，戴安澜胸腹中弹，时值缅甸雨季，大雨滂沱，部队既要突破日军堵击，还需忍饥挨饿，穿越荒山密林。1942年5月26曰，他们行至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伤势恶化，以身殉国，年仅38岁，弥留之际，参谋长问他下一步的行动路线，这时他已不能说话，手指地图，示意部队从莫洛过瑞丽江向北回国，又让人扶着他面向祖国注视许久，安然而逝。

（空格）戴安澜牺牲后，遗体由官兵抬回国内，渡过瑞丽江后，乃将遗体火化，骨灰装入小木箱，这一情景感动了沿途民众，一位老华侨痛心地说：寿材这么小，怎能配得上将军的英名与地位？随即捐出自备的楠木寿材。腾冲县长率全县父老乡亲万人，沿街跪迎将军灵车。随后，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美国总统罗斯福追授戴安澜懋绩勋章。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安葬仪式，中共领袖毛泽东派人送来挽诗：外辱需人御将军赋采微。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堂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等也敬献挽词、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并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遗嘱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摘编自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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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俱，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戴安澜赠部属各官长题词）

②军人一般以彪悍为荣，但是戴安阑与众不同，他多才多艺，熟读文史，精通琴棋书画，如果不是因为战乱和外敌入侵，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位儒雅名士，但国家危难却把他的命运引上另外一条路．（戴复东等《我们的父亲戴安澜》）

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人员起了疑心，一摸，大衣各处硬邦邦的，打开一看，大衣里密密麻麻全是插袋，里面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一问，年轻人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因为太多，超过了行李托运的最大限量，只好想出这个办法。年轻人拿出了中山大学的教授聘书，安检员一看，只有27岁的人居然已经是教授，非常敬重，就此放行。

    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卢鹤绂。

    1936年9月，卢鹤绂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物理，辅修数学。第二年，卢鹤绂在科学实验中发现了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为此，他发明了时间积分法，并在世界上第一次精确地测定了锂7．锂6的丰度比。他的发现被当地报纸报道，惊呼“中国人在称原子的重量”。他当年所测定的数值，被国际学界沿用了50多年。

    1941年，卢鹤绂的博士论文《新型高强度质谱仪及在分离硼同位素上的应用》通过，这篇论文被美国政府列为涉及“制造第一批原子弹与原子反应堆”的绝密资料，直到战后的1950年才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在美国《核科学文摘》上。

    获得博士学位后，还在蜜月中的卢鹤绂，毅然决定抛弃在美国的一切优越条件，和新婚妻子一起回国参与抗战。1941年11月，卢鹤绂抵达国立中山大学校本部，任理学院教授。

    1942年暑期，卢鹤绂夫人生下了长子，出院后，卢鹤绂开始操劳家务。每天，他背着孩子劈柴，做菜；地上鸡屎、牛粪满地。一日三餐忙完后，卢鹤绂在油灯下备课。在一座古庙里，他给大学四年级学生讲授理论物理、核物理、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课程。

    1944年，卢鹤绂相继被流亡中的广西大学、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在向西途中，路经一个叫元宝山的地方。当地土匪出没，烧杀抢掠，大家都不敢前行。卢鹤绂当即带上一个体育教授就上了山，成功说服土匪头子。第二天，土匪头子派人把卢鹤绂一行送下山，还送给他们代表土匪间“特别通行证”的杏黄色小三角旗，以保卢鹤绂一路畅行无阻。

    即使在战乱的环境中，卢鹤绂一边讲课，一边还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手写抄录下来。学术札记在炮火中也从未间断。他于1942年写成、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

    1947年，卢鹤绂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做了介绍。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他在《美国物理月刊》上发表《关于原子弹的物理学》一文，在世界上首次阐明了估算铀235原子弹及费米型链式裂变反应堆的临界体积的简易方法及其全部原理。此文一出，被美国文献和专著广泛采用，国际学界轰动。

    1955年，卢鹤绂进入了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培训班”教过的学生。

    卢鹤绂被称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和“中国核能之父”。

    1995年，81岁的卢鹤绂与他的弟子王世明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这篇文章之前曾被美国《物理学刊》拒绝刊登，对此，卢鹤绂坦然地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正当研究要继续时，卢鹤绂于1997年病故，为世人留下8大提纲44项研究进展资料，已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关于这项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疑，美国科学院在2002年投入巨资，用发射卫星的手段，深入这方面的实验。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树立铜像。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其在校园里树立了铜像。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情怀的人，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选自2014年7月23日《新民周刊》，有删改）

教我如何不想他

    ①鲁迅曾这样比较过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的刘半农与陈独秀、胡适的区别：“如果将韬略比做武器仓库的话，陈独秀的风格是仓库门大开，里面放着几只枪几把刀，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则竖一面大旗，旗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胡适的做法，是库门紧关，门上贴一张小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两位都是高人，一般人见了，望而生畏，不上前。可刘半农没有什么韬略，他没有武库，就赤条条的一个人，冲锋陷阵，愣头愣脑。所以，陈胡二位让人佩服，刘半农却让人感到亲近……”

    ②的确，读时人回忆刘半农的各类文章，其性格之诙谐幽默、不拘小节跃然纸上。

    ③刘半农在巴黎留学时，正值一战后，欧洲经济萧条，货币贬值。留学生的日子难熬，刘半农便将书房命名为“化子窝”。好友赵元任夫妇曾前往看望，临别时拍全家福留念，刘半农竟指挥众人，坐在地板上，伸出手来做乞讨状。

    ④归国后，刘半农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他在报上刊出启事，广泛征求方言中各种骂人的话，赵元任和钱玄同见报后联袂登门拜访他，分别操中国各地方言，把刘大骂一顿。骂过后，彼此抚掌大笑。

    ⑤刘半农爱好音乐，他曾与赵元任合作，由刘做词，赵谱曲，创作出上世纪30年代最为流行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

    ⑥一日，刘半农前往赵元任家饮茶，适逢不少青年学生也在赵家小聚。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憨态可掬的土老头就是刘半农，遂有失态之举。刘半农便当场作了首打油诗，自我解嘲道：“教我如何不想他，可否相共吃杯茶？原来这样一老朽，教我如何再想他？”

    ⑦于是，时人评品这个“矮个子，方头颅，生气勃勃”的江苏人，送其一字“浅”。

    ⑧“浅”有二意，一为：“胸无城府，浅如清溪。”出国留学前，昔日上海滩文友在酒家宴送，席间对诗，满是卿卿我我的词藻。他无法忍受，讽刺道“真是一群鸳鸯蝴蝶”。酒宴遂不欢而散。

    ⑨还有一次，时任《世界日报》总编辑的成舍我向刘半农约稿。刘半农问，我写的都是骂人的，你敢登吗？成舍我回道，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便写了一篇《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直斥考试院院长只念佛不做事。戴传贤看到后大为光火，又不敢拿刘半农出气，只好将《世界日报》停刊3天。

    ⑩刘半农之“浅”，还在于其所学颇杂。其专业是实验语音学，但也从事语法研究、汉字改革；作为诗人，他著有《瓦釜集》和《扬鞭集》；作为散文家，著有《半农杂文》；他还客串翻译，出版过《茶花女》《国外民歌译》及《法国短篇小说集》；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搜集民谣，编纂《中国通俗曲总目稿》；他甚至还是摄影家，参加中国最早的摄影社团“光社”，并写有专著《半农谈影》，被誉为中国现代摄影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⑪刘半农治学半生，最为“出格”的举动，便是采访名妓赛金花。其时，身为北大著名教授，前去采访一个名声不佳的妓女，被市井传得沸沸扬扬，但刘却不为所动。通过多次采访，结合研究历史，刘半农拂去了蒙在赛金花身上的历史迷雾。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一袭黑衣，专门前往追悼，一时传为奇谈。有后人评论：“……五四那一辈，认真者往往认真过分，只认死理；潇洒者又往往难有所成。像刘半农这样的人物，实在教人无比怀念。”

    ⑫1934年6月下旬，为了调查蒙古族牧区民俗，刘半农远赴塞外，夜宿百灵庙一间乡村草房。其他人都睡在土炕上，而他自备一行军床，于房中支架独卧，故作僵硬状，开玩笑说：“我这是停柩中堂！”听者大笑，却不料一语成谶。考察途中，刘半农被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回京后耽误了治疗，于当年7月中旬离世。

    ⑬在众友吊唁的挽联中，以刘半农生前挚交赵元任的最为贴切。多年来，赵刘二人一个作词，一个谱曲，珠联璧合，而今，斯人已逝，赵元任伤感地写道：“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注：刘半农（1891—1934），又名复，江苏省江阴县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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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

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

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

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

——周汝昌诗一首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