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能忘记的人

刘重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的条款，外国轮船在长江上触目可见，令国人深感屈辱。1925年10月，卢作孚邀约友人，集资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积极投入以经济实力夺回内河航运权的爱国斗争。公司成立之初，整个家当只有一艘载重量70吨的小轮船，卢作孚就定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公司宗旨，展现了他的强国宏愿。当时，长江上游航运正被外国轮船公司控制着，不多的几家中国轮船公司濒临破产，卢作孚采取“人弃我取，避实就虚”方针，在从未行驶过轮船的嘉陵江开辟新航线，并在管理上大胆改革，使公司站稳了脚跟，并将航线从嘉陵江发展到了长江。从1930年开始，民生公司“化零为整”，逐步壮大实力，先后收购了大批中外轮船，并控制了长江上游航运，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了长江上游。经过多年拼搏，到1945年，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不仅在长江沿线、中国沿海港口，而且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在抗战爆发、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号召：“国家的抗战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行动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全体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1938 年10月，武汉失守，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聚集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大批航空器材、兵器及轻重工业机器设备，急待撤往大后方。但是，按照当时的实际运力，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完成。还有40天就是长江枯水期，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日军节节逼近，形势十分危急。在此关键时刻，卢作孚下令采用 “三段航行法”，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一半或大半。硬是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

    卢作孚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北碚乡村建设实验。1927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北碚峡防局局长。峡防局本来是一个主要针对盗匪的治安联防机构，但他却借此平台，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的口号，与民国时期其他乡村建设实验不同，他明确提出“要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就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为此，他精心设计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蓝图，“以嘉陵江三峡为范围，以北碚为中心，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经过努力，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镇，终于建设成为“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重要城镇”。陶行知参观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卢作孚也与晏阳初、梁漱溟一起，被称为“民国乡建三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公园，便酬报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国家，便酬报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卢作孚《工作的报酬》）②村建设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造公众福，急公众难。我们要做这样的事业，便要准备人、准备钱、准备东西、准备办法，尤其要许多人分工合作，继续不断地去办。（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意义》）③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的积极目的。（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④卢作孚先生作为旧中国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一起，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

                                                                                                                 （胡德平《发扬和借鉴老一辈民族实业家的精神和经验》）

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 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1923年，到了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冲击世界尖端，必须舍弃必须付出

    我干任何事情，我要作哪些牺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总觉得，搞我们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搞世界尖端的东西，就必须得舍掉些什么。如果我认为亲情、友情、金钱对于我很重要，我就不干排球。我选择干，必须把这些全放下。我回来接手女排，放弃家庭，放弃女儿，一定要放掉，我想好了才回来干。我知道一旦回来，又回到从前，就是排球，一点一线：体育馆——食堂——宿舍，哪儿也别想去，等于没有生活。

    这种“等于没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要去经历，要去承受，似乎还不是太困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大的环境是这样，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这样单调和艰苦。但是，郎平回国执教是1995年，她在美国，已经有一幢三百多平方米、带两个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国家训练局，她这个主教练的宿舍和女排队员一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一张单人的、矮矮的小铁床，国家训练局运动员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厂的浴室还简陋：外间有一排放衣服、放鞋子的铁架，而里间的淋浴设备，就是一圈水管上装着一个个水龙头。

    郎平早有思想准备，回来就是“回到最初当运动员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两室的房子，就是她当运动员时北京市委奖励她的，那房子被一片自由市场包围着，从早到晚闹哄哄，她的一扇防盗铁门也防不住强盗，先后被撬了两次。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来帮郎平带小孩，一老一小经常睡地铺。1996年，郎平的美国挚友劳尔来北京，去郎平家做客，看到她住这样的房子，一连问了好几声：“詹妮，你就住在这里？就住这里？你回来工作，国家没给你房子？”

     1998年，郎平才搬进新房子，房子大了许多，是广东丽珠药业集团解决了郎平的住房问题，也聊表这个企业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

    我刚回来，早有人提醒我，劝告我：“你已经是‘五连冠’功臣，你那么辉煌了，再回来干什么，女排是这个状况，你还是保住你自己那点名气算了，别把那点荣誉路毁了。”这次世界锦标赛，打成现在这局面，似乎要被这些“提醒”和“劝告”说中了。

    因为我有海外八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国，我的心态肯定也降不下来。但我拥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成熟了许多，我不会再受外界干扰，去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次冲世界锦标赛就算不能如愿，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学到东西，不能把我四年的工作一笔勾销，我竭尽全力，也敢于向自我挑战，这不也是一种成功？

    输给了古巴队，我还是要求队员们去认真观看韩国队与保加利亚队的比赛，要准备下一场我们和保加利亚队的对阵。我还是重申这句话：进不了前四，也要争取第五！

（摘自郎平、陆星儿《郎平传》等）

【相关链接】排球协会一个电传一个电传的发到郎平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郎平犹豫着。直到球类司司长给她发来电传：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国家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郎平说道。

    和签约球队解约，赔偿了违约金，房子、院子、汽车都留给了丈夫和女儿，郎平发现自己忙了十年，忙得两手空空，只有两个装行李的箱子。在回国的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美国好友送的玫瑰花束里，泪落如雨。

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90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一个在书斋和讲堂度过一生的哲学家，为什么在晚年还如此欣慰地忆起听到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天？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诸多亲历的苦难和辛酸，包含着对抗战胜利的殷切期盼，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张岱年始终把对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3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张岱年在抗战时期写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我们创造了崇高的伟大文明，我们从来没有光辉的革命传统。我们的成就是人类的光荣，我们的努力将永久延续以至于无穷。我们的理想是世界大同，我们的愿望是永久和平。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有删改）

梵高的坟茔

    ①冬天来到了巴黎，寒风料峭，木叶尽脱。顺着塞纳河北行，便是一片冬天的萧瑟。我们驱车向瓦兹河上的欧维尔城疾驰，去瞻仰我心灵深处的艺术殉道者梵高的遗踪。

    ②梵高这位荷兰籍的天生奇才，一百年前来到法兰西后，面临他的是贫困与饥饿。梵高一生卖不出一张画，人们也根本不知道梵高，艺术界汪洋大海般的平庸在压抑着他。他曾在一张画上描写了一个最粗糙的木椅，在破烂的藤座上放着他的烟斗和一张纸包的些许烟草，它似乎向我们唱出一首凄凉的身世之歌。艺术既然不能提供面包，那就让需要面包的艺术家速朽，而自裁便是最简捷的方式。梵高拿起了手枪，走到萨都的草坪，向心窝射了一枪，他在华贵的建筑前对这不公平的社会用生命作了一次壮烈的抗议。

    ③梵高过着清白无瑕的生活，他没有金钱的刺激，没有女人的诱惑，没有鲜花的慰籍。当丰腴清丽的模特儿们在画室翩然起舞时，当莫提格里昂尼面对妩媚而慵懒的美女，在画到她的脸“令人愉快地拉长”时，梵高在哪里？他正对着一片平常的农田，一张破旧的靠椅，一双踏遍人间含辛茹苦的皮鞋，画这些巴黎的大师们不屑一顾的事物；在他的画笔下，野地里的摘来的向日葵燃烧着一把火，蓝色野花临风摇曳，这哪里是在依物描像？这是在倾诉爱情，但是他的情人却在大地的草木盛衰中，天穹的日星隐耀中，看他画的所有自画像，那眼神没有一幅不咄咄逼人，那其中闪现的光芒有坚毅，有不平，有尊严，充满了对人生的批判和对自己命运的抗争。梵高在美术史上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奇迹。他远离了传统审美的藩篱，以神奇的手法、高妙的色彩、超绝的构图，一扫艺术界的平庸、浅薄和惰性。这种画风一旦问世，美术史就必须重写，色彩甚至美学就必须修正，这正是梵高撒向人间的一个永恒的谜。

    ④梵高死了很多年以后，评论家才像天文家发现新星一样仰望他，赞叹他。今天所有豪华壮丽的画馆，都以一展梵高的杰作为荣。当一幅《没有胡须的梵高》最后以七千一百五十万美金卖出时，举世震惊，欢声雷动。而这一切和寂寞的梵高毫不相干。

    ⑤我们来到梵高的坟茔，它坐落在一所平凡的公墓里，梵高和他心爱的弟弟德奥合葬，两块墓碑，方身圆顶，没有任何纹饰，没有花岗岩的墓室，碑前只有一抔黄土，覆盖着长青的蕃藤。公墓寂然无声，所有体面的、稍微精致的坟茔前都空无一物。然而梵高墓上的碧草却在刺骨寒风中颤动着不屈的生命。堪告慰于九泉梵高之灵的，不是拍卖场的呼啸，而是一束束的鲜花，放在坟茔的四周。这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坟》，总有一些人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刚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其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领完奖回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