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魄犹在江山图

范曾

    在李可染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回顾一世纪来艺术的长河，真可谓千帆竞发。可染先生的出现，有他的历史背景，当一个时代的艺术整体奔向浑浑噩噩的时候，需要圣洁的艺术；而艺术风貌整体堕入轻佻时，需要凝重的艺术，这正是李可染适时而生的缘由。

    由于本能的拒绝鄙俗，可染以无待的心境在喧嚣的世态中独立而不倚，自强而不息，谦仁而不傲。当可染先生朝斯夕斯、胸无旁骛地沉浸于自己宁寂而庄严的心灵王国的时候，他画作的美便与教养合而为一。他的作品陶冶了整个一代人，还将千秋万代地陶冶下去。艺术的助人伦、成教化，不是如演说家那样带有着直接的目的性。它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心悦诚服，趋向社会的崇高，可染先生的艺术正是如此更内在地激励着人们的心灵。

    可染先生对大自然潜在密码的破译，直接与他的道德向善的趋向不谋而合，而于此时，李可染的艺术与道德合而为一。当李可染先生叹赏大自然，如此深沉地倾注自己的对祖国大地山河的刻骨铭心的热爱时，他显然站在了民族文化捍卫者的前列。

    可染先生有一种表达超越感观尺度的能力，这就是他内心所具有的崇高感使然的能力，他对大地山河仰之弥高，而这种情怀的恃守，表现为他“大”的艺术。宛若语言的表达，与表达的意义，都有相关的音调，这就是艺术家所独有的风格。或沉雄博大、或清新俊逸……只要是与崇高相连，他们都是美的，虽情态万殊，而其艺术已如自然。

    可染先生大宗师一样“来吾导夫先路”，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都应该，也必然如此。

    可染先生当然是不世的天才，他的“生而知之”透露在他异乎常人的语言方式。这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符号，这不是每一个苦学者所可达致的。当然可染先生知道自己有“生而知之”的本能，但凭着他更深邃的智慧，认识到它的不可靠，当昙花一现的时节过去之后，留下的是残枝败叶。

    可染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作画极快，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作画，在朋友与来客寒暄片刻回到画室时，可染竟已画毕，主人大赞叹，以为神来之笔，先生亦颇自喜。先生告诉我，多年之后，他才警然有悟，必须力矫这样的用笔。我知道了先生所说的“慢”非只指时间，更重要的是用笔的品质。先生还告诉我，他少年时有一位极富才华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毛笔字的稚拙天真、浑厚朴雅，使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心的感动，这感动是如此的刻骨铭心，竟至谈到此事时，先生的表情显得那样的庄肃和神往。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生之中总会不期而至地遇到这样突兀的心灵感悟，仅这一次，足以改变艺术家一生的道路。研究艺术家的心灵历程，那些遽然蜕变和瞬间重生，有时来得迅猛近乎禅家的顿悟。

    可染先生好学而敏求，这是他“苦学派”的唯一解释，苦学者不意味着枯涩无味的下笨功夫。我曾有幸上可染先生的书法课，他不强求碑帖的选择，他说要平心静气地读碑，知其间架，重其用笔，悟其风神，能于此三者有所悟，则去书道不远矣。书法课上，可染先生不喜欢一挥而就式的所谓笔动心不动的、麻木不仁的写字习气。可染说用笔之际虽所向空无一物，然则胸中应觉艨艟之遇浪遏，冲波逆折而前，当此之时，笔锋必有生涩出焉，必有稚拙出焉。有生涩稚拙矣，然后再求大巧，则大巧即在其中。

    可染先生于书法所下功夫可谓焚膏继晷，三十多岁时的风华婉转至五十岁后一扫而空，石破天惊，创旷古无双之结体用笔，无丝毫泥古、媚俗、求奇、矫饰、市井、乡愿……一切的书画艺术可恶的痕迹与可染先生的书法格格不入，只觉铮铮其骨、磔磔其态，近之则畏，远之则敬。可染先生的字我行我素，决不苟合取容，是颇见他笔下之牛“时亦强犟”的性格的。

    先生的“学而知之”的部分，当然还包含了他对素描的积年锤炼、对光影的敏锐认识。在此先置而不论。

    先生称自己是“困而知之”，人们不要以为可染先生当真的为自己才情不逮而困守干城，“钝者勉为”。可染先生的“困”是他推动中国画史这座沉重的列车所需的移山心力，他要弘扬的是中华文化所素有的伟岸与高华，他极端鄙弃浮光掠影的、油腔滑调的、市侩的艺术，这神圣的自尊支撑着他博大的灵魂，打进去，致勇也；打出来，夺魂也，这其中数十年苦心孤诣，念兹在兹，朝斯夕斯，方才有了又一次的伟大。诚如可染先生题赐予我的“七十二难，玄奘西天取经不畏七十二难，今以此四字书赠范曾同学”。我们一代代都抱着跣足苦行的宏愿，在艺术征途上踽踽而前，“困”者，“难”也，是深觉万难之下的渺小与决绝。至此，我们可得如下之结论，可染先生的经历包含着谦逊和伟大，正如泰戈尔有言：“当一个人大为谦卑的时候，就是他接近伟大的时候。”

（转载自《新华文摘》，《中国文化》2007年秋季号，有删改）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王世襄：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田家青

    当今，人们称王世襄先生是“大玩儿家”，而“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轻松愉快联系起来。实际上，在治学、研究中，王先生凭的是一股一丝不苟的“狠劲儿”和“傻劲儿”。

    “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随心所欲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生活中的王先生讲究原则，对自我的要求严谨至极。

    我认为，王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他在一生中致力于展示、宣传中国文化最核心、最精华和最本质的精神：格调、品位、和谐。这对当今刚刚从物质上富裕起来的社会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意义。在我眼中，王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真正的收藏家和中国文化的实践者。

    三十年前尚未结识他时，我对他的认识与当前人们对他的认识大致相似：出身书香门第、仕宦之家，会玩儿、有天分，眼力好、神。我第一次去见王先生时，还抱着“会一会”的心态。与王先生一交谈，令人折服。他对行话、术语不仅很熟，尤其用词之间的搭配准确，俨如硕果仅存的老木匠。这不仅要具有工匠一样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有对古建、园林、大木作、小器作的工艺和技法的深刻理解以及丰富的历史和人文知识，更需极深厚的古文献和文字学功底。

    王先生的收藏涉及古琴、漆器、家具、造像等诸多门类，多著录于《自珍集》等著作， 出版至今未发生真伪之议，可见其鉴赏水准。对于出书他有一股和自己过不去的精神：每本书内容必须新，观点需明确、考据要翔实……他曾多次说过，出版著作最怕重复，不应给读者“炒冷饭”。

    王先生既是学术领域备受推崇的学者、学界领头人，又是业界公认的权威，还能被工匠称为“行家”。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学者。

    这么多年来，海内外的朋友们请王先生吃饭，常去比较讲究的酒店，生性简朴的王先生其实并不喜欢。每一道菜上来，他会下意识地先拿筷子把菜里边放的虚的东西，如刻的萝卜花、雕的仙鹤、搭的小桥，挑出去﹣﹣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是真的刻意想做这件事，这个动作完全是出于对形式主义潜在厌恶的本能。

    原因在于，王先生奉行的原则是干实事，不务虚。恰似明式家具，不设非功能的装饰部件。好的明式家具，拆不走一个部件，一拆它就塌了，就散了。换言之就是没有纯为装饰而设置的部件，不刻意装饰却能做到最佳的装饰效果，这才是真本事。多年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爱讲形式，重宣传、包装、依赖炒作，一些行业、一些活动，本来与文化无关，却拿“文化”说事，对此，王先生曾笑称“这叫缺什么补什么”。

    王先生一生研究古代家具，他一直想设计打造一件融入自己思想的家具，一九九五年得到了两块花梨大板，他约我与他一同设计打造了一件大画案。务使两块木料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同时要让大案有时代感和艺术性，结构考究，无钉无胶。大案制成后，重近半吨，好不容易请人搬上了六层的公寓。

    第二天，师母告诉我，他搬完大案回芳嘉园小院时天已黑了，一进院门，就跟孩子似地喊：“我回来了啦！大案子上去啦！”

    大案一直在王先生的书房，《锦灰堆》、《自珍集》等广大读者喜爱的著作都是他在此案写就的。他特作了一篇案铭，其中“世好妍华，我耽拙朴”言简意赅地表述了王先生的审美观。

    中国文化孕育出的艺术，追求的是格调和品位，反映到器物上就表现为和谐和文人气质。此案当为一例，其通体无一处刻意装饰，既有宋元的神，亦富时代感，其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环球人物》2015年第2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到底明式家具的特色在哪里？ 它为什么吸引着王世襄六十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呢？王世襄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传统家具从明代至清前期发展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家具，采用了性坚质细的硬木材料，在制作上榫卯严密精巧，造型上简练典雅，风格独特，现在全世界都公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家具流派……到了明中叶，家具不只工艺好，木料也好，尤其是以黄花梨木造成的家具，天然文理，尤为华美。”

（荣宏君《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

清水一般的杨绛

李娟

    看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年轻时的照片，钱钟书潇洒俊朗，她温婉清秀，真是一对璧人。我觉得，他们骨子里散发出的儒雅和端庄最为动人。暮年时，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裳，戴着黑框的眼镜，两位白发老人一起捧书阅读的侧影，那么安详、静美、温情。他们一生只做好一件事，此生只深爱一个人。

    世间所有的繁华都过去了，他们的漫漫人生有书相伴，一同在书香里优雅地老去，多好。钱钟书曾称赞她：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读杨绛先生的《一百岁感言》，不由得惊叹，杨绛先生已是百岁老人了。岁月的河流中，有的人，如江南人家的一坛女儿红，历久弥香，醇厚芳香。老去的只是光阴，不老的，永远是她的人格魅力。

    她在《一百岁感言》中写到：“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她八十余岁时，钱钟书和女儿钱瑗相继病重住院，她奔波在两座医院、两位病人之间，悉心照料，辛苦和操劳可想而知。钱先生临终，眼睛一直未合上，她在他的耳边柔声地低语：“你放心，有我。”听到这句话，钱先生安然离世。这是她年轻时常对他说的话。早年她和钱先生一起留学英国，在英国牛津生下女儿钱瑗。在她住院期间，常见钱先生苦着脸去看她。一次，他说，不小心将墨水打翻了，染了桌布。她说，不要紧，有我，我洗。几天后他又说，门轴坏了，不能锁门了。她又说，不要紧，有我，我修。他感激之余，对于杨绛所说的“不要紧，有我”深信不疑。

    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著书立说，但在生活琐事面前却如幼童一般束手无策。有她一生陪伴在身旁，与他比翼齐飞，做他温柔的知己。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她还是那句话：“你放心，有我。”在生死面前，内心如此强大和沉静，听之令人落泪。此时，她唯一的孩子钱瑗也已经过世。

    她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走，我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尘世间，她最爱的俩人都离她而去，内心的悲苦和孤独无以言表。八十余岁的老人，提笔写下散文集《我们仨》，写下一个学者家庭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患难情深，写下我们仨在人世的点点滴滴，如微风细雨，温馨感人。

    在“文革”那段黑暗的日子，大批知识分子无辜遭遇劫难，他们都被下放“干校”劳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绛先生写下散文《干校六记》，从容练达，幽默风趣，细微处见真情。那是寒冬里一树树盛开的梅花，清芬暗盈，几乎所有的苦难都被她一支妙笔化解了，连同那漫天的冰雪。她温情而柔弱地支撑着他，相依相伴，不离不弃。

    杨绛先生年近九十岁，开始认真整理钱先生几十年来的书稿和笔记。那些手稿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霜，纸张发黄变脆，字迹模糊不清，她一字一句艰难地辨认，抄录，整理，而后相继出版了《容安馆札记》《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钱先生离去了，留下她一个人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完成钱先生未完成的事业。她以这样的方式，寄托自己深深的思念。书稿所得的稿费和版税800万元，全部捐赠母校清华大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留给后来的莘莘学子，连同他们一生严谨治学的精神。

    有一次，媒体邀请她参加作品研讨会，她没有去。还幽默地说：“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听她的话，令人莞尔。她说得真好。她就是一滴清水，文字和内心一样干净，清澈，透亮。她清华其外，淡泊如水，不做媚世之态，也不被俗世所打扰，一生沉浸在文字里，一活就是百余岁，终成一代大师，成为被世人尊称“先生”的女性。

（选编自《作文周刊》2016年第1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杨绛生于民国，江苏无锡人，本名杨季康，是著名作家、学者钱锺书的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至今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