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提出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试图从地理、宗教、民情、风俗中追寻法的精神。他们虽然都没有洞悉法最终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但都从德与法的关系角度，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极大地影响到法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

    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即表现为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亦即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法治成功的内在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而不是畏惧、忌惮法的强制力，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赢得“人心”

    法律与道德并非浑然一体。一般而言，国人擅长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因而常常容易将道德与法律做一体性认识和处理，然后如太极八卦一般，讲究两者的相互转化。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法律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当然，在分析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同时，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对法治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命题，既解释了在社会稳定时期，法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看待，又肯定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其实难以决然剥离。但是，当命题转向治国方略，亦即究竟是“依法治国”为主，抑或是“以德治国”为要，答案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前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次有序，依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由法律与道德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性事实，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总体来说，在当代复杂社会形态下，道德治理难以独自构成一种“治式”，无法提升至治国方略的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法主德辅”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法治更适合作为主体，也更应该成为主体，而以德治国是建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战略。换句话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互为支撑的结合，也是主次有序的结合。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形成良法善治的辩证统一体。

（节选自《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光明日报》2015年04月，有删改）

    商业发展与帝制体系长期并存的现象提示，商业与帝制体系可以实现长期共生关系，商业发达实现的社会财富增殖，也可以成为帝制体系强化与延续的基础。

    商业从交换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来。人类社会一旦出现社会分工，交换关系就可能发生。交换关系常态化就可能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专门化的领域，从而出现商业，从事该领域活动的人就可能成为商人。因而从逻辑上说，商业是人类文明早期就可能发生的现象，并不构成与农业基础或农业文明对立的社会成分。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古典文明形成之前就发生了商业。中国商代与周代前期，似乎商业与商人受到政府控制，所谓“工商食官”，其程度如何，是否在官府控制之外没有民间商业与商人，尚待澄清，但商业在该时代肯定已经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门类。结合当时货币流通的大致情况，和对外部贸易的迹象看，绝不能排除商业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可能。基于商周时期已经存在的商业、货币流通基础，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业已经肯定地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经济系统中的重要门类，商人已经被列为上层贵族以下“士农工商”四个主要社会人群之一，不仅已经存在临淄之类较大规模的都市市场，而且各政权体系之间的贸易已经经常化、规模化，多种货币流通，并出现了陶朱公、吕不韦之类并不归属于官营资本系统的大商人。在帝制时代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然的农业“自然”经济体系。即使农本原则不断被统治者强调，但商业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体现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中。

    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社会变迁，以王制变为帝制收场，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由中，应该包括商业贸易发展对更大市场体系诉求的因素。因而，秦统一之后，立即推行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与货币之类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便于实现大空间国家控制。但此类举措，在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同时，改善了全国交通系统，为大规模物流和商贸活动提供便利。帝制体系既便利了商业系统的发达，也需要商业实现懋迁有无，乃至增加财政收入，甚至需要商业来润滑文化的整体性。这种结构性需求的力量，超过地方势力为保持割据或半割据利益而维系地方壁垒而做的努力。帝制体系的突出特征是集中行使的权力。权力集中必然带来人口集中，大量集中的人口一般会带动城市形成。帝制时代的城镇，虽然常与行政设置、军事驻扎有关，但一旦人口聚集，便有商业兴起。所以帝制时代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都市的繁荣。都市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依赖乡村，也必须依赖市场，呈现城市与乡村互补、国家与社会相需的结构关系。抵至帝制时代后期，由地方集市及远近贸易推动而至繁荣的纯粹商业性城镇比例大增，但并不独立于帝制体系之外。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有删减）

材料一：

    我国第一部全面总结和评估老龄事业发展状况的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中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快，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高。老龄事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尚未形成；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农村老龄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

    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征日益凸显，老年人面临着贫困、疾病、失能、服务、照料、精神关爱等诸多困难和问题。首先，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数量仍然较多，2012年全国约有2300万人。其次，城镇老年人口的宜居环境问题突出，七成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居住的老旧楼房没有安装电梯，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人出行举步维艰。再次，农村老年人留守现象突出，2012年约有5000万人。

    由于计划生育一代陆续开始进入老年期，无子女和失独（丧失独生子女）老年人越来越多。我国正在研究通过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商业保险应先行先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提及这个问题。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公共环境、居家环境建设缺乏长远规划，未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要求。例如，6层甚至更高的楼房没有电梯，过街天桥、地铁上下不便，红绿灯变化太快致使老年人过街面临危险。今后城市建设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与生活习惯，突出“年龄平等”的理念。

（选自叶紫《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发布老龄化带来新挑战》，有删改）

材料二：

    最近发布的《2015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中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幸福感高人群的特征包括：女性、年龄更长、健康良好、非农户籍、受教育程度较高等。

    一方面，年龄更长的人幸福感相对更高；另一方面，随着人均寿命增长和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于是，不少人担心老龄化会造成中国的人口危机。就此论点，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人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

    原新教授表示，客观讲，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人口现象，不能说是人口危机，也不可能成为人口危机。

    原新认为，人口老龄化现象能否成为社会危机，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环境。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持经济的中高速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构建合理完善的社会综合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以及为老服务体系很关键。

    原新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个动态过程，所以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按照现在人口发展的规律，人口老龄化之后的社会形态一定将是一个稳定的老龄社会。

    在社会高度关切民生问题的当下，对于老龄化问题是民生问题这一说法，原新教授表示了质疑。他认为，人口老龄化的本质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民生问题。因为经济问题的核心是要“做蛋糕”，大力发展经济，增强实力，增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力，根本要求是要把经济“蛋糕”做大。而民生问题的本质是公平、公正地“分蛋糕”，根本要求是分配蛋糕的“量器”一定要公正。

（选自《专家：人口老龄化不等于人口危机》，有删改）

材料三：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增长的现象。人口理论研究和率先出现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复杂而深刻，既带来机遇，又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难题。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状态。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如何养老正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影响，目前大多数人还难以接受送老人去养老院的做法。而养老院条件不好或不舍得花钱也是人们不愿去养老院的原因。

    实际上，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公办养老机构较少，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兴建民办养老机构，养老机构的建设迅猛发展。养老服务业正在转为“朝阳”产业。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四十岁左右、中等收入的人群，大多愿意未来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养老院集体养老；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医养结合型养老护理模式目前受到市场欢迎。

    养老市场前景繁荣，但也必须看到，在曙光到来的前夕，社会养老行业需要熬过一段“寒冬”。

    首先是养老观念尚需要扭转和培养，很多人愿意重金养孩子，却不舍得重金养老。其次是社会兴建养老机构遭遇融资难，民营企业贷款难度大。

    更重要的是，政府观念也需要转变。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决策者需要制定更好的规则，规范市场秩序，让市场引导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

（选自樊霞《社会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未来我们该在哪儿养老》，有删改）

    经过长期开拓，我国文化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如何发展好创意经济，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创新驱动力，值得认真思考。时尚产业作为创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是衡量创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并在国际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用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时尚产业。时尚根植于文化，我国独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及其独特韵味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更多鲜活元素。当今全球市场，中国元素的运用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国际时尚界，花鸟龙凤、水墨禅意等具有典型中国文化元素的文化意象备受关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得到了最好诠释。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尚缺乏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足够影响力的时尚设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设计者通常只是把中国元素当作点缀进行简单移植和拼凑。只有深入挖掘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伦理规范，融入时尚设计开发之中，才能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的时尚产业。

    时尚产业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紧密对接的重要载体，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遗余力把传统文化注入时尚设计中。设计者要以虔诚的文化敬畏态度，系统梳理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例如，绚丽斑斓的苗绣、历史悠久的夏布、寓意吉祥的图案等都可以成为时尚的元素。当设计给人以文化的内涵并直击人的灵魂深处，引起强烈共鸣，我国的时尚产业才能在世界时尚舞台拥有一席之地。

    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时尚产业发展。生态文明是新型的文明形态，生态文化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创新性文化。我们要发展的时尚产业应通过生态文明理念和文化创意设计的有效结合，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引领人们生活方式不断改进。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时尚产业发展全过程；另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时尚产业，使人们对时尚的追求转变为对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的美好生活方式的理性回归。

    推动时尚产业“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如何利用“一带一路”创造历史性机遇，推动我国时尚产业“走出去”，在全球时尚产业快速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高创意、高附加值的新型业态，时尚产业“走出去”，不仅是一种设计与创意的传达，也是一种设计理念与生活方式的传播，更是在世界时尚舞台展现中国气魄和历史文脉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李采姣《时尚产业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

材料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这进一步彰显了就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位置，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

    2012年以来，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趋于减少，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在就业方面始终存在巨大压力。由于措施得当有力，我国已经连续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300万人，失业率始终稳定在较低水平。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未来几年的就业仍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此外，一些特殊就业困难群体、零就业家庭等需要给予特殊关照。与缓解就业总量压力相比，就业结构矛盾的缓解和就业质量的提高难度更大，更需要政策持续发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04月16日）

材料二：

    [注]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Q4指第四季度。

    （数据来源于互联网）

材料三：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决定就业的主要因素。虽然增长的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即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会有变化，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同规模的就业，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把经济增长当作首要目标来追求的。但实际上，就业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我国现在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创新，更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红利的增加。最近20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显著增加，这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预期，随着教育被定位于“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一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如果能够最大可能地实现就业，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创新，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既事关民生，也事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赖德胜《作为宏观政策的就业优先政策》）

材料四：

    在信息化时代，由互联网创造的巨大信息交互平台，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参与者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渠道。互联网提供的及时有效的信息，加强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沟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工作搜寻等方式，影响个人的就业决策。此外，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广泛应用，还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职业类别，为个体的就业带来多元化选择，能够使个人获得更多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机会，为提高个体的就业质量带来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53.2%，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仍然较低，并且由于城乡分割、个体差异的存在，在中老年、女性和农民工等人群中的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技能都普遍偏低。

（摘编自《互联网使用、就业决策与就业质量》）

材料一：

所谓文化，通常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系统。而文化自信则是指一个民族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积极肯定、自觉珍惜而形成的一种对其坚守、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取向。文化自信就其内涵而言，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二是作为这种文化类型的文化主体的文化性格。这就是说，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类型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主体的担当性格的有机统一。

当然，作为统一的中华文化，它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同一种文化类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合规律性发展的文化之链，但是它又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客体与主体的不同方面、不同内容和不同性质的区分。因此，我们要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就必须对这一概念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整体把握和理性对待。否则，就可能在所谓文化自信、繁荣文化的旗号下造成混乱。

那么，继承与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不能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呢？这涉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它自身的文化特质问题。事实上，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质就是“自信”，它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信精神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它最初萌生时的神话传说中，就是以自信、自强为精神特质的。人们所熟悉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等，不就充满了一种发奋而自信的精神吗？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精神理性化、理论化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荀子则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这些不正充满了一种一往无前的担当而自信的精神吗？宋儒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清时期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无不是充满了一种无畏而自信的精神。

如果说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我们的着眼点要放在坚定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上，那么它的落脚点和目标指向就应该放在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上。人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创造者。离开了作为主体的人，就无所谓文化，而任何优秀的文化也只能是海市蜃楼。因此，培养和造就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才是我们要着实下功夫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唐凯麟《如何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

材料二：

《解放日报》副刊《朝花周刊》记者就“中国文化自信”这一主题专访了原文化部长、作家王蒙，以下为访谈节选。

朝花周刊：您为什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话题？

王蒙：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了对自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适应全球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的能力。

文化的高低分野，不仅代表着公民的个人素质，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因此，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课题。

朝花周刊：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它和世界先进文化可否对接？

王蒙：中国文化有一种适应的能力，有一种变化发展的能力，既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有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能力。也许，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古老，甚至也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不够用，但是我们还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它有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有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

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国家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对国家前途已经有了自信，所以才有了文化自信。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传统文化中积极、优秀的方面的自信，包含了我们对自己发展模式的自信，也包含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能力、分析能力的自信。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脆弱的文化，不是手指头一捅就破一个窟窿的，捉襟见肘、岌岌可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一个能够和世界对话和打交道、能够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拒绝任何外来有益影响的文化。

朝花周刊：在全球化时代里，该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又怎样才能使中华文化始终焕发光彩？

王蒙：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见证，更是今天中华民族固本开新的精神动力。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着我们的民族传统，有些人陷入到了深深的文化焦虑中。这种时候，更需要文化自信、文化定力，更要勇于与善于实现引领、整合、包容、平衡与进一步提升，以优秀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为主心骨，积极构建生气勃勃、富有创新活力，又能够满足人民多方面精神需要的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态格局。

我们中华民族确实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这不是“老大帝国”的狂妄自大，这是建立在转化与变革的举世瞩目、发展与创新的累累硕果之上的坚实自信。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加坦然地面对困难，化解矛盾。我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自信，我们创造的业绩使我们能够自信。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由内而外的自信，是有定力的自信，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自信，是面向世界的自信。我们要以文化自信、文化复兴，托起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创造我们的文化辉煌，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专访王蒙：中国文化自信，是从善如流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