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与国学

王小波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了“相对论”和“湍流”两道难题。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 子 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当然，马克•吐温很为表哥高兴。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里，再谈点什么?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投奔了我们，此后再干点什么?难道重操旧业，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点考据、训诂什么的。过去的读书人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受得了。把拥有这种超级智慧比作上天堂，马克•吐温的最后一个问题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有什么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也比闲了没事要好。

    是啊是啊!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论 素 描

宗白华

    ①西洋画素描与中国画的白描及水墨法，摆脱了彩色的纷华灿烂，轻装简从，直接把握物的轮廓、物的动态、物的灵魂。画家的眼、手、心与造物，面对面肉搏。物象在此启示它的真形，画家在此流露他的手法与个性。

    ②抽象线纹，不存于物，不存于心，却能以它的匀整、流动、回环、屈折，表达万物的体积、形态与生命；更能凭借它的节奏、速度刚柔、明暗，有如弦上的音、舞中的态，写出心情的灵境而探入物体的诗魂。

③所以中国画自始至终以线为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上说：“无线者非画也。”这句话何其爽直而肯定！西洋画的素描则自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达·芬奇（L．davinci）、拉斐尔（Raphael）、伦伯朗（Rembrande）以来，不但是作为油画的基础工作，画家与物象第一次会晤交接的产儿，且以其亲切地表示画家“艺术心灵的探险史”与造物肉搏时的悲剧与光荣的胜利，使我们直接窥见艺人心物交融的灵感刹那，惊天动地的非常际会。其历史的价值与心理的趣味有时超过完成的油画。近代素描亦已成为独立的艺术。

    ④然而中、西线画之观照物象与表现物象的方式、技法，有着历史上传统的差别：西画线条是抚摩着肉体，显露着凹凸，体贴轮廓以把握坚固的实体感觉；中国画则以飘洒流畅的线纹，笔酣墨饱，自由组织，（仿佛音乐的制曲）暗示物象的骨格、气势与动向。顾恺之是中国线画的祖师（虽然他更渊源于古代铜器线纹及汉画）．唐代吴道子是中国线画的创造天才与集大成者，他的画法有所谓“吴带当风”，可以想见其线纹的动荡、自由、超象而取势。其笔法不暇作形体实象的描摹，而以表现动力气韵为主。然而北齐时（公元550﹣557年）曹国（属土耳其斯坦）画家曹仲达以西域作风画人物，号称“曹衣出水”，可以想见其衣纹垂直贴附肉体显露凸凹，有如希腊出浴女像。此为中国线画之受外域影响者。后来宋、元花鸟画以纯净优美的曲线，写花鸟的体态轮廓，高贵圆满，表示最深意味的立体感。以线示体，于此已见高峰。

    ⑤但唐代王维以后，水墨渲淡一派兴起，以墨气表达骨气，以墨彩暗示色彩。虽同样以抽象笔墨追造化，在西洋亦属于素描之一种，然重墨轻笔之没骨画法，亦系间接接受印度传来晕染法之影响。故中国线描、水墨两大画系虽渊源不同，而其精神在以抽象的笔墨超象立形，依形造境，因境传神，达于心物交融、形神互映的境界，则为一致。西画里所谓素描，于中国画正是本色。

    ⑥素描的价值在直接取相，眼、手、心相应以与造物肉搏，而其精神则又在以富于暗示力线纹或墨彩表出具体的形神。故一切造形艺术的复兴，当以素描为起点；素描是返于“自然”，返于“自心”，返于“直接”，返于“真”，更是返于纯净无欺。法国大画家安格尔（Ingres）说：“素描者艺之贞也。”

    ⑦中国的素描﹣﹣线描与水墨﹣﹣本为唐宋绘画的伟大创造，光彩灿烂，照耀百世，然宋元以后逐渐流为僵化的定型。绘艺衰落，自不待言。

（选自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有删节）

    气候正义是环境主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遇到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面授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设计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页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庄子思想对中国文艺发展的影响

    庄子的思想与老子思想合为道教思想，其与儒家思想互补，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经他完善的道家美学与文论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滋养着中国艺术。

    首先，庄子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态度影响了后世文人。庄子“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摒除欲望，宁可过卑贱贫穷的生活而保有自由，也不愿富贵而为统治者所利用，这对那些追求独立人格与尊严、追求个性解放和张扬的后世文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魏晋名士、李白、苏轼等无一不深受庄子影响。庄子展示的个体精神自由和思维原创力的解放，在文论中则表现为艺术或形象思维的自由超越性。庄子的“逍遥游”创造了一个超越、永恒、宁静的精神家园，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源泉。

    其次，庄子崇尚的“大美”审美理想深刻影响了后世文艺的美学境界与高度。庄子以“道”为旨归，崇尚天地之间的“大美”，这种“大美”体现为无限广阔、宏大、雄浑、壮阔的境界和寂寞无为、朴素自然、澹然无极的特征。庄子的这种美学思想对于后代文艺产生的影响是，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博大雄奇的壮美境界的追求，如杜甫提出“鲸鱼碧海”、韩愈提出“巨刃磨天”等都是；另一方面“大美”的自然、本真、天放的本性又引导后世文人反对人为斧凿雕琢艺术，追求自然、素朴的风格境界。如刘勰的“自然之道”、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司空图的“妙造自然”等都有庄子“自然”风格论的影子。“自然”的风格要求还影响到了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领域。

    第三，庄子“体道”时“虚静”论对后世文艺创作主体审美态度的影响。庄子提出“体道”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虚静”思想要求创作主体在艺术构思时不为外物所乱，不为心智所蔽，保持凝神专一、忘怀一切、全身投入的精神状态。这种认识论注重内心的体察领悟，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体心灵的超功利特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虚静”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陆机、刘勰率先将虚静心态同艺术想象联系起来：“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陶钧文心，贵在虚静”（刘勰）。唐代皎然还将虚静心态同艺术灵感联系起来：“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苏轼《送参寥师》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还有王国维的“无我之境”等等无不受庄子“虚静”论思想的影响。

    第四，庄子的言意观对后世文论的影响。庄子在对“言”的广泛性、复杂性及其表“意”的歧义性、暧昧性作出深刻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等诸多智慧观点，道出了言、意关系的奥秘，把人们引向一种幽远、玄妙的意境，一种主体独特的、内省式的领悟，直接引发了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并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钟嵘的“滋味”说、皎然的“但见兴趣，不见文字”、司空图的“韵味”说和“四外”说，以及后来的欧阳修、严羽、王士祯、王国维乃至于绘画、书法领域等无不受庄子言意观的影响。

    文章千古事，明德万年馨。中国书院肇始于唐朝，兴盛于宋代，经元、明、清至今，始终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情怀。岁月如梭，如今大部分书院已不再教书授业，但其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教化理念，依然如淙淙流水，滋养文化的血脉，贡献生活的智慧，撑起心灵的绿荫。

    从古至今，中国书院兼顾文化传播与人格冶炼，既有国学底蕴的根，也有民族精神的魂。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寒窗苦读，心忧天下。近日跟随“文脉颂中华·书院@家国”网络传播活动实地走访六大书院，近距离接触书院里的家国精神——岳麓书院英勇抗元的忠孝节义；石鼓书院康济时艰的耿耿忠心；鹅湖书院“千古一辩”的贵和尚中；白鹿洞书院敦化育人的德才兼修；问津书院薪尽火传的文化自觉；嵩阳书院“程门立雪”的尊师重道……千年弦歌不绝，文脉国脉相连，书院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亦涵养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先贤之声传颂千年，至今仍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在多元化、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书院以古老智慧解答现代问题，为人们撑起了一片心灵的绿荫。党员干部面对名利诱惑时，多念念范仲淹在嵩阳书院高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键盘侠”一逞口舌之快时，多想想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为“论敌”陆九渊之见解“感佩潸然”。修身应“言忠信，行笃敬”；接物应“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处事应“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传统书院经千年所锤炼的中国智慧，既为现代人提供一处安放心灵的归处，也为构建美好的社会秩序与社会风俗提供借鉴。

    信息化时代，古老的书院如何返本开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脚步？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传统书院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都不应只是存放在博物馆展柜里、精致而脆弱的陈列品；它更应当是扎根在现实土地上的参天古木——年轮雕刻着历史的印记，根系吸收着时代的养分，叶脉流淌着生命的活力。文脉因人而兴，亦因人而系。要推动传统书院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大家的用心呵护。目前，各地书院正在进行多样化的探索与尝试——国学论坛、新生会讲、经典诵读、课外拓展、网络传播……书院在与其它文化生命体交流互动、相谐相生的过程中，成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生态体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书院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与家国情怀，是“以文化人”的精神玦宝，是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源泉。千年书院经时光打磨，其长久而永恒的智慧仍值得现代人铭记与发展。我们应守住书院根脉，呵护书院历史，激活书院文化，古为今用。去芜存菁，让书院在新时代中展现出时代风采与永久魅力。

（宋子节《书院精神为现代人撑起心灵的绿荫》）

    我们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开发和共享成为一个蓬勃兴起的产业。大数据能够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分析人们现在的行为状态，并预测人们未来的活动轨迹。数据的开发和共享也成为信息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对经济运行、生活方式、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与个人相关的数据往往包含大量个人信息和隐私，甚至涉及个人的敏感信息和核心隐私，一些机构也可以从数据中分析出个人的身份、财产、消费习惯等。因此，数据开发和共享与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关系十分密切。数据开发和共享的过程既涉及数据的流转，也涉及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同时，个人信息还可以通过共享被多次加工、利用。如果不加以规范，一旦数据共享行为失控，就可能导致大量个人信息被严重泄露或不当使用。因此，有必要对数据开发和共享行为设置专门规范，加强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的保护，促进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应在坚持保护个人基本信息权利的前提下，促进数据开发和共享。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信息被收集者同意。知情同意是信息权利人对其个人信息支配权的具体体现，这种支配应当是一种独占性的支配。这种支配的效力不仅体现在个人信息的初次收集方面，也应当体现在数据开发和共享行为中。也就是说，信息收集者在初次收集个人信息时，原则上应当征得个人的同意；其在共享所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时，同样应当取得个人的同意。这是因为，信息权利人允许信息收集并不等于允许信息共享。

    因此，数据开发后再次共享的，如果涉及个人信息，应当获得信息权利人的明确授权。也就是说，信息无论与谁共享，在共享的范围内，都应当经过信息权利人的知情同意。除信息权利人对信息共享者有特别授权外，信息共享者对相关信息所享有的权利不得超出被明确授予的权利范围。如果信息权利人没有对共享后的信息使用作出单独授权，那么，信息共享者所获得的利用信息的权利不得超出信息权利人初次授权的范围。这实际上体现了对信息权利人控制其个人信息流通权利的尊重。

    数据开发和共享中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除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还应当遵循最小化使用原则。这就是说，从事某一特定活动，在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个人信息时，尽量不使用；在必须使用并征得信息权利人许可时，尽量少使用。

    在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既要鼓励数据开发、利用和共享，以充分发挥信息的效用，也要注重保护信息权利人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既不能因为过度保护个人信息权利而限制数据产业发展，也不能为发展数据产业而不考虑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企业在进行数据开发和共享时，应对相关数据是否涉及个人信息、隐私进行必要审查，遵循法律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的一般规则。可以探索建立明确的数据保密等级与公开等级，既充分保障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权利，也为数据的利用、流通等提供便利，以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和共享。

（2019年07月23日《人民日报》王利明《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