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灵魂没有皱纹

    9月4日，杨敬年在天津病逝。噩耗传出后，尽管他年事已高，很多南开师生仍然感到意外。因为，杨敬年多年以来像是一个不老的传说，是人来人往的南开校园里不变的部分。他生于1908年，民国经济学大家何廉、方显廷等都是他的老师。他长期笔耕不辍，以至于很多晚辈忘记了他正走向人生终点。他86岁时才真正告别讲台，90岁时学会使用计算机，出版了哲学著作《人性谈》；93岁重新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成为畅销书；百岁之年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105岁时，他修订的《人性谈》再版。生前，杨敬年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南开校训“日新月异”4字时说：“一个人工作有退休，做人是没有退休的。活到老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创新到老，我个人反正就是这么照着做的。”

    杨敬年1948年从牛津毕业时所写的博士论文已被译成中文，有待出版，这是他108年的人生中最后一个出版计划。译者、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张进昌认为，虽已过去近70年，但杨先生的博士论文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说，杨先生不仅创造了108岁自然生命的奇迹，更创造了学术生命的奇迹。

    20世纪80年代，杨敬年是国内最早引入和讲授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当年教育部在南开大学办了一个发展经济学培训班，那是国内发展经济学的开端，外方负责人是发展经济学的著名学者拉尼斯，中方负责人是杨敬年。后来，杨敬年还编写了国内最早的发展经济学教材。

    令一届又一届学生极为佩服的是，杨敬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治学热忱和精力。他多年如一日坚持锻炼身体，坚持读书，直到听力与视力严重下降才停止写作。他关心时事，去世之前仍要人每天为他读新闻。晚辈去看他，他会问“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一位记者上个月去拜访，问他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他表示“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

    1957年，杨敬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3年。他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资料室里“接受改造”，在一个教授的黄金时期，被迫告别了讲台。因此，在一些早年的学生印象里，杨敬年是“经济系资料室里那位老右派”。获得平反时，他已71岁。

    对于人生中诸多坎坷，他的办法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结果，他在那间资料室里成为一名高产的翻译家。

    杨先生是饱学之士，学术渊博，功力扎实，这是他长期勤奋学习、执着努力的结果。他生前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说过他的治学态度：“我主张，做学问要有一种神圣感。学问不是个人的事情，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你有了神圣感你就一定会负责认真，一定不会去抄袭、去剽窃人家的。”

    杨敬年始终相信自己与晚辈之间不存在代沟。他说：“我的日历年龄是100岁，人家看我的生理年龄是70岁，我看我的精神年龄也就30岁吧。”他的忘年交、南开毕业生姚炜觉得，杨敬年的灵魂，一定“没有皱纹”。

    他说，“我有个自画像”，这个自画像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特点之一是把道德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第二是满不在乎。前者是儒家的影响，后者是道家的影响。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几年前，杨敬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谈到过死亡。他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自己看得很淡。他自己总结：“我觉得我这一生没什么大的成就。不过我尽了力，尽了心。我要做的事、想做的事、能做的事我都做了，所以我就死而无憾了。”

如今，那个“没有皱纹”的灵魂，“高高兴兴地”走了。

相关链接：①杨敬年1948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曾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财政系主任。著有发展经济学专著《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人性谈》《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等，翻译有《国富论》《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第一花旗银行》《银行家》等著作。②2016年6月15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管理委员会通过了推选杨敬年教授成为荣誉院士的动议，希望以此“赞誉杨敬年教授在中国大学任教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凭藉善良和谦逊，正视人生中巨大困苦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邵逸夫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不少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兄弟毅然决定坚持下去，邵逸夫意识到，尽管在南洋已建立起自己的影业基础，但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有声电影相比，自己的无声电影定将被淘汰，于是他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

    1931年，邵逸夫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从美国好莱坞买回了所需的“讲话机器”。虽然邵逸夫在自己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但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他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两只脚被蚊虫咬得吃不消，他只好打上一桶水，把脚泡在水里。一写半个月，可是都不满意。他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有声片的拍摄技术。终于在摸爬滚打出一身电影制作的真功夫后，1932年，他自任制片和导演，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轰动一方。据说放映的时候，观众对电影中的人说话十分惊奇，只要一有声音出来，就大声欢呼！这部影片成本1万元，而仅在广州一地的放映收入，就达60万元。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也为邵逸夫后来大规模进行电影制作轰开了道路。邵逸夫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开山鼻祖。

    1957年，邵逸夫正式移师香港，次年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20世纪60年代后，邵氏公司长期称雄港岛，曾拍摄过上千部电影。邵逸夫说：“我生产电影，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我们的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他们怀念祖国大陆，也怀念自己的文化传统。”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中国电影史纪录。

    他每天最低限度看一部电影，几十年来坚持不辍。好的电影和坏的电影他同样喜欢看，他要看好的电影好在哪里，坏的电影怎样坏。他不但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而且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精通了电影中的任何工作：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样样内行。而他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他做事认真。他曾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邵逸夫在每部邵氏作品的包装上都印上“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宣传语。为了保证影片质量，他对影片严格把关。出现劣片，若无法补救，宁愿烧掉，邵氏在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邵氏出品，必属佳片”此话绝非诳语。

    作为亿万富翁，邵逸夫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了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内地。从那一年起，他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港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邵逸夫对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他曾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成长靠教育。”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它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中国各地。

    在很多人心目中，“逸夫”早已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美好的符号，代表着“达则兼济天下”的仁者情怀。这位让人尊敬的百岁老人，在人们心中搭建了一座“逸夫楼”。

（摘编自耿晓星、韩梦泽《百年传奇邵逸夫大传》）

相关链接：①他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见证了中国电影从黑白到彩色的全部历史。他的邵氏电影曾经几乎垄断香港的电影工业，他的TVB迄今仍是屹立香江的电视巨无霸……他就是邵逸夫。（《新华日报》2014年1月8日）②邵逸夫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商业片的偏好。他坦言：“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少人看，就少得益。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百度百科）③邵逸夫历年捐助社会公益超过100多亿港元。截至2012年，他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币，捐建项目超过6000个。汶川和雅安地震后，他都捐出1亿港币。（《人物周刊》2014年1月）

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

    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鲍勃·迪伦一直是个谜

    鲍勃·迪伦的原名是罗伯特·艾伦·齐默曼，他在大学开始唱民歌时改名鲍勃·迪伦。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模仿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西部英雄马特·狄龙。他的民谣生涯是从考上明尼苏达大学开始的。鲍勃和不少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厌倦枯燥无味的大学生活，他常出入酒吧，试图从音乐中找到自己。当时的摇滚乐还没有成型，不少年轻人都嫌弃“三件套”式的音乐，于是鲍勃把手里的电吉他换成了一把钢丝弦的吉布森民谣吉他，随着时间的沉淀，迪伦慢慢摸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风格。

    1961年1月，他寄住在别的民谣歌手家，他和别人组队去看望住院的偶像伍迪·格斯里。后来他的偶像成了他的贵人。在签约CBS唱片公司后，迪伦崭露头角。1962年，迪伦在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的封面上略带羞涩地望着镜头，任由别人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年轻的民谣偶像。

    1963年和1964年的演出使得他的名声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渐渐地从伍迪·格斯里的影响中走出，成为独一无二的民谣国王。1963年的一场演出中，迪伦念了一首自己写作的献给伍迪-格斯里的长诗，这既是致敬，也是告别。在这一阶段里，鲍勃·迪伦的主要创作方向是抗议民谣，这个时代的迪伦是最为人熟悉的，似乎全世界的乐迷都愿意他沿着这个模式永远走下去。

    1965年初，受到披头士等英国摇滚乐队的影响，迪伦用时髦的西装和尖头皮鞋代替了皱巴巴的牛仔裤和工装服，在接受采访时也越来越“没正型”。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谈及准备制作的新电影时，他回答说那将是一部牛仔恐怖片，当问及是否在片中扮演牛仔时，他回答说：“不，我扮演我妈妈。”

    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迪伦在1965年的新港民谣音乐节上遭受了来自歌迷的敌对情绪。在演出前一天，迪伦突然擅自决定挑战民谣音乐节的惯例，决定要带一支完全电声化的乐队上场。当场的情况乱成一团，抗议歌手和歌迷认为他“背叛”了民谣，迪伦尊崇的民谣领袖皮特·西格尔甚至愤怒地用斧头把扩音器的电缆斩断。他和乐队只演了三首歌就在嘘声中匆忙下台。即使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歌迷们都难以忘记迪伦的离经叛道，为他取了个“犹大”的绰号。

    后来的一场车祸让迪伦开始远离聚光灯的中心，而他的音乐风格也再一次地发生了改变，歌词也不再犀利地直指社会现象。关于车祸后自己的转变，迪伦曾说：“我不知道别人的幻想是什么，但是我幻想能够朝九晚五地工作，在绿树成荫的地方有一所带白色栅栏的房子，庭园里盛开着粉红色的玫瑰。那会很好。那就是我最深遂的梦想。”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主流评论开始推崇迪伦文学方面的造诣，有批评家称他为现代美国继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后最伟大的诗人；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在竞选活动中引用迪伦的诗句并称其为“伟大的美国诗人”；1990年，法兰西文学院向迪伦颁发“文学艺术杰出成就奖”。外界的各种褒奖没有使迪伦沦陷，他对自己的评价调侃而中肯：“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一个从无人知晓的地方来的虚构的国家首脑。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深圳商报》等）

相关链接：①鲍勃·迪伦，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诗人，20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②鲍勃·迪伦创作的歌词，实际上都是最直白、最简单的诗歌，这种简单直白的诗歌形式，非常朴素，带有民间色彩。（《专访作家肖复兴：谈鲍勃·迪伦——文字会骗人，音乐不会》）

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世界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开堂坐诊的父亲摘引《诗经》中的一句话“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苹”指的是蒿类植物，人们惊叹于从取名开始，屠呦呦的命运注定要与这棵神奇的小草连在一起。

    受父亲影响，屠呦呦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树立了治病救人的理想。带着这个理想，1951年，屠呦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大学四年，屠呦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以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由于实验室没有配套的通风设备，加上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屠呦呦很快就患上了结核、肝病等多种慢性疾病。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她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尝试在不同摄氏度的条件下制取青蒿提取物。在失败了一百九十次之后，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终于如愿以偿地从第一百九十一号样品中获得了抗疟效果达到百分之百的提取物。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为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特效药物，屠呦呦还率队历时六年，排除干扰，克服困难，成功开发出了一种抗疟疗效比青蒿素高十倍，但复发率却极低、用药剂量更小、使用起来更方便的抗疟新药物，即双氢青蒿素。1990年3月，双氢青蒿素一举通过了技术鉴定，成为人类抗击疟疾的“有效武器”。

    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然而贡献的归属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4年，泰国玛希敦奖将5万美元和一枚奖章颁发给了青蒿素研发团体，大多数青蒿素研究参与者赞成将这笔奖金捐给盛产青蒿的四川酉阳地区的中学。这时，屠呦呦提出，必须先明确她个人应该享有50％以上奖金的份额，然后，由她以个人名义捐给酉阳。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2011年9月，81岁的屠呦呦登上了拉斯克医学奖的领奖台，斩获临床医学研究奖，那是彼时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拉斯克医学奖认为，屠呦呦是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实验，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足够支撑她得这个奖。可见这个奖项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

    四年后，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这位中国女科学家，以表彰她发现青蒿素，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并不认可集体成就的诺贝尔奖，把奖项颁给了在青蒿素研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个人。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无穷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感到自豪。

（有删改）

刘慈欣：当代中国科幻第一人

    2013年8月23日，一个消息震惊了中美科幻界：著名科幻读物出版社——托尔出版社宣布，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科幻扛鼎之作《三体》，即将登陆美国——这是中国大陆长篇科幻小说首次在海外主流出版社出版。

    刘慈欣，1963年出生于北京，当时他父亲是北京煤炭设计院的干部，母亲是一名复员军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家被下放到山西阳泉一家煤矿，父亲做矿工，母亲当小学教师。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读的是水电工程专业。

    追溯刘慈欣爱上科幻文学的源头，当是那本父亲从北京带回来的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读到这本书，刘慈欣说自己“一下子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就像是寻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在父亲床下的一个小木箱里，他还看到了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叶弗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入了迷的刘慈欣手不释卷，把这些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外国的科幻作品在国内解禁，他又读到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环游月球》及一些苏联的科幻文学作品。英国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的作品，更使刘慈欣领略到科幻的震撼和巨大魅力。刘慈欣说自己从克拉克的作品中感受到宇宙的广袤和神奇，看到科幻“像造物主般”创造出一个个“真实到精致可触摸的想象世界”。

    1978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面世，初版就销售一百六十万册。看到中国人写的科幻小说，刘慈欣倍感亲切，从而跃跃欲试。这个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初三学生开始尝试写作科幻小说。这篇小说虽然没有发表，却开启了他的想象之门。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陷入低谷，许多科幻作家纷纷搁笔，而迷恋科幻的刘慈欣欲罢不能，他一有想法，就写出来，稿子写了不少，却连能投稿的杂志都找不到。短篇写得不过瘾，刘慈欣又摆弄起了长篇。1989年，他完成了《中国2185》，两年后的1991年又写了《超新星纪元》。后者被评论界赞誉为“一部文明浴火重生的宏大史诗”。创作于20世纪末的“大艺术三部曲”（《梦之海》《诗云》和《欢乐颂》），已凸显出刘慈欣在写作上新的感悟：细节写得越细，越能显示出作品的宏大。

    1999年发表于《科幻世界》杂志的《鲸歌》，标志着刘慈欣真正走上了科幻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道路。刘慈欣从此走上了创作优秀作品的快车道。书评人彭忠富说：“他的科幻都是根植于现实之上的科幻，而不是毫无根据的捏造。他为未来打开一扇窗口，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自己。在这种未来与现实的有机杂糅中，充满了作者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悲鸣，对未来人性的拷问和反省。”

    沉积了二十余年，寂寞了二十余年，刘慈欣火了，拥有了无数的粉丝。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低调内敛，甚至在“三体”系列在中国文坛大红大紫之后，他的同事对他的写作仍一无所知。一天，一位要好的同事见到他，说：“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写科幻小说的人很火，他的名字竟然也叫刘慈欣！”刘慈欣听了，一笑置之。

    在中国文坛，科幻文学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而刘慈欣的出现，引起了主流文学的广泛注目。刘慈欣认为：“真正好的科幻作品是要把很虚幻很空灵的东西描写得很真实，像新闻报道那般真实。”科幻作品要持续不断地突破想象的边界，一般科幻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时时有枯竭之虞。而刘慈欣却一部接一部地出作品，令人目不暇接。在他看来，比起主流文学，科幻的世界广大丰富得多。他说：“现在主流文学，为什么手法变革那么快？有种说法是，因为故事已经讲完了，只能在形式上面创新。但是科幻的故事还没有讲完，科学也在继续为我们提供新的故事。每年科学都提供大量新故事，而最普通的科学，比如牛顿三定律，仍然有巨大的故事资源，要写完，很难。”

    《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一文，对科幻文学的边缘化地位发出了不平之声：在主流文学中，由于人性超越一切的吸引力，太阳和其他星辰都是围绕地球转的。太阳的存在只是为了照亮纯朴的田园，月亮的存在只是为了给海边的情侣投下影子，银河系的存在几乎没有必要，好在有个东方的神话用到了它，虽然那对情侣即使以光速跑过鹊桥，也要花十万年时间才能拥抱。在刘慈欣看来，主流文学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而科幻文学恰恰是文学“再一次睁开眼睛的努力”，超越主流文学的“超级自恋”，让文学与宇宙重新连接起来。

（《名人传记》2015年第二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刘慈欣也喜欢钻研科幻文学理论。他认为，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科幻文学既涉及文学，也涉及科学，希望“科幻与科学永远成为好朋友”。他还曾对文学界一直奉为圭臬的“文学是人学”的理论提出了疑问。（重庆日报网《“刘慈欣与中国科幻文学”研讨交流活动综述》）②刘慈欣的写作，构思宏大，善于将极端的空灵和厚重的现实结合，注重表现科学的美感，又兼具人文关怀。通常，科幻小说似乎并不被主流科学家看好，甚至被后者轻视，但大刘的书是个例外。科普作家李淼说：“他的书特别有想象力。看了大刘的东西，就像看金庸一样，你都不想看别的同类作品。大刘对物理学非常熟悉，这是让人吃惊的，他想探索现代物理学给未来提供的无限可能性。”（南都周刊《人物：本土科幻作家刘慈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