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将领刘放吾

刘放吾，湖南贵阳人，生于1898年4月17日。刘家祖祖辈辈靠耕读勤俭持家，家境殷实。刘放吾的父亲喜欢读书，经常以《朱子家训》及“曾文正治家之道”训导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务农和传统的家教，让沉默寡言的刘放吾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到黄埔军校去”成为当时年轻人最时尚的口号。1926年6月，刘放吾从湖南省桂阳蓝嘉联合中学毕业后，深受湘军领袖曾国藩思想的影响，辗转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军事。三年后，刘放吾毕业，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校教导队当了学生队排长。在这里，士兵们操练时用的都是最新的装备，训练的也是新装备体制下的新战术。但是，不像在战场上那样，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只能认认真真地通过训练磨练意志。刘放吾在这样的环境中，默默地、踏踏实实地干了很多年。后来，蒋介石为了补充国民党军的抗战力量，组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师长，刘放吾离开了教导队，任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

1942年2月，为了协助驻缅英军抗击日寇对缅甸的进犯，保卫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国民党组建中国远征军。刘放吾率领的一一三团随三十八师于4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以后，驻缅英军孤傲自大，日军三十三师团轻易地就将英军第一师全部和第七旅一部包围于宾河南岸的仁安羌东北地区。英军反复突围，均无功而返。在这紧急关头，驻缅英军司令向中国远征军发出驰援请求，师长孙立人立即要求刘放吾迅速驰援解围。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刘放吾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要求全团上下即刻熟悉地形，尽快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在一一三团的攻击下，日军苦撑了三天，就仓皇溃退了。事实上，刘放吾当时带去的官兵只有八百多人！就是这八百多中国勇士，在刘放吾的指挥下，不仅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寇两个精锐联队一万余人，而且成功救出了被围的已经绝望的七千名英军。此举令那些骄傲的盟军都不得不对中国远征军另眼相看，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抗日将士的军心。

“仁安羌大捷”后，刘放吾率领一一三团奉令掩．护英军及杜聿明部队撤退，转战卡萨。任务完成后，转进野人山原始森林，经历了一个月千辛万苦地翻山越岭，终于在5月30日，在南先庆趁着黑夜，在敌人炮艇的巡逻下，泅水横渡大江，进入印度，归还建制。在渡江前，刘放吾发出两通电报：一通发到军令部给何应钦，一通发到师部给孙立人。电报里只有两句话：“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就成仁。”渡江之后，无线电浸水，无法和外界联系，谣传刘团全军覆没，那时刘放吾的妻子正在贵州都匀，闻讯后当场昏厥。

“仁安羌大捷”是近代以来中国军人在境外第一次打败日寇的战役。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国民党军的历史记载中，甚少提及第一一三团的战功，更少谈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一切功劳都归到了孙立人及三十八师的名下。性情敦厚、淡泊名利的刘放吾，从此选择了沉默寡言，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起自己的“当年勇”。在派系严重的国民党军中，刘放吾虽然在1946年被委任为少将高参，但这是一个只能得到一些微薄薪水的闲职，刘放吾的事迹从此被人们逐渐淡忘。

1994年，刘放吾在美国洛杉矾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他的次子刘伟民在整理刘放吾的日记时，看到父亲在记述仁安羌大捷时引用的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刘放吾戎马一生，热血忠诚，而这短短的几句诗中，也透露幽他对战争残酷的无奈。

（摘编自《刘放吾：蒙尘半个多世纪的抗战将领》，《名人传记》2015年第9期）

相关链接：

①刘伟民再三追问，父亲才说了一些与“仁安羌战役”有关的细节：“新三十八师多为湘兵。当时我们练兵采取曾国藩治湘军方式，官兵必背《曾胡治兵语录》，因此秉承了湘军的忠义勇精神，作战勇敢。另外就是对士兵的严格训练。我按照《陆军步兵操典》规定，每人每天跑五千公尺；射击时，不瞄准不准发，每发必中，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实弹射击，几乎所有官兵的命中率都在七成以上。练兵千日，用兵一时，仁安羌战果源自平日训练。”

（“铁血社区”《我的团长刘放吾》）

②他爱读曾国藩家书及治军文献。不论练兵、治军及治家，他都以曾国藩的言行为典范。我们在他的遗物中找到多本破旧的曾文正公的文集。每页均有他读了多遍及加注的痕迹。可见他对曾公文献的重视。

（《潇湘晨报·刘放吾：从抗日名将到煤球店老板》）

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米开朗琪罗以他超越时空的宏伟大作， 在生前和后世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他多才多艺，兼雕刻家、画家、建筑家、诗人于一身， 饱经人生坎坷和世态炎凉，作品气势磅礴，赞美了人的伟大力量。

米开朗琪罗6 岁丧母，被寄养在一个石匠的妻子家里，13岁跟着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伊奥学习，以神奇的速度掌握了绘画技巧，后又学习雕塑，少年雕塑《阶梯旁的圣母》以圣母怀抱婴孩耶稣侧身坐在梯旁的姿势展现了非凡的创作技巧。当他的实力被政界人物发现，他开始被教皇控制。教皇差遣他为教堂雕刻，画天顶画，历任教皇总是强迫他带着痛苦去做一些不愿去做的工作。

米开朗琪罗富有创造性，坚持自己的艺术思路。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创作的大理石群雕像《哀悼基督》，是他的早期代表作，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圣母玛丽亚抱着死去的儿子无比悲痛。圣母静穆的面容，复杂的表情，超出了基督教所包含的内容，将生与死、痛苦与慈爱化为一体，赞美了人的崇高理想和优秀品质。作品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米开朗琪罗另一举世闻名的杰作——《大卫》没有沿用前人表现大卫战胜敌人后将敌人头颅踩在脚下的场景，而是选择了大卫迎接战斗时的状态，塑造了一个体格雄伟的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人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力量。雕像作品《垂死的奴隶》，奴隶年轻健美，试图挣脱捆在胸前的绑带，虽双目紧闭呈垂死状，但面部表情安详，表现出对压迫的反抗和对解脱的渴望。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雕像雄伟健壮，气魄宏大，充满无穷的力量；他在作品中倾注了自己满腔悲剧性的激情，这种悲剧性是以宏伟壮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所塑造的英雄既是理想的象征又是现实的反应，成为时代的典型象征。他的艺术创作受到很深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以现实的手法和浪漫的幻想，表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米开朗琪罗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的最高峰，成为西方美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成就使教皇的艺术总监勃拉曼特极为嫉妒，他唆使教皇强迫米开朗琪罗去画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米开朗琪罗以超凡的毅力和智慧在四年中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壁画——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以九幅主题画为主，以圣经创世纪的故事为题材，画中人物健美，栩栩如生，将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之灵完美地呈现出来。当拉斐尔看到西斯廷天顶画后说：有幸适逢米开朗琪罗时代。

米开朗琪罗不仅属于文艺复兴那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且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他是人类天才、智慧和勇气的结晶，活到89岁，度过了70余年的艺术生涯，用全部的生命和天赋呕心沥血地留下不朽杰作，甚至不惜折磨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在饱受教皇折磨身心交瘁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痛苦而中断追求艺术的最高点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始终追求理想和真理，对未来的生活和艺术充满信心，这种信念是他不懈创作的动力。在生活中，米开朗琪罗对自己吝啬乃至残酷，但对穷人极为慷慨，他经常将钱财送给那些真正需要却又难以启齿的穷人，并且不告诉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对社会底层的人非常关心，他为朋友家女仆的死感到悲痛，经常关心一些穷苦的女性，让她们成家或者进修道院，即使是在米开朗琪罗濒死的时候还是决定把自己的存款施舍给穷人。他被世人尊为“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摘编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①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风格影响了几乎三个世纪的艺术家。与达·芬奇、拉斐尔并称为文艺复兴三杰。（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他从来不肯对自己更人道一些，他仅靠一点点面包和葡萄酒维持生命，每天睡眠时间很少，和衣而眠，连靴子都不脱。有一次，腿肿了起来，不得不把靴子割破，脱靴子时，连皮带肉扯了下来。（摘自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

王西京的长安精神

徐进

    1946年8月，王西京出生在西安的一个贫苦家庭。“纯属天性，没有家传”的他，从临摹小人书、连环画中的人物开始。初中时，王西京有幸遇到了启蒙他“真正进入艺术的导师”——画家于正常。恩师的精湛画技和嘉言懿行都成为王西京一生学习的标模。

    1966年9月，王西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安美院附中并考入西安美术学院。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革命却彻底毁灭了这个年轻人的深造之路。随后，“噩梦”接二连三地袭来。先是父亲的历史冤案，自己也被牵连其中，接着是恩师惨遭冤杀。一出历史的悲剧让年轻的王西京刻骨铭心，这也构成了他后来表现“英雄主义”的作品中带有强烈悲怆情怀的根本原因。

    1984年，王西京创作了中国画《远去的足音》，这是他现实主义题材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一种崇高的精神气节，一种悲壮的苍凉情绪，王西京在创作中对此境界的渲染，于严谨中显出厚重，在壮烈中透出哀伤。

    1985年王西京结束了18年的编辑生涯，开始着手创建西安中国画院。当时的“西安中国画院”还是一个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一分钱的民间团体。那时，画院没有房，办公地点就设在王西京的家里，迎来送往，家人成了义务的“接待人员”。画院没有钱，他就自掏腰包，把数万元稿酬都贴补到了上面。

    “有人说我创办画院是自寻枷锁，我觉得，画家可以超脱，可以潇洒些，但不可不为社会做些事情，西安的现代文化繁荣应该是一代人的事，而不是几个人出名的事，我们做了一些奠基工作，牺牲是值得的。”终于，五年之后，一座大楼矗立在西安南郊，它是西安历史上第一所专业美术创作机构，从此，古城的美术事业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如今，西安中国画院已聚集了150多位有造诣的画家，成为西安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的基地及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也成就了一批中青年艺术家。

    随着阅历与认识的逐渐深入，大河意象开始成为王西京创作中不断感悟、探寻和发掘的一个重要主题。几十年来，他多次前往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河南、山东等地采风写生，用心触摸黄河的脉络，在大河的赐予中领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厚、瑰丽和博大，体会着生生不息、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气魄和精神，同时也寻找着艺术表现的契机和可能。

    在王西京的笔下，写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他另一项重要的“宏大叙事”，与其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可谓“双峰并峙”。从1981年创作的屈原《天问》开始，他让一组又一组历代俊杰在笔端“复活”，汇集成了一幅描述中国历史的波澜画卷。1982年，王西京创作了《李逵探母》，可视为其以“中西融合”造型模式表现古人的代表之作，作品以情感人，在侧重写实的人物画中融合了写意笔墨的表现性元素。

    20世纪60年代初，以赵望云、石鲁为首的“长安画派”的6位代表人物在刚落成不久的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长安画派”由此声名鹊起，这群西北画坛锐意改革的艺术精英以其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浓郁的地域特色进入世人视野，书写了现代中国画史上光辉的一页。

    而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王西京接过老一辈艺术家的衣钵，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博大、雄强、开放、宽容的“长安精神”，并带领陕西美协的团队以此为方向，奋发向上、开明进取，大刀阔斧地改革求新。

    “作为生息于古都这块文化沃土上的长安画派后来者，在一个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年代，面对飞速激进、国运复兴的时代潮流，意欲巅峰图造，再振长安画坛雄风的锐志便成为一种必然。”

相关连接：①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大箴评价道：“《黄河，母亲河》是王西京的扛鼎之作，这位有中西绘画全面技巧的艺术家，几十年来在中国画领域有卓越的奉献，但他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综合的功力与修养，创造既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又有高雅品质、正大气象和纯正品格的作品，在艺术创造上有新的突破。《黄河，母亲河》是他走向新艺术历程的标志。”②王西京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文化身份的现代人。从他的生活与创作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是肩负历史使命的艺术家。他的中国人物画创作，其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也有对现代文化积极推动的一面；既有现实精神一面，同时又独具人文情怀。（选自徐文景《品评王西京先生的中国人物画》）

“布鞋院士”李小文，一蓑烟雨任平生

    因为一张光脚穿布鞋作报告的照片，著名遥感学家、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师大教授李小文被推到聚光灯下。“布鞋院士”、“扫地僧”的称呼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2015年1月10日下午，噩耗传来，这名莫测高深的“扫地僧”李小文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貌不惊人，神功盖世。这是很多人认为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扫地僧的理由。

    在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谢云看来，李小文是国内遥感界泰斗级的专家。但第一次见面让谢云很意外。当时，为了让学院在遥感领域进一步发展，领导邀请了在中科院遥感所的李小文，“那时他才53岁，已经有那么多成果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偶像。”

    一天，谢云下楼时，发现迎面上楼的男子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手里拎着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脚上是一双布鞋，“特别土，我还想这人来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文。”

    偶像的这身装扮，让谢云很意外。他后来听同事讲，李小文第一次到学院报到，就因为这身装束，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以为他是来推销的农民。

    李小文在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回北师大做课题。地遥学院晚上11点关门，李小文经常忙到很晚，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门。李小文去找系主任，“咱不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吗？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后来院里把钥匙分给了李小文一把，再也不影响他忙到半夜了。

    李小文说：“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能够交差。”但身边师生都知道他对科研有多严谨审慎。学生胡容海说老师的“能交差”，指的可是把项目申请时下的承诺全部完成。他审阅学生的报告，勘误是逐字逐句的。学生的小组汇报做完，他说，“公式是不是再好好推一推”，抠出每一个符号的疏漏。李小文的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教授曾评价，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李小文的快乐来自学生。有人曾问李小文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李小文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他经常用古诗词解释复杂的遥感理论。谈到遥感的优势，李小文引用苏东坡《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到自己的成名作“遥感几何光学模型”，他说其实就是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春草直生，远看绿色浓郁，但站到近处看，绿色就没有那么浓密了。

    李小文喜欢和学生打赌，学生们也知道，老师和自己打赌另有用意。有一次，一名学生在实验观测中发现，太阳可以从东北方向升起、西北方向落下。李小文起初认为这有悖于人们的常识，为了给学生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他就和这个学生打睹。师生俩分头查阅资料，仔细论证。最终，学生赢了老师。他曾在博客里提到“老师合格的标准”：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

    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做讲座的一张照片走红网络，照片里，蓄着胡须的李小文穿着黑色外套，没穿袜子的脚上蹬着一双布鞋，不经意地跷着二郎腿，低头念着发言稿。山村老人形象与院士身份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很多人惊叹，“一派仙风道骨，完全就是古龙笔下的侠士”。“李小文”作为关键词，迅速排在了搜索引擎的第一位；他在科学网开设的博客，点击量迅速超过了400万次。媒体蜂拥而至，有时，他会在电话里赔笑，“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有时，他会用商量的语气说：“再等等，等这波热点过去吧。”他希望赶紧出个新闻，为自己那张被热炒的照片降降温。

    一名博友说，李小文有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相关链接：①我相信学识和人品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用X轴代表学识；Y轴代表人品。在X接近零的时候，人品的差别基本独立于学识。但随X增加，二者相关性逐步增强。所以散点图应该像一把扫帚，柄斜向上。有时候，我想要求我的学生都画两张这样的图，把他们认识的、知道的人都作为一个个数据点，标上去。最后把自己也作为一个数据点，标上去，这次可以注明是自己，是何时注的。过段时间，再标注一次。三年五年以后，可以看看并反思自己的轨迹。（网易科技网）②汶川地震后第二天，李小文在自己的博客上“道歉”，说大家都关注汶川的灾情，“但到现在我们还出不了一幅图”。看见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灾区，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里看的还是地图，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李小文说，“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摘自杨三喜《微观中国：再无“扫地僧”》）

报业奇女子，建海外第一座抗战纪念馆

张忆耕

    2015年8月15日，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在旧金山唐人街落成。这个坐落在中心地段的二层白色小楼，看似寻常，却注定承载着不寻常的历史记忆。

    这里曾是《美洲国民日报》的所在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中国土地被战火硝烟所笼罩时，1万公里外，这家报馆大声疾呼，积极宣传抗战，号召海外华人解囊捐助，共赴国难。斗转星移，70多年后的今天，它成为海外首座抗日战争纪念馆，带领世人回望那段屈辱与抗争并存的历史。

    纪念馆落成当天，80岁的方李邦琴特意穿上藏青色花纹旗袍，盘起发髻，神情庄重肃穆。多年前，美国媒体曾送给她一个称号——“钢铁花木兰”，当年她靠200美元起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英文主流媒体的华人。今天，站在这座华人华侨捐资300万美元建起的纪念馆前，性格坚毅的她难掩激动之情，几度哽咽。

    纪念馆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分为战争综述厅、华侨助战厅、中美友谊厅以及飞虎队等展厅，借助实物展品、文字展板以及电子、影视手段，呈现中国抗战全貌以及美国华人助战和中国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浴血的历史。展品除了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以及飞虎队后人捐赠的在美国本土收集的抗战文物，还有湖北武汉市捐赠的在“武汉会战”中被日军炸沉的“中山舰”的模型，以及建川博物馆提供的127件珍贵文物。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将设立一个口述历史保存室。

    方李邦琴说，纪念不是为了诉苦，而是要告诉世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如何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纪念馆的筹建远没有想象中简单。筹款网站曾遭“黑客”入侵，留下“支那猪”的字样；改建施工期间，纪念馆窗户玻璃遭人砸碎；一位日裔人士发起网络“请愿”，要求封杀纪念馆……

    对方李邦琴来讲，那场战争是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痛楚。“我亲历了抗日战争，还记得它有多么残酷。”1940年，方李邦琴的哥哥们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中断学业参军。至今她还记得，当时母亲拉着哥哥苦苦哀求“不要去、不要去”的情景。后来，大哥牺牲，二哥加入空军，并获得飞虎队奖章。

    方李邦琴决意筹建抗战纪念馆，还因受到另外一件事情的触动：“二战期间，6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今天全球29个国家共设有167个犹太人纪念馆或纪念碑，而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了3500万中国人，在海外竟一个中国抗日纪念馆都没有，我感到心痛。”

    普通人都会有退缩的时候，但在方李邦琴身上，几乎从来都看不到软弱和妥协。她的坚毅，是从儿时就培养出来的。在旧式家庭长大的母亲喜欢儿子，为了讨母亲欢心，方李邦琴从小就表现得像男孩一样。上学时，她曾是学生自治会主席；跳舞时常常女扮男装……

    1960年，方李邦琴跟随丈夫方大川来到旧金山，用仅有的200美元在唐人街开了一家小印刷厂。丈夫方大川是学新闻出身，一直梦想在美国拥有自己的报纸王国。1979年，夫妻俩把握时机发行了《亚洲人周刊》。后来，他们又收购了《独立报》等。如今，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英文主流媒体的华人。

    2000年，针对美国主流英文报《旧金山观察家报》，方李邦琴与其原来的拥有者赫斯特家族展开了一场收购大战。方李邦琴作为亚裔，受到了质疑，但她毫不退缩。赫斯特家族在鼎盛时期曾拥有95份报纸、110家公司。它的创始人老赫斯特一向排斥亚裔，这位报业大王不会想到，自己的家族有一天会被一名中国女人击败。

    收购成功这天，方李邦琴特意佩戴了一条鹰形项链，鹰是赫斯特的标志，而它如今却戴在一个中国女人胸前。她说：“成功就是看你的肩膀能够担多少，我不觉得有太大压力。我从小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从来没有。”

    在旧金山的大宅子的客厅里有两个造型奇特的工艺品：一只孔雀和抱着三只小鸡的老母鸡的标本。她说，这是她人生的写照：年轻时像一只骄傲的孔雀；到美国后，面对生活的重负，她变成了一只忘我的老母鸡。如今，更多的人将她称为“一只精明、勇敢的鹰”。

（选自《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方李邦琴，美籍华人，社会活动家。1935年出生于北京，11岁时随家人前往台湾，20世纪60年代定居美国旧金山。（《报业奇女子，建海外第一座抗战纪念馆》）②参加国际和平文化节的美国侨领、八十岁高龄的方李邦琴女士透露，自己计划2015年10月份搭乘一架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飞虎队的援华运输机，重飞“驼峰航线”。（《美侨领方李邦琴计划乘飞虎队战机重飞“驼峰航线”》）

独为神州惜大儒

潘剑冰

    陈寅恪，相信提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会忍不住发出一连串的惊叹号，惊叹他的大脑到底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其记忆力之强、知识面之广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对于陈寅恪的记忆力，经过口口相传，难免带上一点传奇色彩，有人说他会背唐诗十万首，又有人说他会背《十三经》。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陈寅恪堪称神人了。

    与陈寅恪的记忆力配套的，则是他的学问。陈寅恪的学问不仅让凡夫俗子敬畏，就连与他比肩而立的大师都为之倾倒，其挚友吴宓称赞他为“全中国最为博学之人”，一向盛气凌人的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学问，光语言一项就足以让人震惊。其弟子季羡林在研究老师早年留学德国所作的64本学习笔记本时，发现其中“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等，算是工具语言。梵文、巴利、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言、新疆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算是研究对象语言。陈先生对于这些语言都下过深浅不同的功夫。还有一些语言，他也涉猎过，或至少注意到了，比如印地语、尼泊尔语等等”。季羡林只能以“泛滥无涯”来形容老师的语言水平。

    陈寅恪的学识不仅名震国内，甚至扬威国外，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现象。

    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出了三个突厥碑文，各国学者加以研究，竟无人能解读。陈寅恪翻译解释之后，各国学者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的白鸟库吉研究中亚问题遇到疑难之处，写信向柏林大学某教授求救，对方复信说应请教中国的陈寅恪教授，白鸟转向陈氏，果然得到了满意的答案。白鸟库吉感叹说，如果没有陈教授的帮助，自己对这个问题可能至死不解。

    令人惊异的是，陈寅恪在外留学十六年，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等欧美一流名校都转了一圈，且成就斐然，人人折服。然而最终他不仅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就连学士学位都没有。陈寅恪曾就这个问题向自己的侄子陈封雄解释道：“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我们知道，胡适前后在国外共获得三十几个博士学位，很多人对此津津乐道。不过在陈寅恪这样的“反面教材”面前，胡适那一大堆点缀脸面的博士学位似乎显得有点尴尬。

    陈寅恪经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刚开始还有学生对此不信，后来大家发现陈寅恪确实做到了。

    陈寅恪的这种教学境界，背后是他不为人知的辛勤劳动。很多学生都想当然地认为以陈寅恪的水平根本无须备课，其中包括季羡林。但当季羡林看到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一些信后，他就知道自己误解了陈寅恪，在信中陈寅恪屡屡提到自己备课的艰辛，如“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在他人，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类似的话在陈寅恪书信中还有很多。

    陈寅恪自小体弱多病，再加上后来双目失明，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当时，陈寅恪是清华中文系、历史系合聘的教授，要在两个系同时开课。时任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对陈寅恪说：“您现在的身体还是比较弱的，少开一门课吧。”陈寅恪答道：“我是教书匠，不叫我开课，那怎么叫教书匠啊！”

    新中国成立前夕，货币急剧贬值，即使陈寅恪这样的大教授也难以为生。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知道后，想赠陈寅恪一大笔美元。陈寅恪拒不接受，但又迫于一家几口的生计，最后决定用自己的藏书来换胡适的美元，只象征性地收了2000美元。据季羡林的看法：“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蒋介石历来对一流的文人特别重视，历史大家、创立“食货”学派的陶希圣就被他网罗帐下，当了他的枪手撰写了《中国的命运》一书。蒋介石自比唐太宗，想找人写一本“太宗传”，他知道陈寅恪是中国治隋唐史的泰山北斗，派人拿着重金上了陈家，但是陈寅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966年，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拉开了序幕。陈寅恪未能幸免于这场政治斗争。他的家中几次受到冲击，财物被红卫兵们洗劫一空。造反派为了折磨陈寅恪，以验证他惊人的记忆力为名，强迫他背诵毛主席语录，稍有差错便用铜头皮带和棍棒加以毒打。此时陈寅恪的身体已经油尽灯枯。

    1969年10月7日清晨5时许，因心力衰竭，陈寅恪终于在凄风苦雨中撒手人寰。

    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史学大师就这样离去了。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好友王国维写的铭文。很多人认为名为纪念王国维，实则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或许，学术上的陈寅恪可以被超越，但是，精神上的陈寅恪很难被超越。

（原文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的开头提到了士人的最高境界：“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②陈寅恪在“文革”受难的时候，其为王国维撰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铭文的纪念碑被推倒扔进清华校河，无意中竟躲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