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国家元首的“巧克力大王”

周有恒

    波罗申科，1965年9月26日出生于乌克兰中西部南布格河畔的文尼察市。在家乡读完中学后，波罗申科以优异成绩考入基辅舍甫琴科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系，专业是国际经济学。

    1989年从基辅舍甫琴科大学毕业后，波罗申科即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波罗申科刚起步阶段必然经历低谷和坎坷，他做过不少生意——卖过好莱坞电影碟片，还开办过一个小型的语言学校，但这些生意都不长久，也没有赚到多少钱。后来，头脑灵活的波罗申科开始寻找新的商机。当时正值苏联剧变前夕，他与同班同学扎伊采夫合作，从比利时和荷兰购买可可豆（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卖到苏联各地的糖果厂。自此，他的生意逐渐顺利起来。

    卖可可豆让白手起家的波罗申科获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之后，他开始思考如何将事业做大做强。在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年代里，乌克兰的权贵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大肆鲸吞国家资产，一批新贵寡头应运而生。这种乱局也让波罗申科抓住了发家机遇。在私有化浪潮汹涌、国家价格管制失效的背景下，百姓纷纷出售手头的债券，波罗申科乘机廉价收购了几家糖果厂，并于1995年将它们整合起来，组建了乌克兰最大的糖果公司——如胜公司。如胜公司每年的收入达到十亿美元，波罗申科因此赢得了“巧克力大王”的绰号。

    亿万富翁波罗申科在创建如胜公司两年后即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乌克兰的政治活动，1998年，他首次当选乌克兰国会议员。

    波罗申科投身政坛后最大的一笔投资，始自“橙色革命”期间。尽管不确定这个富商到底为“橙色革命”投入了多少金钱，但他被普遍视为“橙色革命”的头号资助者之一。波罗申科和“橙色革命”的“领头羊”尤先科往来甚密，尤先科还是波罗申科双胞胎女儿的教父。当尤先科2005年赢得总统宝座后，波罗申科曾希望自己能够出任总理。但尤先科选择了自己的铁杆盟友季莫申科，而将波罗申科任命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不久，随着“橙色革命”联盟的土崩瓦解，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一起被尤先科撤掉了职位。此后，拥有经济学背景的波罗申科担任了乌克兰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2009年被尤先科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波罗申科被视为尤先科阵营的一员，但当尤先科的政敌亚努科维奇2010年当选总统、许多人以为波罗申科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波罗申科却以自己的努力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波罗申科的政治智慧不仅仅只限于在多届政府中游刃有余，在2013年11月开始的那场乌克兰政治危机中亦得到充分展示——广场集会开始后，波罗申科凭着商人的敏锐，抓住机遇，完全转入反亚努科维奇阵营，为广场上的人们提供水、食物与燃料。波罗申科是唯一一个资助了反对亚努科维奇政府示威者的富豪。

    亚努科维奇倒台后，亲俄部队夺取了克里米亚议会。波罗申科试图启动与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政府的会谈。他曾飞赴那里，希望与亲俄部队谈判。虽然他被愤怒的示威者赶走了。但波罗申科是乌克兰唯一一个敢这么做的政治家。

    据选前多家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波罗申科的支持率高居榜首，成为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他的主要对手、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位列第二，排在这二人后面的还有乌克兰国会议员、前经济部部长季吉普科和拳王克里琴科等。

乌克兰选前的情势，也对波罗申科非常有利。呼声甚高的克里琴科突然在3月29日宣布放弃参加总统大选，转而参加基辅市市长的竞选，并随后表态支持波罗申科，这无疑为波罗申科增添了更多获胜筹码；刚刚出狱的季莫申科已是过气的政治人物，政治信誉已经被透支，人气大失；曾经的执政党——地区党在亚努科维奇逃亡后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出现独立浪潮，一些波罗申科支持率较低的地区拒绝举行选举，这客观上也有利于波罗申科胜出。一切都在朝有利于波罗申科的方向发展。6月2日，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奥亨多夫斯基正式宣布，波罗申科当选总统。

波罗申科原本属于政坛上比较低调的人物，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家庭隐私，但自从他参与总统竞选成为公众人物后，乌克兰未来的“第一家庭”已开始曝光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波罗申科和妻子育有两子两女。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阿纳托里耶夫娜辞去工作，回归家庭，在家相夫教子，甘当贤内助。波罗申科家的传统是：在家不谈政治；重要节日要一起庆祝；妻子生日时外出旅游。夫人阿纳托里耶夫娜是个热爱生活、富有个性的现代女性。她说：“我从来不去美容院，我也不喜欢‘第一夫人’这个头衔。我不愿意抛头露面，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个头衔会让我和别人产生距离。”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9期）

李安：有梦想的人才能举起奥斯卡

    ①1978年，当我准备报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戏剧电影系时，父亲十分反感，他给我举了一个数据：在美国百老汇，每年只有200个角色，但却有50000人要一起争夺这少得可怜的角色。当时我一意孤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父亲和我之间的关系从此恶化，近二十年间和我说的话不超过100句！

    ②但是，等我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在美国电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从1983年起，我经过了六年多的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助剧组看看器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曾经拿着一个剧本，两个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

    ③这样的奔波毕竟还有希望，最怕的是拿着一个剧本，别人说可以，然后这里改、那里改，改完了等投资人的意见，意见出来了再改，再等待，可最终还是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④那时候，我已经将近30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幸好，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及时的鼓励。

    ⑤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她是学生物学的，毕业后她就在当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薪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涵，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剧本外，还包揽了所有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倚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他听，一边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生活费）回家”。

    ⑥这样的生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伤自尊心的。有段时间，岳父母让妻子给我一笔钱，让我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我知道了这件事后，辗转反侧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下定了决心：也许这辈子电影梦都离我太远了，还是面对现实吧！

    ⑦后来，我去了社区大学，看了半天，最后心酸地报了一门电脑课。在那个生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似乎只有电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有一技之长了。那几天我一直萎靡不振，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细心的她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那晚，她一宿没和我说话。

    ⑧第二天，去上班之前，她快上车了，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那些快要湮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像那个早上的阳光，一直直射进心底。妻子上车走了，我拿出包里的课程表，慢慢地撕成碎片，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

    ⑨后来，我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我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她才告诉我：“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学电脑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要想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证心里有梦想。”

    ⑩不管这个曾经的梦有多遥远，如今它毕竟部分地实现了。1991年4月，我的第一部正式电影《推手》由电影公司投资，在纽约库德玛西恩公司制片开拍时，有人拿了一个木盒子给我，说：“导演，你坐这儿。”没有人注意到，当时我快飘起来了，第一次有人正式称我为“导演”。我觉得自己的忍耐、妻子的付出有了回报，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

怀鲁迅

郁达夫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荟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22日上午10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1936年10月24日在上海

程砚秋：一曲清歌动九城

章诒和

    ①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②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他是酒嗓，所以他不忌酒。导演吴祖光曾说：“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

    ③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他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④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⑤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日军进城，北平沦陷。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1943年的8月，当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⑥面对种种非难，他决定息影务农。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弃艺务农。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qúyú﹚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艰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⑦程砚秋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好友。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他既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

（选自《中华读书报·伶人往事》）

数学鬼才佩雷尔曼

    即便是在“怪人”云集的数学家群体中，佩雷尔曼也是一个特殊的怪人。他似乎永远都穿同一件衣服，胡子拉碴，不剪指甲——他认为这样才是指甲的自然状态。他的食物只有面包和酸奶。美国的面包对他来说可能并不好吃，好在他找到了一家售卖正宗俄罗斯面包的商店，经常步行一段距离到那里买面包。所以，他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开销，他把所有的津贴都留在银行里（这为他存了一笔钱，保证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能在俄罗斯温饱无忧）。

    佩雷尔曼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母亲。在纽约做博士后期间，他的母亲随他来到美国，住在布鲁克林，照顾佩雷尔曼的日常生活。

    1993年，佩雷尔曼解决了数学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灵魂猜想”（Soul Conjecture）。这是一个由齐杰和另一名数学家提出来的猜想。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些人写了长篇大论来分析这个问题，但仅仅只能做出部分的证明。佩雷尔曼则做了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惊讶不已的完整证明——而且，他只用了四页纸！

    2004年5月，佩雷尔曼回到了圣彼得堡，他与少年时代的数学老师鲁克辛一起散步，他告诉老师，他对数学界感到失望。2005年12月，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佩雷尔曼辞去了莫斯科Steklov数学研究院的职务。

    从此，佩雷尔曼“消失”了。他平时只与自己的母亲和老师鲁克辛交谈。“只要我不是惹人注意的，我就有得选择。”佩雷尔曼有一次说道，“或者去做某种丑陋的事情，或者，如果我不做这种事，我就被像宠物一样对待。现在，我成了引人注意的人，我不能再做保持沉默的宠物。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退出的原因。”

    2006年，因佩雷尔曼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取得重大突破，国际数学联合会决定授予佩雷尔曼菲尔兹奖。这是数学界的最高奖项，有人称它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约翰·保尔（John Bal）飞去圣彼得堡，试图说服佩雷尔曼领奖，或者把奖章送到圣彼得堡来。佩雷尔曼拒绝了。

    2000年，克雷数学研究所宣布了七个“千年难题”，并承诺有人解决任何一个难题，就奖励一百万美元。其实在所长詹姆斯·卡尔森看来，此举的噱头意义更大，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数学的关注，并没有指望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得到解决，也没想到百万美元真的能够发出去。

    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几年之后，佩雷尔曼就解决了其中的一个。同时，佩雷尔曼也为卡尔森出了道难题：佩雷尔曼不答应领奖。

    于是，卡尔森像保尔那样也飞去了圣彼得堡。但是佩雷尔曼没有与他见面。他通过电话与佩雷尔曼交谈，佩雷尔曼告诉卡尔森，他需要考虑一下，如果决定领奖，会第一时间通知克雷研究所的。

    现在看来，佩雷尔曼的回答只是出于礼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领奖。

    英国《每日邮报》今年3月份的报道说，佩雷尔曼紧闭家门，在屋内对外面采访的记者说：“我应有尽有。”

    “佩雷尔曼对公共场面和财富的厌恶令许多人迷惑不解。”瑟斯顿在颁奖仪式上说，“我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也不能代表他发言，但是我想说，我对他内心的强大与清晰感到共鸣和敬仰。他能够了解和坚持真实。我们真实的需求位于内心深处，然而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大多在条件反射式地不断地追逐财富、消费品和虚荣。我们在数学上从佩雷尔曼那里学到了东西。或许我们也应该暂停脚步，从佩雷尔曼对生活的态度上反思自己。”

（选自2016年第21期《读者》，有删改）

医者朱军

    1984年大学毕业，朱军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990年就晋升为主治医生。在事业上不满足的朱军开始寻思：再往下发展，要么读研究生读博士，要么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出国。第一次走出国门，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自卑。他就读的以色列哈达萨医学院是中东最大的医学中心，水平跟欧美齐平。跟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比，我们的医疗科技水平差距太大了。他下决心要把自卑变为自信。“别人都不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实验室。有时候这是精神上的折磨，但何尝不是对人的磨炼。”

    三年的留学生活，让朱军开了眼界。他掌握了一些知识后，自信心也增强了。回国一年后，朱军转业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始拓展新的事业。在这里，朱军带领的北大肿瘤医院淋巴瘤科跃居国家领先地位。

    美国诗人惠特曼曾说：“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他看见的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也就成了他的一部分。”朱军从医，看见的“最初的东西”是什么呢？

1979年，他毅然报考了第三军医大学。那时候，军医是令人尊敬的职业。至今，他还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高兴。“我喜欢这个职业，因为我的工作是在不断地帮别人减轻痛苦，帮别人减轻心理压力，从而也实现了我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动选择学医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医生的后代不学医”的现象。对此，朱军持乐观而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医学教育是必需品，医生这种职业应该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只要人类存在，这一点便不会改变。一定会有优秀的人来接班，把医学的精华传承下去。

    不可否认，医学教育也面临压力和挑战。现在有的医生天天抱怨患者“怎么不喜欢我们了，怎么污蔑我们了”，对此，朱军很不以为然，他感慨地说：“现在医生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自身还有问题，需要自我调整，改变高高在上的心态，在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赢得社会的尊敬。医院里一直都有好大夫、差大夫，但是目前的社会氛围，可能会惯坏一部分大夫，让他们养成一些毛病。”他认为，现代医学教育，首先就是要给准备从医的人补上人文这一课。

    下医治病，上医治心。在朱军看来，无论肿瘤还是其他疾病的产生，都不是受哪一个单独因素影响的。“现代社会压力大，要有好的身体，首先要有健康的生活理念，重要的是要心安。让病人心安，考验的是医生的心胸和情怀。”

    在同事眼中，朱军最让人感动的是他有慈悲之心。他曾说，慈悲心是与医术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东西。他很细心，无论对小孩、老人还是别的患者，都很注意他们接受治疗时的感受，并希望用自己的言语举止去抚平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痛苦。

    “患者是来找我们看病的，不是来结仇的。他长得丑还是美，有钱还是没钱，都是病人。他来看病，我们就给他服务。”朱军也希望科里的医生都能够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患者，给每一个生命送去可触及的、活泼的希望。

(摘编自杨桂青《朱军：悲悯之心待病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