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之时，侠客的书写开始出现在诗歌中。魏晋诗歌中的男侠大多是边塞的少年侠客。他们的特质，总是自恋、爱美、高傲、挥霍无度、重友情而轻金钱和死生，甚至可以为友人或知遇者牺牲生命，然而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大多是诗人的想象之作。到了唐朝，这种书写传统有了很大的改变，促成了侠客诗风的发展高峰。唐朝诗歌的侠客传统，主要出现在边塞诗中。

    唐朝边塞诗所描写的侠客，大多是胸怀大志的少年侠客，有些是住在西北边境、生活浪荡、喜欢逞凶斗狠的游侠儿，有些则是在长安、洛阳犯案之后逃到边塞的侠客。然而，当他们眼见西北外族入侵而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体内的另一种侠客情怀——爱国之情随之兴起，因而毅然从军报国。唐朝边塞诗中，就有许多的作品是描写侠客的从军报国。

    然而对许多诗人侠客而言，从军只是纯粹的爱国表现。许多诗人与侠客甚至是反战的。从汉末到唐初，长期以来一直是战争频仍的乱世。到了盛唐，又因拓展疆域的政策而长年征战。到了中晚唐，更因为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内战不断。侠客与诗人，甚至是平民百姓早已厌倦而害怕战争。在唐朝边塞诗中，许多作品深刻反映了诗人与侠客的厌战与反战的心态。特别是晚唐，除了内战之外，还有外族入侵。由于藩镇割据与内战的长期消耗，士兵与百姓，不管是在实质的体力还是精神上，都已经无法抵抗外族的入侵，因此有许多作品不仅主张反战，甚至大胆直言以投降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报恩与报仇是侠客最显著的特质。报恩，尤其是报知遇之恩，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就已是侠客特质的标签。而这个特质，对诗人侠客也不例外。高适报答哥舒翰即是典型的例子。侠客复仇，不管是为知遇者、友人、国家、正义或是为自己复仇，一直是古典文学所称颂的侠客精神。侠客复仇，并不是文学所虚构出来的。从史料得知，从春秋战国、汉魏六朝、甚至到了唐朝，复仇风气在社会上一直都非常盛行。虽然复仇是侠客用来展现侠义精神的重要行为，但男性侠客与女性侠客在复仇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男侠客可以为知遇者、为朋友、为弱小、为国家、为正义、为自己复仇，但从来没有为家人复仇，而诗歌中的女侠，只为家人复仇。

    唐朝边塞诗中有许多作品是描写诗人如何仰慕侠客的行为、如何借由从军以及打猎、放鹰等行为让自己感受侠客的豪放与英勇，从而想象自己就是侠客。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古代诗人总是向往侠客情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侠客精神长期以来对诗人有激励作用，尤其是诗人受到挫折之时。在这些困顿挫折的生活中，侠客精神就经常被诗人拿来作为疗伤止痛的抚慰。

    除了少数诗人如李白善于剑术武艺之外，多数诗人都是文弱的书生，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弱体质是不可能与真实的侠客相比的，由此可见唐朝侠客诗风中所谓侠客，并不是与职业有关，而是指那些具有侠客特质的人。所谓侠客特质，一言以蔽之，侠之大者，不在于武，而在于侠。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学问源于乐趣，藏宝最终散尽

    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2009年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文化老人的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曾是朝中大官，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王世襄虽然出身名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对书画、陶瓷这些也都较为精通，但是他更关注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如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然而，他的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并没有被一般人看成是学问。

    王世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连玩都玩不好，还有可能把工作干好吗？”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京城可算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当时一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平生头一次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

    王世襄的心思从小就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但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学问。王世襄曾说：人生价值不在于据有事物，而在于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为知识，有助于文化研究。

    即使是“雕虫小技”，王世襄都能玩出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像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同样也都非常精深。2000年，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舞乐、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王世襄于1940年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存在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缝合。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中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他父亲的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最终没收了杨宁史的240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王世襄毕生为追回国宝而努力，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全部拍卖回流到社会。王世襄选择了“散尽”，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致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将宝物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陋室。

    有一件物什是王世襄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用了多年的买菜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他们俩的墓穴中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小寒与物候

    虽然在冰天雪地里，但先民们发现，小寒时期的阳能其实在增加。小寒的物候是，一候雁北乡，二候鹊始巢，三候雉始雊，雊，雌雄之同鸣也，感于阳而后有声。

    先民对大雁这种候鸟观察得十分仔细，大雁的行为也是古人判断节气的重要依据。大雁虽然还在南方过冬，但它们已经感知到阴阳的顺逆变化，阳气即将回升，雁群开始自南方往北飞回故乡。每当秋冬季节，它们就从西伯利亚一带，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飞到中国南方过冬。冬去春来，它们又飞回到西伯利亚产蛋繁殖。在中国文化中，雁是禽中之冠，自古被视为“五常俱全”的灵物，即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雁有仁心，一队雁阵当中，总有老弱病残之辈，其他壮年大雁不会弃之不顾。雁有情义，雌雁雄雁相配，从一而终，一只死去，另一只也会自杀或者郁郁而亡。雁在迁徙时总是组成“雁阵”。“雁阵”在飞行时，一会儿变成“人”字形，一会变成“一”字形，这是为了进行长途迁徙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在古人看来即为礼。雁有智慧，人们说，犬为地厌、雁为天厌、鳢为水厌，即指它们机智警觉。雁有信，它是南北迁徙的候鸟。因时节变换而迁动，从不爽期，至秋而南翔，故称秋天为雁天。

    中国文化中很早就把雁当作文明的象征。周代开创的婚姻礼仪，是礼仪的根本，而婚姻的六礼中，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阶段，只有第五个阶段不必用雁，其他几礼都要用雁，即说明在中国人的观察里，“雁”这种候鸟兼具社会对人们婚姻问题上需求的引义。

    到了第二候，虽然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喜鹊却会冒着严寒开始筑巢，准备孕育后代。喜鹊是适应能力比较强的鸟类，人类活动越多的地方，喜鹊种群的数量往往也越多，可以说它们是很有人缘的鸟类。喜鹊常成对或结成大群活动，白天在旷野农田觅食，夜间在高大乔木的顶端栖息。中国人在鹊之前加上喜字，证明喜鹊在中国人的眼中象征吉祥。民间传说鹊能报喜，故称喜鹊。画鹊兆喜几乎成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大为流行的风俗，齐白石、徐悲鸿等人都画过喜鹊。两只鹊儿面对面叫“喜相逢”；双鹊中加一枚古钱叫“喜在眼前”；一只獾和一只鹊在树下树上对望叫“欢天喜地”。流传最广的，则是鹊登梅枝报喜图，又叫“喜上眉梢”。中国人对喜鹊的观察也非常早，《诗经》中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这是成语鹊巢鸠占的源头。

    第三候中的“雉”是野鸡，在山中的野鸡也察觉到了阳气的滋长，开始鸣叫寻找同伴。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能看到野鸡，但在古代，“雉”也参与了中国文化的经验和表达。“雉”善走，不能久飞，羽毛可做装饰品 《诗经》中说，“雄雉于飞，泄泄其羽”。它由矢和隹两字组成，矢为矢量，长度单位，表示本地方；隹为鸟，雉的本义是留鸟，特指野鸡。古人也因此把雉当作长度单位，长三丈高一丈的城墙为一雉。《左传》中说：“都城过百雉。”城墙则称为雉堞，谢朓有诗：“出没眺楼雉，远近送春目。”

（节选自余世存《时间之书》，有删改）

    近期多家媒体关注到一个现象：在教育系统各种减负举动之后，很多学生的课业负担从课内转向课外，争先恐后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一些急功近利的培训机构迅速在全国做大。家长们仍旧焦虑感十足，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全家总动员，不断卷入这种饥渴游戏当中，明知孩子不快乐，却又被绑缚在战车上动弹不得。。

    这实在是令人尴尬的一幕。前些年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了很多规定：不得搞题海战术，不得节假日补课，不得分快慢班，不得多布置作业……这些规定，在校园系统内还可以“封堵”一些行为，给学生们营造一些减负空间，但在校园外，这种“加压”游戏以市场化的方式风靡，显然更加难以应对。于是一些家长与学生不得喘息地跌入新的“圈套”当中。如果归结为家长们的选择，显然过于简单。校外变本加厉迅速聚合成一个“学生负担新疙瘩”，根源还在于教育的大逻辑依然没有理顺。

    所谓减负、均衡，只是做了局部的工作，并没有改变中国教育的整体框架格局。具体来说，教育均衡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尽管目前的中高考虽有改观，增加了一些素质选拔的内容，但唯分数论未从根本上改变，家长们还是得让孩子削尖了脑袋争高分，去博取更好一点的教育资源。中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整个社会的资源调度就会朝向哪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许多地方体育考试分数纳入中考总分，于是乎，以前备受冷落的体育课成了学校领导关心的对象，体育活动如火如荼，不仅严抓体育课上课质量，初三一年还要牺牲早读等时间让孩子们进行体育练习。可惜等孩子们一上高中，体育课又“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无他，高考不考。

    按理说，这些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加上学龄人口的减少，中国教育面临着一次难得的机遇，可以从容一些，舒展一些，更多地考虑素质教育，考虑人的全面发展。但如果不能将招录制度的改革做足做透，不能将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咬定不放松，如果任由已然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局面继续释放马太效应，学生就很难从这个大时代里获得益处。在现实土壤与利益格局中，摆正各方的角色，还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却有大量工作需要持续不不断地推进。

（选自《人民日报》《解开“校内减负校外加”的新考题》，有删改）

    ①也许由于我国在绘画艺术上有极大的成就，而我国的美术实际上可用山水来概括之，因此，在中外文化人士的心目中，中国人是“爱好自然”“师法自然”的。在环境艺术中，我国的庭园尤以“自然”闻名，不但使得19世纪以来的欧西人士产生了向往，也使我国一些建筑界人士常常把造园艺术看做中国建筑艺术的核心而加以夸张，从而大大地强解、误解了庭园的“自然”精神。

    ②大家知道“方外”的意思是指“世外”，很显然，这个方框代表着人世。它不但代表了、暗示着人为的居住环境，同时表示在此环境中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规范。这个方框的外面，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自然现象。

    ③我们对自然没有恐惧感，世内世外表示我们对不同的行为法则的看法。自然界，具体地说是外界的环境，是反映一种无拘无束的人生观。

    ④当然，真正的自然环境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祥和近人。对自然美的欣赏需要高度的修养，而且必须是精神型的人才成，因为只有在精神化的自然界中，才能克服真实的自然界所加予人类生存上的压迫与威胁。

    ⑤田园诗人与山水画家造成了这种精神化的自然意象。在他们的笔下，自然界是世外之天堂。自然与现世的文明生活环境，不但构成了对比，而且显然形成了两个极端。

    ⑥中国读书人的理想是在世之内外取一个平衡点，亦即所谓“方圆之间”。在世上做一个规规矩矩、顺遂世情的人，又能优游于山林之间，享受大自然的情趣，修身养性，因而能知天命。

    ⑦努力达到这样的实质生活环境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目标。可是这种自然观与环境的创造有什么直接关系呢?其结果在我看来，是臆造的自然。能在高山、深林中跋涉以欣赏自然景色的人到底是不多的，能“悠然见南山”忘却穷困潦倒的人究竟也是不多的。大体说来，真正把大自然当天堂的情形不多，方框以内的文明生活仍是大家所迷恋的现实。在若干世纪的传统之中，文学、艺术所描述的自然环境逐渐代替了真实的自然环境，大部分的中国读书人只能满足于方内的方外感。方外者对大多数人而言，乃是不受约束、不必为生活操心的生活方式，并不真正意味着处于大自然中的生活。

    ⑧我国的园林艺术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下的产物，自汉魏以来就有记载达官贵人经营园圃的故事。依理说，他们应该走出城外，结竹篱茅舍于山水之间的，但他们宁斥巨资造园。自他们的想象中建造一个自然景色的抄本，其目的显然是可兼有俗世生活与自然情趣。因此，园林艺术的开始就暗示着宫廷园林的走向。

    ⑨结果是什么呢?中国人自己塑造的自然，与宫廷富丽的人为环境联结在一起，成为一种很奇特的贵族意味浓厚的空间艺术。自然环境不但掌握在画家的想象之中，而且被建筑物穿插着。至于所谓“自然”的本身，变成一些材料，水、石、花、木，按着诗人画家的想象力组织起来，后来则按一定的公式安排起来。

    ⑩所以明、清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成为自然中的素材。大家对石头很考究，对花很考究，对树木很考究。其结果是堆积自然素材，失去自然情趣。

（摘编自汉宝德《建筑笔记》）

    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礼文化中的诗教与礼制的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演变。

    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争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是帝舜发出的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

    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西周初创，即十分重视诗礼文化建设。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以“言志”的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此时的《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独立的大学文本了。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礼崩乐坏，就连儒家在传播《诗》上也有心无力，其他学派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法家则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用诗、书、礼、乐治国，“敌至面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更是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国家政教道德得到了强化。当时的学者翼奉说，《诗》和《易》《春秋》一样，“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吴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起落兴衰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摘编自郝建杰《诗教与礼制的离合》，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