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高雅，自古以来，两个字好像扯也扯不开。低与俗，似乎也有不解之缘。但看生活现状，渐悟出，雅的未必就高 ， 低而俗的未必不跟“雅”搭界。于是有意给它们来个重新组合。

    不敢妄论，先看“实证”。

    其一，硬与软“两张皮”。

    超市自选算是雅，虽明示不许品尝偏下手抓则不高；封闭式空调车是为雅，其内散播尼古丁或摆臭脚则不高；公寓楼单元房亦为雅，以大杂院之习在公共楼道里大吼大叫则不高；出行乘自家轿车简直是大雅，一路车笛长啸则实在不高。此类雅高分离的实质是：物质硬件上去了，精神软件跟不上。

    借助于《百家讲坛》的神力，沉寂了很长时间的庄子也终于开始风光起来，他的人生哲学也变得流行起来。什么“逍遥游于物外”，什么“无为、无功、无名”，追求绝对的自由精神，等等。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庄子也是中国犬儒主义的创始人，庄子的“自由精神”混合了犬儒精神而显得俗不可耐。在今天的中国倡导庄子精神实在不是时候。

    《庄子》的“自由精神”似乎早为大家公认，其高蹈超越、想像之奇绝，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我要补充的是：《庄子》中还有大量犬儒主义言论，体现了一种非常糟糕的鸵鸟智慧和乌龟哲学。庄子一方面大骂世俗，一方面又反复说要“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也就是说，不要去管什么是非，要无条件地和世俗世界好好相处；一方面大谈“不为物役”，但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要“与物周游”、“与物为春”。庄子一方面是大胆想像，神游于九天之上，另一方面则奉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现实主义策略。庄子的想像更多地体现在玄空的神游上，在实际行为上却认同价值颠倒的现实世界。他的“游”也只是不触及现实的“神游”而已。其实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结合才是完整的庄子，它们共同组成了犬儒式的人生态度。

    所谓“犬儒主义”，指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畸形关系。犬儒主义诞生于公元5世纪的希腊，它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深刻的怀疑，它认为世界是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不妨游戏之。到了现代，犬儒主义 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对于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没有变，犬儒主义虽然对现实不满，但是又拒绝参与社会世界，或遁入孤独和内闭，或转向任诞的审美主义，而其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他们对于世界保持了清醒的距离意识，但是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而以一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处理态度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妥协混合的矛盾立场。

    犬儒主义不仅仅表现了现实的黑暗，或者现实世界中道德的颠倒和价值的真空状态，更是人们对于这种颠倒和真空状态的麻木、接受乃至积极认同。犬儒主义者即使在心理也不再坚持起码的是非美丑观念，不但对现实不报希望，而且对未来也不报希望。犬儒主义的核心是怀疑一切，不但怀疑现实，而且也怀疑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犬儒主义是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有可能表现为死气沉沉、一潭死水，也可能表现为装疯卖傻、装神弄鬼。犬儒主义常常出现在社会黑暗、绝望感弥漫的历史时期。这个时候的突出特点是现实世界的无奈和想像世界的高蹈，两者相互强化。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庄子的确算得上是当今中国精神界的导师，它应和了当今中国的普遍的社会冷漠，试图通过内心的所谓“宁静”来掩盖现实生活中的无奈。

    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庄子人生哲学的流行所导致的只能是全社会的犬儒主义，它或许能够培育出一批不问世事的逍遥派，却永远不可能培养出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吗？

（有删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关注教育，尤其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他对以科举为轴心的学校教育非常不满，痛斥之为名利争夺场，黄宗羲所理想的学校，是超越功名利禄的文化传承与光大之地是养士之所，又是涵育与推动思想解放与创新的精神家园。

    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黄宗羲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不是任何专断的意志所能独裁，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其间隐含了黄宗羲对学校的不迷信、不盲从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创新寄意。

    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使“经、训”俨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使“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袭之中”，士林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和探索的勇气，从而形成严重的“封己守残”。有鉴于此，黄宗羲大声疾呼要冲破迷信，要学贵独创，学贵自得：“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黄宗羲反对“以水济水”，正是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沦，而涵育独抒已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

    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造就一般的人才，或者是科场得意，进而能博取功名利禄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的太学生那样，“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黄宗羲认为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为：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黄宗羲说：“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黄宗羲主张，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入其境，…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摘编自胡发贵《黄宗羲的“学校”观》，《光明日报》2018年8月4日11版）

    关于高铁为何没有WiFi这个问题在这几年被热议过多次，但如今，高铁WiFi或许迎来了破局的好机会。

    此前有高铁内部人士称，4G信号转WiFi后速率不稳定，而当时国外最先进的做法是发射卫星WiFi，并表示复兴号应该是通过4G与卫星WiFi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的。尽管如此，复兴号WiFi依然不完美。此前，不少普快列车已经提供免费WiFi上网，一般会采用LTE或者4G技术，为列车提供WiFi信号，而且运营得还不错。但高铁的难题在于它的速度过快，达到每小时300公里，这样给基站切换，通信延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高铁内车载设备在接收信号时会频繁地切换不同的网络，涉及不同的运营商。三大运营商的信号频段不一样，信号穿透力与基站覆盖率、核心网资源不一样，不同的基站发出来的信号质量不一样，在高速下网络频繁切换极易导致信号衰减，而且丢失率高、延迟大。

而5G技术则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据介绍，国铁吉讯与华为、中兴等5G设备商开展密切合作，联合开发车载5G设备，并计划于2019年底完成测试工作。在高铁WiFi系统与5G技术的融合方案中，利用了边缘计算、网络切片、虚拟化等关键技术解决高铁对5G信号的屏蔽问题。中国移动数年来沿着铁道线建设了一个相对庞大的5G基站和塔台群，已经可以随时轻松地传输大量数据。目前高铁车顶天线支持2.6，3.5和4.9GHz频段，已满足5G网络接入需求。

    5G高铁站项目用的是CPE（5G用户接入网关），当前的CPE客户终端技术已经可将5G信号转为WiFi信号，而5G技术与WiFi的融合，更有利于两种信号的互相转化。5G背后的技术包括波束成形与毫米波技术，这是为司机和乘客提供可靠的WiFi等服务的关键能力。波束成形可以使信号的能量集中在接收端所在方向，可以有效改善频谱利用效率，这将改善高速情况下的信号接收能力。使用5G的毫米波技术，让网络速度比4G时代大幅提升。此外，毫米技术破除了WiFi调制解调器的短板，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传输所需的功率、也避免了WiFi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相互妨碍所带来的问题。

    5G网络因为使用全新的技术、基站和网络架构，具有低时延，高可靠性特征，或许能够让4G存在的掉线与延迟问题得以解决，4G技术下的高铁WiFi迟迟不能破局，是源于高铁部署的4G网络覆盖在高速行驶下的信号接收体验与能力难以让人满意，高速出行卡顿、长时间缓冲等情况在所难免，信号状况颇为鸡肋。但5G的难题同样存在，此如说与4G通信设备相比，5G通信设备的耗电量大约是4G设备的8到10倍以上。这需要对铁路既有箱变和电力电缆进行改造，成本与实现难度颇大，它是制约运营商实现高铁5G覆盖的关键难题之一。当然，这需要看如何实现5G与WFi的融合互补了。

    由于5G频段较高、单基站覆盖范围较小，对大型楼宇、高铁、矿山等相对封闭场景，5G基站很难进行无缝覆盖，但WiFi将会是5G的最好补充，两者的融合开启了一个更好的时代。

（有删改）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最恰当的评价，指的是《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城取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但是，评价《史记》仅仅从艺术的层面还不够。司马迁自己的评价，也就是《史记》的写作宗旨，一共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史记》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自成一家思想体系。“国学之根柢”的意义即在此。司马迁定位《史记》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伦理典籍，其思想体系是两“立”：一为后王立法，二为人伦立则——《史记》就是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树立法则。把司马迁自己对《史记》的评价和定位与鲁迅的评价结合起来，就是“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

    “治国之宝典”，指《史记》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即：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记述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国家建构不断完善的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史记》全书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如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历时二十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两种模式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明君贤臣的范例。司马迁笔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个方面：或天下为公，任贤使能；或领导方法，察纳雅言；或关爱民生，珍惜民财。司马迁笔下的贤臣，亦有六个方面：或居官理民，依法断案；或为官清廉，当官自律；或治理积弊，救民水火。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极力颂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合称“惩恶劝善”。《史记》不只是一部史学文学名著，还是一部人伦道德的教科书。

    所以，《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名著，还是一部治国宝典，蕴含了许多治国理政的珍贵经验，传递了一种有利于国治民安、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伦理观念。

（摘编自张大可《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治国宝典》，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