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注意，是指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它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而是伴随诸多心理过程而存在的心理现象或曰心理特性。注意是心理过程的始动因素，并且总是伴随各种心理过程存在。审美心理过程也是从审美注意开始的。

    注意通常可分为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两大类。所谓无意注意，是没有预定的目的，也不需要作意志努力的注意。绮丽的自然风光引起我们的审美注意，多是这种类型。而有意注意，是指那种自觉的、有目的的、在必要时还需要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时产生的审美注意，多属这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注意尽管有所区别，但在审美实践中常常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许多情况下，两种注意是同时存在（虽有所侧重），或者交替进行和互相转化的。例如我们观看舞台上的演出，先是有意注意使我们把视觉和听觉集中于舞台上的角色，当新的角色登场，我们的注意力随即转向新的角色，这时就自然过渡到无意注意了。

    关于引起审美注意的原因，除了审美主体的个体倾向和内部状态（如审美需要和兴趣，心境和情绪状态）以外，主要是审美对象具有各种能引起人们愉悦情感的属性。如鲜艳的色彩、和谐的组合、适度的比例、流畅的线条等等。这些引起注意的审美属性中，最重要的是对比强度和新异性。

    以对比强度而论，属于互补色的红与绿，配合得宜，彼此都可增强对方的强度（鲜明度）。“绿叶扶红花”是美的，而尤以所谓“万绿丛中一点红”显得更美。因为“万绿”作为背景和陪衬，更加突出了“一点红”的强度。倘若叶花等量，红绿各半，那审美效果怕要削弱许多。对比强度还表现在，在相对静止的背景中，动的对象更容易引起注意。蔚蓝的天空，苍鹰翱翔；浩瀚的大海，巨轮披浪；无际的平川，列车飞驰；明亮的舞台，角色变换等等。在人们的视野中，苍鹰、巨轮、列车、角色等因其动很容易成为注意的中心，而天空、大海、平川、舞台，因其相对静止而往往成为注意中心的陪衬。当然，这绝不是说只有动态才显示美，而静态就不显示美。动态和静态在特定的场合各有其美，而且二者常常同时存在、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以审美对象的新异性而论，最好的例子是当代青年人的服饰。青年人都希望将自己打扮得更美一些。一件设计新颖的服装，常引起一些人的青睐，于是他们竞相模仿，形成“流行热”。之后，一种造型、色彩更新颖的时装又悄然兴起，于是他们又开始模仿和追求。又如，欣赏过韩美林动物画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他笔下的动物格外可爱，给人的美感享受格外丰富。这是什么原因呢？它逼真么？恰恰相反，他的画多是变形画，线条非常简洁，圆弧形运用较多；色彩铺张，斑驳交错。韩氏画法的核心是突出了一个“新”字。唯其如此，他的画能引起更多观赏者的审美注意，以至几度出国展出，都引起轰动，盛誉不衰。

（选自陶功定《美学》，有删改）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体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导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心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乡愁记忆：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

陆邵明

    乡愁记忆既能对游子产生一种无声无形的磁力，也能够让栖居者与返乡人找到精神的原点与起点。相比大城市，小城镇拥有尺度紧凑、生活节奏慢及地方特色鲜明的优势。然而，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及小城镇产业、空间、社会结构的变迁，歌曲“小城故事”中的乡愁记忆及其载体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乡愁不能仅仅成为封存在记忆里的“一幅画”，更不能沦为春节返乡的一种乡痛。那么，“如何让乡愁记忆成为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不妨借用赫伯特·西蒙的观点，通过适宜的策略维持活化独特资源与现有环境：尽量保存稀有的乡愁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乡愁资源并在允许范围内寻求创新发展。具体来说，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一是坚持守住底线，保护保育好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小城镇的物质文化基因，保护好独有的地理禀赋、自然风景与文化资源，保留好特色老街、具有特色风貌的道路，构建好小城镇的记忆坐标系，让游子回家有熟悉的方向感与曾经拥有的年代感。保护好有代表性的住宅、不同时代典型的建筑物（学校、茶馆等）、有故事的活动场所（集市、庙会等），保育好一系列主题鲜明的记忆坐标点，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归属感与自豪感。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相关政策法规是守住底线的中坚力量，主要是通过技术导则来管控。

    二是打造创新引擎，开发利用好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乡愁资源，要做好科学规划与引导。在宏观层面的总体布局中，应正确协调好新区与老区、工业区与居住区的关系，对乡愁特色资源有干扰影响的建筑、产业或项目，应明确处理措施。

    此外，以“乡愁”为着眼点引导小城镇特色发展，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基于乡愁记忆的城镇保护与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要盲目求快、求大、求高，而要远近结合、量力而行。在模式机制上可以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在推动小城镇特色发展方面，政府、市场、民间力量要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要守住乡愁文化底线；市场不能为所欲为，要遵守规矩、担起责任；民间力量不能盲目跟风，需要引导与培育。只有在尊重地方文化特色、定居者的生活习惯的前提下，重新组合既有资源、要素，综合考虑产业发展、就业岗位、住房保障等因素，摸清乡愁记忆的来龙去脉，充分发挥体制内外的合力，才能让小城镇保持特色、健康发展。

    总之，对于小城镇特色发展来说，乡愁是一面镜子，一方面审视“旧”故乡过去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照亮“新”故乡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政府来讲，职责是守住底线，科学引导乡愁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对于众多游子而言，将乡愁记忆化为建设故乡的行动才是祛除乡痛的最好良药。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网络信息时代，高新技术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不仅严重地冲击了当下的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更加深了人类现代生活的风险程度，极大地增加了个人生活的流变系数，使人的全面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在物理空间的维度里，人们在血缘的身份确证、地缘的时空限制和业缘的群体认同等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着有限的交往。然而，虚拟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交往领域，交往主体以符号化的形式开展着全新的网际交往。借助于数字化的信息符号，构成了虚拟主体的符号化表达，使得虚拟环境中的交往主体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生理、地域和身份的束缚，增强了交往的自主性，丰富了交往的形式。但是，新型交互模式的出现，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难题。人的自主性生存、多样化选择程度的加深与自我身份的迷失、社会归属的削弱相伴而生，虚拟生存虽然改变了现代人的技术体验和空间体验形式，但也滋生着现代生存的深层焦虑。虚拟主体是一个符号，进行着自觉选择下的行为体验。现实生活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的不同境遇和生活规范将造成“本我”与虚拟主体“网我”的分离甚至对立。自我生存方式的分裂，带来的不仅是自我认同的危机，更遮蔽了“本我”的真实性，严重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科技巨大的革命力，在为人类创造超越现实、实现自我、追求解放的条件和手段的同时，也逐渐深化成为一种框架，使人类反被置于技术的框架之中，正如马克思当年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技术的无节制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形成了巨大的科技漩涡，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遵循技术逻辑而生存。事实上，原始的技术充分地凝结和释放着人文智慧，但现代技术的崛起，魔幻般地幻化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导致人与自然、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这种片面性的急剧扩张所形成的科技漩涡，无情地将人类抛入一个机械力高度发达，但生存危机丛生的世界之中，技术逻辑约定着人的生存逻辑，从而使人文价值和人的生命意义走向了失落。

    在网络信息空间里，人们在面临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多元价值交相激荡、多元信仰交相碰撞的文化样态的同时，还受制于技术理性的支配，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假设技术理性被不断泛化成主导其他更改和衡量意义价值的标尺，被认定为这个时代人的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那么，根植于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生活便彻底地失去了价值根基。这样，科技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制约了人文文化。随着虚拟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一系列矛盾加剧了科技文化与人文诉求的断裂，彰显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褪去了人文价值更改的关怀，这种人文失落必然滋生着文化的嬗变。

（摘编自王丽鸽、李炳毅《试论网络社会下人的虚拟生存与全面发展》）

    经典，是在当世仍有典范意义与价值的优秀文化遗产。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典的地位稳固如泰山，如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所说：“文学经典已经被牢固地确定下来，远远地超出怀疑者所容许的程度。贬低莎士比亚的企图，即便它是来自于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经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人怀疑传统经典的合法性，在欧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维护经典和批评经典的“文化战争”。此种思潮90年代传入中国，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发了谁是现代经典作家之争。不管是欧美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关于经典的讨论，其出发点并非从根本上撼动经典的地位，无非是哪些作家作品应该进入经典，哪些不应该进入经典，但前提它必须是经典。

    卡尔维诺用十四条理由说明为什么读经典，其中几条都与耐读性有关。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凡可以称为经典的书，一定是值得我们不断阅读的精神产品。经典的耐读性反映在三个方面。

    首先，经典必然是独创的，是独一无二的。《红楼梦》面世之后，续书很多，但没有一部成为经典，原因很简单，《红楼梦》只能是一部，不能有第二部，第二部就非独创。鲁迅被看作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为什么鲁迅是经典作家？读《阿Q正传》就可知道。鲁迅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阿Q，并用阿Q这个形象来凝缩中国人的国民性——阿Q精神胜利法。他的自轻自贱，他的妄自为大，他的自我安慰之道，都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息息相关。鲁迅当时就看穿了当代人的这些把戏。

    其次，经典的耐读，来自于其丰厚的内涵。王蒙曾说：“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琢磨《红楼梦》，每读一次都有新发现，每读一次都有新体会新解读。”这是讲经典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无尽的宝藏。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是讲经典对不同读者而言，会有不同的发现。但如果《红楼梦》里面没有这样的内涵的话，读者也是无法看出来的。

    再有，经典的耐读，在于思想的深刻性。儒家思想来自于“四书五经”，道家的思想来自于《老子》《庄子》。人类的轴心时代恰恰是经典的爆发期，也是人类思想的爆发期。

    《三国演义》写中国人的政治观，讲天时地利人和。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三国演义》里面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谁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谁就是合法政权。这就是一种全新的政权观。当然这种历史观来自孟子的思想：“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仁政就是以民为本。获得百姓的支持，方能得到天下。由此孟子提出一个万世不泯的结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摘编自詹福瑞《经典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