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该强制标识吗？

    2016年7月14日，美国众议院以306票对117票通过一部要求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商家可自主选择标识形式，使用文字，符号或用智能手机读取二维码都可以，这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将有权知道他们的食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根据该法案，也不将在两年时间内制定具体的标识方案，并出台相关执法程序等，美国政府此前并不要求强制标识，理由是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

    那么转基因食品该不该强制标识呢？

正方：

    转基因食品至少跟传统食品一样安全。科学家培养转基因作物时，能确切知道转过去的基因的结构与功能，这样就能知道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在成分上是否有本质区别，有哪些不同的成分。而用传统育种方法将两种亲本进行杂交时，我们对杂交出来的作物基因信息基本上是茫然无知的，无法预知其可能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有更大的把握。目前，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检验，在安全性上是不用担心的。由于检验成本所限，传统食品反而做不到这一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示有何必要？

反方：

有两种亲本存在，大自然理论上也可以自行产生出他们的杂交品种，人工杂交只是加快了这一进程。但转基因可不一样，在自然演化下，一个物种的基因自行转移到另一个物种的基因组上，概率接近于零。人类？这是人工制造出新的物种，本身就蕴含着新的风险，一个基因很可能有多个功能，再转到另一个物种的基因组时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其部分功能，这意味着不可预知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真的实质等同、一样安全吗？能给将来一切可能的转基因食品背书吗？对批准的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标识，恰是一种对科学负责，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是尊重消费者知情权的体现。

正方：

    转基因食品当然有风险，就像传统作物有风险一样，关键在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是否显著大于传统作物？如果不是，凭什么把转基因食品单独拉出来强制标识？由于一些人对转基因技术的妖魔化，部分民众对转基因食品存在没有根据的恐慌与负面评价。如果强制标识会强化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印象。因此必须反对强制标识，还应该把“转基因农业”改名为“精准农业”，以弱化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印象，增加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

反方：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有顾虑，不是很正常的吗？在某种意义上，转基因作物是新创造出来的物种，人们不随随便便接受一种新物种食物，恰恰是刻在基因上的自我保护本能在起作用，也是一种合适的慎重态度，以为改成“精准农业”就能消除这种疑虑，太天真了吧？在强制标识之后，认同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人，就可以选择吃；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有顾虑的人，现在可以选择不吃，将来观念改变了也可以选择吃。两不干扰，有何不可？

正方：

    强制标识会拍高转基因食品的价格，对穷人不利。强制标识不仅是标注一行字或一个符号，还需要检测，实施起来成本太大。因为一种食品往往包含多种成分，逐一检测是否转基因。一次检测，就是一大笔费用。如果消费者愿意对非转基因食品支付滥价，厂家会主动标识“非转基因”授其所好。

反方：

    如果你生产的食品某些成分的原料是转基因作物，你会不知道？标注一下有多大成本？至于检测也不是那回事。监管机构可以通过抽样检测来确认商家有没有在标注上作假，检测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

（《南方周末·第一争议》2016﹣07﹣25）

语言的力量

何冠军

    ①生活中，有人喜欢高谈阔论，有人习惯低声细语，有人说话绵里藏针……无论是日常攀谈还是正式发言，语言都可谓交流的工具、思维的载体。重视语言、善用语言，让语言释放智慧与力量，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②语言的力量，首在言之成理。“言贵于有物，无物，非言也。”就拿开会发言来说，一个人的讲话之所以能振奋人心、引起共鸣，关键在于相关语言都找到了恰当的支点，在事实和逻辑层面无懈可击，有说服力。

    ③语言的力量，贵在言之有德。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讲往往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纵观历史长河，誓言“舍身为国”、发出惊人之语者不在少数，他们终能流芳千古，为民族精神注入生动元素。反观那些“两面人”、投机者，纵然信誓旦旦、巧舌如簧，由于没有人格的光亮、缺少修养的支撑，说出来的话自然无法令人信服。

    ④语言的力量，亦在言之共情。《文心雕龙》有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这是行文的典范，又何尝不是语言的真义？话语真情充沛、逻辑严谨，自然能生发出直抵人心的力量。穆青采访焦裕禄事迹时情动于衷、挥洒热泪，多年后，其采访日记上仍依稀可见斑斑泪痕。有了真情的贯注，那么语言和作品就都有了永不枯竭的活力，可以抵御时光而历久弥新。

    ⑤反之，轻视语言的力量，往往容易言不由衷、表意不明，甚至造成误解、触发矛盾。 比如，有的乡村动员植树，长篇累牍都是绿化的道理，对大家最关心的树苗供应等现实议题只字不提。这必然消解群众的信任。语言的力量可见一斑。

    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当然，强调善用语言，也并不是提倡夸夸其谈，更不是否定行动的力量、落实的价值。语言是行动的影子，行动是语言的土壤。挖掘语言的宝藏，品味言语的艺术，有助于更好传递信息、交流意见、沟通情感，也必将推动行之有恒、行之有格、行之有效。从这个角度来说，从真理中汲取营养，在信仰中涵养定力，于情感中激发共鸣，有利于激发语言的力量，最终做到知行合一，言行并举。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五月艾香

    ①五月，是个吉祥的月份，也是艾香恣情的季节。

    ②艾草，这种略显俗气的野生植物，有着独特的气韵，在人们的血脉里流淌了数千年可谓摇曳生姿、慰藉生灵。每年惊蛰前后，艾芽破土拱出，顶开头上厚实的沃土，开始迎接春风的洗礼。艾草的嫩苗为绿色，半月后呈灰白色。叶片椭圆，形似玉指伸展，饱满莹润。月余时间便长成了，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沟坎河畔、房前屋后、路旁荒郊，随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一丛丛，一簇簇，挤挤扛扛、争相拔节。

    ③艾草的素幽清香，一直氤氲在遥远的记忆里，并牢固地生长在每位故乡人的心头上。

    ④祖先的文字里，早已把艾草与人的生命连在一起。据《本草钢目》记载：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止血安胎等功效。《岁时广记》中记载：“艾草能灸百病。一名冰台，一名医草，生田野，叶背苗短者为佳。五月五日采曝干作煎。勿令见风，经久方可用。＂《孟子》亦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据说扁鹊、华佗针灸病人时，拿艾草点燃之后去薰、烫病者的穴道，可见用陈艾灸病，效果甚优。

    ⑤艾草是一种最早与人类肌肤相亲的植物。出生三天的婴儿，用艾草熬水洗浴，据说可以祛瘴气禳胎毒、避瘟驱邪。原本弱小的生命，经受人生的这第一次洗礼，一生茁壮少疾。若家中的老人患有眼疾，用五月带露的艾草在锅里煮沸后温熏洗，不几日眼睛便觉清凉舒适，疲倦与模糊也烟消云散。除了药用，艾草还可食用。艾草煮鸡蛋，清香可口，有清火消炎之功效；风寒感冒，用晒干的艾叶熬茶，连续喝上几天，感冒便不日而愈；在缺医少药、囊中羞涩的年代，正是这种野生野长的草科植物为人们除病去灾，成为寻常人家生活中的必备之物。

    ⑥经世流年，岁月如歌，乡下人与艾草的不渝情感，演绎成亘古不变的风俗，延续至今。

    ⑦“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这一天人们要上山采艾草，回来插于门楣，就像贴上一道灵符，趋利避害、招纳百福。这一插，就是上千年。那一束束斜插在檐下的艾草，卷起暗绿的叶子，露出银白的叶背，散发着草药味的清香，守护一方人平安，保佑一家人健康。

⑧神奇的功效赋予艾草一种独特的浪漫情怀。《诗经》里有如是佳句：“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是多么缠绵热烈的爱意啊！想念挚爱的恋人，竟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年之境。这思念里虽有艾草淡淡的清苦，也有艾草执着的醇香——原来，艾草竟是清纯浪漫的爱情象征。

    ⑨艾者，爱也。端午插艾，不仅是文化和习俗，更是家乡的味道。那艾香弥漫，恍若散发着母体的奶腥和温馨，从遥远的故乡飘来，浸润着游子的身心。于是，心中深切的祈愿和殷殷的牵挂，凝结成对母爱的期待，在故乡袅袅的炊烟里轻语呼唤。

    ⑩艾香的温丽，不仅让我们记住一个神圣的节日，更有对故土和母亲的深深眷恋。

（选自《光明日报》，作者：叶剑秀，有删改）

    有些科学家提出“猎人与农夫”的理论，认为ADHD者（注意力缺失的过动儿）其实没有毛病，只是生错了时空。现在所谓注意力缺失者的特征――容易分心、冲动、冒险性强，其实是远古打猎采集时生存必要的特征。当人类进化到农业社会以后，这些特征才变得格格不入。也就是说，他们是“猎人”，但是要在“农夫”的社会里讨生活，往往会被视为异类。

    这个理论认为，一万二千年前，人类走向农业生活开始定居下来后，环境的改变使得过去的长处变成现在的短处。在远古时代，如果不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早就被其他动物吃掉了，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如果事情发生不马上采取行动，而是三思而后行的话，也只能变成别人的晚餐，活不到成为我们的祖先。

    而现在学者又把ADHD者叫做有爱迪生基因者，他们的特征是：思想跳跃、容易分心、精力旺盛、没有条理、不耐烦、易冲动、很外向、敢冒险、会发明、有创造力，而且通常还有领袖魅力。

    他们注意力很短暂，但对感兴趣的事物可以专注很久，这不是和猎人要一直不停搜索四周，一旦发现猎物就马上集中注意力然后追踪下去相同吗？他们组织力不强，没有条理，很冲动，想到什么做什么——猎人不就是看到猎物得马上拔腿就追吗？他们没有时间观念，不知道做一件事需要花多少时间——这其实是表示有弹性，一个人的心意如果随时可变，那就不需要知道时间。他们容易不耐烦，不能听从老师的指示——这其实是猎人独立行事的特性。

    上述的理论与观点尚待可靠证据支持，但如果我们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ADHD者，他们可能并没有毛病，只是现在教育制度的限制，未必符合他们的天性罢了。

（改写自洪兰《理应外合·猎人与农夫》）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