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美

[英]毛姆

    ①我发现美是个终点。我仔细考虑美的东西，觉得我所能做的惟有凝视和赞赏。它们对我引起的情绪是高雅优美的，可是我既不能保持这情绪，又不能重复感受它；世上最美的东西最终也使我厌腻。我注意到，从未臻完善的作品中，我倒能获得更持久的满足。正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十全十美，所以它们使我的想象力得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最伟大的艺术品已经是尽善尽美，我无以复加，我不安宁的心灵只能疲于消极的沉思默想。我觉得美好高山的顶峰，你攀上了那里，就只有重新回下来。完美无缺是我们都追求的，却又最好不要真正达到这境界。

    ②我曾试图从美学家那里寻找出人性中有什么因素使我们可能产生美的情感。我们惯常认为美源于人要求表现的本能，而我得说这是一种身心的状态。或许在身心的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生理功能，使某些声音、某些节奏、某些色彩特别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也因为我们爱某些东西、某些人、某些地方，或者时光的流逝增添了感情价值，所以我们觉得美。

    ③还没有人研究过时间对于美的作品的影响。不仅仅是我们越熟悉它们，越看到它们的美，而且历代的赞赏不知不觉地增加它们的美。济慈的颂歌现在比他刚写下它们的时候更美，所有从这些优美的诗歌中得到安慰和力量的人们积聚的感情使它们诗意更加丰富了。审美情绪决不是一桩简单明确的玩意儿，它是非常复杂的，是由各种不同、而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因素综合形成的。美学家们教你不要因为一幅画或一曲交响乐激起了你的本能冲动，或者因为它们挑动了你忘怀已久的往事，或者因为通过它们引起的联想，使你进入了神秘的狂欢状态，就为这些图画或音乐所感动。这样的劝诫没有用，事实上你还是被感动。

    ④一个人对于一件伟人的艺术作品的反应究竟是怎样的呢？比如说，他在罗浮宫观看提香的《埋葬》，或者在听着《歌唱大师》中的五重唱的时候，他所感觉到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所感觉到的是什么。那是一种刺激，使我感到既是心灵上、却又是肉体上的高度兴奋，使我感到幸福，似乎觉察到自己的力量，摆脱了人生的羁绊；同时又感到自己产生一种充满仁爱的温厚心情。我觉得安定舒泰，而精神上又似超脱人世。但是我问自己，这种情绪有什么用处呢？当然，它令人愉快，而欢乐本身是美好的。

    ⑤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效果。倘若它只能给予快乐，无论是怎样的精神上的快乐，它也没有多大意思，或者至少不比一打牡蛎和一盅葡萄美酒有更多的意思。倘若它是一种安慰，那是够好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邪恶，人们能够常有个隐逸的去处，确是好的，但并不是逃避邪恶，而是积聚力量去迎战邪恶。艺术若要作为人生的一大价值，它必须培育人们谦逊、宽容、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事实很奇怪，艺术家只有在无意之中才能收到这个效果，正如蜜蜂是为了自己需要而制造蜂蜡，全然不知人类会拿去派各种各样的用处。

（选自《毛姆随想录》，有删改）

    中国画的最大特征，就是一个“意”字，所以古人一谈作画，便要提到“意在笔先”这句话。这个“意”字，包括的内容很广。具体地说，一张画的构图、取景，造型的准备与传神，情节的安排与细节的描写，使整个画面能产生一种“音乐感”、“文学感”，都是要在“意”字上下功夫，才能引起观者的共鸣，才能引人入胜。

    中国画的表现不是自然主义地去处理画面的。如《韩熙载夜宴图》，在画面上只有简单的几片画屏和必要的道具，作者并不像西洋画那样去描绘灯光和场景，可是给读者一种室内夜宴的真实感觉，这种夜宴的感觉，就是所谓“意境”。这种“意境”能表现多深多广，是否耐人寻思、引人入胜，完全决定于画面上的情节安排与细节描写，是否恰如其分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同样的情形我们可以从仇英的《秋原猎骑图》看到，作者通过画面上极简单的原野的布置和天际征鸿，便把一片璀璨地秋光充分地表现出来，令人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所以顾恺之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征鸿难”，前者可以从形式去追求，而后者则须是因形以托“意”的最高境界，非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高度的表现技巧是不行的。

    第二个特征，我认为是“笔墨”。近代以来有一段时间，这“笔墨”二字被一部分人误解了。其实它就是具体完成和表现出画面的东西，如果更具体一点，它就是用来体现画面水平高下的技法部分。它不能离开“意境”与“形”“神”而单独存在，所以谢赫把“骨法、笔法”两者合为一词。所谓“骨法”，就是造型的能力，着重在手眼的训练；所谓“用笔”，主要是通过具体的线去表现物形于画面，我们要求它有力量，有音乐的韵律感。至于用墨，那是着重在渲染和表现“面”的功夫，同样也要求它具有韵律的意趣。古人所谓“墨美五色”，就是要能够以单纯的黑白深浅来表现非常复杂的物象。其实和西洋画中的素描是有共同的意义的。在素描中，我们也同样要讲究笔触和调子，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一为水墨在中国纸上表现；一为木炭或铅笔在木炭画或铅画纸上表现就是。有好些素描，在几根简要而有力的线条勾出轮廓以后，连皴带擦的随意几下，便将物体的面充分表现出来而非常有韵味。这是每一个中国画家应有的修养。

    为了检查这种修养的程度，前辈们通过他们的劳动，同样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定下了一些客观标准，我们可以从古人评画的用语上看出来。比如评顾恺之画的衣纹“如春蚕吐丝”，评尉迟乙僧画的衣纹“如屈铁盘丝”，以及什么“道尽翩跹”、“拙以藏巧”等等。概而言之，这些标准无不反映了一种很高的审美水平和要求。所以米芾在《海岳名言》里说：“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贴乃秀润。”这段话，虽然是批评书法，其实画也是一样的。我们为了要充分地表现画面的美，充分地使“意”字发挥它的作用，没有技法上的修养是不可能的。

    这两方面的修养应该怎样得到呢？在“意”的方面只有面对生活，深入观察体验，从生活中提炼得来。画兽要熟悉兽的生活，易元吉“深入荆湖，与猿猊鹿豕同游”。“笔墨”方面的修养，则除了辛勤劳动，“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外，更重要的是从学习前人的经验得来。学习前人，应该广收博览，兼容并蓄。杜子美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很精辟的见解。

（选择刘海粟《谈中国画的特征》有删改）

观众为何吐槽文学改编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向来是影视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近期荧屏银幕上，改编作品数见不鲜，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热播，根据热门青春文学《匆匆那年》改编的电影也已上映。然而在叫好背后，吐槽之声也不绝于耳，不少原著粉丝抱怨这些影视改编“毁了原著”。而知名小说《三体》即将被拍成电影的消息传出后，读者的此类情绪更是爆发到极点，以至于该剧的制片人无奈地说：“《三体》要毁也得毁在中国人手上。”

    那么，为何满意的读者比满意的观众多？改编影视作品是否就是“毁原著”利器？依笔者看，观众纷纷吐槽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不仅和两种艺术形式自身特点不同有关，也与当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泛滥的风气有关。

    我们常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学作品的文字、人物和故事情节在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意义，在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后，每个读者都对作品有个人性的体会，都可以根据作品构建出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空间。面对影视作品时，大部分观众更看重影视作品在有限时间内呈现的故事情节和画面，不会去在意影视艺术本身的剪辑、配乐等技巧。但相较于美国大片营造的精彩画面，中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常简单地选择展现故事情节。

    然而，和原著丰富而又个性化的内容相比，影视作品只能在有限时间内展现导演或编剧想要截取的内容，更不用说这些内容还要经过编剧的重构、演员的诠释，实现从文学艺术到影视艺术的转变。若观众捧着原著对比影视作品来看内容、看情节，发出抱怨之声也便不奇怪了。

    这个结论并不是对眼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的维护。抛开情节不谈，作为影视艺术，目前很多作品还没有探索到好的艺术表达方式，艺术品位也常常谈不上，因为影视作品总是要和市场挂钩，难免随市场而动，迎合流行。更值得忧虑的是，当下影视行业正处于“剧本荒”的时代，原创剧本少之又少。所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一经推出影视公司便立即出面抢购，“趁热打铁”赶市场推出相应的改编作品，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成了影视制作流水线上的工具。如此，作品免不了会粗制滥造，“毁原著”也是意料之中。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的灵感来源，优秀的影视作品更会实现对原著的推广。想要拍出好的作品，可以如张艺谋一样聪明地选择《陆犯焉识》中的一个章节，也可以如魏德圣一样，十二年磨一剑推出《赛德克•巴莱》。看到原著火了，影视剧不能以着急上马的心态强求改编，对原著情节贪大求全，否则观众吐槽改编作品的现象还将一直存在。

（选自《中園文化报》有删改）

对碎片化阅读保持高度清醒

张贺

    “5分钟读完一本名著”“3分钟看完一部电影”“10分钟带你了解历史”……类似的短视频节目如今在网络上大行其道，从点击量和点赞量看，受众不少。显然此类节目击中了人们的痛点：一方面渴望文化与娱乐，一方面没有时间或者舍不得花时间，于是能够“速成”的办法就格外受欢迎。但是，这种典型的快餐文化很可能会让你欲速不达、南辕北辙——时间和精力没少花，但收获寥寥。

    快餐文化的特点当然是快，但代价是剥离了丰富的内容，只剩下光秃秃干巴巴的几条梗概。看了这些节目，你可以知道故事脉络、记住几个人名，但作品中原有的丰富的细节、细腻的情感、精彩的故事全都与你无缘了。有的人觉得名著篇幅太长、内容艰深、阅读门槛比较高，于是看这些视频版的“缩写本”聊备谈资，更有人连电影、电视剧都要用3分钟看完。

    快餐文化的出现与流行并非今日始，但显然，互联网使快餐文化大范围流行成为可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更给快餐文化按下了快进键。就以某知名短视频应用来说，短短15秒的视频怎么可能完整反映一部名著，于是只好加快语速、精简内容。限制节目时长或字数，这是移动互联网应用普遍采取的策略，好处是用户上传的内容因短小精悍所以又快又多，但害处是用户在快速浏览中很容易迷失，难以集中注意力，导致认知能力、分析能力下降，思维趋向于表面化。国内外都曾做过实验，在浏览社交媒体若干分钟之后，再让用户去背诵文章和做数学题，正确率都会下降。

    以往人们都认为互联网拯救了碎片化时间，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利用碎片化时间提高效率。但现实是碎片化反客为主，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用碎片化的时间去阅读（准确地说是观看）碎片化的内容。虽然古人也曾有“马上、枕上、厕上”的利用碎片化时间的阅读，但所读的内容并不碎片化。

    今天的快餐文化与数十年前的快餐文化相比，一个重要的特征是逐渐远离文字而趋向视频。视频的直观、形象和快速，是文字和图片都不能比拟的。但企图用短短几十秒的视频来获取信息，其实并不成功，由文字到图片，由图片转到视频，的确是便捷了，但对想象力和思考力的调用却越来越少。人类通过阅读文字来传承思想文化的历史已数千年，而视频成为媒介主流的历史不过数十年而已，不论是从人类的认知习惯还是就历史积累而言，视频都是不能与文字相提并论的。如果仅仅用视频作为媒介而远离文字，那就意味着放弃了一座宝库，这对于我们传承文明、创新文化是极为不利的。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绝不是文化的正途，速生者往往速朽。

    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这一工具为人类服务，需要我们严肃思考、认真对待。而今之计，只有对碎片化阅读保持高度清醒，用沉静取代浮躁，用踏实取代肤浅，才能避免快餐文化的不良影响。

①想要叙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偏不倚地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使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拥有文字，大多数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是人类在发展后期才取得的成就，直至近代，即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在记录自己的忧虑与渴望时，使用的载体依然不仅有文字，也包括物品。

②一部理想的历史记录应该把文字和物品结合起来，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的。最能清楚地表现文字历史与非文字历史不对称的例子也许是库克船长的探险队与澳大利亚土著在植物学湾的第一次相遇。在英国方面，我们对这一特殊的日子有科学记载及船长日志为证，而在澳大利亚方面，他们仅有一面木制盾牌。如果我们想要重构那一天的真实情境，就需要像对待那些文字记录一样，深入而严谨地对这面盾牌进行研究和解读。

③除了双向误解之外，还有由胜利带来的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在只有胜利者知道如何书写的时候。至于失败者，那些被征服或毁灭的社会，通常只能通过物品来讲述事件。当我们研究有文字的社会与无文字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时，需要参考的则不仅是文字，也应包括物品。

④这些全部知易行难。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是人们熟知的程式，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对于物品来说，当然也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这些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⑤这是我们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这些历经层层文化转译的物品需要再次被严格审视，重新想象。

⑥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

⑦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的重构过程。我们承认自己所确知的事物有限，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既然，这些物品的制作者从根本上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我们理应能够解密他们制造这些物品的用意及用途。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⑧用物品来讲述历史，不能缺少诗人。

材料一：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毒害”了全球关系并加剧了紧张。这是我们思考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一点。那么原因何在呢？

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之间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从一开始，中国就遭到西方媒体以及一些西方政客恶意并且令人惊讶的攻击。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它对那些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现在谩骂的海啸已经逐渐退却，但全球抗疫合作的前景却因此遭到了严重损害。

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造成负面影响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带来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引发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担忧和恐惧。这场危机远没有使各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加紧密，相反却倾向于将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被一些国家视为一场国家性而非国际性危机，结果大家就在抗疫中各自为战。有关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二点思考是，抗疫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一场巨大测试。面对疫情，世界各国的应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中国、韩国、越南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抗疫方式当然存在重要差异，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相似之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抗疫的目标都是遏制和根除病毒，而非简单地控制。这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前提。它们在抗击疫情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它的表现尤其突出。第二种应对方式是西欧国家，它们一直在试图控制而非彻底消灭病毒，这些国家做得远没有东亚地区成功。第三种应对方式就是美国和巴西，那简直是场灾难，因为抗击病毒一直被认为是次要甚至被嫌弃的工作事项，而非根本要务。这些不同类型抗疫方式带来的后果将会影响深远。

对于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三点思考，涉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情况很难让人乐观。当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比年初时进一步割裂了。这会削弱全球治理的可能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和缩减资金支持。因为美国的态度，世贸组织的未来也遭遇威胁，短期内不大可能正常运转。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的进展更可能会出现在地区层面。长远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也可能会带来更广泛形式的合作。东亚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好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有应对“非典”的经验。假以时日，世卫组织将会得到加强，希望也是如此。

（摘编自马丁·雅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治理》）

材料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及其国际化，对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产生巨大挑战，也蕴藏着重要机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谣言四起，恐慌加剧。中国政府及时发声，庄严承诺有能力、有把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了国内疫情防控大局，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是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重大信号。

文明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精神。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中华民族拥有战胜疫情的强大文化基因、丰富经验、强大心理承受能力和战胜疫情的勇气决心。中国政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方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气魄。中国充分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应对“非典”疫情和重大灾情的丰富经验、先进的防疫和治疗手段，展现出打赢疫情防控全民战争的信心、能力和把握。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反应，举全国之力开展疫情防控。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开启全民隔离模式；中国政府聚焦联防联控，科学、有序推进以武汉市及湖北省为重点、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国的全方位、多层次防控体系建设，“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确保疫情可防、可控、可治，有效维护经济社会稳定。

负责任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风范。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全力抢救受到病毒侵害的所有生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世界疫情防控贡献力量，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在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风险加剧之时，中国表达了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保持紧密合作的意愿。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前景。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全民众志成城战疫，依法开展疫情防控，充分保证治理效能最大化，彰显了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和旺盛活力。同时，中国拥有自我完善的勇气和决心，及时纠错、补齐制度短板和不足，将有效的政策和做法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和机制化，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彰显了中国制度强大的自我更新完善能力。

（摘编自肖晞、宋国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