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观众，另一场相爱相杀

聂昱冰

    ①关于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的区别，钱穆先生有一个观点：西方戏剧力求真实，百分之百还原生活。而中国戏剧的要求则是始终和生活隔着一层，它通过各种艺术方式，告诉大家，这是在演戏，不是生活。

    ②所以，在西方，是“戏如人生”，而在中国，是“人生如戏”。

    ③由此联想到，中西方小说也是存在着这样的差异。西方小说是在不遗余力地追求细节和逻辑上的真实，力求还原生活，再进一步凝练出生活中的秩序和道理。即使是所谓西方魔幻主义题材，也只是装在魔幻的壳里，反映现实生活。中国的小说，则仍旧是“和生活隔了一层”。

    ④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钱穆先生也有论述，他认为：在西方，宗教是人们的慈母，而丈艺作品则是人们的严父。在中国，日常规范人们行为的是伦理道德，这些礼教更像是严父，文艺作品则 承担起了慈母的角色。这是一个很贴切而且通俗易懂的比喻。

    ⑤在生活中，人们对父亲和对母亲的期待是不同的。尤其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严父慈母，父亲永远都是要板起面孔，让孩子们望而生畏。母亲对孩子则是更多了关爱、宠溺和放纵的。

    ⑥回过头来，再看现在流行的，尤其是网络上流行的散文、电影、电视剧，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甜甜的、浅浅的、看完后没任何意义的。即使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战争的，情节和细节也大多是荒诞不经的，经不起推敲的，只为了让观众取乐的。其实这些书和剧的内容，都是对观众平日里受束缚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放纵。

    ⑦把文艺作品当成母亲，是一种融入骨血的习惯。人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需要的就是一位盲目纵容着我们、宠溺着我们的母亲，和不是一位不断说教的母亲，更不是一位让人望而生畏的父亲。所以，一旦小说和戏剧中蕴含的说教重了一些，马上就被读者和观众排斥。即使“母亲”真想要说点什么，也是要以漫不经心的态度、荒诞不羁的方式。

    ⑧现在有了网络，每一个“孩子”都有了和“母亲”平等对话的机会与权力，所以就不再仅仅满足于像婴儿期那样，只能无要求的接受母亲的宠溺：妈妈给什么，自己就得到什么。于是就开始向母亲提要求了：我不仅要宠溺，而且还想让你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来宠溺我们，否则，我就不再爱你了。母亲肯定是会宠溺孩子的，但她也不想无限度的宠溺。可每一个孩子对宠溺的要求都是永无止境的。同样的，在观众和现在的流行文艺之间也是如此。就这样，“母亲”和“孩子”不得不一次次坐到谈判桌边，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拉锯战，争夺着对“宠溺尺度”的决定权。

    ⑨估计每一个做了妈妈的女人，都有过一个愿望，“我不仅要做慈母，还要做一个合格的好妈妈。”但大家都明白，这个要求看似简单，但其实很难。现在网络上的各种文章、剧作大概也是如此，州门仍旧在努力地进行并完成着各自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我想用我的方式去爱你，还不会失去你对我的爱。

    中国人擅长在石头上进行书法创作，取亘古不变的材料气质，达到永存文字的理想。石头取材方便、质地坚硬、体量巨大、保存容易、镌刻困难、端正严肃、质朴无华等特性，让石头上的书法与其他材料上的书法，早早有所区别。中国人巧妙地利用了石头与书法的这种结合，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不同的样式。但秉承的文明理念，拥有的核心价值始终保持一致，就是代表仪式与权力。“石上书”，不是书本，不以传播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是威仪、凭证的象征和表达。

    金属出现时，正是文字发展成熟的关键期，在如此珍贵的材料上铸造文字，与当时使用文字的重要地位相匹配，所以，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石鼓文”，具有强烈的金属铭文的痕迹。先秦的金文，甚至更久远的甲骨文，它们一些基本特点，包括书写方式、表达内容，以及实际功用和精神赋予，都被后来石头上的书法所继承。随着青铜文明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石头上的书法成为唯一可以和纸张上的文字相抗衡的书写形式。

摩崖是中国人创造的、体量最大的书法，选址多在断崖峭壁之上。因此其内容与形式必须与所处环境息息相关，既突出周围景观地貌的主题，起到点题作用，又隐身于大山大水之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摩崖书写要随形就势，点画未必仔细，刻工也无法精到，强调结体开张、舒展，气势恢宏、博大。好的摩崖，像是大自然中的画题或是钤印。自然因为有了人的痕迹而更具有意义，人也因为与自然的互动而确立自己的价值。

    碑对仪式与权力的传递最为充分，遍及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按照中国人“石即山”的观点，碑是被移动到建筑周围或者特别场合的摩崖。从一开始，立碑就是中国人确定身份的主要方式，为个人立碑，强调他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影响力；政府立碑，则确立法律法规的震慑作用，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权威判断。总之，碑被披上正统的外衣，向世人展示合法的、明确历史价值的文字记录，一方面，历史学家非常重视碑为重构过往时代提供了文字依据；另一方面，在碑上体现的书法成就，几乎占据书法史上的半壁江山。

    印章最早也来自金属制品。汉唐前后印章主要停留在实用层面，缺少文人精英的介入。到明清时期，石头与书法的结合有了大跨度改变，尤其是对软质石头的发现和充分挖掘，拓展了在石头上的书写。摩崖碑刻上不能得到的笔触乐趣，在明清篆刻中终于成为现实。虽然摩崖碑刻书法的意味更强，但篆刻作为反刻的字，让书法真正成为石头上的舞蹈。

    不能不提及的是，“石文”兴起的初期，正是纸张发明的时候。其后，石头上的书法与纸张上的书法交织前行，聪明的中国人充分利用石头与纸张不同的载体特性，扬长避短，各自发挥长处，共同建构中国文字、文化与文明的摩天大厦。

（摘自《人民日报》2016年06月，有删改）

提到“工匠精神”，也许我们会首先想到德国、瑞士、日本这些国家。其实，在我国古代，“工匠精神”也是非常突出的。《诗经》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君子的自我修养就像加工骨器、玉器等一样，切了还要磋，琢了还得磨。这里体现的对工艺精细程度精益求精的追求，与西方工业精神中从99%到99.99%的追求不谋而合。这说明，不论区域和文化有着怎样的差别，在追求精美、卓越、典雅等这些能充分反映人类文化审美创造力的艺术特征方面，东西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代表了人类追求极致和完美的美学理想。

    基于文化的属性和发展的形态不同，东西方的“工匠精神”在具体表现样式上又存在着一定差异。西方侧重于对刚性要素的重视，要求必须确保每个部件质量上乘，无论是材料、设计还是生产流程，都以最高标准要求，并对最终的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检测。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对产品质量提出了统一的严格标准，以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如英国航海钟发明者约翰·哈里森于1759年完工的“哈氏4号”航海钟，64天只慢了5秒，远比法案规定的最小误差（2分钟）还少，完美解决了航海经度定位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中国则侧重于对柔性要素的重视，在设计和制造上，为追求完美和极致，多强调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反复揣摩，孜孜不倦。中国工匠“依天工而开物”“法自然以为师”，把对自然的敬畏和观察体验、揣摩感悟，倾注于一双巧手，让中国制造既体现出精益求精的功能特点，也展现出典雅优美的审美特点。如中国的传统建筑，在设计和建造中既追求实用功能，也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功效。北宋徽宗时烧制的汝瓷“似玉非玉而胜玉”，让人顿生“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感慨。中国的“工匠精神”附着于精美绝伦的作品，世代相传。天工开物，随物赋形，是中华民族对制造业的价值取向共识。如果我们承继这种东方智慧，并学习西方对产品刚性要素的重视，应该会带来东方诗意和西方精准的美妙融合，成就中国制造业的独特风韵。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浮气躁，制造业普遍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带来的即时利益，工匠精神少有用武之地。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也正在由“生存消费”转向“品质消费”，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工匠精神”。

    《周礼·考工记》有言：“知者创物，巧者速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对应于现代语境，“知(智)者”可以理解为产品的设计者、科技的创新者，而“巧者”便是将设计与创新转化为优质产品的工匠。对于我国正在开疆拓土、万马奔腾的制造业和文化产业而言，这二者缺一不可。

现实关注提升中国电影品质

赵卫防

    国产电影已经走过了粗犷式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提升艺术质量的时期。“新主流大片”等现实题材影片以丰富的类型、扎实的叙事、充沛的人文含量、多样的艺术探索获得了较高的艺术质量，为提升当下国产电影艺术质量提供了重要启示。

    由主旋律电影升级而成的“新主流大片”，是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影片中的重要构成，也是最能显现其艺术成就的作品。“新主流大片”中有历史题材影片，但更多作品如《湄公河行动》《救火英雄》《空天猎》《中国推销员》《拆弹专家》《红海行动》《战狼》系列等为现实题材。这些影片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取得了丰盈的艺术成就。

    首先，这些影片延续了主旋律电影中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更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如《红海行动》用三个层次诠释了爱国主义．探究其多元性和深刻性。第一个层次表现的是蛟龙突击队对集体同胞的解救。这与大量同类题材影片所表达的爱国主义并无区别。第二个层次的表现则突出了对个体同胞（邓梅）的解救。影片以这种表现，凸显了国家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对每位同胞个体生命的尊重，其以人文厚度获得的国家层面价值远远超过表层的人员损失，是至高无上的。而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也因此被赋予了人文的高度，超越了第一个层面的普通爱国主义。在第三个层次中，蛟龙突击队的任务是和恐怖分子抢夺制造脏弹的原料，把蛟龙行动升级到反恐、反战争和拯救人类的高度。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在这个层次中也超越了前面两个层次，获得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

    其次，这些影片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人物。影片中的人物，摒弃了之前平面化的塑造，被赋予了具体、生动、可感的立体性格，比起以往有了较强的创新意识。如《战狼2》中的冷峰绝非“高大全”，《红海行动》中的众多人物，并未被淹没在“爱国主义”的海洋中，也未被淹没在群像和类型之中。片中大部分人物都有较为鲜活的个性和立体的人性，影片也以此再塑了中国当代军人所拥有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再次，这些影片将主流价值观表现和商业类型充分对接，在提升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确保了其传播价值．如《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均营造出了战争、动作、悬疑等类型元素。在营造类型L时，影片也努力避开常规，求变求新。如《湄公河行动》中的商场突袭、《战狼2》的水下打斗以及坦克大战、《红海行动》中的狙击手对决等都体现出了类型新意？

    当下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弥补了国产电影的短板，使中国影坛出现多元化创作格局，特别是在国产电影价值观迷失问题广受诟病的当下，这些影片展现主流价值观、宣扬正能量、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特别具有启示意义。这是电影人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17日，有删改）

    历史名人实在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时代需要生于其时之“时代名人”，也同样离不开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历史名人。前者好比文化之快餐，后者却类同于人体不可或缺的素养，这当然需要细细品味、咀嚼并积淀。当时代名人被岁月洗尽浮躁与铅华后，一旦显露出其真正的人文精神之底蕴，他往往会被后代记惦并予以诠释，此可谓时代名人之“再生”，由此，时代名人已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历史名人了。

    毋庸讳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之需要历史名人，在于其文化与精神的倡导者与追随者怎样发掘这些历史名人之底蕴并巧妙地与时代与社会相吻合，一旦历史名人被赋予了这种时代之文化视角，它便往往具有一种烛照与启人心智的魅力，其所释放的文化素养，便能很好地被吸收与借鉴了。

    历史名人也有世态冷热。有些历史名人是“恒温”性的，如圣人，大抵每一时代都需要，并不热得炽人，却能时时在人们的语言与文字中出现。有些历史名人则有点骤冷骤热，某一时代需要，便可能如日中天，热劲一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往只在其追随者的思想库中有点忿忿而已。这种现象的形成，就历史名人本身来说，与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内质有莫大的关系，在于其文化内质是属于人伦人性等永恒性的还是其他非永恒性的范畴。

    历史名人圈的形成，也同样折射出太多值得深思的内容。有些名人在当其世并无甚影响，到了后世则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有些名人在当世十分风光红火，随着时光一轮转，便被历史所淹没；有些名人则在历史的长河中冷冷热热，历经“世态炎凉”。但无论如何，其属归历史，几千年的演绎，已是后世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以正面或反面或中性等词汇来界定历史名人，必然限制了审视历史名人的思维与视角。但似乎每一时代都在有意无意地用本时代的文化视角去审视与诠释历史名人，喜欢对历史名人重新认识与评价，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就历史名人本身的文化内涵上，还其真实，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去评判却是必要的和必须的。由于各时代的对历史名人的解读之差异，对历史名人的扭曲也在所难免，因而对历史名人的误读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千古罪人”至少有其时代选择的理由；“名彪青史”者，则反映的是一种历史文化与精神的沿续与倡导。对于历史名人来说，当其生时，创造了一种文化，其使命似乎都已完结了。其千秋功与过，是与非，便可任人评说了。

    在当代名人风光流转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的时候，对历史名人的幽思，又是否能提供一种别样的思维视角？你觉得呢？

（摘自陈家兴《历史名人的幽思》2016年4月版）

材料一：

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城，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断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断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文学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取材于刘慈欣《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材料二：

吴言：对于科幻文学评论您有什么建议？

刘慈欣：现在文学界对包括科幻在内的类型文学的评论，都是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语境和框架。不可否认，所有文学体裁都有共性，但不同的文学类型也有自己的规律，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方式来评价类型文学不是恰当的评论方式，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和语境来评价，包括我的小说在内，相当一部分国内和国外的科幻作品将一无是处。比如说，传统的文学评论认为，文学是人学，由此推论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中的那些类型元素，如科幻中的科幻创意、侦探中的推理等，都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平台和工具，最终目的是用来表现人性的。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些类型元素就是类型文学本身的目的，比如在科幻小说中，环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都可能成为与人物一样的独立的文学形象。有许多主流文学作品都有大量的科幻元素，比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戈尔丁的《蝇王》、奥威尔的《1984》等，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作品，但一般不被当成科幻小说。

（取材于《星空的奥妙——刘慈欣访谈》）

材料三：

在人们开始带有某种乐观的倾向去关注中国科幻创作时，我们更应该反思那些制约中国科幻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其实是多方面的，此如，一直以来我们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积极作用的认识不够全面，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文关怀方面有所缺失，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

从科幻的社会教育意义来说，《三体》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近年来国内科幻界为数不多的较高质量的科幻作品中，像更关注科技伦理问题的王晋康等人的一些科幻小说，也是颇为值得重视的。科幻作品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是未来中国科幻创作另一个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刘兵《〈三体〉现象与中国科幻》）

材料四：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科幻原创力量的薄弱，作者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很有限，大部分中青年作者又长期陷于（科幻世界）杂志体系，造成科幻文学一定程度的小众化和边缘化。缺少或没有专职作家，这个问题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其他的类型文学。以校园在读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作家在刊物上成名较早，但到了而立之年又大部分因为生活、工作等压力销声匿迹。中年作家“留守”的寥寥无几，“留守”的作家刘慈欣以一人之力用一个大部头作品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但却由于中国科幻力量的体量小和结构性失衡而形成后继无人的窘境。

（摘编自《中国科幻图书出版的初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