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硬币。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待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讯，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是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的家当典当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疾。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可是她老了，病了。她所有的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不得不由家人为她擦洗身体。每当这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和坚守，噼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晚。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颗颗地嗑着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瓤。只有早晨这会儿，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她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

                                              （摘编自2015年11月 《思维与智慧》）

古代科举也有“特招”

廖保平

    中国每年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教育局或是高校都会公布年度艺体特长生招生计划和方案，要招多少，怎么招，考什么内容，怎么考等等，每年都会累坏一批特长生和他们的家长。

    人的天分禀赋是有差异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于常人的兴趣与偏好，经过学习有可能成为某方面的杰出人才，所以学校教育中专门为特长生留有一席之地是有道理的。不光现代教育如此，中国古代教育也对特长生另加对待。

    隋唐时期，中国考试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革，将此前的“察举制”改为“科举制”，分科考试，分科举人，这本身就有点针对不同人才进行不同的考试录取的味道。在唐代，常科考试之外设有“制科考试”。所谓“制科”，是有别于定期考试的不定期科举考试，又叫特科、制举，目的是防止常科考试埋没特长生，选拔“非长之才”，以弥补常科的缺陷和遗憾。据《云梦漫钞》记载，高宗李治在位时唐朝始设制科，显庆三年（658年）始有 “志烈秋霜科”，诗人韩思彦考中该科。之后，武则天又对制科考试作了调整，要求进行殿试，加试策文三篇。

    当然也有因国家有特殊人才需求而进行的“制科”。比如国家打仗急需军事人才，就设“足安边科”，选拔有特别军事才能的人；国家需要有音乐特长的人，就设“才膺管乐科”，选择能吹拉弹唱的文艺尖子。在史籍中，可发现“制科”的名目极多，诸如直言极谏科、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等等。由于这种考试是有针对性地选拔特长人才，不像常科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时间，制科考什么，什么时候考，并不固定。

    唐代士子们科举考试后，及第者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而制科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通过者可以直接授予相应官职，这说明他们确实有某项特长而适合做某项工作，不必再经过吏部考试。据《通典》卷十五记载说：“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制科考试有点类似现代的“特招”，或者说现在的“体考”、“艺考”等，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相当于现在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的特长。不过他们可能并不都是学生、“生徒”，也可以是普通百姓，还可以是已经获得进士、明经及第的中举者，也可以是在职官员，只要你认为自己有特长就可以经推荐参加考试，颇具开放性，不拘一格录人才，这对于严重偏科、有特长的人来说是福音，也使得教育更加公平，国家能招录到各种有用之才。

（摘自《长沙晚报》，有删改）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就是一种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的民俗文化之一。因此，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自己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从艺术的角度看，民间剪纸艺术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它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模式。民间剪纸的作者们在创造时，从来没有任何政治功利，但有生活方面的功利意识潜入在其中。他们在创造时，往往让人(包括创造者自己)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是由于它们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的审美心理而形成的美感。所以，自中国民间产生剪纸以来，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性装饰物，尽管历代在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不断发生更新和变化，可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却一直不变地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民间剪纸是一种大众艺术。

    从客观上说，中国民间剪纸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它不仅有它的造型形式的传承，而且还有着它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从中国民间剪纸的纹饰寓意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反映出来的中国民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传承，以及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它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例如“蛙”这一形象在民间剪纸中屡见不鲜，民间常将它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看作是生活中最可靠的保护神，并将“蛙”这一自然中丑陋的动物形态，运用民间美术中的互渗造型手法，将其变为神圣、稚拙、亲切、动人、给人美感的剪纸花样，缝绣在孩童的枕头、围涎、肚兜、香包等衣物上，以希望孩子在“蛙”的保护下，茁壮成长，美满幸福。需要指出的是，“蛙”这一图腾物产生以来，因为囿于民间文化而没有上升到中国的上层文化之中，所以也就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蛙”这一形象虽然在中国上层文化中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却在民俗文化中得以流传，并保持了它的原始崇拜敬仰之地位。就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民间艺术一样，都是原始文化的嫡传物。它作为民俗文化中的元素，紧紧地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活动之中。在它的意象符号中，不仅赋予了原始艺术符号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追求美的质朴情感，而且有着强烈的“生命繁荣旺盛”的审美理想。这个审美理想来自民族、人类群体的基本追求，人们歌颂生命，赞美生的欢乐，追求着人生的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家庭和睦多子、丰收安乐。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中国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意象符号，如“凤穿牡丹”“莲花多子”“鸳鸯戏荷”“福寿双全”“瓜瓞绵绵”“如意似锦”“葫芦五毒”等等花色纹样的剪纸，并将这些民间剪纸融入到各种民俗事象活动中，来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要，以扶持人类的生存，充实人类的生活。

    在追求公正的社会进程中，制度会有缺漏，人心也难免会受蒙蔽，所以中国文化要求有识之士，以“留得丹心照汗青”的坦荡精神面对现世沉浮，确保无愧我心，留待青史正名。倘若当下境遇有所局限，那便将公正的判别交由时间和历史。

    历史上多少的冤假错案便是如此，当时为人所诟病，但时间河流的洗涤会冲刷出真相大白。岁月，奖给冤屈者以公道的补偿，就是使之从此青史留名。

    比如明末抗击清兵入侵的名将袁崇焕，被诬为通敌叛国罪而处以凌迟极刑，当时的百姓都对进逼京城的清军有切肤之痛，对这位被论罪为通敌叛国的军事将领便恨之入骨。

    这种痛心之错，缘于政治形势的误导。但是，历史的一时噤声，并不代表公正的永远错位。从清乾隆帝开始，便对袁崇焕被枉杀的罪名进行了重新评估，而在当今，袁崇焕被认为是“明末爱国领袖”，更不乏专门纪念他的祠堂和墓园。

    由政治过失造成的公正缺失，付出代价往往太过沉重，然而类似的规律，在其他领域也是同理。比如，谈到文学的成就。陶渊明的田园诗，在我们当代看来是不拘一格的自成一家，具有着开山鼻祖的重要影响。然而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他的诗歌只是平平无奇的中品，并没有给予他公正的评价。直到他去世后一百年，南朝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才首先认可了陶渊明的诗文，为他编纂专集；到了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开始学习陶渊明的诗文品格；至两宋时期，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人都对他赞不绝口，苏轼甚至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由不被欣赏到倍加推崇，这过程正如他诗里的那份恬淡，一路悠然缓行，终于等来了历史的公正品评。

    时间的考验是一种如同大浪淘沙般的苛刻选择，真正具有含金量的人与事，方能经受得住寂寞与误解的长久淬炼，等待岁月的解密，等来历史的公正。

    因此，孟子告诉仓惶于世的人们，“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只要保持自我的浩然正气，何惧命运沧桑横逆！那么何为浩然之气？孟子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种气劲，无比浩大又无比刚强，用正义培养而非以奸邪侵害，它将会充满世界。浩然之气，就是一种正直无畏的气场、一种大气磅礴的正能量。

    一个人拥有这样的气场，其他人是会被震动的，历史也是会感应到的。明代的吕坤因此说“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无论社会制度有何欠缺、无论当下民心有何偏差，但求己心光明，人所具有的坚定意志和浩然正气，是能够反过来推动历史清正、促进社会更加公正的。

    所以中国文化以“公道自在人心”的从容不迫教育着人们：在我们努力构建一个公正社会的历程中，如果制度亏待了你、如果舆情误会了你，那么，还有历史的公允在遥遥注视，历史的宣判远远不止于当下的得失。历史给出的也许不是立竿见影的答案，但是它一旦作答，必是审慎称量过后的分量，它必须考验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正载入史书的资质。

（摘编自光明网，有删节）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辩。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壁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対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

中国古代的健康观

谭华

健、康二字，分别见于殷商时代。“健”字偏重于指精神和意志的坚强，《易经》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康”字初见于《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康”字的意思偏重于指身体的健康无疾，非常接近于今天“健康”一词的含义。

古人认为气是健康的本质和基础。阴阳二气在人体内外不停地流动运行、人体内阴阳二气的平衡与和谐，就是健康状态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健康长寿的基本要求。具体说来，体现为和、动、度三个字。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中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对于中国文化有非常深广的影响，也同样为历代医家及养生家所推崇，如董仲舒就说过这样的话：“能以中和养生其身者，其寿极命。”不能做到“和”，还会危及生命：“反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

“和”就是指不偏离常态，不过分。“阴阳并毗（毗，即偏），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和”又有平正的意思。《管子·白心》说：“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匆之所生也。”总而言之，“和”意味着阴阳二气的调和、流通。“和”的状态是通过阴阳二气的流动、运行、升降而实现的。

把“和”即健康这一看法发挥得最清楚的还得数《黄帝内经》。《内经》把人体内部的阴阳平衡看作是健康的基础；一旦平衡被打破，健康也就同时被破坏了。

天地之气在不断地运行流动，人自身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因此，阴阳之气也就在人体因时、因地、因气象的变化而变化。阴阳的平衡和调和状态也就不能不时时有受到扰动乃至破坏。《内经》把“气”的这种运动归纳为“升、降、出、入”四种形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字。器散则分之，生化息也。”所以，古人主张在动态中把握平衡、进而实现中和的状态。

动态平衡的关键是把握“度”，即把握事物发展变化以及自身因应变化的最佳程度。

恪守中道的孔子早就认识到了度的重要性，所以他说：“过犹不及。”似乎孔子也已经注意到了“度”与养生长寿之间的联系，《论语》中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有智者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命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孔子所说的时、节、度，都是限度、程度的意思。

大体上说，古人对于如何把握“度”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以儒家以及《管子》为代表的一派，强调“过犹不及”，主张通过控制自己不要逾越规矩来达到保持“中和”的状态。《荀子》说：“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则触陷生疾。”用“礼”来规范自己的饮食起居，就会达到“度”的理想境界（“和节”），否则就会发生疾病，危及健康。

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主张清静无为、顺天法道，自然而然地达到符合自然规律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度”实际上就是作为天地万物本原的“道”的自然状态。“道”是自在无为的，只有自然无为才能实现适其“度”。

《吕代春秋》以及古代医生们则大多主张积极地去认识世界，认识规律，从而达到知度守节、应时而动的境地：“天生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汉末三国时神医华佗则进一步把“度”解释成人体运动的“度”这就使他比别人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了：“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不当使极”就是“不要过度”的意思，华佗还具体提出了因人而异掌握“度”的标准，即活动到“怡而汗出”的地步。

总而言之，按照传统的看法，人、社会、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复杂联系。这种统一的基础是“气”，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通过“气”的运行流动变化来实现的。人们为了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而进行的种种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和保持这种和谐统一的状态。

（节选自《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