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张翎

    母亲要来多伦多探亲，苏伟请了半天假，在家收拾房间。关于母亲的住处，苏伟两口子有过一些激烈的讨论。

    苏伟觉得母亲的眼睛不好，怕上下楼梯摔跤，应该住在楼下进门的那间房。晓烨说楼下这间房是她的办公室，先不提办公桌搬起来极是笨重，电话传真电脑打印机重新布线，也要费老事。两人争执了半天，结果是苏伟的意见胜出。苏伟的意见胜出，是因为苏伟的一句话。苏伟说母亲来探亲，没有医疗保险，若真摔了，医疗费用将是一笔硕大的开销。这句话一下子把晓烨镇住了。晓烨沉吟了半天，才说：“要搬你搬，我不管。”

    机场里接了母亲，母亲的模样倒没什么大变，只是身架更是矮小了一些。母亲把鼻子凑得近近地打量儿子，不像是看人，倒像是猫在闻食。“头发哪儿去了？瘦成这个样子。”母亲摸着儿子的手，啧啧地叹气。“还是你媳妇比你强，腰圆肚圆的，一看就是身体好。”苏伟捅了母亲一下，让母亲住嘴。晓烨这些年一直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减肥秘方，最听不得人说她胖。

母亲的眼病，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至今回想起来，苏伟总觉得是自己偷了母亲的眼睛，自己的那份光亮，原是踩在母亲的肩膀上得来的。苏伟的父亲去世很早，他和两个哥哥都是靠着母亲在皮鞋厂工作的微薄工资养大的。母亲常年营养不良，又劳累过度，有一天突然眼睛就坏了。三个孩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才真正懂事起来的。每天做完作业，就开始糊火柴盒。糊两个火柴盒能得一分钱，每天糊满一百个才睡觉。糊火柴盒的收入孩子们只上交一部分，另一部分自作主张拿去给母亲买了鱼肝油。

    母亲的眼睛时好时坏 -——却终究没有全瞎。

    后来三个孩子都成了家，大哥二哥搬出去住，苏伟也大学毕业去了省城。母亲这些年始终自己一个人过，却不愿和任何一个儿子住在一起。苏伟是母亲最疼的一个老儿子，所以当苏伟提出要母亲来多伦多探亲的时候，母亲虽有几分犹豫，最后还是来了。

    母亲是个节省的人，到了哪里都一样。在苏伟家，母亲舍不得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母亲自己的衣服，总是手洗了挂在卫生间里晾干。走进卫生间，一天到晚都能看到万国旗帜飘扬，听见滴滴哒哒的水声。晓烨说地砖浸水要起泡的，卫生间总晾着衣服，来客人也不好看。晓烨说了多次，母亲就等到早上他们都上了班才开始洗衣服，等下午他们快下班了就赶紧收拾起来。地上的水迹，母亲是看不清的。母亲自己看不清，就以为别人也看不清，晓烨的脸色就渐渐难看了起来。

    母亲操劳惯了，到了儿子家里，也是积习难改，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做上一桌的饭菜，等着儿子儿媳下班。母亲做饭，还是国内的那种做法，姜葱蒜八角大料红绿辣子，旺火猛炒，一屋的油烟弥漫开来，惹得火警器呜呜地叫。做一顿饭，气味一个晚上也消散不了。家具墙壁上，很快就有了一层黏手的油。

    后来，晓烨就带着月亮在外头吃饭，吃完了带些外卖回来，给苏伟母子吃。母亲无饭可做了，就闲得慌。母亲不仅不懂英文，母亲连普通话也说得艰难。所以母亲不爱看书看电视，更不爱出门，每天只在家里巴巴地坐着，等着儿子回来。苏伟下班，看见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黑洞洞的客厅里，两眼如狸猫荧荧闪光，就叹气，说妈这里电费便宜，开一盏灯也花不了几个钱。

    母亲近年学会了抽烟。母亲很是稀罕月亮，见了月亮就爱搂一搂，亲一亲。月亮说不要碰我。月亮说的是英文，母亲听不懂，却看出月亮是一味地躲。晓烨便对母亲说：月亮不习惯烟味，从小到大，身边没有一个抽烟的。母亲听了，从此再也不敢碰月亮。

    母亲的签证是六个月的，可是母亲只呆了一个半月，就提出要走。其实母亲是希望儿子挽留的。可是晓烨没说话，苏伟就不能说话。母亲虽然眼力价不好，母亲却看出了在儿子家里，儿子得看儿媳妇的眼色行事。

    航班是大清早的，天还是冷，晓烨和月亮都睡着，苏伟一个人开车送母亲去机场。一路上，苏伟只觉得心里有一样东西硬硬地堵着，气喘得不顺，每一次呼吸听起来都像是叹气。泊了车，时间还早，苏伟就领着母亲去机场的餐馆吃早饭。机场的早饭极贵，又都是洋餐洋味。苏伟一样一样地点了一桌子。母亲吃不惯，挑了几挑就吩咐苏伟打了包。母亲连茶也舍不得留，一口不剩地喝光了。母亲的手颤颤地伸过饭桌，抓住了苏伟的手。母亲的手很是干瘪，青筋如蚯蚓爬满了手背，指甲缝里带着没有洗净的泥土——那是母亲昨天在后院收拾隔年落叶留下的痕迹。

    “娃呀，你听她的，都听。妈年轻的时候，你爸也是顺着我的。”母亲说。

    母亲在将近四十的时候才怀了他，小时候母亲从不叫他的名字，只叫他娃。母亲的这个娃字在他堵得严严实实的心里砸开了一个小洞，眼泪无声地涌了出来。他跑去了厕所，坐在马桶上，扯了一把纸巾堵在嘴里，哑哑地哭了一场。走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在母亲兜里。

    “两千美金。大哥二哥各五百，您留一千。”

    苏伟陪着母亲排在长长的安检队伍里，母子不再有话。临进门的时候，他迟疑了一下，才说：“哥写信打电话，别提，那个，钱，的事。”

    送走母亲，走出机场，外边是个春寒料峭的天，早晨的太阳毫无生气冰冷如水，风刮得满树的新枝乱颤。苏伟想找一张手纸擤鼻涕，却摸着了口袋里那个原封不动的信封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又把钱还给了他。苏伟坐进车里，启动了引擎，却很久没有动身。汽车噗噗地喘着粗气，白色的烟雾在玻璃窗上升腾，聚集，又渐渐消散。

岱庙

车祥俊

    九月。秋雨淅沥沥洒在了泰山上下，也湿透了岱庙内外，到了下午，在雨滴之间，大地之上，还浮起来一层薄雾，让四周苍茫茫一片。模糊之中，近看岱庙的朱色墙壁，竟然平添了几分鲜艳。那红色，与地上被水浸润了的青砖，和青砖缝隙里撮撮油绿着的苔藓，构成了秋之岱庙的三原色。

    悄然间，有一个人，他踏过台阶，漫步走上了岱庙正阳门高大的城墙。平日里北望，那水墨画一样挂在眼前的泰山，此刻，已深深藏进雨幕之后，看不见一点踪影。转过脸，他看一眼墙外的红尘都市，再看一眼墙内的仙宫净土，轰隆隆的人间喧嚣和道乐佛号的交响，在他两耳间此起彼伏……

    他，久久伫立。

    暮钟之声悠远传来，穿过碑林，穿透神殿，又绕过唐槐和汉柏，在这雨中，它让岱庙更加寂静和深邃。一只夜鹭从银杏树上展翅飞走，而一只喜鹊正栖在古柏枝头，抖着它湿热的翅膀，一片羽毛轻轻落下，地上的小麻雀正巧抬头看见，它突然腾空而起，将羽毛衔走，飞回它神殿檐下的巢里去了。

    鸟巢渐多，鸟鸣不止。岱庙俨然是鸟儿们的乐园，鸟儿们的家了。

    然而，在这样一座殿阁辉煌、雕梁画栋的恢宏建筑群里，东岳大帝端坐其间千百年，一派主人的样子，岱庙是他的家才对。可是，无论庙里还是庙外，与鸟儿相比，他又能主宰什么呢？

    汉武帝栽下几棵柏树，走了；宋真宗立下几块石碑，也走了。当一千年前的那截石碑，和两千年后的几株汉柏开始对话的时候，那个伫立在城墙上的人，便慢慢走下来，他静默在石碑和古树之间，做起了它们唯一的听众。

    汉柏劫后余生，仅存一脉生机。那些受尽岁月盘剥，变得赤裸裸的枝丫，依然苍劲有力地直指天穹，它质问的姿态，显然不是针对曾经的风霜和雪雨，而是生命本身。

    当年宋真宗声势浩大的封禅、修殿和立碑，除了几分象征意义之外，更是无法解释汉柏的追问。

    在东御座里，乾隆帝的龙榻和龙座依然，他喜欢的画儿也还挂在墙上，一眼望去，桌上的茶壶，仿佛还在冒着热气，是一幅主人刚刚出门的样子。然而，当门外的黄金竹枯了又绿，绿了又枯，主人却始终没有再回来。

    因此，岱庙也不是帝王的家。

    那个人，他又穿过甬道，在钟楼里抄写下“东岳大帝真训”之后，心中默念“凡人有势不可使尽，有福不可享尽，贫穷不可欺尽，此三者乃天运循环，周而复始……”便到天贶殿门前细看东岳大帝去了。

    过配天门，进仁安门，眼前露台高筑，场地开阔。脚下的青砖已被游人踏去大半，青石台阶也磨得光滑如镜。秋雨虽然洗刷掉了层层叠叠的脚印，包括汉武帝宋真宗和乾隆爷他们的，以及两千多年中所有造访过的，但那个人他相信，到目前他踏上去的，是最后的新鲜的脚印。

    这一脚下去，他发现台阶已经向外倾斜了许多：所有坚硬的棱棱角角，都被时间打磨掉了。仿佛只有那砖缝或空地上的苔藓，不长也不短，不言亦不语，从两千年前，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他于是弯下腰，用手指抠下了一小撮，顿时，一股浓烈的历史的味道扑面而来——潮湿而咸腥。

    一名香客将手中的“高香”举过头顶，祈祷之后，对东岳大帝虔诚下跪。大帝的表情始终如一，端坐，威严，眼角里却又透出慈祥。他目睹过他眼前所有人的表情或表演，但他未必能够猜透人世间这些男男女女的心事。

    东岳大帝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他似乎在等待——等待人们哪怕有一刻，能像他一样静下来，如他般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人是为劳苦而来，为名利而来，也就是为烦恼而来，除此便觉无聊。其实，东岳大帝也对人们没有办法，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下跪，都是对神灵有所祈求。

    绕过天贶殿，后面是“淑明后”宫。宫小，香火也不旺，但宫前的两株硕大银杏树，却吸引了极多的游人。树龄三百八十载，但依然挺拔健壮，枝繁叶茂。雨滴滑落时，会有熟透了的银杏儿从枝头坠落，啪嗒一声，在地上甩出那粒叫作“白果”的杏核来。

    树叶哗啦一响，有风，从岱庙外面吹过来，很急躁。但除了叶子，银杏树是一动也不动。它已经在这里以这种不变的姿势，陪了“淑明后”几百年了。它用坚守告诉我们，这满树的黄杏和鸟巢，就是它结满的期待。

    但“淑明后”仍然是孤独的。宋真宗封了帝号，又赐了宫后，他以凡人之心去揣度神灵之腹，多少有些强人所难，不伦不类。因此又回到了究竟谁是谁的主宰的问题上来了。

    那个人穿过整个岱庙，穿过千年历史，他觉得累了，他来到“淑明后”宫旁一棵古藤树下。古藤盘根错节，遮天蔽日，藤下的青砖上有一层薄薄的淤泥，脚一踩，极滑。起身时，他趔趄了一下，就在差点摔倒的一瞬，深吸的那一口气，却又让他顿觉清爽宜人，心肺通透。

    走出厚载门，他就又走进了城市——尘世。回头，见高大的城墙上竟长出一株柏树来，想必当年那一粒柏籽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岱庙，就算在墙上也要生根发芽。但他，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他还是要无奈地回到人间来——他把粘在鞋上的淤泥弹了一弹，又跺了一跺，之后，便消失在雨雾之中、街巷之中。

    可惜的，是那一撮被他踩在鞋子上带出来的泥土，它可能再也回不到庙里了，深感遗憾。因为能在岱庙里清清净净做泥土，也是件幸事。

（选自《十月》2017年第6期）

太阳岛上

包利民

    父亲那时每喝完酒，都会感叹着说：“在哈尔滨，最好的地方就是太阳岛了，全国都出名啊！”

    那年我八岁，父亲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工程队干活，走过很多地方。当时正流行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歌中唱道：“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带着垂钓的渔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我们来到了\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向往之心。

    于是在一次父亲酒后，我问他：“你去过太阳岛吗？你咋知道那是哈尔滨最好的地方？”父亲便略低下头说：“没去过，不过肯定是能去的！”那年父亲所在的工程队要去哈尔滨修江桥，他兴奋得无以复加，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这回你爹可真要去太阳岛喽！”

    夏天的时候父亲写信回来，说过几天他们要放两天假，正好可以去太阳岛瞅瞅，还说远远地看那里，全是绿色，里边肯定要比歌中唱得还好。于是那以后我日日盼着父亲的信，想听他讲讲太阳岛上的事。可是竟是一直没有信来，也不知他去太阳岛没有。

    秋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我和姐姐就都问：“你去太阳岛了吗？那上面好吗？”父亲就说：“当然去了，嘿，真是太好了！”我们就不依不饶地问：“那到底好在哪儿呢？”父亲也说不清楚，问他上面可有歌中说的弹琴的小伙子和穿泳装的姑娘，他说：“反正人挺多，干啥的都有！”我们就说：“你是不是没去啊，回来骗我们！”父亲急了，说：“咋没去？那门票要五块钱一张呢！”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在我们眼前晃了晃：“这就是门票！”我们看了一眼，上面果然写着“5元”的字样，还有一个红红的印章，没等细看，他就收回去了，说：“别让你们弄坏了，这可要留做纪念呢！”

    自那以后，父亲每次喝酒之后，更是慨叹太阳岛的美，说得我们心中痒痒的，暗暗决定以后一定要亲自去看看。父亲也是常说：“等有机会我还要再去看看，这次要看得仔细些！”可是父亲终没有再等到机会，工程队那几年转而向大小兴安岭施工，再也不去省城了。后来父亲的一条腿被砸伤，不能再出去干活了，而我们的小村子离哈尔滨又极远，他再去太阳岛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后来，我去哈尔滨上学，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趟太阳岛。也许是期望过高，并没有想象中的美丽迷人，心中便有了失望。可是在给父亲的信中，我还是把太阳岛的风景描绘得天花乱坠。姐姐来省城看我，我们又去了一次太阳岛，并照了许多相片，姐姐说：“回去我一定给爸好好讲讲，他现在喝完酒还总念叨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没忘！”我们相视一笑，心中却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

    那年暑假，我回到家，父亲一见我就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爸没骗你吧？那太阳岛是不是很好？”我使劲儿点头。那天我陪父亲喝酒，话题总是不离太阳岛。父亲喝醉了，躺在炕上口中还不住地说着：“太阳岛，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和姐姐默默地看着酣睡的父亲，眼睛都有些发湿。当年我们就曾偷偷地翻出父亲那张太阳岛的门票，其实那是一张随地吐痰的罚款单收据，父亲从没有去过太阳岛。

（选自《中外读点》）

歪 毛 儿

老 舍

    小的时候，我和白仁禄一下了学总到小茶馆去听评书。我俩每天的点心钱不完全花在点心上，留下一部分给书钱。其实，我俩真不够听书的派儿：我那时脑后梳着个小坠根，结着红绳儿；仁禄梳俩大歪毛。孙二大爷用小笸箩打钱的时候，一到我俩面前便低声地说，“歪毛子！”把钱接过去，他马上笑着给我们抓一大把煮毛豆角，或是花生米来。“吃吧，歪毛子！”他不大爱叫我小坠根，我未免有点不高兴。可是说真的，仁禄是比我体面的多。他的脸正像年画上的白娃娃的，虽然没有那么胖。单眼皮，小圆鼻子，清秀好看。

    他不淘气，可是也有背不上书来的时候。歪毛仁禄背不过书来本可以不挨打，师娘不准老师打他。他是师娘的歪毛宝贝：上街给她买一缕白棉花线，或是打俩小钱的醋，都是仁禄的事儿。可是他自己找打。每逢背不上书来，他比老师的脾气还大。他把小脸憋红，鼻子皱起一块儿，对先生说：“不背！不背！”不等老师发作，他又添上：“就是不背，看你怎样！”老师磨不开脸了，只好拿板子打他。

    奇怪，这么清秀的小孩，脾气这么硬。

    一直有十几年的工夫，我们俩没见面。听说，他大学毕了业，到外边去做事。

    去年旧历年前的末一次集，天很冷。我转了一圈，没看见什么对我的路子的东西，本想不再绕，可是集南边有个地摊，摆着几本书，看书的时候，我看见卖书人的脚，一双极旧的棉鞋，袜子还是夏季的单线袜。别人都跺着脚，天是真冷；这双脚好像冻在地上，不动。把书合上我便走开了。

    走了几步，我不由地回了头。他穿着件旧灰色棉袍，很单薄，头上戴着顶没人要的老式帽头。

    我好似被他吸引住了，决定回去。他身上有那么一股高傲劲儿，像破庙似的，虽然破烂而仍令人心中起敬。无论怎说吧，我又立在他面前。

    “是不是仁禄哥？”我大着胆问。

    他又扫了我一眼，又去看山，可是极快的又转回来。他的瘦脸上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腮上微微的动了动，傲气使他不愿与我过话，可是“仁禄哥”三个字打动了他的心。他没说一个字，拉住我的手。

    “走吧，我住的离这儿不远。”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拾起那几本书。

    没有五分钟便到了家。他坐在屋中了，我才放心，仿佛一件宝贝确实落在手中。可是我没法说话了。问他什么呢？我改变了战略，开始告诉他我这些年的经过，费了许多周折，我才用上了这个公式———“我说完了，该听你的了。”“还不都在乎脾气，”他微微摇着头。“那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孩子，所以我没对你说过；说真的那时节我自己也还没觉出来是怎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是我这两只眼睛作怪。”

    “不是一双好好的眼睛吗？”我说。

    “平日是好好的一对眼；不过，有时候犯病。”

    你不用看人脸的全部，而单看他的眼，鼻子，或是嘴，你就看出点可恶来。特别是眼与嘴，有时一个人正和你讲道德说仁义，你能看见他的眼中有张活的春画正在动。那嘴，露着牙喷粪的时节单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恶，上等人会遮掩。假如我没有这么一对眼，生命岂不是个大骗局？还举个例说吧，有一回我去看戏，旁边来了个三十多岁的人，很体面，穿得也讲究。我的眼一斜，看出来，他可恶。正在这么个当儿，查票了。这位先生没有票，瞪圆了眼向查票员说：“我姓王，没买过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还是不买！”我没法管束自己了。我并不是要惩罚他，是要把他的原形真面目打出来。我给了他一个顶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样？他嘴里嚷着，走了。要不怎说他可恶呢。这不是弱点，是故意的找打———只可惜没人常打他。

    “那么你很愿意犯病！”我故意的问。

    他似乎没听见，我又重了一句，他又微笑了笑。“我不能说我以这个为一种享受；不过，不犯病的时候更难堪———明知人们可恶而看不出，明知是梦而醒不了。”

    “以前，我见着可恶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么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虽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的自信，自信我比别人强。及至一想结婚，与世界共同敷衍，坏了；我原来不比别人强，不过只多着双病眼罢了。很希望别人指着脸子说我可恶，可是没人肯那么办。”他又愣了一会儿。“生命的真文章比人作的文章更周到？耶稣为仇人、为土匪祷告：他是个人物。他的眼或者就和我这对一样，能始终是硬的，因为他始终是软的。普通人只能软，不能硬，所以世界没有骨气。我只能硬，不能软，现在没法安置我自己。人生真不是个好玩艺。”

    他把酒喝净，立起来。

    空中飞着些雪片，天已遮满了黑云。我送他出去，谁也没说什么，一个阴惨的世界，好像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儿。到了门口，他连头也没回，探着点身在雪花中走去。

（有删改）

多余一句话

佚名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找朋友，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

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不时露出茫然的神情，估计是有点儿迷路了。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子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大不了小伙子下一站下车到马路对面坐回去吧。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说了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把地图收起来，准备下一站下车换车去。

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子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哪儿能就这么打住呢，他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哪，没一个有教养的！”

我心想，大爷这话真是多余，车上年轻人好多呢，打击面太大了吧。可不，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少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俩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啊您的。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吗？”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气了。要说这会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大家说到这儿也就完了，大家该干嘛干嘛去。可不要忘了，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鸡似的！”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

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

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子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子一直没有说话，估计他受不了了，他大叫一声：“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

听到他这么说，当然车上的人都不好意思再吵，声音很快平息下来，少数人轻声嘀咕了两句也就不说话了。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

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头上的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架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必要非打个头破血流。

我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瓜，和她计较什么呢？！”

材料一

老贝尔曼是个画家，住在她们下面的底层。他已经六十开外，胡子像米开朗琪罗创作的雕像摩西的那样，从森林之神般的头上，沿着小魔鬼似的躯体，弯弯曲曲地垂落下来。在艺术上，贝尔曼一事无成，挥舞画笔四十年，却未能靠近艺术女神，连她的裙边都没碰到。他一直说是要画一幅杰作，却从来没有动笔。几年来，除了给商业画或广告画之类偶尔涂上几笔，什么也没有创作。他替“聚居地”里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画家当模特儿，赚点小钱。他喝杜松子酒过量，依旧谈论他未来的杰作。至于别的，他还是个凶狠的小老头，毫不留情地讥笑别人的软弱。他把自己看作随时待命的猎犬，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两个年轻艺术家。

……

天刚亮起来，狠心的琼希便吩咐拉开窗帘。

常春藤叶子依然还在。

……

第二天，医生对休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赢了。现在要注意的是营养和照料——没有别的了。”

那天下午，休来到琼希躺着的床边，琼希正编织着一条无用的深蓝色羊毛披肩，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休伸出胳膊，连同枕头一把抱住了琼希。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丫头，”她说，“今天，贝尔曼先生在医院里去世了，死于肺炎。他才病了两天。头天早上，门房发现他在楼下住房里，痛苦而无奈，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冷冰冷的。大家都无法想象，这么可怕的夜晚，他会去过哪儿呢。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亮着的灯笼，一架拖动了地方的扶梯，一些散乱的画笔，以及一块调色板，上面调着绿黄两种颜色——瞧瞧窗外，亲爱的，墙上最后的一片藤叶，在风中纹丝不动，你不觉得奇怪吗?哎呀，亲爱的，这是贝尔曼的杰作——那天晚上最后一片叶子掉下的时候，他画上去的。”

（节选自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

材料二

他现在认识到，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的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比如，像顾养民这家伙，挨了别人的打，但不报复打他的人——尽管按常情来说，谁挨了打也不会平平静静，但人家的做法就和一般人不一样。这件事就值得他好好思量思量。这期间，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

（节选自路遥《平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