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实践儒家的“知命”与“不忧”

    有人说，叶嘉莹是一个穿裙子的“士”。她说，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叶嘉莹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者，但她也坚信自己不是一个弱者，她常常强调，她是在顺服中完成自己。她早岁丧母，不久远嫁他乡，后来丈夫入狱，她也带着吃奶的孩子蹲班房，再后来遭遇丈夫的性情变异，再后来拖着一家老小五口人在北美讨生活，辗转半生。历尽了人生的悲哀苦难，就在她满以为幸福的大门即将临近之时，一场飞来横祸又夺走了她的爱女和女婿。她坦言此生于她再无幸福，她要把感情杀死。

    何为情？《礼记•礼运》篇云：“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情，是人性之本初。叶嘉莹第一次要把这人性之本初的感情杀死，是在遭遇因久被囚禁而形成动辄暴怒之性情的丈夫的家暴之时。那时她上有年近八旬的老父，下有两个读书的女儿，她不能把悲苦形之于外。她说，我总是梦见我自己已经陷入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也有时梦见多年前已逝的母亲接我回家。她曾读到一首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的诗偈，恍如一声棒喝，将她从悲苦中拉出。诗是这样说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在面对常态的、新鲜的痛苦时，她无法忘却。她只能用诗偈来引导自己，告诫自己：那个感情使我受到了伤害，我要把感情杀死，我不再为感情之事烦恼。

    如果说，第一次把感情杀死，是叶嘉莹选择坚毅隐忍来勉力实践儒家的“知命”与“不忧”的话，那么第二次，则实在是一段极为痛苦的人生历程。丧女之痛，曾让叶嘉莹悲痛欲绝。她把自己关在家中，陆续写作《哭女诗》十首，怀念陪她经历生命中种种阴晴变化和反复无常的爱女，舔舐伤悲。然而，在她众多的诗词作品中，她从未批判过命运对她的不公，她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肯定生命的无常。“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儿童即会诵习的唐诗，叶嘉莹是这样解说的：白日依山尽，是向西看；黄河入海流，是向东看。太阳自东升起，却要西落，这是无常；黄河自西奔赴而来，却要东归入海，这也是无常：重要的是，这是生命的永恒的无常。当一个人四顾茫然，面对生命的永恒的无常时，可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她说，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彻底的觉悟，对庄子的“逍遥无待”与“游刃不伤”的境界，也有了一些体悟。两年之后，她毅然收拾行囊，只身回国教书，一教就是三十多年。叶嘉莹生于荷月，小名为荷，所以她常以荷自喻。在经历了种种苦难之后，她断然否决了莲花现佛身之喻，感慨“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她把自己的教书行为认定为“莲实有心应不死”，“千春犹待发华滋”。

    她一生悲苦，因而她早年耽溺于王国维的独善其身和“清者”持守的想法和生活，是深受同样有着悲剧人生的王国维的影响的。几十年后，从对王国维的文学批评的赏爱，到研讨，到反省，到批判，她早已大彻大悟。庄子有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诗词研读不是她的目标，成为学者也不是她的动机，她愿意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一首《浣溪沙》的词中，叶嘉莹写道：“已是苍松惯雪霜，任教风雨葬韶光，卅年回首几沧桑。自诩碧云归碧落，未随红粉斗红妆，余年老去付疏狂。”“任教风雨葬韶光”，这让我想起那个同样备尝人世艰辛的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境界。杀死感情的叶嘉莹，早已褪去莲花，只葆有一颗莲心，只为传递诗歌中生生不已的力量。

（摘编自《文汇报》2015.3.）

【相关链接】①今年92岁高龄的叶嘉莹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她在颁奖礼上将诗词形容为“心的走路”，并表示：“我喜欢诗词，这是我自己内心很纯真的感情，我能感受到古代诗人所传达的那种情感。我感受到就应该把它传给年轻人，所以我一生都在教书，尽自己的力量在做这件事。”②“我能用一种沉毅坚忍的心态来面对和担荷所遭遇的种种苦难，我早年所背诵的《论语》《孟子》等书，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艰苦的物质生活中，所想到的是《论语》中所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及‘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的一种自信与自立的精神和态度。”

李泽厚自传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家境困顿。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为供我兄弟二人上学，惨淡经营，备尝艰苦。当时有人说，等儿子长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亲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此话今犹在耳，却不幸竟成谶语。每念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不免泫然涕下。每当年春节，亲戚家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我们母子三人，冷冷清清，相依为命。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初中时所以酷爱鲁迅和冰心，大概也与自己的家境和母爱有关。鲁迅教我冷静地、批判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和温暖；而母亲“只问耕耘”的话语，则教我以不求功名富贵，不怕环境困苦。我最近讲，搞美学应具备两方面条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比较敏锐的感受能力。我放弃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而搞上了美学，不知是否也应追溯到自己那个孤独的、清醒的、感伤的少年时代？

     1945年秋，我初中毕业，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那个时代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局日趋动荡，学校却充满复古气氛，死气沉沉，保守到连《大公报》都少见。我只好每星期天，到城里的书店站上一整天，饿着肚皮贪婪地翻阅着各种杂志、书报，其中主要读物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我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就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在课堂上偷着读、甚至冒险读着“禁书”得来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在这样的阅读中，我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不喜欢人云亦云，比较注重科学上的争议、论辩，这恐怕要追溯到自己的这个时期。

    1950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时期，我生活仍然非常穷困；加上得了肺结核，我便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了。我独住在宿舍顶楼的一间“阁楼”里，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和整理了许多原始资料。我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还利用了当年所作的资料卡片。

    我虽已发表不少文章，但面临的环境压力很大，非议颇多。下乡劳动和工作，我是单位里时间最长的一个，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也是最多的一个。这使我抑郁和孤独的性格一直延续下来，但也让我学会了思想不受外界影响。我沉默而顽强地坚守自己的信念，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文革”时我在干校，读书非常困难，只能偷偷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972年回家后，我便利用在干校时偷做的笔记暗暗写起来。因为我坚信政治灾难终会过去，只要一念及“只问耕耘”的话，我就会坚持干下去。1976年发生地震，我就在条件简陋的“地震棚”里写完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

    有人说，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我的好些思想远没有充分展开，只是点到为止。其实，“语焉不详”的还包括我的美学著作《美的历程》、《美学三题议》等。因为我喜欢先画一个“粗”线的轮廓和框架，等有时间和机会再去“工笔细描”。“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我也曾搞过“小”的试验，结果愈积愈细，不能自拔，与我的兴趣、个性颇不合。治学之法有多途，各人宜择性之所近。“见木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木”虽都有偏颇，但毕竟要有所偏重。科学事业需要大家分工合作，不能一人独揽，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

    也有人说我“杂”，说我又搞中国思想史，又搞外国哲学，又搞美学等等。今天固然不可能再出现像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分工愈来愈细。但也要看到，如今边缘科学方兴未艾、各科知识日益融合。社会科学亦然。中国文史哲素来不分，就是好传统。当今学界主要问题，恐怕也不在于杂。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家都是知识极为广博，能多方面著书立说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节选自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吾友黄振中，治中国哲学有年。其于并世之学人，独服膺于李泽厚，且誉为半世纪以来，气象最博大之学人。每问余之意见，吾则以为不然：夫李氏者，乃思想界之陈涉也，非学术界之项王也。

——选自困学纪闻、荆楚风云《与友人论李泽厚》，来自李泽厚的博客

②李泽厚是中国大陆当代人文科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是从艰难和充满荆棘的环境中硬是站立起来的中国最清醒、最有才华的学者和思想家。像大石重压下顽强生长的生命奇迹，他竟然在难以生长的缝隙中长成思想的大树。

——选自《二十四名学者眼中的李泽厚》之刘再复评论

卢鹤绂：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人员起了疑心，一摸，大衣各处硬邦邦的，打开一看，大衣里密密麻麻全是插袋，里面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安检员还从来没见过带这么多书的。“正在打仗的时候回国，你真是连命都不要了，还要带这么多书?”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卢鹤绂。

    卢鹤绂1914年6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家庭的熏陶下，卢鹤绂从小热衷于钻研理工科学。1936年9月，卢鹤绂于燕京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前往美国深造。

    1941年卢鹤绂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毅然回到了正在进行着抗战的祖国。他退出了自己与另外两名物理学家正在进行的课题，而不久后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就凭该课题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巴丁在上海科学会堂作报告时会说：“如果卢鹤绂当年留在美国的话，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

    当时内地生活十分艰苦，为了讲授量子力学、近代物理、力学和地球物理探油术等课，他常常只能在点灯草的油灯下备课，在古庙里给学生讲课。在这样的环境中，卢鹤绂一边讲课，一边还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手写抄录下来。他于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

    1945年8月，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卢鹤绂预言“浓厚之能源”的“特殊之用途”得到应验。1947年，他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做了介绍。此文一出，被美国文献和专著广泛采用，国际学界轰动，卢鹤绂因此被称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中国核能之父”。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到抽调全国院校教师办起来的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培训班：学员中有90名工程师，还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包括日后的核基地司令。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培训班”的学生。

    1958年，培训班的任务结束了，许多师生分配到原子弹实验基地。如果卢鹤绂也到核弹基地，将来极可能成为钱三强式的人物。但是，卢鹤绂认为他所专长的基础理论，只有在大学才能发挥作用；他一辈子教书，希望回到复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58年，卢鹤绂回到复旦讲坛。

    1980年，卢鹤绂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一直到晚年，卢鹤绂从未停止过在科研创新上的步伐。1995年，81岁的卢鹤绂与他的弟子王世明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这篇文章之前曾被美国《物理学刊》拒绝刊登，对此，卢鹤绂坦然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正当研究要继续时，卢鹤绂于1997年病故，为世人留下8大提纲44项研究进展，已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

    关于这项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疑，美国科学院在2002年投入巨资，用发射卫星的手段，深入这方面的实验。

    卢鹤绂除了是一名全球闻名的物理大师，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更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他对京剧的痴迷源于年幼时在舞台下的耳濡目染，入门完全是无师自通，唱功、演技都是听来的、看会的。他曾自豪地说，他不用任何准备即可登台上演40出谭派戏。

    有人问卢鹤绂为什么如此酷爱京剧，他回答说：“中国的传统京剧蕴含着人生哲学，它宣扬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并非封建糟粕，我们绝对没有必要抛弃，因为它对社会安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说，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吟唱京剧，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不啻是种‘醒脑剂’。”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树立铜像，美国檀香山市还把每年的6月15日定为“卢鹤绂日”。近期，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其在校园里树立了铜像。在纪念大会上，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情怀的人 ， 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节选自《新民周刊》2014年7月)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卡迈什瓦尔·C·瓦利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演绎。

    他总是无瑕疵地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其颜色在秋冬季变化于深黑和深灰之间，而在春夏季则变化于浅灰和棕黄色之间。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原本是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年纪轻轻便将功成名就。然而，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所愿。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时，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塞卡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这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60多岁，钱德拉塞卡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塞卡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另一种说法是包括费米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偶尔也来插班听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塞卡的一生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以“钱德拉塞卡”命名的天文望远镜升空。尽管它经常因做出新的发现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钱德拉塞卡却并未因此更多地被人提及和了解。

    因孤独而优雅。或许，只有一个物理学家，才能拥有如此优雅的美感。

（摘编自《孤独的科学之路：钱德拉塞卡传》

相关链接：钱德拉塞卡兴趣广泛，年轻时曾学习过德语，并读遍自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摘自“百度百科”）

凡忠必愚：冯道

刀尔登

    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

    这是一首骂冯道的诗。作者是元朝的“思想家”刘因。

    冯道的挨骂，在于他历仕四朝十一主，拿丧君亡国不当一回事儿。但说起来，“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一转瞬之五十几年，中原五次易主，如走马灯；便是同一朝里，亦君臣互噬，父子相残，一镇之内，杀帅夺旄，习为常事；各路兵将尽是虎狼之性，称孤道寡者不过沐猴而冠，借《沙家浜》里一句词，叫做“忠在哪里，义在何方”。此时能知些廉耻的，便自谓胜人一筹，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主辱臣死？从后梁的张文蔚、杜晓，到入宋的范质、吕端，一批名声尚好的大臣，都是前朝旧人，岂独冯道为然？

    冯道另一挨骂处，是奉使契丹，有汉奸之嫌。不过唐代的华夷之防不像后世那么严，安史乱后，更是严也无从严起。陈寅恪曾论河朔藩镇为“胡化集团”；中原五代，更有三代是沙陀人建起来的。石敬瑭父事契丹，固然无耻，但心甘情愿给他人做奴才的，从古代到今天，难道又少了？石敬瑭不过是“皇帝”，当天下之重，格外地没面子而已。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遗患二百年，罪过不小，但他自己就是沙陀人，“汉奸”两字，用在他身上，原本不伦不类。冯道虽是汉人，立身沙陀人之朝，又当极废州裂之季，责他以“民族大义”，是以后世人之所见，责前人之所不见。他在契丹的言语，“哄洋鬼子”而已，“弱国无外交”而已；脸皮厚是真的，但脸皮不能如此之厚，他也不用去了。

    冯道不以谄媚事人，而能取容于四朝，可见这个人是很滑头的。逢大事则依违两可，不得罪武人，不预废立，这大概就是他的自全之道。冯道善持大体，若说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倒也看不出来。有个人嘲笑他，如果走得快了，怀里一定会掉出兔园策来，他也不以为愧。他的好处是心胸开阔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他并不报复。诗人杜荀鹤的才能倒高，但刚在朱温那里得宠，便在家中气冲冲地掰着手指头，算计都有谁得罪过自己，准备尽杀之。这等倾险之徒，不如冯道这样的庸人远甚。

    五代兵连祸结，黎民深被荼毒，当此之时，忠为下，仁为上。冯道慈悲为怀，活人无数，然而他的口碑居然还不如史弘肇之流的“好汉”，这只能说是老百姓做刍狗做惯了。史弘肇这种人，不逢其会，杀猪屠狗而已。但人如草芥之时，必有视人如草芥者出，选对主子，多杀人，便可为英雄。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宋史》批评五代臣子视事君犹如拿钱干活儿，改朝易姓，就像换个东家，一拍两散，——便该如此！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之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评说人物，古人也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问题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为大，则义为小；以节为上，则仁为下。在司马光、欧阳修看来，冯道所做的善事，只是“小善”——如他的廉俭，如他念诵聂夷中的《伤田家诗》来感悟李嗣源，如他劝耶律德光不事杀掠，如他救下违反买卖牛皮禁令的二十人；如武将把抢来的妇女送给他，他置之别室，访得其家送回去；及随辽北上到恒山，见到被辽兵俘掠的士女，掏钱赎出，设法送归乡里。——在忠字当头的史学家眼里，大节既亏，这些小善也就无足道了。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九十高龄汉学家叶嘉莹：我的一生，“根”在中国

    2014年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在致答谢词时，叶嘉莹如此坦露心声：“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而实际上，自1979年起，叶嘉莹先生就每年回祖国大陆讲学，为当时百废待兴的古老的“诗的国度”注入诗意。在南开大学，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用于奖励师生。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的饮水词人纳兰性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按时间计算，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步，同样，她也经历了这个大时代所有的幸与不幸，甚至曾经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而始终贴身携带的便是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在诗词大师顾随的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在叶嘉莹的生活中，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过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似自问又似自答，伴以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叶嘉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与做研究有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她来到哈佛与一位教授合作做研究，在那段时间中，最让叶嘉莹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总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丰富少有比肩。“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于是，叶嘉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又是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其实很早之前，叶嘉莹便在台湾的三所大学、两个电台讲学，当时外国汉学家前来“取经”，都能听到她的名字。久而久之，国外大学都请她去讲学。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初到温哥华，叶嘉莹每天查英文生词到两点，然后第二天去教书。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下台，但奇妙的是，不只学生喜欢听，连听过叶嘉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叶嘉莹的成就之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而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某种程度上，叶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词“再生”。她不但写出了重要的学院派论文，还像一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普及中国的古典诗词，连对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精心去讲。她做了很多“清高”的诗人或学者不愿去做的事情。她把投身诗词教育当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她最多时曾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她说，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没有年轻时的精力，可是只要有人希望她教下去，她仍愿意尽力。

    “我现在已经归来啦。”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叶嘉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中国。”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①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②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七十年来，先生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温家宝贺叶嘉莹九十华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