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丸冷月的韵味

    ①中国艺术追求的静寒境界，宁静而渊澄，有一种自然而平淡的美，这与中国人的文化追求有关。世界永远充满着龌龊与清洁的角逐，而清清世界、朗朗乾坤不仅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审美追求。

    ②静寒境界是片宁静的天地。宁静驱除了尘世的喧嚣，将人们带入悠远清澄的世界中；宁静涤荡了人们的心灵污垢，使心如冰壶，从而归于浩然明澈的宇宙之中。宁静本身就是道，是宇宙之本，中国艺术追求这种绝对的宁静。比如在中国画中，永恒的宁静是其当家面目。烟林寒树，雪夜归舟，深山萧寺，渔庄清夏，这些习见的画题，都在幽冷中透出宁静。这里没有鼓荡和聒噪，没有激烈的冲突，即使像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飞瀑，也在空寂的氛围中，失去了如雷的喧嚣。寒江静横，孤舟闲泛，枯树萧森，将人们带入永恒的宁静中。如北宋画家王晋卿传世名作《渔村小雪图卷》，画山间晴雪之状，意境清幽，气氛静寂，画中渔村山体均以薄雪轻施，寒林点缀于石间崖隙，江水荡漾，与远山相应，一切都在清晖中浮动，真是幽寒宁静之极。

    ③中国画家酷爱静寒之境，是因为静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心境。画之静是画家静观默照的结果，也是画家高旷怀抱的写照。画家在静寒之中陶冶心灵，以静寒来表现自己与尘世的距离，同时通过静寒来表达对宇宙的独特理解。

    ④中国艺术的静寒之境，绝不是追求空虚和死寂，而是要在静寒氛围中展现生命的跃迁。以静观动，动静相宜，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通则，它一般是在静寒中表现生趣，静寒为盎然的生机跃动提供了一个背景。文嘉自题《仿倪元镇山水》：“高灵爽气澄，落日横烟冷，寂寞草云亭，孤云乱小影。”在静寂冷寒的天地中，空亭孑立，似是令人窒息的死寂，然而，你看那孤云舒卷，轻烟飘渺，青山浮荡，孤亭影乱，这不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吗！彻骨的冷寒，逼人的死寂，在这动静转换中全然荡去。

    ⑤静与空是相联系的，静作用于听觉，空作用于视觉，听觉的静能推荡视觉的空，而视觉的空也能加重静的气氛。在中国画中，空绝非别无一物，往往与静相融合，形成宁静空茫的境界。因此，静之寒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空之寒。中国艺术热衷于创造“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境界，拒斥俗世的欲望，不介入社会的复杂文化活动，尽量保持“自然的纯粹性”，即以山水面貌的原样呈现，不去割裂自然的原有联系。空山无人，任物兴现，山水林泉都加入到自然的生命合唱中去。

（节选自朱良志《一丸冷月的韵味》，有删改）

    在文明初起的时代，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星光熠熠，照亮了各处的夜空。一边天生仲尼，万古长夜将尽；一边柏拉图走出洞穴，迎接明媚的阳光。虽然两个大陆中间的广漠横无际涯，峻岭层峦叠嶂，但声声驼铃却串起了东西文明汇聚、世界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一卷卷绮丽的丝绸渲染了沿途壮美的风景。这条沟通中西、美丽而又沧桑的文明纽带就是丝绸之路。

    作为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有着多条路线和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古代游牧民族的脚步，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已经开始，其路线被称为“草原之路”。这就是丝路的前身。草原之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经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直达多瑙河流域。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当时为中国所独有的丝绸进入西方世界。到两汉时期，张骞受命西进通使西域，正式宣告了陆上丝路主干道的形成。及至唐代社会的繁荣，先进的文明，开放的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华贸易，陆上丝路弦歌不绝，海上丝路也逐渐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仅加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还加强了彼此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者不断，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不论是作为波斯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阿拉伯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古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不论是丝绸、玉器、香料、陶瓷、珍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方交流的。

    在丝绸之路汇聚的多种宗教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汉唐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以佛教的影响力最为巨大。中华王朝不论迎佛也好，辟佛也罢，都展现了佛教对代表中国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新塑造。西域的于阗王国是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是商人驻足之处，也是西行东来的僧侣歇脚所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佛寺，宝殿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上方都是千佛，而下方则往往描绘地方神祇，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祇。由此可以看出，丝路上的诸神之间并没有战争，而是安然地保佑着各自的信徒。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由于自我认知身份的差异而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在冲突之外，文明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和竞争。公元751年，唐王朝与大食爆发战争，史称“怛罗斯之役”。这件小小的战事插曲迅速被和平交流取代，唐朝大量被俘工匠随大食军队西归，直接导致了以中国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西传。随后，中亚撒马尔罕形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将造纸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埃及人的纸草和羊皮纸开始退出舞台。可以说，怛罗斯之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具象征性。抛开军事上的胜败不论，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怛罗斯之外的广阔空间里竞争并共生，对双方文化的发展都极具积极意义。文化多元、文明交往、和谐共存，这正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财富。

（节选自《丝绸之路与中西文明交流》,有删改）

    长期以来，文学创作被看作一种只有作家才能拥有的天赋，而这种天赋是不能或者不易被学校培养的。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我国大专院校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不培养作家”的传统，这导致“写作学”在大学学科体系内处于边缘化甚至不被承认的地位，一些大学的中文系一度取消写作学课程和教研室，更谈不上该学科的现代化转型及向“创意写作学”的深度发展。

    “创意写作”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包含狭义虚构类创造性写作和非虚构类创造性写作等。创意写作不仅培养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人才。

    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产业化发展时代，中国当代文学至此已经不再仅仅是所谓“圣手”作家的天才事业，而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20世纪80年代所谓“纯文学”概念可以概括的范畴，文学写作逐渐成为文学编辑、广告人、编剧、书评人和影评人等的修养基础。此外，文学经过口头时代、纸面时代的发展，其创作规约和技巧已经无比丰富，超越了绝大多数人可以无师自通的能力范围，没有相对专业的训练，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而时代主流艺术形式的新变化，更要求我们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创意写作学，使得这种写作技能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得以培养。

    首先，创意写作学的发展是繁荣当代文学创作的需要。创意写作学在美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科学有效的创意写作学训练可以培养作家、繁荣创作。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及成就，而这个成就与创意写作学科在美国高校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受过创意写作训练的“作家”，美国战后普利策奖获奖人多数出身于创意写作训练班。美国当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创意写作学位，许多作家甚至受聘于大学，任教创意写作专业，我们所熟悉的白先勇、严歌苓、闾丘露薇等都曾系统学习过创意写作，著名作家哈金也在作家工作室教授创意写作。

    其次，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化发展格局呼唤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未来的国力竞争是文化创意产业的较量。谁在文化上占据了先机，谁就能真正在“观念”上影响世界，就可能在竞争中获胜，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落后最主要是由高校文学艺术教育落后所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强大的文学艺术教育学科，但我们缺乏这个学科引擎。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首次确认了文化可以产业化发展的思路，此后各地各级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为我国走向文化资源大国、文化创造大国、文化消费大国、文化输出大国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和发展提出了要求。

    家国情怀已经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练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知识分子素来6强调“内圣外王”的治世理念和“以身许国”的救世情怀，自觉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家国情怀是滋养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必然素质。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回应所处时代最宏大最重要的问题，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我价值。这就需要深厚的家国情怀为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人类历史的实践也证明，那些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璀璨印记和光辉形象的知识分子，无不胸怀国家、兼济天下、心系苍生，甚至是为了家国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我们矗立起了一座座广为传颂的精神丰碑。因此，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深邃渊博的学识素养、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更加需要将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

    家国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职业精神的内在要求。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具有新的内涵。毋庸置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精神追求的差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其他职业群体一样，知识分子是现代职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逐渐内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时代课题的转换也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注入了新的价值元素。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应单纯追求个人利益，不应置社会影响于不顾，而应该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

    家国情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厚精神养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发挥建设性作用。钱学森、邓稼先，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事迹已经表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发扬甘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时代精神。支撑起这种精神气质的强大动力在于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使得知识分子始终与国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相向而行。家国情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涵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知识分子有责任拒绝精致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有义务为科技创新、理论创造、学术繁荣贡献力量，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

（选自《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有删减）

有关经典的加减法

韩少功

    ①文学经典是一个弹性概念，通常是指那些影响长存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指标、基石的意义。

    ②其实，这些作品大多留有知识精英的物权印痕 ， 切合历史上中（产）等阶级的总体心理需求——因为只有读书人才可能掌控评说、课堂、图书馆、文学史，以及向公众传导文学信号的职能。这样说的意思是，草民对民间迷信插得上手，对文学却不大够得着。权贵对公文插得上手，对文学也不大够得着。因此，经过一段不太长的岁月，迷信与公文不知何处去，很多文学作品却依赖众多读书人的齐心合力，仍能顽强地保值增值，一次次重返书架。

    ③读书人五花八门，并非统一的整体。有的白皮肤，有的黑皮肤；有的信基督，有的归佛门；有的敢担当，有的颇颓废；有的傍权贵，有的走江湖……于是产生不同的文学标尺，也是常情。但不管他们之间差别多大，既然都读书，既然都在书里泡，就如同一群棋友对棋艺还是会形成大致相近的规则。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经典性”也许跨不出政治红区的边界；《阿凡提的故事》的“经典性”不一定能在基督教地区有效；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西厢记》《红楼梦》之类就不一样了。这些读书人共有的美人梦、精英闷骚、愤世纠结，能引起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共鸣，成为兴奋的更大公约数。

    ④这印证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凡经典都是建构之物，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常取决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凭借什么来上下其手。

    ⑤不过，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地摊上那些花哨的畅销读物能不能成为经典？那么多涉性、涉金、涉官、涉暴的文字，明明挠到了很多人的痒痒肉，不胫而走，呼风唤雨，为什么就很难碰上什么“经典化”的好运气？可见，建构并非无条件的，无法由知识话语权一类来随心所欲。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笔下，葡萄酒是法兰西人建构出来的一种文化图腾，不一定天经地义。这也许没错。但法兰西人再任性，再有能耐，也没法把阴沟水建构成什么至尊国宝。这里的区别在于：与阴沟水不同，葡萄酒具备了基础条件，具备了候补图腾的可能性，在营养、口感、气味、色泽等方面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价值优势。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不应忘记的另一半真相：思想与艺术终究是硬道理。

    ⑥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文亦不变。只要人还没有变成机器人，只要这个最大的“天（自然）”还没变，那么某种普遍的人性之道，或说人类较为广泛和持久的价值共约，就会构成经典化的隐秘门槛，把泡沫逐渐淘汰。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思想大户”（切入宗教、道德、政治的时代焦点），乔伊斯作为一个“艺术大户”（竟然发现、开发、释放出意识流这等奇物），就这样跨入了门槛。还有一些“资源大户”，比如《西游记》（佛教文化资源）、《聊斋志异》（道教文化资源）、《三国演义》（帝王文化资源）、《水浒传》（江湖文化资源）等，也是各得先机，各成气象，成为不易绕过去的大块头——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相比之下，大仲马、张恨水一类超级写手，再热闹也还是偏轻偏小，在大指标上不给力，最可能就被建构者们的目光跳过去。

    ⑦不难看出，经典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却是一种有限界的分布函数。换句话说，“建构”是文化权重者们做的加法；而淘汰和遗忘则取决于天下人心，是更多人在更久岁月里操作的减法，一种力度更大的减法。

    ⑧前者有偶然性；后者有必然性。

    ⑨换句话说，前者是运之所成，靠机缘；后者则是命之所限，靠实力和品质。在这个意义上，大部分文学史其实皆可半信半疑，因为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是在这种加法与减法的双向对冲之下，进入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限漂泊，需等待下一本甚至N本文学史的再度检验。

    新闻作为一种媒体信息。本应有助于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如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就曾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消除”，然而信息也会增加人们对真相认识的不确定性。尤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摆脱这种困境?除了优化信息环境外，更现实的途径是提高受众的新闻素养。

    在信息时代，批判性地解读和使用媒体信息应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技能。为什么在今天要特别强调受众的“新闻素养”?这是由新闻的性质和当今新闻的发展趋势决定的。新闻是帮助公民自治的必要信息，和其他出于私人利益或兴趣而获得的信息不同，它关乎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最终会影响私人生活。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文化的介入、新闻发布门槛的降低，新闻与评论、娱乐、宣传的界线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晰，“准新闻”甚至“伪新闻”层出不穷。

新闻受众应该提高自己的新闻辨别能力，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设置不同的警惕值，这样才能使自己变得明智。如何批判性地解读新闻?受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报道有无确切的来源?来源可靠吗?（二）报道的内容完整吗?是否包含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等要素?假如不完整，原因是什么?三、报道者提供了什么证据?这些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四、这则新闻除了报道事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意图?

    有人认为受众都是愿意看到真相的，他们欠缺的仅仅是辨别能力，然而现实中相当多的受众首先欠缺的是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如果说从前的新闻受众在接收信息上缺乏自由的话，那么现在的新闻受众更多是被诱惑，把有限的时间用于关注娱乐新闻，而最危险的是在被抑制和被诱导中养成的对事实真相无所谓的态度，要么是“你知道了真相又能怎样”，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真相，一切都是阴谋”。前者导致老于世故地配合做戏，后者导致愤世嫉俗、拒绝相信一切。

    还有一些人尽管有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却习惯于把常识当成真相，或者以常识为标准来判断事件是否真实。常识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帮助我们迅速作出认知，提高判断效率，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其实常识并不意味着就是对事实真相的认识，常识往往受到特定观点和具体经验的限制，因人而异、缺乏普遍性和稳定性，有时会遮蔽事实真相。把常识推上神坛，会走向主观先行和反智主义的极端。因此，有必要对常识保持警惕。

    我们生活的时代，受众越来越多地拥有制作和发布新闻的机会，所以，仅仅强调受众解读新闻的能力和追求真相的意愿其实是不够的，还应该提高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能力，提高他们所生产的新闻的质量。从新闻业的发展来看，无论对新闻受众还是对新闻工作者，这可能都有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