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2018年中国游客的足迹覆盖了157个国家，除了传统热门目的地，更多小众的冷门国家正在被中国游客发现和喜欢。

    目前，中国出境游呈现生活化和品质化的趋势。美食、自然探索、户外运动、避寒避暑、疗养休闲等当地化的旅游体验内容日益受中国游客所青睐。购物内容趋向日常用品，消费行为向理性转变。近年来除了传统的团队游，半自助、自助游等出游方式都受到中国游客的广泛欢迎。其中，半自助的优点是既自由，又省心；自助游则自己安排旅途中的一切，自由、主动、诗意，利用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却又不受商业的束缚。

    现在，中国游客已普遍利用智能手机使用翻译软件、电子地图、移动支付、预约当地中文向导、租车、移动wifi等服务，使得出境游像国内游一样，越来越便利。

    境外支付方式的升级也为中国游客出境旅游带来了更多便利。以中国银联为例，目前银联卡受理网络已延伸至168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境外超过2300万商户和164万台ATM机。而手机支付使境外消费更加便捷。目前，中国游客可以在全球40个国家使用支付宝移动支付。

    （摘编自《中国人：出境游很轻松》）

    材料二：

    （摘编自《旅游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倡议、“旅游年”的推动下，旅游合作更加紧密，跨越国境的旅行越来越便利。走出国门旅游，去别人的城市住上几天，换一种生活方式。游客越来越强调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体验，目的地则成为本地居民与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

    中国游客就是行走的中国名片，丰富着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的认识。中国正在加快出境旅游市场的成熟，以期获得更高的利益。随着相关出境政策不断改进和松动，有了坚实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基础以及国外相关组织的参与协作，相信我国的出境旅游市场将与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

    中国出境行业黄金增长周期大方向不变，随着不利因素的渐消，国人出境旅游的需求依然潜力巨大：中国目前持有护照人口为1.2亿，占总人口比例仅8.5%，远低于美国39%和日本24%的护照持有率，中国居民出境旅游才刚刚起步。

    （摘编自《中国出境游发展前景》

    材料四：

    第三十八届世界旅游交易会日前在伦敦举行。在今年的世界旅游交易会上，中国出境游市场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出境游客数量不断增长，消费能力逐步上升，许多国外的旅游部门、旅行社和航空公司等相关单位，都希望了解中国游客出境游趋势的最新动态，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出境游客以“80后”“90后”为主力，他们通过网络在线购买旅游服务或查询旅行攻略成为常态，同时中国出境游客更加注重旅游品质以及旅游内容的个性化。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出境游市场地位也迅速提升，中国游客拉动了许多地区的消费和就业，同时也展现出较强的消费引导力。由于不少中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逛景点、喝下午茶等大众化的旅游内容，一些旅游机构也在“绞尽脑汁”出新出彩，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如今，各国为了吸引中国游客纷纷设置中文旅游网站、餐厅提供中文菜单、酒店客房提供中文电视台、车站设置中文标识、景点提供中文导游等服务。随着家庭亲子、自由行客人的明显增多，当地向导成为出境游的“网红”他们主要提供陪游讲解、包车接送、特色体验等服务。如何在细微之处做出改变，让更多中国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受，是诸多境外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机构正在努力改善的方面。

    （摘编自强薇《中国出境游需求市场影响力渐长》）

    材料一：

    “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至1956年美国达特芳斯学院的一次研讨会。作为一门涉及了计算机、数学、认知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型技术学科，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获得了发展和应用。60多年来，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们发展了众多理论，其概念也随之扩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温斯顿对人工智能的定义，即那些使知觉、推理和行为成为可能的计算的研究。此后，罗素和诺维格将不同领域学者对人工智能的定义归纳为两个中心（“人”与“理性”）和四个途径：第一，像人一样思考的系统；第二，像人一样行动的系统；第三，理性地思考的系统；第四，理智地行动的系统。

    2016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这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收获期”，各种应用层出不穷。

    （摘编自刘滢、陈明霞《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业的行动与思考》）

    材料二：

    回望2017年，美国硅谷科技企业大力发展人工智能（AI）技术，且发展的势头十分迅猛。去年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在人机大战中轻松获胜，但人类的对手并非处于巅峰状态，让许多人留有期望。此外，无人驾驶技术已成为未来汽车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战略制高点，除谷歌、优步、特斯拉等科技公司在这一领域发力，奔驰、奥迪、丰田等传统汽车厂商也在竞相投入巨资研发。如果无人驾驶汽车真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将给相关行业带来巨变。在医疗领域，位于硅谷的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今年初公布了一项诊断皮肤癌的算法，经过训练，算法的表现已经可以媲美专业皮肤科医生。虽然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还只是限定在各自领域中，尚不具备通用性，但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迟早会发展到那一步，应未雨绸繆。

    （摘编自吴晓凌、叶在琪《硅谷人工智能发展三大趋势》）

    材料三：

    我国发展人工智能具有良好的基础，经过多年的持续积累，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城取得重要进展。加速积累的技术能力与海量的数据资源、巨大的应用需求、开放的市场环境有机结合，形成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独特优势。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应推动成立跨部门工作组，探索建立国家人工智能工作推进机制，统筹人工智能相关战略规划、工作方案的制定和实施，组织推进产学研用的协同发展。同时要成立跨部门跨学科专家委员会，推动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就业、法律、伦理等社会问题开展研究，定期评估技术演进、产业发展态势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与影响。此外，还要加大政府对人工智能创新企业的扶持力度，建立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基础专利共享平台等各类公共平台，并依托产业基全、众创平台等，探索建立创业投资机制；推动各类高校的人工智能学科建设，梳理与数学、计算机、生物等相关交叉学科之间的关系，重点培养具有创新力的高级专业人才。

    （摘编自尹吴智《美国人工智能对我国发展人工智能的启示》）

    材料四：

    各类人工智能公司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互联网《人工智能产业现状》）

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诺贝尔奖得主“背景”大揭秘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位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2018年10月《科技日报》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2018年10月《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人在路上走，鹰在脚下飞”，羊拉的公路一直被称为“天路”。有人形象地说：“在这里工作的人，把生命的一半交给头顶上的飞溅落石，另一半交给脚下的万丈深渊。要是出车祸，往往是‘空难’。”

    没有路，就没有人流物流，也就没有财流。交通建设推进难，但却关系羊拉乡的持续发展。上任以来，立青农布将重点放在了公路建设上。立青农布说，通过8年的努力，羊拉乡已经不再是交通死角，逐渐融入川滇藏旅游环线，从交通末梢成了交通要道，羊拉的发展面貌彻底改变。

    羊拉八年，高原的紫外线让立青农布的肤色加深，也加深了他与群众之间的感情；羊拉八年，不知穿破了多少双鞋，立青农布却说“脚比路长”。八年不短，立青农布说：不当漂在水上的浮萍，甘做沉在水底的秤砣。

    （摘编自《脚比路长 一心为民——记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羊拉乡党委书记立青农布》）

    材料二：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扎甘洛村吉克古克：你（谢彬蓉）是女老师，还有你的年纪大，我不相信，肯定是呆了一两个月就肯定呆不住了。

    支教教师谢彬蓉：我的父亲，他也是抗美援朝老兵，给我讲过彝海结盟的故事，我学的师范大学教孩子们，也相当于回报国家，又可以回报彝族同胞。

    支教教师谢彬蓉：当时就有个小男孩叫默格的，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经常在我们教室那趴着，那个眼睛是瞪到大的，嘴巴也跟着呀呀张着嘴读，孩子们对我那种期盼的眼神，对知识的渴望的那种眼神触动了我。

    记者：你每天上学开心吗?

    小学学生吉色子西：开心。见到谢老师之后，心情就变得非常开心。

    小学学生切吉惹伍：谢老师（教给我们）很多道理，很多生字，学也学不完啊。

    （摘编自央视新闻访谈节目）

    材料三：

    路通了，许多问题迎刃而解。今年1月中旬，我到田林县调研，这里丘陵连绵，九成以上是土山。过去由于交通不便，不少名优农特产品“翻不过山”。如今高速公路穿境而过，进屯的路、水、电基本都通了，县际路网建设还在不断推进。

    去年10月，我到融水苗族自治县拱洞乡龙圩村龙圩屯调研，认识了贫困户龙关屯，他的精神令人感动。他含辛茹苦把两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现在孩子毕业了，还了旧债，还盖了新房，日子很快好起来。在多次走访中，我看到虽然贫有百样、困有千种，但很多都可以从教育上找到根源。近年来，广西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完成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1925所，资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100多万人次，劝返贫困户辍学适龄学生4584人，让贫困家庭孩子“上得了学”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令人忧虑的是，“读书无用论”在一些贫困地区仍有市场，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失学问题依然存在，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切实加以解决。

（摘编自《求是》杂志《精准脱贫调研手记》）

材料一：

中华读书报：20世纪70年代您就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使您的作品具有怎样的底色？

梁衡：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我写诗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1975年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写大寨的诗歌。我小时候受古典诗文的熏陶，被父亲逼着背《千家诗》。大学赶上激情澎湃的时代，《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等，我都背过。诗歌对我的创作的影响，一是陶冶情感，二是锤炼语言。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激情。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时期举办第一次“全国好新闻奖”，您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就得了奖。新闻和文学，您是如何转化自如的？

梁衡：首先是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正好抓住了。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主角，记者是时代的主笔，我写《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就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关口。但那篇通讯只有几千字。正好《青年文学》创刊号要出版，我以此为题材写了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获得几个文学奖项，这是时代给予的。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即使您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创作也没有停止。《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政治散文被誉为“红色经典”。创作这类作品，您是否愿意谈谈是如何把握的？有何特点？

梁衡：写政治散文和我的经历有关。自古作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家、思想家兼作家，比如范仲淹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是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思考；一种是专业作家，比如李白、司马相如。那时兼职作家多于专业作家。当然现在专业作家多了，倒过来了，多于政治作家。作为官员作家，我认为有责任从我理解的高度为下一代讲清楚历史。我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但我走的一条特殊的路子，把伟人的思想人格提炼出来，用辩证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把历史的面貌剥清楚，挖掘其轨迹和情感。文学是人学，当然也应该是伟人之学。

我的政治散文把握这样几点，一是直接抒写同时代的重大政治人物和事件，剖析理事，不避尊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六位总书记我写过三位，包括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其他重要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方志敏等也都写过。二是书写前代人物、事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审视，找到独特的切入点，关照现实。

中华读书报：对于散文创作，您的主张是什么？

梁衡：我的文学主张是“二为三境五诀”：“二为”指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散文唯美是对的，但文章只有美的技巧，作家就成了一个杂技演员。我主张文以载道，要有思想。“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境界，一是客观的描述之美，“形境”；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教人留恋体味，“情境”；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谓之“理境”，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形、事、情、理、典。指要达到三境的方法，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谈的最多的是“时代”。您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为什么您有这种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

梁衡：一是来自家庭熏陶。我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后担任霍州县长。他读了很多书，我受他的思想影响。二是来自时代和大学教育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大家一起照相，他坐在前边的椅子上，后面的同学很清楚地看到他肩膀上的补丁。人大就是那样艰苦奋斗的氛围。当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每到周末同学们找地方帮别人义务干活。时代造就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三是受马列主义、西方科学史和共产党的世界观的影响。

（摘编自舒晋洽《梁衡：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

材料二：

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元朔二年，汉武帝实施“推恩令”，真正结束了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又合称《天子游猎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朝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第二个主题，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的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

“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统、经济繁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

（摘编自踪凡《“赋圣”何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