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不是美学家，《老子》中也很少谈文学艺术，但其中某些用语如“妙”“朴”“虚实”“有无”，某些命题如“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知白守黑”等，却对后来的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和艺术创作的基本法则。而其中最具根本性、最广为人知的则非“道法自然”莫属。

    “道法自然”语出《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而道则取法于自然。对老子所说的“自然”，今人容易产生两个误解：一是将“自然”理解为一个比道更高级、更抽象的存在物；二是将“自然”等同于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但事实上，老子所说“自然”并不是一个居于道之上的抽象存在，也不是那个外在于人类自身的客观之物，而是本然，是自然而然。因此，“道法自然”的意思其实就是遵循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它的另一种表述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者，顺其自然也，因其本然也。唯其如此，道才能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自然成就一切。

    老子所说的“自然”非客观之物，但“道法自然”并不反对以自然造化为师。既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天地万物无疑是人取法的对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法者并非物之表象，并非天地、自然万物的客观形态，而是显现于其中的某种意蕴。老子有关道的认识，来自他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思考。正是从对草木由盛而衰的生长周期，对水流冲击、侵蚀岩石过程的观察中，老子意识到“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和“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道理，进而总结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规律。万物各有其道，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人道、地道、天道莫不如是，而皆以自然为依归。

    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把隐含在老子哲学中的潜在美学思想充分地展开了。在《庄子》一书中，“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寓言的形式得到了具体生动的阐述，如通过“东施效颦”“混沌开窍”等故事说明自然为美的道理，通过“伯乐治马”“鲁侯养鸟”等故事批评人为改变事物自然本性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庄子并不绝对否定人为的作用。固然，“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但如果是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从事人的创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便能巧夺天工、妙造自然，臻于“刻雕众形而不为巧”的境界。较之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庄子上述见解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更为直接。

    在“道法自然”等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孕育出了独特的美学系统。与西方哲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不同，中国古人并不赞成逼真地复制现实，而主张在作品中呈现自然昭示的意蕴。相应地，中国古代艺术家在观察事物，进行创作时，其目的也不止于对物象外部形态的把握和描摹，而更着意于传达物象背后的理趣。进而言之，中国古典艺术之所以重神贵虚，如书法讲究神采为上，绘画追求气韵生动，诗歌推崇意在言外等，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和而不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经和基本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些有宏阔眼光的学术史学家看来，“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即认为各家的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不同而已。这恰恰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并行而不悖”的道理。汉代史学家班固更加明确地指出，各家“其言随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在他看来，各家的观点虽有差别和对立，但又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促成的。只有以博大的胸怀兼容百家，取长补短，和而不同，才能收到治理好国家的实效。

    我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从历史经验和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与班固大致相同的认识，肯定“相反相成”、“相灭相声”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不仅要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学派、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和殊异，同时也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致、共同之处，因此互相交流、对话、讨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互相诘难、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吸收，学术理论才能得到发展。东汉学者仲场统指出：“同于我者何必可爱，异于我者何必可憎。”因此，党同伐异三不可取的。北宋的苏轼曾经对王安石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方面都有严重分歧，他对王安石的批评是否客观公允暂且不论，但他认为在学术文化上不能搞“专同”，不能搞思想“一统”的话却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容不得对立的思想学派存在，企图用一种学说来“同天下”，那么就如同在盐碱地上只长着一片黄茅白苇一样地单调，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也就被扼杀了。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时，对“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有深刻的理解，提出了“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在他看来，学术思想上的各种观点，包括“相反之论”、“一偏之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可以启发思想，促进认识的发展，学者就是要善于从“不同”处发现“同”，认识到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一本”与“万殊”其实是统一的。如果不能正视差异、矛盾(“相反之论”)的存在，一定要使认识“出于一途”，那么智慧的“灵根”就会衰萎枯竭。他的“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的质问直接承继了先秦“尚和去同”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以上所引资料，说明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对“和而不同”的学术文化发展规律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作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简单地说，“和而不同”就是“相反相济”、“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一本万殊”，在学术思想上要允许不同意见、“相反之论”存在，通过“以他平他”的交流与交锋，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和”即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当然，“乐己之同，恶己之异”，必欲使天下学问“出于一途”，追求学术思想上的“专同”、“一统”的现象也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支持的“同而不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辩证文化观正是在与这种追求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文化观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和而不同”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在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才能够为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形成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起着推动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2017.3.15《传统文化研究》，有删改）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①“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后来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理论上“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作品的主旨，从而经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而现实生活中，“知音”往往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②“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基本内涵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丝”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被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往往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

    ③在文本辨识力方面，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学作品，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伪存真，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力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学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④在参与方式上，粉丝欣赏文学作品，要求突破“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对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⑤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录、翻唱和MTV翻拍等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的释放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文学批评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选自《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有删节）

材料一：

    2018年10月30日，悲伤的消息传来。江湖渐远，大侠不再，一个时代落幕了。

    先生笔下的刀光剑影和爱恨情仇动地而来，痴迷了无数不分年龄、地域、职业的男女。他创造的“成人的童话”，滋养了无数读者的精神空间。六十年来，先生的作品风靡全球华人世界，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他在人物塑造、故事营造、历史寄寓、想象拓展、语言驾驭等各方面都充分展示了高超的水准。他的作品彰显着中华文化的魅力，他也足以青史留名！

材料二：

材料三：

    在金庸笔下，豪气干云、孔武有力、斗狠使勇，充其量只能算个壮士；慷慨任事、忠悯待人、义薄云天，也只是个一般的侠士，所以杨过一人一雕往来东西南北，问尽天下不平事，急公好义排纷解难，人称“神雕大侠”，可杨过却拒不接受那个“大”字。郭靖与杨过在襄阳夜话，郭靖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裹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这才是侠之大者，这才是侠的最高境界。

材料四：

    金庸大师的作品之所以备受读者欢迎，固然首先缘于金庸先生非凡寻常的文学功力，把林林总总的江湖故事描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把形形色色的武侠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而善于从中华传统文化宝库汲取思想和文学精髓，聚焦大家深藏心底的“侠客梦”写作品、做文章，则是赢得不同年龄、职业群体情感共鸣和文化共振的一大关键。

    金庸先生的作品字里行间透射着忠孝节义的鲜明元素，通过对侠义之心、侠骨之气的匠心演绎，既满足了读者抑恶扬善、伸张正义朴素情怀的宣泄心理，更使大家受到中华传统美德的熏染。正如金庸先生坦承，“在武侠世界里，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冤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有道是，文如其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侠骨柔情的英雄气概，重信然诺的君子风度，快意恩仇的人生境界，生动地流淌于金庸的笔端，使先生的武侠小说更具历史、文化厚重感，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文明的独特魅力，创造了当代武侠小说的辉煌；金庸先生自身就是侠义精神的践行者。热心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的责任担当，六归故里显露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写自传的淡泊豁达，如此等等，也生动地呈现给我们一个德高望重的“侠义”形象。

写在舞台边上（节选）

黄裳

    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与特征。它是整个伟大的中国艺术传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是歌、舞并重的综合舞台艺术。它以“唱、做、念、打”为主，辅之以“圓场”为代表的舞台调度手法和独特的服装、道具、切末、脸谱、锣鼓、丝竹伴奏等艺术手段经过近千年戏曲艺人的辛勤创造、积累，从广泛的生活、艺术领域中吸取营养，形成了一种具有非凡表现现实生活能力的诱人艺术力量，至今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不妨以艺术大师齐白石的作品作些比较。齐白石是“大写意”派的代表画家，他笔下的花草山水无不以简练而浑成的笔法写出。但在用写意方法勾勒出的花瓣，叶片中间，往往栖息着蜻蜓、蟋蟀、纺织娘……这样细小的昆虫，这是用工笔画出的，笔法的细致，往往使观者可以看到那透明翅翼中间纤细的纹路。无论是粗笔或细笔，画家给观众提供的是同样生动的，洋溢着生之活力的形象，而两者又是统一的。

    在中国传统的戏曲舞台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同样或类似的情形。戏曲艺术家仿佛是一位非常精明的鉴赏家，他在五光十色、无比丰富的生活中，能发现哪些是重要的就抓住不放，哪些是次要的可以略去。从这样的原则出发所形成的一系列表现方法与手段，是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文人画”流派的萌芽、发展、繁荣几乎是同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国戏曲舞台上“上下场”、“圆场”等一系列舞台调度方法，是一种非常经济、简洁、聪明的方法。它摆脱了空间与时间的束缚，使演员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人物在马背上奔驰，在道路上躜行，穿过深宅曲院、进入密室、绣房，这些难以在通常话剧舞台上再现的困难课题，在这里几乎都不成为问题。但遇宣泄、刻画人物内心，展现人物之间尖锐激烈斗争的机会，就决不放过。必以狮子搏兔的全力，调动一切手段，加以再现。演员所使用的手段，比姊妹艺术丰富。面部的表情，衣衫的转折、抛掷，繁复身段的运用，歌声的变幻，念白的抑扬……无一不被用来作为揭露人物内心的武器。大胆的省略与精微的刻画在构思细密的节奏中成为一种高度谐和的统一体。观众得到的是同时呈现的“视听之娱”。一切都在同时间、地点完成。

    艺术家的表演，有时夸张便夸张到极处，细腻也细腻到极处。导演设计有时竟会使人联想到现代艺术形式一一电影的手法。近景、特写的使用是如此的频繁与自如，使观众不能不惊异。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家所获得的是远远超过一切姊妹艺术的可羡慕的“自由”但这“自由”又是受着自身的制约的。一步不能脱离生法，也不能离开本身的“程式”。

    程式是死的又是活的；程式是艺术家创造、积累起来的，也是在杨弃、提炼的过程中固定下来的。发展不会停止，程式的变化、丰富过程也永远不会停止。

    中国古典戏曲表现的多半是历史题材或传说、神话故事。但并不因此而使其艺术魅力有所削弱。这首先是固为，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创作者借用了古代的衣冠，但处理题材、刻画人物的依据却是当前的现实。今天舞台上保留下来的许多传统戏，在其创作的当时，正是那时的现代剧。因为现实针对性强与艺术上的成功，被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今天戏曲舞台上通行的服饰，正是明代（约十四到十七世纪）的衣冠，这是因为戏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而当时也正是现代剧产生得最多的时期。

    中国古典戏曲总是以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出现的。由于演出习惯的变更与观众欣赏的集中，人们往往更加重视整出戏中尤为精彩的许多段落。人们都希望在一次演出的组合中能看到题材、风格表演各不相同的许多单折戏。这样做更易于满足观众中间不同的要求并使演出更丰富而精炼，异彩纷呈。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