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说除了注意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外，还要注意到纵向和横向的情况。所谓纵向，指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传统是什么，这个传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所谓横向，即考察我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有哪些明显差异，我们从鉴赏的角度出发，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差异。

具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神话传说是文学和历史的起源。而在中国，神话传说既发展为用散文写成优秀的史传文学如《左传》和《史记》，也同时发展为被前人称之为“稗官野史”的小说。换句话说，我国的古典小说同史传文学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唐代传奇小说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从体裁到表现手法，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固然是十分明显的了；就连元明以来的长篇小说，也同史传文学一脉相承。《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它跟历史的关系血肉相连自不消说，就是在《水浒传》里，作者着重描写了若干主要的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无不具有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特点。《西游记》是连缀了若干个取经故事而成的，每个故事从开端到结束，无不有头有尾，都属于我国传统史书中“纪事本末”体的类型。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时讲究“史笔”，即语言要求精练，事实要求详备，同时还要通过细节描写来体现作者的爱憎是非感。古典小说继承了这一传统，刻画人物要求尽量全面，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的观点），并能做到“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语，下同），特别是对于反面人物，高明的作者更要达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水平。这在《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都可以找出不少的具体例证。这是我国古典小说从优秀的历史著作中继承下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

除了继承史学著作的这一优良传统之外，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中国古典小说是继承了自唐宋以来即已广泛流行的说唱文艺而逐渐发展下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最初都是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经过长期积累而内容日益丰富，最后才写定为书面语言，成为杰出的文学作品的。所谓“章回小说”的“回”，就是说书艺人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所讲述的故事内容。除了长篇巨著外，还有一些短篇故事，从宋元直到明清，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唐宋人所谓的“说话人”，就是指讲故事的艺人；而说话人所用的故事底本，就叫“话本”。如果有人摹拟这种“话本”的体裁来写故事，就叫“拟话本”。比如《错斩崔宁》是宋元话本，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明代的拟话本，至于《快嘴李翠莲记》，则是宋元时代比较原始的说唱体故事了。这种从民间口头文学发展过来而形成的小说传统，无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同封建士大夫只靠用书面语言写成的作品有极为明显的差别。明清以来，凡是第一流的小说，像《聊斋志异》这种用古汉语写成的故事，以及《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纯属文人笔下的创作，其所以能长久流传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可以说都是从说唱文学的传统中汲取了丰富营养的结果。从神话传说演进为稗官野史，再通过民间的说唱体的艺术形式，最后经过文人的加工写定，并发展为文学家个人的创作，就是我国古典小说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程。

（选自吴小如《古代小说鉴赏》有删改）

信息时代更需经典阅读

    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世界变得既立体又平面。所谓立体，是指信息的丰富性使我们很容易较为全面地了解事物，使我们处在一个与世界的立体联系之中；所谓平面，是指大家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似乎在逐渐消逝。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普遍的焦虑弥漫在年轻人中间：我想知道一切，我也似乎能够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这使年轻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前辈们从未有过的恐慌。

    网络信息与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较少受到社会理性的约束和过滤。网络上，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容易受到追捧，这样的东西有很大几率是“脾气”，而不是具有深厚时代文化内容的个性。阅读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产生从众心理，很多青年人在潜意识里以为通过这种“海量”阅读就可以产生知识和智慧，就可以建立“三观”，但最终，他们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焦虑。

    这时候，基础阅读或者叫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共同选择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文化基础。

    经典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习得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比如读四大名著，孩子首先会为故事所吸引，而这些故事本身，都深深镌刻着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故事的演进，会帮助孩子们辨别正邪、建立是非观念，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快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燃起追求正义的热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生活的精神原动力。

    如果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诗词则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模式。比如小儿皆可诵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光美好，生命美好，不能因贪睡而错过，对春光的珍爱与对生命的珍惜已拆解不开，春光与生命，时代与生活是如此让人爱恋，以致使人们不愿放弃片刻的光阴；诗中即使含有一丝丝的伤感，也立刻在这种青春的情绪中蒸腾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情感受。爱读这些诗的孩子，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打个比方，经典阅读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最佳操作系统。越早安装越好，任何时候安装都不算晚。有了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海量的信息，摆脱喧哗和浮躁，消除恐惧和焦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沉静下来，知道哪些是要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以西服及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造型结构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并考虑到具体的使用功能，运用“洋裁法”设计制作出了适合国人穿着的“新服装”。因由孙中山先生创制，并极力倡导且率先垂范，“新服装”被称为“中山装”。由于中山装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精神，符合当时的社会革命思想，又能满足当时的生活需要，因而被广大民众认可并接受。

    一个民族的服饰既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载体，更是传播民族精神的使者。汉民族服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到过重大作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推进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创新，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课题。

    中山装的设计思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彰显着民主共和思想。其前身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上部小口袋的倒山形袋盖寓意中国革命需依靠知识分子，闭合的翻领、前衣襟五粒纽扣系结，体现出了中正、坚韧、庄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而前襟五粒纽扣象征“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分立”，袖口三粒纽扣代表“三民主义”。整套服装采用的这种暗喻的方式，就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和服饰审美思维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经历了“拿来”与“消化”过程的中山装成为“洋为中用”、传承民族文化，同时适应国际化潮流、极具时代特征的典范。其造型结构和风格，代表着中国近代男性服饰的某些特点，反映出一个时代服饰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

    自开国大典以来，在历次国庆阅兵典礼、国际国内重要政治活动中，中山装及其改良装，都是国家领导人着装的首选。2014年3月22日，习近平主席身着中山装的改良装在阿姆斯特丹出席荷兰国王为其举办的国宴，这是习主席首次穿着中式服装参加西方国宴。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再次身着中山装的改良装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办的欢迎晚宴。国人为之振奋。实践证明，通过传统服饰载体激活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民族记忆和创新活力，对于构建新时期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意义重大。

    有文化自信，才会有文化创新，才会有文化自强。中山装以中国传统精神为内涵，融入了外来服饰的造型及技术手段，这一点对新时代中式服装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值此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中山装的文化内涵，学习中山先生立足民族文化并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充分发挥服装作为显性文化标识的作用，必将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材料一：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它假定人是利己的，在竞争中要追求直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古典自由主义者称这为个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来源于人们的竞争性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个人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只关心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名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结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的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限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节选自《百科知识》）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图

【注】“快速发展”时期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多数国家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材料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陈世骧、普实克等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倡扬，使中国学人认识到：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瑰意琦行的美丽抒情传统。笔者以为，中国文学不但有这样的抒情传统，而且这个抒情传统与西方的抒情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从抒情立场上说，西方抒情文学倾向于个性解放，向往理想世界，强调个人的主体价值和自我感情；中国的抒情文学更看重个人的感情表达与社会性的统一，强调“家”与“国”的和谐共荣。就抒情的方式而言，西方抒情文学更多的是采用直抒胸臆、以景喻情的写法；中国抒情文学也有直抒胸臆的作品，但更多的是采用曲折含蓄、融情于景的表现手法。故此，中国的抒情文学，有的侧重“言志”，有的侧重“缘情”，它们都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寄寓着作者的家国情怀和道德理想。作为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中国散文，与西方散文也大异其趣，其抒情传统有着独特的民族性和突出的审美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中国散文的抒情表现方式上。

    中国散文最常见的抒情表现方式，是“缘情于景”。中国散文不论是“载道"“言志”还是“缘情”，其根本都立足于“感物”，即人与物之间达成某种主客合一、心物一体的契合冥会，而这有赖深厚的哲学文化、伦理道德观念和东方思维方式的支持。故而，其抒发情感的方式偏重于情景交融、物我比兴，以期更委婉、曲折、含蓄地传达情思和生命体悟，从而达到“缘情而绮靡”的美学境界。西方散文则不同，其抒情传统来源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浪漫主义思潮，强调个人本位的主观表现，其抒发情感的方式则偏于直抒胸臆。

    中国散文的另一个抒情表现手段，是十分重视气韵。这一点也是西方的散文所欠缺的。西方的散文普遍重“笔”而轻“文”，即重理性的思考，重内容的充实、观点的尖锐，在表达方式上则倾向于议论说理。这样，不可避免地质胜于文，厚实而欠雅致优美，明晰而缺氛围情调。而中国的散文则大不相同。无论是庄子想象飞扬的“逍遥游”，司马迁的“无韵之离骚”，还是唐宋八大家的山水游记，甚至是朱熹一派的说理散文，无一例外都写得酣畅淋漓、气韵生动，韵在物外，情在理中，达到了“文”和“笔”的高度统一。从这一点上来说，西方的散文的确无法与中国散文相抗衡。

    音乐性，也是中国散文在抒情表现方式方面的“特产”，在西方文学传统中，音乐性同样是较为稀缺的元素。中国古代散文是相当重视语言的音乐性的。我们看韩愈、欧阳修、苏轼、袁宏道、张岱等的散文语言，均表现出抑扬顿挫、音节变化、语调流转、优美和谐的音乐美。试看庄子《齐物论》中的语

    言，作者采用多种修辞手法，把无形无状的风声写得有声有色、可触可摸，并且他以非凡超拔的想象力和对节奏、韵律的精妙体悟，描状出了风的高低、粗细、徐疾的各种声调，并汇合成了一曲美妙绝伦、荡气回肠的天籁。这天籁既如千军万马奔腾，“鼓气以势为美”，又似千万管弦繁奏，最后归于“希声窈渺处”。此外，还应看到，散文语言的音乐性虽包含排比对偶但不等于排比对偶，就现代散文的语言来说，音乐性更在于句子的长短参差，状物的形神兼备，行文的流转自如。

    中国散文抒情表现方式上有着诸多特点，但无不烙印着民族文化的底色。重感悟、重生命体验的东方思维方式，讲究和合之美、推崇天人合一、诗化人生的审美趣味，构造特殊、有诗性品质的汉字，都对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散文抒情传统的梳理和阐释必须置于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

（摘编自陈剑晖《论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