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依附于历史文化思潮而存在的叙事形态和思维形态，是以神秘性思维方式为内核、叙事性表述为手段的表现艺术。就中国神话史而言，它曾有过三次创作高潮，而三次高潮又分别体现着神话内涵的三次变迁。

    首先是五帝三王时代历史的神话化。中国神话的第一个高潮，使出现在历史上神秘性思维最为高扬、神权思想最为膨胀的“五帝”、“三王”时代。上古史非但不是神话的历史化，恰恰相反，上古神话更多却是历史的神话化，在历史记叙不发达的时代，它承载着传承历史的功能。例如夸父神话。无论是夸父追赶太阳的伟大举措，还是饮干河渭的巨大威力，都是在现实中不可能见到的。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个神话最少披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夸父的身份。夸父当是炎帝一族的人。第二是黄帝、蚩尤之战的反映。第三是关于当时气候恶化的反映。尽管神话中也有先民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哲学认识，但其主体则是历史的。

    其次是秦汉魏晋时代哲学的神话化。战国时代人们对人类生存所遇到的或涉及的种种问题，都作了理性的思考，阴阳五行学说成了解释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基础理论。秦汉人则把这种理论广泛地用于实践，并用神话对这种理论最大限度地进行图解，使神话具有了哲学的内涵。一个显著的例子，在先秦，诸神多为独立存在的个体，而秦汉人则根据“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将许多神话人物配成了夫妻。如以伏羲配女娲，以嫦娥配后羿，以东王公配西王母。这反映了汉魏神话与上古神话迥然不同的意义内涵，标志着神话性质的一次重大变迁。

    再次是元明时代宗教的神话化。元明时代，神秘性思维再次高扬，其标志便是新的造神运动动的兴起。元明人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创造了大量的神祗偶像。正是在这样的神秘性思维的驱动下下，神话创作掀起了第三次高潮，出现了《西游记》、《西游补》、《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等大批神话小说（鲁迅称之为“神魔小说”），还有《吕洞宾桃柳升仙梦》等以神仙为内容的戏剧。或宣扬佛法无边，或宣扬神仙不老思想，或宣扬修道成仙，或仙贺圣寿，无不带有十分浓厚的宗教气息与功利色彩，这是在上古及秦汉神话中绝对见不到的，反映了人们意识的变化。

    总之，我们从中国神话这三次高潮的变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神话并没有消失，只是其功能、性质在历史中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它作为一种思维形态，永远保特着其神秘性的内核；而作为叙事形态，则在不断变化着其叙述的主题。在“科技创新”作为时代关键词之一的今天，神话的叙述主题已由宗教变为“科幻”，通过对幻想的描述，表达着人类时未来新技术、新生活的期待与恐惧。然而神话的那种神秘性内核，并没有因科学的发展而消亡，相反却酝酿出了新的神秘性内容。由此说明，把神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与人类原始时代相捆绑的思路，是有问题的，需要作出调整。神话研究要想向前推进，必须对百年来的神话理论作出反思。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神话的三次大变迁》）

    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

    可见《乐记》所总结提出的便不只是音乐理论而已，而是以音乐为代表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美学思想，把音乐以及各种艺术与官能（“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和情感（“乐从中出”“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紧相联系，认为“乐近于仁，义近于理”“乐统同，礼辨异”，清楚指明了艺术——审美不同于理智制度等外在规范的内在情感特性，但这种情感感染和陶冶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相关联的，“其善民心，其移风易俗易”。

    正因为重视的不是认识模式而是情感感受，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以及后代的有无、形神、虚实等），“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功能性的。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是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是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作为形象，强调得更多的是情感性的优美（“阴柔”）和壮美（“阳刚”），而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所有这些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和艺术特征，都无不可以追溯到先秦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其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作用。

    儒家还要从孔子开始。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互相补充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庄子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这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和补充者。

（李泽厚《美的历程》）

科幻作品的价值

    ①近几年，随着刘慈欣的《三体》获雨果奖，以及《黑客帝国》《阿凡达》等科幻电影迸发出炽烈的“科幻热”，科幻作品拥有了数量庞大的受众，但这依然未能改变科幻作品的尴尬地位：它既不是科学领域的主流，也不是文学领域的主流，而是被大部分国人习惯看作“科普读物”沉沦在边缘状态。如何定位科幻作品，我们似乎应该厘清一个基本问题：科幻作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②1866年，人们在海上发现了一只被称为“独角鲸”的大怪物，生物学家阿龙纳斯应邀参加了捕捉这只“怪物”的行动。历经重重艰险，最后发现这只怪物原来是一艘构造奇妙、名为“鹦鹉螺号”的潜水船……这是“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在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中所构想的潜水艇。因风而起浪 ， 几十年后，英国建造的第一艘蓄电池动力潜水艇和美国建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水艇问世，值得一提的是，这两艘潜水艇都被命名为“鹦鹉螺号”。

    ③科幻“美梦成真”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潜水艇上。凡尔纳笔下的直升机、留声机、太空旅行，威尔斯笔下的基因改造技术，克拉克笔下的同步通讯卫星都已成为现实，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凡尔纳的科幻创作持奉科学主义信念，这一信念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所有问题，激发了科学家们探索人类共同经验之外的事物的热情。

    ④在跨过19世纪末凡尔纳“科学颂歌”的时代后，当代西方世界的科幻创作者——小说作家、漫画家和电影编剧导演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反思科学技术为己任进行创作。作品中普遍展示科学技术过度发展的荒谬后果，反复警示科学狂人滥用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祸害，不断警告资本借助科学技术疯狂逐利，最终将极度危害地球环境和公众安全。

    ⑤A。但是，被誉为“中国科幻第一人”的刘慈欣，偏偏没有汇入这个潮流之中。相反，他以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坚持他的科学主义创作纲领，他的《三体》系列作品反复表达和图解了这个信念。B。而值得深究的是，刘慈欣虽然持有强烈的科学主义信念，他的创作并没有科学主义纲领之下应有的乐观。C。粉丝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发现，刘慈欣对未来是越来越悲观了，《三体》更走向了大悲极致——人类文明被轻而易举地毁灭了。D。

    ⑥刘慈欣《三体》获雨果奖之后，赞美声之外也有许多争辩，不过争辩的焦点都纠缠在“黑暗森林”法则能不能成立、光速能不能被超越之类的具体问题上，而有一个议题未被认真谈论过——刘慈欣抱持科学主义信念，又有着极大的反潮流勇气，为什么他的作品竟然与当代科幻主流殊途同归了呢？

    ⑦刘慈欣曾说他受英国科幻小说家克拉克的影响很深。克拉克的墓碑上有一句话：“我从来没有长大过，但是从来没有停止成长。”这种信念有一个天真的核心在里面，内植于刘慈欣的创作中，就是坚信科学可以创造未来，未来的悲观不是由科学导致的。在“反思纲领”的科幻作品里，我们常常看到人类在科技挤压下的无力与无能，或是人性在先进科技面前的挣扎，而与此不同的是，刘慈欣在他科幻小说特设的“思想刑讯室”里，对人性的自私、自大进行了科幻所特有的严刑逼供，这种对于现实世界惯性思维的冒犯与刺激，让读者看到人性的黑暗。正是人性的黑暗，拖曳着刘慈欣笔下的角色们，走向无可避免的悲观未来，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朴素伦理。

    ⑧有许多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语境中是不会被思考的，或者受到现有社会结构等的制约无法展开思考。科幻能够创设虚拟语境，跳脱当下、跳脱“此在”的束缚，把当下放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下去面对，在种种貌似“不可能”的戏剧情境中，引发不同寻常的新思考，为我们开启一场又一场蕴含着哲学意味的思想与伦理实验，激发人类想象、创造、预测、反思，以启发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思考与行动。

    ⑨将科幻视为“科普”读物，或认为科幻“多提供了一种文学样式”，都是对科幻价值的低估。科幻作家们想象构造的前瞻与忧思，让人们理性地思考未来。而人类的未来，正是基于今天种种思想实验所取得的成果。以此来观照科幻，就可以理解为何科幻作品因其不可替代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当前，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开启全新变革，引领全球经济发展。而无论是智能制造还是人工智能都离不开数据分析，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时代，数据到底该怎么用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数据隐私是一项基本权利，未经同意，任何人不应该将他人的搜索行为、购买行为、行程等数据用于牟利。就如一些互联网媒体在未经本人同意的前提下抓取消费者的搜索记录，并投放广告，这等于未经授权将个人隐私数据变现来赚取收入，某种程度上已侵犯了用户的数据隐私权。

    日前，脸书董事长扎克伯格在问询听证会上承认，除了将注册用户的数据供第三方使用，脸书还收集未注册用户的数据，令数据“泄密门”进一步发酵。而国内消费者反映，在手机百度上搜索吸尘器后，频繁收到百度、京东、网易新闻等AP推送的吸尘器广告。百度利用搜索记录定向推送吸尘器广告尚可理解，为何京东、网易新闻也有此类推送呢？他们又是如何得知该消费者关注吸尘器呢？数据隐私状况令人担忧。

    同时，数据分享又是十分必要的。以人工智能医生为例，仅在影像诊断方面，人工智能就需要学习大量的影像病例，以达到较高的准确率。此类数据分享和汇总分析最终将给人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

    数据隐私与数据分享界限如何划分？关键在于规则的建立。脸书数据“泄密门”后，苹果、百度、腾讯等企业纷纷表示自己是绝对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但海量的信息收集和存储，使相关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拥有了一种巨大的权力，仅仅靠企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权力如果不被关进笼子，那么在网络上近乎“裸奔”的用户信息，可能随时都会被出卖到镁光灯下。

    正如硬币有两面一样，大数据也有两面性。无论你是否喜欢，大数据裹挟着好与不好同时到来。面对新技术，我们要拥抱它，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否定它。一个行业兴起初期往往处于野蛮发展状态，企业由小变大则需要规范，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规范。没有数据的规范使用，就没有数字经济产业的健康生态。规范不是制，不是遏制技术发展。相关规范滞后于技术的发展是客观的，应积极探索，在创新中解决问题。

(摘编自李心萍《数据隐私和数据分享》)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但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一代文人为时代而创作的使命感是文学高峰形成的前提。唐代文人们在不同时期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的情怀，创作出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李白在《古风》其一中写道：“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他认为开元年间复兴了尧舜的太平之世，才子们纷纷乘此时运，各展才能，写出文质兼备的诗歌，自己更是希望著述照耀千秋。而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处于家国兴亡的危急关头，则写下大量忧国忧民的传世名作。中唐时期，社会危机重重，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许多讽喻诗广泛触及中唐各种政治问题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力度都是后人所不能企及的。

    文学高峰的形成与文学风气、文学形式大力变革有关。以诗歌来说，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浮靡，唐朝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提出要廓清“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继四杰之后，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到初盛唐之交，张说和张九龄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中为诗人们广泛接受，以建安气骨为核心的“盛唐气象”形成。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尤能引起后人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时代环境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例如乡情、亲情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产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乡太久儿童不识的情景寄寓着人生易老的深刻感触，这正是多少人老来还乡的共同体会；“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既是王维的心情，又超出了时空地域的局限，为后人所共有。

    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三方而至关重要在登临巅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所追求的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经典和文章学经典，《史记》的史学经典地位在唐代已基本形成，然而文章学经典地位确立则相对较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史记》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意谓《史记》是中国古代散文中地位最高的作品。《史记》这一文章学经典地位的形成始于明代，这和中国文章学理论的发展及明代学术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唐代古文运动以前的《史记》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评论和思想评论方面。扬雄在《法言》中以“实录”概括《史记》的史笔，对《史记》的思想倾向则提出了“爱奇”的批评。班固首次对《史记》做了综合性评论，认为《史记》的史笔总体详赡而细节不乏疏略与抵牾，思想倾向有悖儒家正统之处，但其行文具有叙事清晰、语言质朴、评论客观的特点。班固的评论得到了后世裴松之、范晔、刘勰等文史学家的一致认同。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除了继承班固的看法之外，还有两点创造性意见。首先，刘勰开始对司马迁的文学成就进行定位：“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因《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是建立在“原道”“征圣”、“宗经”立场之上的，所以司马迁的文学地位虽然降格于经部文献，但作者和作品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次，《文心雕龙·史传》特别肯定了《史记》在文体创造方面的成就。

    《史记》正式进入文章家的评论视野始于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家开始以《左传》、《国语》、《离骚》、《史记》、《汉书》等先秦及秦汉典籍并举，目的是建立可堪效法的古文传统。唐代古文家对《史记》缺少专门研究，评论也比较笼统，但在理论定位上将《史记》视为值得学习的文章学范本，这样的观念在《史记》接受史上具有突破意义。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深入发展的时代，《史记》的文章学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关于《史记》修辞学和风格学的评论开始兴起，并带动了《史记》叙事学的研究，评论的形式也日渐多样化。宋人对《史记》文章学的定位比唐人具体。《史记》作为秦汉古文系统中的西汉典籍，其文章学地位大致可以描述为可堪师法，但地位低于先秦经部文献、高于汉代之后的作品。在这个定位中，西汉文虽然在地位上降格于先秦文，但从文章学习的角度却是利于师法的对象，而《史记》则是西汉文中最堪师法者。但由于宋代文章学具有中正典雅、含蓄内敛的美学倾向，宋人同时对《史记》的行文风格和修辞手法提出过很多批评，总体评价是得之雄健，失之粗率，加之宋人的文章学理论虽然在观念上推崇秦汉古文，在实际的写作、选编活动中真正推崇的却是时文，所以《史记》对于宋代文章家的实际写作指导关系并不密切。对《史记》的文章学价值有所重视而不乏批评的观念，在元金之际基本得到了延续。

    综上所述，明前《史记》在中国文章学的定位仅是作为先秦两汉文章学资源的重要典籍之一，同时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与缺陷。这样的定位，尚未达到“无韵之离骚”的经典地位。

(摘编自杨昊鸥《明前文章学对<史记>的定位》，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