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训的公益教化

陈延斌

    博施济众、扶危济困、热心公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民间士绅、百姓都是这种观念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中国传统家训中就有极为丰富的公益教化的内容。

    首先，家训的作者都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的族党乡人视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许汝霖的《德兴堂家订》告诉子孙要俭朴，婚丧祭祀要从简，用祝寿、祭祀等省下来的钱，济孤寡，助婚丧，立家塾。在这方面，被宋元明三代皇帝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在其家训《郑氏规范》中规定得更为具体：对族人要多加体恤、帮助，缺粮者每月给谷六斗；不能婚嫁者助之；乡邻无家可归者给房屋居住；无子孙的乡邻死亡后，给棺材安葬。

    其次，许多家训都特别强调要周济鳏寡孤独。《郑氏规范》要家人对“鳏寡孤独果无以自存者，时周给之”。韶山毛氏宗族的《家劝》，用歌诀的形式训诫族人“矜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余粮。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郑板桥要求幼子应经常将自家的笔墨纸砚送给同学，尤其是“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至阴雨天不能即归，辄留饭。”既帮助别人又不伤对方的自尊，考虑得何其周到！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些开明的家长如清代的蒋伊还在家训中嘱咐家人，丈夫死后，不仅应鼓励寡妇再嫁，而且要给予资助。

    积极倡导家人热心公益的内容在传统家训中也不胜枚举，大到造桥修路、筑堤防洪，小到免费供应茶饭，几乎无不涉及。家训的作者们告诫子弟家人对公益事业要积极支持，仗义疏财，“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明代袁黄的《了凡训子书》将“兴建大利”作为积善的重要途径之一，要求子孙“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兴建”。《郑氏规范》对子孙应从事的公益事业项目制定得极为详细，譬如要子孙当尽力资助修桥补路，“以利行客”；自六月到八月，在交通要道设立茶水供应站，招待过往行人。

    积谷储粮以备荒年赈贫，或者灾荒年月减免租税帮助穷困佃户乡人，是许多家训都详细规定、多加训诲的内容。蒋伊的《蒋氏家训》言“积谷本为防饥，若遇饥荒，须量力助人。不得因歉岁反闭粜以邀重价”。陈龙正的《家矩》告诫家人要讲究人道，且不可乘凶荒之年抬高粮价，牟取暴利。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倡议效仿朱熹创立的“社仓之制”，先由自己出钱捐谷二十石，在家乡建立社仓，除自家每年增之以外，还要动员附近富家捐粮以增加储备，以便凶年赈助乡里贫民。

    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以教家立范、“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的家训教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国人的伦理道德，对拓展儒家思想社会教化领域，保证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谐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

中国动漫缺什么？

    中国动画在历史上有过颇具特色的创作，比如《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水墨风格、剪纸风格的作品，在一代人的生命记忆中长久存在。但是，这些今天被定位为艺术片的片子，都没有被现代的商业运作包装过，完全没有后续的延伸开发，看完之后觉得很好，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的动漫，在形成产业链和市场方面缺少很好的机制。

    史努比、米老鼠、KITTY猫、皮卡丘、机器猫，仅这5个可爱的“舶来”卡通，每年就从中国市场赚走6亿元，尚未成熟的产业链，导致中国动温市场80%以上的盈利流向了日美等国。动漫要发展，它的原创能力和产业深度开发之间，要形成互相推动、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这方面，迪斯尼的成功商业模式值得我们研究。在这个动画王国的产业链里，有动画片的创作，还有版权代理、图书音像、玩具、服装乃至休闲旅游等延伸产业。迪斯尼的动画明星们，吸引了众多旅游走进迪斯尼乐园；而一个迪斯尼乐园，又造就了众多需要看迪斯尼动画片的观众，反过来刺激了迪斯尼动画片的创作。业内人士注意到，许多国外动画片以相当低的价格向电视台出售播出版权，有些甚至是免费提供。他们算的正是后续衍生产品开发的“大账”，看重的是动画片观众的购买力。国产原创动画，只有不停留在播放这一环节，着力形成产业链，才可能做大做强。

    据介绍，我国第一批动漫专业的本科生今年7月才能毕业，现在大部分从事动漫事业的人都是从其他领域转过来的，从动漫“发烧友”成长起来的，中国动漫产业缺人才，尤其是创造型人才。像这样的整体状况，这样的素质，要发展中国的动漫很困难。如果没有创造型的人才，这个产业只能是祖放型的产业。

    有专家形象地说，动漫艺术是一条河，人文与技术是这条河的两道护堤。我们要在人文关怀中关注技术的发展，在技术发展中深化人文关怀。动漫的背后有着很厚重的人文内涵，只有处理好人文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动漫这条河才会充满活力。

    动漫是基于技术文明的产物，现代科技催生了动漫之“动”，而这种新兴的技术文化仍然要承载人文关怀。表面看，动漫空间只是一个文化的产业空间，但是，现代的人性在这里得到孕育，并悄然成形。动漫空间里，有人文与技术的生态关系的综合呈现。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虽然计算机、摄影摄像等技术可以超越国度，但是，哪怕我们拿着同样的相机，但由于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拍出来的东西也可能不一样。同样的花木兰，美国人作了美国式的翻版和改造，如果是中国人处理，相信从造型、音乐，到对人性的理解等都会不一样。这背后，就是人文精神在闪耀。

《人民日报》（2005.6.6）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词”，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原来是“辤”字，后来写作“辭（辞）”。所以，“诗词”本来就是“诗辞”。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不等于“诗辞”了。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辞，或说歌辞，其实和现在的歌词是没有区别的。在当时，诗就是辞。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辞或歌辞，简称为辞，例如楚地流行的歌辞——楚辞就是如此。

    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与音乐分离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辞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辞”字。这个“辞”字，晋宋以后，都简化用作“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这一切“词”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而且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等。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晚唐牛峤《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类似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某某词”的。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词作为诗的延伸和附属于诗的一种边缘文体。诗余这个名词，就明确地说明了当时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试图把词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不久后，当时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清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又改名为《清真词》。从此以后，“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被确定下来。

    中国现代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建立起来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问题”，但是“哲学”并没有从经学、子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由于西方哲学的传入而在20世纪逐渐建立的。因此，它就有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两重任务。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哲学既可以“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也可以在消化西方哲学的情况下，“接着”西方某个哲学派别讲，而使之成为中国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由西方哲学传入，并经过众多学者利用和借鉴西方哲学而发展成的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而一旦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有了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它无疑是人类哲学理论中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哲学”作为其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因此，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应是建立中国现代哲学，使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路径。如果我们要掌握西方哲学的真精神，不仅要像南北朝诸高僧那样，系统地翻译介绍和借用西方各时代的经典和各种流派的学说，而且还要像隋唐时期的高僧那样，通过对西方经典的诠释和研究，把中国思想加入和融化其中，这样才能更好地消化西方哲学，丰富中国哲学，使中国现代哲学走向世界。

    “接着讲”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重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在建设中国现代哲学上所取得的成果，要考虑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要评论他们的得失。现在有一些新一代的哲学家正是这样的。例如陈来的《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就是在深化着冯友兰“新理学”的某些思想，评论“新理学”的得失，并提出了一些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哲学就是要不断追问，不断创新。

    有的学者提出，对哲学思想不仅可以“接着讲”，而且可以“对着讲”或“另外讲”。我们说，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只是“照着讲”，而要“接着讲”，只是说对于哲学，应该发展它，并没有只能“接着”某种哲学讲的意思。在历史上，对哲学思想有“接着讲”的，当然也有“对着讲”的，例如韩非的《五蠹》就是对着儒家和墨家讲的，道家的老庄也可说是在儒家之外的“另外讲”。但是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对着讲”和“另外讲”也是一种意义上的“接着讲”。例如韩非的《五蠹》，从一方面说，是“接着”早于他的法家思想家来讲的：从另一方面说，又是因已有儒墨思想，他从相对立的方面“接着讲”的。又如庄子的书，当然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儒家的思想路径，他一方面是接着老于讲；另一方面，又与郭店的三种《老子》本不同，直接批坪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已有儒家思想，他才有批评对象，这从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接着讲”了。哲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提出新思想、新方法，开辟新的方向和新的研究领域。

（摘编自汤一介《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

    ①对康有为而言，人性论是大同思想的重要基础，也是孔子仁道的重要内容。他指出，世界要实现大同，除了满足“天下合群”的基本条件，还需要满足“人之智慧、淡泊、勇力、艺能、礼乐，皆人人完备”，人人为“天生之成人”这一条件。换言之，孔子“合群之仁道”的完满实现既需要在明人伦的基础上进一步破除伦常，合天下之人；还需要人性皆善，人人成为“全人”。后者是保障大同世界能“合天下之群”的人性论基础，也是孔子人心之道在太平大同世的展开。

    ②关于人性，康有为以孔子“性相近，习相选”作为根本依据，认为无论平世乱世，人性并不存在本质的不同；但是后天的习得却使人性在平世与乱世表现出巨大的差别。康有为指出，乱世之人由于世尚野蛮，教化未至，因此“人皆偏憾，不称天性，未成为全人”；当太平之世，“教化既备，治具毕张，人种汰，胎教修明”，则人人为“天生之成人”，因此，“乱世人之资格，与太平世人之资格迴远”。

    ③人在后天中不断根除乱世习性日完善的进化过程是在历史中不断展开的，但这个过程并非是自然的，孔子针对三世制定的后天教导才是人性在历史上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对于孔子的教导 ， 康有为首先指出孔子教导的总体原则是“治其志而归之于仁”，教人以“求仁为事”以养人之善性。博爱之仁在人性上的充分实现被孔子视作人性进化的最终目标，人性发展的方向因此得以最先明确，此为孔子教化之根本前提。其次，孔子针对三世分别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的原则。对于据乱世，孔子立“亲亲”原则教人建立父子夫妇纲常，使人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内部产生不忍人之仁心，使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此为教化之起点，也为人性发展之起点；对于升平世，孔子立“仁民”原则教人破除人伦界限而推思同类，最终实现人类世界即每个人之间普遍的友爱；对于太平大同世，孔子立“爱物“原则教人众生平等，爱生成杀，使博爱之仁德普照于世间万物，此为教化之终点，也是博爱之人性得到充分实现的终点。

    ④传统上，宋儒借《孟子》“亲亲仁民爱物”之言提倡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并通过细致辨别“亲”“仁”“爱”之间的差别强调万物一体下的差等之爱。与宋儒明显不同，康有为将人性问题纳入三世进化的框架中，认为“亲亲”“仁民”“爱物”是孔子针对三世的教导，它们也因此代表着孔子所设想的人性由低到高的发展水平；同时，在康有为这里，“亲”“仁”“爱”大体是同义的，他更强调的是仁爱施与的对象范围，从其以博爱论仁就不难看出，仁爱施与的范围才是衡量人性展开程度的关键所在，而并非是对差等之爱的体认与实践程度。在康有为看来，正是得益于孔子的教化，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人人都将在太平大同之世成为全人。纵观《论语》学史，康有为的《论语注》第一次明确以大同学说为中心阐释孔子思想。借助对《论语》的解释，康有为使大同学说深入中国思想主流。

（原载《读书》2018年11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