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是一种艺术风格，也是唐宋以来我国艺术、尤其是传统绘画的一大审美追求。当代著名画家程十发在谈到中西绘画艺术异同时曾说：“西洋画是加法，中国画是减法。”这“减法”之喻，颇巧妙地点出了传统中国画在意象经营和意境创构上追求“简”的审美个性，这与中西方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思想积淀的差异有着很深的联系。在古代艺术家看来，“画以简贵为尚”。究其渊源，这种以“简”为贵的思想的兴起与产生，在构成我国传统文化之骨干的禅、道、儒三家学说里已昭然可见。

尚“简”的艺术思潮自唐宋兴起，它和当时风靡流行的佛教禅宗多有瓜葛。“自唐宋以来，禅学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文人画始祖王维就受禅风濡染极深。他把参禅领悟的意境融入绘画创作，使超然空灵的胸襟和清简萧疏的山水化为一体，在禅心与画意的交响中开创了洒脱、淡简、高远的“南宗”文人画风。自此，五代的董、巨，宋朝的苏、米，元四家，明四家，清六家等，其作画均不用浓墨重彩，而是在绘画技法上从简淡到隐隐约约、若有若无之状，尤其在疏简的笔墨中敞亮出一个幽远的境界。禅学精神，影响到我国艺术，在方法论上给后者的重大启示正在于“以经济的笔墨获取丰富的艺术效果，以减削迹象来增加意境。”（钱钟书语）而古人论画语“弄一车兵器，不若寸铁杀人”，就来自禅家话头，乃宋代禅师宗杲的名言。

主张“道法自然”的先秦道家美学，浑身上下都充盈着崇朴尚简精神，与儒家思想一道成为了“简”思想的源流。道家美学、儒家思想比禅宗思想更早出现在我国大地上。《老子》讲“为道日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诸如此类，无不指向为“简”之道。它们在我国后世艺术里得到了鲜明体现。在道家本体论哲学里，“道”是宇宙的生命本体、造化的本根本源，它“不言”“无为”，既“素”又“朴”，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就其浑整性而言，可谓之“一”。而万事万物皆由它生发而来，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至道不烦”的第一层含义。换言之，世间万物作为各单个存在体，当然是既多又杂的，但是，若超越纷纭繁杂的物象而“以道观之”，则种种差异皆泯然不存，最终“道通为一”。此乃“至道不烦”的又一层含义。“通于一而万事备”出自《庄子•天道》的这一哲学命题实为道家“至道不烦”思想的扼要表述。

与偏爱自然的道家美学相比，儒家美学更重文饰，但也重“文”不弃“简”，主张“简而文”。儒、道两家美学向来分歧甚多，但在推重“简易”这点上，却是殊途同归。事实上，在后世以巨大张力制约我国艺术走向的，恰是这种儒、道合流的尚“简”观念。

在有限的画幅上，一条曲线，即宛若一座起伏的山峦；一块空白，却代表万顷碧波的水面；梁楷画中的人，八大笔下的鱼，白石墨里的虾，用笔用墨极简略洗炼，却气韵生动，跃然纸上。这是一种技巧。“删繁就简”“以少总多”这既是画理，更是哲理，是用于绘画之哲理，是充盈哲理之画理。这是我国传统绘画有别于他国绘画的独到所在。

（摘自李祥林《中国古代美学的尚“简”精神》，有删改）

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

    中国传统节日起源于农耕时代，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天文等方面的内容，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和思想、道德和伦理、行为与规范、审美与情趣，凝聚着千百年来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积极向往和执著追求。传统节日的产生根植于农业社会文化土壤中，往往具有农耕生活的色彩，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尊重，蕴含着厚重的历史与人文情怀，成为涵养中华文明、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民族精神、留住乡土情怀的共同心理纽带和精神支柱。它经过千百年的淬炼和代代相传，已牢牢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情怀之中，成为复兴、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近些年来，每当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到来时，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热情。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节日似乎要过得冷清、随意得多，越来越淡的年味成为人们普遍的感受，甚至连其中的感情投入也越来越少了，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渐渐被人们遗忘。究其原因，正是在于我们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不足，认识不够系统，对节日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对节日文化的载体建设相对缺乏，对节日的仪式感体会不深，从而导致传统节日在仪式感、载体、符号等方面缺乏时代感，不能满足人们在审美、娱乐等方面的精神需求，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结合不够，降低了传统节日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感和存在感。

    今天，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富足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注重在感情上相互倾诉、回应彼此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追求节日所带来的幸福感、愉悦感。一些喜欢过西方节日的人，往往只是想在欢快、温馨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感。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中的“情感”元素，让人们在节日的氛围里心存敬畏、体验传统、享受亲情、告慰祖先，在感受舒心与祥和的同时，寄托对来年的美好希望与祝福。另外，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精神、思想也在变化。所以，我们要重视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的挖掘、整理，让传统节日逐渐融进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反之，节日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洞符号，不可能行之久远、世代相传。

    文化符号与载体是节日内涵的重要内容，文化是依靠具体载体来传承的，文化载体让文化变得生动可感，能够给予人们视觉、听觉、触觉的多元享受。如春节流行的对联、年画、窗花，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船，都是传统节日符号、载体与仪式感的体现。这些节日载体不仅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展示过程也轻松活泼、贴近自然，使人们在其中体会亲情，感受欢娱，传递温暖。

    中国是礼仪之邦，仪式表达着中国人对事物重要性、价值性的认同，没有仪式感的节日难以让人们对节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依从，而仪式本身又是让人参与进来的重要方式。一系列依次展开的程序，代表着节日文化内涵的逐层展示，也是让心灵参与其中审美的过程。在这样一套看似繁琐的仪式里，人们的情感得到表达和宣泄，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也得到彰显和传承。仪式让传统节日变得庄重，富有意义，为生活增添了趣味和价值。通过举办仪式，人们可以领略到人生的美好、自然的瑰丽，人性的善良，感受到对生命的虔诚和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当传统节日丧失了仪式感，节日应有的庄重感、吸引力、投入性、参与性也就消失了。因此，我们要有仪式感地过好传统节日。

    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对文化符号、载体、仪式的重视，离不开国家宏观层面的正确引导，也需要社会各类主体的共同参与。

(选自2017年3月《人民论坛》，作者范如国，有删改)

如何看待道德价值导向和一般价值导向的关系

朱贻庭

    道德价值导向不能脱离一般的价值取向问题，应该从一般的价值观来考虑伦理学的价值导向问题。这就在理论和实践上将“价值导向”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非常关注道德价值导向问题。即使在“价值”概念合法化之后，大部分的舆论都是集中在人生价值、个体道德的领域之内。这种情况在1991年之后，也延续下来。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提法和口号，但是基本的倾向没有变化。最初的阶段，主要的是“集体主义”，随着社会的变化，对集体主义不断地作出新的解释和界定。比如从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到界定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还有的学者解释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后来，源自中国文化传统的“义利观”的概念凸显，对此也不断地作出新的解读。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荣辱观”的概念一度凸显，，近年来则强调了个人的修为、修养等等，不一而足。

    道德价值导向固然重要，但是，道德价值导向是不能脱离一般价值取向问题的。以义利关系而言，大都将传统的义利观盂局限于人生价值的领域。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了“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利观”，依然没有越出个体的人生价值的范围。

    实际上，大量的史料表明，传统的“义利之辩”和“义利观”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统治者的治国价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是“重义”还是“重利”；是“由义”还是“离义”。它通过制度、政策和统治者自身行为而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而选择何种治国的价值方针对于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取向，具有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人们价值观念影响的角度，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现实和历史都表明，体现在治国和施政中的价值观念，能否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是社会成员是否愿意遵循道德规范的一个必要条件。

    总之，道德价值导向固然重要，但是体现在社会制度、各项政策、各种施政行为中的价值观念，以及整个社会文化负载的价值观念，也许更为根本。只有把涵盖着两者的一般价值导向问题抓住了，才能真正实施包括道德价值导向在内的“价值导向”的要旨。

（有删改）

    “初唐四杰”堪称盛唐精神的探路者。虽然见识了太多艰辛困顿，前途未卜，现实充满无法预见的种种未知，但他们却以超乎寻常的坚定与执着，自由驰骋在对理想的追逐和对未来的诗意想象之中。诗歌是强化记忆的有效方式，他们通过诗歌创作，把逐梦路上的艰难困苦以及壮志豪情化作永远的记忆。

    历史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几百年来的政治风云和民族融合，造就了唐代文化的博大与包容。文人士子渴望成才、追求功名，不论出身，无问西东。在政治风云中家道中落的旧族，因时事变幻而乘势突起的新贵，以及依靠创新制度和灵活政策而发家致富的百姓，都鼓荡起冲破现实改变命运的万丈雄心。

    依靠门第与家世的选官原则正在被抛弃，新生的科举制度提供了依靠才学进身的仕宦途径，并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是否科举及第已经成为人生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尺。即如祖孙三代都担任最高层命令文字撰写之职的河东薛氏，到唐高宗时期担任宰相中书令的薛元超这一代，也要感喟自己未能科举出身的憾恨人生。他曾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参修国史。”

    科举制带来的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价值追求，已经深植于各阶层人士的心中。对于没有应举条件的士子来说，应募从军、立功沙场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即使科举（包括各种科目）及第的文人，也都在同一个时期通过杨炯的诗句集体喊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的豪言壮语。堪称唐代第一代边塞诗人的骆宾王也写有《从军行》诗，表达了“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豪情壮志。

    “四杰”以旷达的心胸来面对辛酸的人生。我们熟悉的骆宾王，曾给主持铨选的裴行俭写诗致意，虽然感叹“轻生长慷慨，效死独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但还是希望能够“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贱贫”。他又以生不逢时的浮槎自况，一边失落地叹咏着“仙客终难托，良工岂易逢”，紧接着还不忘展望一下未来，“徒怀万乘器，谁为一先容”（《浮槎》）。

    在那个时代，文学才华开始冲破门阀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在文士中间受到重视。让杨炯不服气的王勃，出自儒学世家，六岁善文辞，长而好读书，“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新唐书·王勃传》）。又如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狂妄自傲得令人称奇，《旧唐书·杜审言传》谓其“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唐高宗乾封年间，他参加完吏部的铨选考试之后，感觉自己发挥超常，一定会令主考官苏味道在看到他的答卷后羞愧而死。

    以“四杰”为代表的文学史上的初唐士人，评论家们可以批评他们还缺少浑融的意蕴和秀美的风神，但是那种“健全的欲望”（闻一多语）、不甘沉沦、不惧艰险的精神，却推动了一个盛世的到来。

（摘编自刘后滨的《“初唐四杰”的壮志豪情》）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材料一

借助大数据获得接受者的偏好，根据偏好行为“定制”文化产品，在影视剧创作方面有了成功尝试。比如《长安十二时辰》就是依靠大数据分析决定了演员角色的选择，满足了潜在观众的需求而赢得了市场。

当代不同门类艺术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数字技术的烙印。艺术品的经营和交易可借助区块链技术获得可信可回溯的数字凭证；人工智能进行艺术创作的尝试备受关注，“小冰”诗作绘画引发争议，AI作曲进入商用阶段……这些都让人们对艺术的未来发展产生无限遐想。人工智能作曲技术的不断深入，不禁让人联想，人工智能只是艺术家作曲的助手还是在未来争抢作曲家“职业”的替代者？作为专业工作者的艺术家们在新技术门槛前是更加无可取代还是一些古老职业消失的最后见证者？

（摘编自中国艺术报2020年8月4日《艺术因科技发展赋能更精彩》）

材料二

媒介技术仍在日新月异的升级迭代之中，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媒介技术有望实现艺术重塑。小说写作程序“电脑作家2008”以托尔斯泰的18部作品为基础创作《真爱》，行文风格仿若托翁再世：《再见，表情》等虚拟现实作品，将计算机图形等技术与新媒介叙事方法应用于艺术生产，产生震撼视觉效果。新媒介不仅是影响艺术生产的创新因素，而且是不断改变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的技术力量，人机共舞的时代悄然降临。

新媒介突破传统文艺生产传播模式，为当代文艺繁荣开辟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前景。随着文化艺术产业链快速延伸，新的文化艺术生态呼之欲出，新媒介条件下的文艺创作生产也被寄予“创新性”“精品化”“新高峰”的期许。从新风扑面到佳作迭出，新媒介文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文艺创作生产在价值引领和审美引领方面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7月15日《新媒介赋能文艺创作生产》）

材料三

智能算法以一种所谓中立的“理性工具”面孔深度渗透到内容策划、拍摄乃至后期制作等多个环节，这在具有天然技术优势的网络视听平台上尤盛。例如，爱奇艺开发了面向项目策划环节的流量预测智能算法模型，还针对内容生产推出“艺汇”智能选角系统、AI智能剪辑，针对营销环节打造视频精彩度分析算法。智能算法背后的大数据运算为影视创作提供了看似更为合理的参考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观众的喜恶和市场的走势。因此，智能算法规则下诞生的影视作品往往有着“吸金体质”。算法显示，影视作品要想上热搜、引发舆论讨论，设置具有话题热度的“热搜工具人”角色是比较稳妥的方法。于是，家庭剧里总要有个重男轻女、一味索取的长辈，或好吃懒做、依赖他人的兄弟姐妹；情感剧里一般都会出现看似楚楚可怜却工于心计的第三者，或者自私懦弱、处处留情的渣男。作品虽然题材各异，却都在算法的指导下，为脸谱化的人物设置程式化的剧情，打造一系列吸引眼球的话题标签，收割极为短暂的市场热度。

影视剧应当是有思想的艺术产品。而正是这种宝贵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作品成为与众不同的“这一个”。而在算法规则里兜兜转转的“热搜定制爽剧”却千人一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在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影视创作者一味地通过智能算法来编织影视作品的骨架和肌理，无条件地迎合和满足大众的喜好，不仅将会使影视创作走入机械重复甚至倒退的“死循环”，而且将带着观众在“娱乐至上”的歧途中走入钳制自主思想的泥淖。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1年2月18日《“算法”定能“胜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