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发展为书法艺术的成因

      在我们固有的观念中，汉字与书法艺术是绝对不能割裂的。“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世界上存在着数百个国家和民族，它们大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它们的文字书写没有成为一门艺术。而独有汉字在其衍变过程中成了艺术，或在汉字产生之初便具有某种艺术性。一些学者以“书画同源”说阐释汉字成为艺术的起因及性质，如刘纲纪《书法美学简论》、金学智《书法美学谈》等。由于文字起源于象形，并且由于“文字的点画书写能够造成各种同现实生活中的形体（或动态）有类似之处的形体”（刘纲纪语），所以文字书写成了能够描写现实生活的形象艺术。这种以为书法一定反映现实生活的观念，显然只是套用了一般的艺术原理。更多的人认为汉字成为艺术是由于汉字的结构这一事实，并由此认定书法是一门抽象艺术。汉字结构的繁简、点画的错落造就了许多美的因素，这是其成为艺术的一个先决条件。没有汉字结构的复杂性，其单纯的书写成为艺术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从“六书”造字原则看，我们似难以确信汉字产生的过程即是书法艺术产生的过程。“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形声、会意为造字方法，转注、假借为用字方法。四种造字方法的目的并非在于审美，而均在于实用。即使如象形，是根据物质形状描绘简化而成，其简化的过程多少含有某些抽象的因素，然其目的仍是致用为上。由此可见，汉字在一开始并无明显成为书法艺术的迹象。

我们似应再作如下的假设：如果说，作为书法艺术主要表现工具的毛笔至今仍没有发明，今天所说的书法是否能在历史上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呢？也许人们会说，今天见到的许多历代名作并不全由毛笔表现，那些墓志砖铭、摩崖刻石、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等，或由刀刻，或以模铸，而它们的艺术水平仿佛不在毛笔书法之下。但应当指出，这些非毛笔书写类的书法，在它们制作之前已经汲取了毛笔书法的意味（笔意），人们在刻或铸时潜意识地将笔意考虑在文字的运笔中，大多数碑刻则为毛笔书丹后刻石的，这是毛笔使用后给人们在书写时带来某种审美意义上的超越。比较一下笔画尖细的甲骨卜辞与血肉丰美的青铜器铭文，可以悟得毛笔等书写工具的使用对文字书写成为艺术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以断定，汉字书写成为书法艺术的成因，除了先天的汉字特质外，毛笔等工具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是文字书写发展为艺术的催化剂。而使毛笔等工具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的，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渗入。古代大师们在挥运毛笔时感悟到了某种表达其审美理想的可能，这使文字书写跃过单纯的美而成为一门独立而蕴含极深的艺术。

    任何民族的饮食乃至由饮食折射出的文化特质都体现了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风范。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在“和”字上，“和”有“中和”“融合”之意。中华饮食的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和”文化的思想精髓。

    中华饮食起源于农耕文明，大量食物来自土地。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汉族逐渐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肉食”饮食方式，扩大了食物范围，丰富了饮食结构。汉唐以后，中亚及东南亚等地的食物品种大量引进，增补了中华饮食品种。近世以来，西方饮食理念与方式得到认同，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华饮食形态逐渐形成。翻开中国食谱，到底哪种是地道的中国食物或外来食物，人们恐怕已经模糊。大量外来食物品种能够进入中国并转化为饮食的有机部分，不仅在于地理条件与自然气候为其提供了生长发展的基本环境，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人将其放在“和”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吸纳。

    在对外来食物或饮食方式的同化过程中，中华饮食突显出“本土化”的内在机制与运作模式，而本土性是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中国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米和面成为中国人的主食，水、旱地中生长的瓜果蔬菜成为与主食相伴的食物，家畜、水产品及野猎的动物大多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佳肴。尽管这种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在物质极大丰富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华饮食最根本的本土性特质却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且构成中华饮食文化体系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提供“中式餐饮”的餐馆与酒店中，中国本土化饮食要素不可或缺。只有中国本土性的饮食原料与中国厨艺有机结合，人们才能真正品尝到中华美食的滋味。

    中华饮食引进外来食物的过程，一是接受，二是消融。引进接受是前提，消融改造是目的。经过消融改造的食物同时被赋予新的含义，融入到传统的中华饮食中。如原产非洲的油料作物“芝麻”，在中华饮食长期实践与探索中还被广泛地用为调味品，与本土饮食有机结合，被加入到许多甜馅、糕点、饼类食品中。中华饮食文化历久弥新，还在于不断汲取周边各民族及域外的有益文化元素，进而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变革。如中餐“合餐制”的形成。自先秦两汉至唐代，进食采用“分餐”方式。南北朝时期，胡人用的被称作“胡床”和“貊盘”的器具开始逐步向中原地区流传。“胡床”即现在的马扎，“貊盘”是一种较大的餐桌，它们便于餐者起坐取食。这些饮食器具的大范围推广以及对其进一步的改造创新，打破了跪坐而食的局限，形成了围坐合食的进餐形式。而对“合餐制”的全面接受与文化认同，事实上也建构在“和”文化的理念之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的功能必然超越物质层面进入精神范畴，并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作为人类饮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态，中华饮食文化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体现了人对世界和自然的深刻认知与利用，更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了人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的愿望。在全球化时代，中华饮食文化并不会失去自我，而将在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认同之下进一步为世界各国所认同。

（摘编自肖向东《论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

    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以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不是作文，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是怎样一个不易达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这样一个标准，可是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

    我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新语》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学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说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说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能够随口举出的例子就有俞平伯君的三篇《文训》和鲁迅君的《立论》，这些都是精警之作。

    我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也还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他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了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可得的。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说得少，说得好。

(选自朱自清《说话》，有删改)

    中国关于“隐”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易》。其中《遁》卦“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直接描述了贤者为远避小人而退藏隐居的状态。可见，中国隐逸文化兴起的根源正在于人自保的本能，既然无法战胜又不愿合污，那就只好退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周遭环境消极的妥协，但在这种妥协中，隐居者却常常意外地获得宣扬个人主张，实现自我价值，甚至赢得权力青睐的新渠道。以至到了《诗经》，《小雅·鹤鸣》已经从上层视角，为隐居之人定下了如“野鸣之鹤”的身份，让隐士成为一种受到官方认可的，高尚、贤能、隐藏锋芒的象征。而《卫风·考槃》和《陈风·街门》两作，则更让贤人退隐所代表的逍遥和清高意象深入人心，转化为口耳相传的事迹。

    中国历史前进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制度演进所带来的，更加紧密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则使全身而退的躲藏变得愈发困难。这样的窘况，让求隐不能的魏晋士人不得不转而寻求精神上的逃避，“隐”这一行为，便从“存在消弭”的基本概念中，产生了名为“逸”的分支，延伸出“精神自由”的新倾向。

    政权更选频繁，社会动荡不定，魏晋六朝三百余年间近乎惨烈的政治斗争与战祸征伐，使作为社会上游存在的贵族和士人阶层深陷社会地位与权力流动的洪流。他们眼见财富和地位不再与生俱来却无能为力，终日周旋于身份认知与生存状况的巨大落差中不得解脱，还要时时殚精竭虑，唯恐稍有疏忽而招致祸端。正如《晋书》所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朝不保夕的强烈危机感加上囿于现实无处可逃的苦闷，几乎使这三百年间的每一个人都患上了名为“末日迷狂”的集体癔症。后人提起魏晋风流，无不带着艳羡的语气，言必提“‘六朝’卖菜佣都有烟水色”，殊不知这风雅至极的“烟水色”背后，是多少徒劳无功的苦闷和刻意为之的伪装。

    就在这人人自危，连对坐争辩都得规避俗事、政事以避祸的“清谈时代”，玄学家何晏带着一剂名为“五石散”的方药华丽登场，由此开启了六朝名士依靠药物自我麻痹和逃避现实的新风尚，中国隐逸史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风潮就此发端。

    通过服用五石散，魏晋六朝名士展露出种种超乎常理的迷狂状态和极度亢奋的行为：扪虱而谈者有之，路穷而泣者有之，仗剑劈蝇者有之，石发燥热当街裸身奔袭者更有之。所幸彼时人多淳朴，且敬神。面对如此诡异行迹，非但不以为失常，反倒因其敢于不拘礼教而受到尊重，倘若此人再有些才华异禀处，那便成了天纵奇才，甚至神仙托世，从此得以跳出世俗伦理，即使偶有不慎也能蒙混过关。端的是既能娱己，又能避祸，更有甚者还能获传美谈以垂史。种种好处如此，那发散不慎将会导致可怕结果反倒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无怪此后五六百年时光中，名流逸士皆为此物颠倒，不惜中毒身死而争相服用。所谓“真名士，自风流”，能够将惨淡人事暂抛脑后，而在迷离恍然的通神境界中无所拘束，这样的奇伟功效，试问又有谁能拒绝得了？

    在五石散的作用下，魏晋风度成就了一派人人风流自赏、追慕仙姿的奇幻风骨。服散后皮肤敏感，不得不着宽袍大袖被誉为“谪仙气”；药力发散后面色红润、大汗淋漓被称为“烟水色”；连石发导致的精神迷乱和极端亢奋都被赞为“真性情”。不知不觉间，五石散已经成为精致、敏感和脱俗的象征，甚至构成了一个被无数人仰望和效仿的隐形阶层，以至连《太平广记》中都记载着某人当街宛转称热，只为假装自己也加入了那个能够服用五石散的、高贵优雅而敏锐的上游世界的故事。

    如果说五石散是一场烟云水色的绮丽幻梦，那由它所带来的种种实际发生的行为和潮流便是中国士人心目中“隐逸之姿”的具象。服散后燥热难耐，必得靠疾走出汗才能抒发，却恰恰暗合传统“隐”观中“遁走避世”的思想，于是当街“疾走”演变成在风景优美僻静处“行吟”的风尚，自在至极，风雅至极，甚至还与西方哲人柏拉图所提的“诗兴狂迷”不谋而合，不经意间成就了了东西方文化最早的契合。

（节选自《心灵的逃亡：中国隐逸文化谈》）

大明湖之春

老舍

    ①北方的春本来就不长，还往往被狂风给七手八脚的刮了走。济南的桃李丁香与海棠什么的，差不多年年被黄风吹得一干二净，地暗天昏，落花与黄沙卷在一处，再睁眼时，春已过去了!记得有一回，正是丁香乍开的时候，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吧，屋中就非点灯不可了;风是一阵比一阵大，天色由灰而黄，而深黄，而黑黄，而漆黑，黑得可怕。第二天去看院中的两株紫丁香，花已像煮过一回，嫩叶几乎全破了!济南的秋冬，风倒很少，大概都留在春天刮呢。

    ②有这样的风在这儿等着，济南简直可以说没有春天;那么，大明湖之春更无从说起。

    ③济南的三大名胜，名字都起得好：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都多么响亮好听!一听到“大明湖”这三个字，便联想到春光明媚和湖光山色等等，而心中浮现出一幅美景来。事实上，可是，它既不大，又不明，也不湖。

    ④湖中现在已不是一片清水，而是用坝划开的多少块“地”。“地”外留着几条沟，游艇沿沟而行，即是逛湖。水田不需要多么深的水，所以水黑而不清;也不要急流，所以水定而无波。东一块莲，西一块蒲，土坝挡住了水，蒲苇又遮住了莲，一望无景，只见高高低低的“庄稼”。艇行沟内，如穿高粱地然，热气腾腾，碰巧了还臭气烘烘。夏天总算还好，假若水不太臭，多少总能闻到一些荷香，而且必能看到些绿叶儿。春天，则下有黑汤，旁有破烂的土坝;风又那么野，绿柳新蒲东倒西歪，恰似挣命。所以，它即不大，又不明，也不湖。

    ⑤话虽如此，这个湖到底得算个名胜。湖之不大与不明，都因为湖已不湖。假若能把“地”都收回，拆开土坝，挖深了湖身，它当然可以马上既大且明起来：湖面原本不小，而济南又有的是清凉的泉水呀。这个，也许一时做不到。不过，即使做不到这一步，就现状而言，它还应当算作名胜。北方的城市，要找有这么一片水的，真是好不容易了。千佛山满可以不算数儿，配作个名胜与否简直没多大关系。因为山在北方不是什么难找的东西呀。水，可大难找了。济南城内据说有七十二泉，城外有河，可是还非有个湖不可。泉，池，河，湖，四者俱备，这才显出济南的特色与可贵。它是北方唯一的“水城”，这个湖是少不得的。设若我游湖时，只见沟而不见湖，请到高处去看看吧，比如在千佛山上往北眺望，则见城北灰绿的一片──大明湖;城外，华鹊二山夹着弯弯的一道灰亮光儿──黄河。这才明白了济南的不凡，不但有水，而且是这样多呀。

    ⑥况且，湖景若无可观，湖中的出产可是很名贵呀。懂得什么叫作美的人或者不如懂得什么好吃的人多吧，游过苏州的往往只记得此地的点心，逛过西湖的提起来便念叨那里龙井茶，藕粉与莼菜什么的，吃到肚子里的也许比一过眼的美景更容易记住，那么大明湖的蒲菜，茭白，白花藕，还真许是它驰名天下的重要原因呢。不论怎么说吧，这些东西既都是水产，多少总带者些南国风味;在夏天，青菜挑子上带着一束束的大白莲花出卖，在北方大概只有济南能这么“阔气”。

    ⑦我写过一本小说──《大明湖》──在一二八与商务印书馆一同被火烧掉了。记得我描写过一段大明湖的秋景，词句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什么什么秋。桑子中先生给我画过一张油画，也画的是大明湖之秋，现在还在我的屋中挂着。我写的他画的，都是大明湖，而且都是大明湖之秋，这里大概有点意思。对了，只是在秋天，大明湖才有些美呀。济南的四季，唯有秋天最好，晴暖无风，处处明朗。这时候，请到城墙上走走，俯视秋湖，败柳残荷，水平如镜;唯其是秋色，所以连那些残破的土坝也似乎正与一切景物配合：土坝上偶尔有一两截断藕，或一些黄叶的野蔓，配着三五枝芦花，确是有些画意。“庄稼”已都收了，湖显着大了许多，大了当然也就显着明。不仅是湖宽水净，显着明美，抬头向南看半黄的千佛山就在面前，开元寺那边的“橛子”──大概是塔个塔吧──静静的立在山头上。往北看，城外的河水很清菜畦中还生着短短的绿叶。往南往北，往东往西，看吧，处处空阔明朗，有山有湖，有城有河，到这时候;我们真得到个“明”字了。桑先生那张画便是在北城墙上面的，湖边只有几株秋柳，湖中只有一只游艇，水作灰蓝色，柳叶儿半黄。湖外，他画上了千佛山;湖光山色，联成一幅秋图，明朗，素净，柳梢上似乎吹着点不大能觉出来的微风。

    ⑧对不起，题目是大明湖之春，我却说了大明湖之秋，可谁教亢德先生出错了题呢!

【注释】亢德先生：即陶亢德，老舍先生的好友，时任《宇宙风》杂志编辑。《大明湖之春》即是由他出题目向老舍先生约的稿。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亿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