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国土地上的语言奇迹

张柠

    面对如此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并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

    我至今还记得，当初读到莫言的《欢乐》《粮食》《天堂蒜薹之歌》等小说时的情境。饥荒的年代，一位农妇偷偷将生产队的豆子完整地吞进肚子，回家后再将豆子呕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濒死的婆婆，自己“死蛇一样躺在草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

    读到这里，我的确忍不住要流眼泪，接下来的情节却让我忍俊不禁：农妇的“血骂”铺天盖地，将自己和辱骂的对象一起贬低为畜生和肉体器官，一股戏谑的民间语言的风暴扑面而来。当我正准备哈哈大笑起来的时候，天堂乡的盲歌手张扣的歌声又响了起来：“乡亲们种蒜薹发家致富／惹恼了一大群红眼虎狼／收税的派捐的成群结对／欺压得众百姓哭爹叫娘……”是这些充满伤痛的底层经验，充满民间智慧又时而戏谑的叙事语言，充满痛感又时而想象力张扬的叙事风格，刺激我写下了《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那篇长文，来分享和讨论莫言在中国文学叙事语言上构建出的独特性。

    而且，我不认为莫言是在学习什么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他笔下的中国乡村世界是那么真实，真实得极端残酷。我也不认为他的语言有什么“狂欢化”的特点，他的语言是悲伤的土地中蹦出来的带着泥土腐味的语言。如果说他具有“民间”色彩的话，那也是中国特色的民间，而不是巴赫金笔下的中世纪欧洲的民间。莫言的小说叙事，是中国土地上的语言奇迹，是白话汉语文学经历了100年的操练，在叙事文学中结出的最新果实。

    更具有特色的是，面对如此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并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莫言的文体，是一种生长在真正的“民间”土壤上的“欢乐文体”。他对民间悲苦的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是“悲喜剧相结合”，既不只是哭诉，或记账式的恐吓，也没有给人制造压力，没有给人心灵投下阴影，而是给人一种“欢乐”的、继续活下去的力量。真正的文学形式，就这样既凸现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同时又消解了那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的“民间性”中最本质的欢乐精神。这就是莫言的特殊意义。

    此外，“莫言的获奖”也很有意义。它证明了只有尊重文学创作的规律，才能使得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获得更多的共鸣。

我希望“莫言的获奖”仅仅是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小小的序幕。

（选自《新京报》2012年10月12日）

《西游记》，别样的经典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与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认同，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迦摩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有删节）

    中国印章文化源远流长，商周时期已出现形制完备的实用印章，但直至明初，篆刻才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形成了艺术流派。明代篆刻取法汉代官印的审美范式，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篆刻“印宗秦汉”的创作与审美基础。明代及清初倡导的“印中求印”，邓石如等艺术家发展为“印从书出”，篆刻面貌为之一新，此后赵之谦、黄士陵等人“印外求印”的努力，则让篆刻的创作空间更为广阔。清代中期以后，篆刻家来自全国各地，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可以说，此时篆刻的地域性才被打破，成为真正具有文化属性的艺术形态。民国时期，篆刻形式多样，民众接受度越来越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发展速度之快，形式之丰富，内容之精彩，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篆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时代的繁荣与文化的多元，在篆科艺术中如何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当下的篆刻艺术应进一步拓宽“印外求印”的创作理念，在立足传统的同时创新表现内容与形式。“印外求印”最初的概念，主要是指从金石学范畴之内、印章之外，寻求新的创作手法和形式，如借鉴青铜器，古文字等，后来扩展到更为广泛的艺术领域。目前，艺术创作的空间无比宽阔，各类艺术形式的交互融合更加多样，这为当代篆刻创作提供了无限发展空问。譬如，以前少有入印的印刷体文字，经过印化后，也可以成为篆刻的表现形式；以前少有人采用的创作手段，如铸造之类，也可以引入篆刻创作的范畴；在历史的空间中尘封已久的陶印，其独特的可塑性被重新挖掘，从内容形制到彩釉呈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中式审美，并作为文创产品进入现代生活，此外，印章的文字内容也可以进行调整变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篆刻一直被视为书法、绘画的附庸，可以说，直到专业篆刻展览出现之前，篆刻的独立性都未能得以完整体现，故其文字内容势必会受到局限。篆刻艺术早就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其文字内容也应适当扩大范围、寻求变化，更多以往所不用但能真实展现时代风貌的“金句”“热词”“俗语”等，也可以进入篆刻家的视野，从而让篆刻艺术更好地融入这个时代，为更多年轻人所喜爱。前贤经典是艺术创作的圭臬，然而，绝不能将其视作顶点，艺术上的进步永无止境。

    在艺术的汪洋大海里，篆刻是其中一朵浪花。但若能激起一朵接一朵浪花的活力，也足以产生新的浪潮，使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

（摘编自曾呆《激发篆刻的时代活力》）

    ①小游戏“愤怒的小鸟”可谓红遍了全球，与此类似的还有小游戏“切水果”等，几乎老少皆爱。为什么全球人都如此喜欢这类有点“脑残”的发泄游戏？因为“怒鸟”的有些设计和我们童年的回忆有关，比如弹弓，就是对儿童时代的怀旧心理。其实很多游戏卖点都是返回童年，没有理性和道理可讲。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类似的欲望，似乎这就是人类的天性。

    ②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好，青少年时代越来越长，现代人的儿童期和青年期都在不断延长，人独立的过程延缓了。青年在学校的时间大大增加，并不独立，所以不少年轻人有很多儿童的特性。从这个层面说，可能除了少部分地区，这个时代全世界人大多生存不艰难了，于是成年人儿童化的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久地保留着童年的天性。

    ③再者，温饱没有问题，但是生活的挑战仍然相当严峻。大学生毕业以后，发现房价高、物价高，而职场里，总觉得自己的价值被低估，达不到期望。大家普遍焦虑，这种苦闷和压力是中产阶层常有的。所以作为减压效应，“轻暴力”游戏，就成为宣泄苦闷的最便捷方式。它有点小暴力，能让心中的苦闷有所宣泄，但是又无伤大雅，毕竟大多数人的苦闷还没达到极端程度，游戏的宣泄就显得恰到好处。

    ④自现代化以来，全世界的人都遇到一个共同问题：谁都不敢得罪。在任何组织里，都变得谨慎和压抑，容易心理上失衡。而这些小游戏，则把人生简化和单纯化了，游戏中，只要经过某种努力，就能够迅速达到目标，不像现实中如此复杂，有太多莫名其妙不可控的因素。游戏是可控的，并能在稳步升级中，获得自我的满足。

    ⑤但是与此并列的另一个现象是，精英文化一直在小众范围稳定发展。比如豆瓣上的影评和书评，网友们看的作品、评的内容，都非常高雅。总体上看，人的知识面肯定比过去宽泛多了，文盲率很低，花三分钟百度一下，立即就能把元朝说得像模像样。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把深度留给专业人员，大众只需高效挪用成果就行。可以说，整个人类的文化思维其实是提高了。只不过知识面无限拓展后，往深里走的愿望就减弱了，不能连贯思考，发散性很强，变得平面化，但未必肤浅。

    ⑥这些单机小游戏，归根结底，体现的是自我感受，让自我得到了释放。年轻人的社会群体感弱，自我的空间却足够大，房子可能小，但是私密性很强。完全可以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我、敏感、细腻、轻微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心里的创痛和不安，需要治愈。也有人把某些小游戏归为“治愈游戏”。从这个角度说，大众文化和游戏，也有积极的力量。

启蒙思潮与公私观念

刘志琴

    ①对个体生命关怀的学说在中国不绝如缕。即使在先秦时代，也星星点点地散见于诸子的篇章中。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宋明理学崇天理、灭人欲的高压下，“私”无藏身之处，然而发展到明后期，王艮对天理作了重新的解释，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人的本性是自然，自然趋向快乐，穿衣吃饭是自然要求，顺应自然要求，就是至道和快乐。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人同此欲”是“自然天则”的命题，强调人欲与天理并非天生对立。顺应自然的发展，以己欲度人欲，乃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

    ②由肯定人欲进而提出“尊身”的观念，认为“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王艮提出“爱身如宝”的思想：“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我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并按此理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把“尊身”提到“尊道”的地位，认为保身与保国、保天下是一致的，这是对“身”的最高评价，显然，这“身”是依托个体的人而存在的，有身尊才能做到道尊，实际上这已超越群体，属于个体性的范畴。在群体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中，突出“身”和“生”的观念，回归人的本性，是个体从群体剥离的前提，是冲破封建伦理坚冰而走向人文启蒙的先导。

    ③这在中国是个艰难的历程，近代人文启蒙以崇尚个人价值和人格独立为内涵，这是封建文化对人的传统观念中难以含有的内容。“人文”这一概念在中国虽然古已有之，但这是指人与人的关系，与西方的人文观大相径庭。在中国呼唤个人意识的觉醒，首先要有“私”的回归，这是近代中国启蒙的必然历程。王艮在个体性和“人同此欲”方面突破了传统禁锢，触发了个人意识的觉醒。

    ④此后，“说私”“道私”的思潮接连而出，覃思不断。袁宏道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激励人们尽情享受个人的欢乐，独抒性灵，使人耳目一新。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黄宗羲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他们都对“私”的合理性作了重新估价，使人振聋发聩。冯梦龙进而提出“以情设情”，鼓吹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他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吕尚掩面斩妲己，不忍心美人死在自己的刀下等，阐明圣人也有为情色而动心的私情。

    ⑤因此冯梦龙说“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宣称六经皆为情教，倡议创立情教。傅山提出的反奴俗、反自锢更是高人一筹。凡此种种“性灵说”“童心说”“情教说”在明末风动一时，都以论证私情、私欲的合理性而启人心智，启动了中国人文启蒙的新思潮。它从明清之际开启，经过中断，再开启，前进又徘徊，直到20世纪初年章太炎才提出人的“自性”和“主体在人”的思想，并从科学的角度系统地论证了人的自然性，才进入真正的启蒙时代。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一直以来大多赞成唐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么上纲上线，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0年第1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