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又名共享经济，指的是通过人人参与，借助互联网平台，把各类过剩的消费资源，尤其是数据信息整合在一起，通过倡导人人分享，实现体验式消费，进而促使成本降低、效率提高，创造新的生产红利和消费红利。

    美国著名的Zipcar租车公司，就是把各种闲置车辆及其信息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起来，Zipcar的会员用车时通过网站或电话搜寻，即可发现距离会员最近的车辆情况和使用价格，然后会员可自主选择并预约用车，用完之后在约定时间内将车开回原处。再比如，大家熟悉的淘宝网，其实也是成千上万大中小企业、成千上万用户借助互联网平台，让成千上万的产品和商品价格、产品数量、广告、厂商、消费者甚至信用等各类信息透明化，通过人人参与，平台分享，公平竞争，大大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交易效率，同时也扩大消费需求。

    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应，原因就在于分享经济强调分享式消费和消费式分享，即消费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为他人消费提供供给和创造创新的过程；同时，分享经济的背后也提出了一个今天我们如何更好解决过剩的问题。当今时代，高速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巨大效率提升、生产高速增长，实际上带来了“全球性过剩”，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大量的资源、产品和服务处在闲置和过剩状态，因此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整合，把大量的“闲置”重新配置，加以利用。这显然顺应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

    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分享经济也意味着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工业化甚至更早时 代，经济增长更加强调生产、强调效率、强调产出率，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办法就是实现分工，通过分工产生效率，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达到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但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和市场分工，在带来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过剩；强调分工促进增长的同时，也由于生产环节细化、甚至全球化分工，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并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交易成本，反而降低了交易效率和经济增长效率。为此，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大数据等，能借助分享平台整合价值链、产业链，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解决过剩经济时代的供求失衡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参与的大数据分享正在带领人类从分工型经济走向分享型经济。

    当然，要让分享经济真正有效地满足人人参与、人人分享，需要每个参与者、分享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其背后也是对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诚信体系的考量。在此情况下，政府通过依法干预和合理监管，确保分享经济建立在诚信有效的基础上，也是分享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位澳洲学者叫约翰·巴恩斯的，出了一本《一派谎言》（A Pack of Lies）的书，书名就让人耳目一新。不过，书名下还有一个副标题，比较学术化——关于说谎的社会学。

    巴恩斯指出，说谎在社会学上而言，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建构与维持所必需的。首先，没有谎言的存在，就没有“真话”的概念，真实是在与虚假的对比中产生的。在社会学家看来，说实话有着实用的原因，即维持社会的正常交往。同样，撒谎也有着类似的实用意义。例如，精神病学上认为，儿童第一次撒谎是“迈向独立自主的关键一步”，从不说谎反倒意味着没有想象力。其次，说谎在人类历史中源远流长，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演化的产物，而且兼含文化演化与生物性演化的影响。不止是人，动植物上也常见欺敌或诱猎的特征，作为其求生存繁衍的手段。而在人类身上，撒谎也作为一种维持内心平衡的策略存在。再次，从撒谎的动机和目的而言，谎言并不一定是恶意欺骗。为了顾及听者的感受，言者可能撒个“善意的谎言”；为了激励自己，我们会用谎言“自我催眠”。

    说谎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如何察觉谎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能力。在巴恩斯看来，说谎是成长的一部分，察觉谎言的能力也是伴随着社会化的过程而发展的。成功地说谎，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语言本身潜能的开发，这主要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能力；但拥有成功说谎的能力并不表明具有识别谎言的能力，后者同样需要学习，即需要对日常语言的暧昧性具有敏锐的感应。不过，正因为语言具备怪异、特殊与暧昧的性质，才使作为叙述传统的“小说”成为可能。看过《西游记》的人不会天真地认为当年玄奘是在一只猴子的保护下去西天取经的吧？小说虽然充斥不实陈述，但却刻意不想成为谎言。尽管有人要一厢情愿地在不实陈述和真实之间进行联系，但小说毕竟不同于说谎。由此扩展开去，我们会发现，以道德语汇审视说谎，和以社会学的语汇评价说谎，是完全不一样的。道德上对说谎的谴责，相比于社会学上对说谎意义的解释，目标有别，后者是要对社会如何运作有更好的了解。在社会学家看来，诚实固然是人际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现代文明的一些制度正是在信任缺失之下繁荣茂盛的。例如，合同法律制度，正是拜社会缺乏信赖所赐。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很赞成巴恩斯“谎言是一种福祸参半之恩赐”的断语。

    那么，我们非得说谎吗？我们能根除谎言吗？这就要看谎言伴随我们有多久。有人或许会认为，历史上曾经存在没有谎言的时代，甚至认为谎言是因商品经济带来的副产品。事实上，说谎在原始的农耕社会就已经存在了，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老祖先猿人甚至更早。巴恩斯在全书最后非常简洁地指出：“我们全部会说谎。”学会在适当场合说适当的谎，懂得何时该拆穿谎言、何时该装糊涂，拿捏说谎的分寸，或许还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呢。但需要强调的是，谎言的存在有弊有利，依赖人们怎么适度分配，以及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它进行必要的约束。例如，在科学的领域，我们应当强调真实的调查和研究；社会生活中恶意伤害他人的谎言应当受到惩罚；政府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欺骗民众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人缺少的是一双辨别真假的慧眼，但有些人，缺少的或许是戳穿谎言的勇气。面对欺骗和谎言，特别是假公权力而行之的丑闻，我们是愿意做《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还是一团和气的旁观者？谎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谎言盛行，反而被认为是真理。

（摘编自吴丹红《说谎的社会学》）

材料一：

    亲子阅读又称“亲子共读”，是以书为媒介，以阅读为纽带，使孩子和家长共同分享多种形式的阅读过程，在孩子课外阅读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让孩子爱上阅读的最佳方式之一。以往的亲子阅读，主要是针对上学的孩子，而如今，亲子阅读的范围已扩展至学龄前儿童，甚至几岁的小娃娃。因为“阅读”对孩子们来说不仅意味着文字阅读，还包括图画等非文字阅读；亲子阅读有朝着更低龄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有些家庭并没有阅读习惯，可看到别的家庭都进行亲子阅读后，便盲目跟从，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后，由于选材、方法、指导等欠妥，不仅阅读氛围没有营造起来，孩子没有获益，反倒浪费了时间、精力和金钱。

（摘编自刘天放《莫让“亲子阅读”流于形式》）

材料二：

（摘编自“家长帮·阅读”）

材料三：

    一些家长对亲子共读存在认识误区，认为共读就是给孩子传授知识，将共读等同于学算术、学认字、背唐诗、背英语单词，过早将孩子带入应试教育模式，这样反而增加了孩子的烦恼。实际上，阅读是一扇窗口，亲子共读的目的是让孩子感受到阅读的美好与乐趣，并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因此，家长要避免将急功近利的情绪带到共读中。亲子共读不要在意眼前的收获，而要放眼长远，使孩子在阅读中学习到优秀品质。

    亲子共读也无须拘泥于场所和环境，不是待在家里才能进行亲子共读，要带着孩子大胆走出家门，多参加阅读活动，多走进大自然，让孩子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对阅读产生更美好的感悟。为孩子提供多元化的阅读环境，让他们明确自己的阅读兴趣，会使亲子共读更有效率。亲子共读贵在坚持，需要家长多用心。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但会冷了孩子的心，还会给他们的性格培养带来不好影响。

（摘编自胡蔚《亲子共读贵在用心》）

材料四：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心理学家、教授凯瑟琳·斯诺说，大量研究发现，亲子阅读和儿童的语言发展在短期内有着直接的联系。丰富的家庭阅读环境对孩子的语音意识、词汇发展、文字意识以及认知等方面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从长期来看，当孩子进入小学之后，亲子阅读对孩子的快速认读、阅读理解、独立思考和表达及未来的终身发展都有帮助。

    研究发现，亲子阅读对儿童深层次的阅读理解能力、词汇发展等方面都提供了独立贡献超过20%的影响因素。在美国的研究中，中产阶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发展中产生的差异大概为33%。亲子阅读能够独立贡献20%的差异，也就是说33%由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差异中，有20%是可以通过亲子阅读来弥补。

    在美国，通过20年的实践，让很多人认识了早期阅读的重要性，实践过程中，除了家长态度积极，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力量支持，美国很多的社会组织和公立图书馆都会提供机会，给孩子派书送贴纸，鼓励他们阅读。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一直有一项名为“1000本书”的阅读计划，鼓励孩子在6岁上小学之前读满1000本图画书。凯瑟琳·斯诺说：“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可以借鉴的，早期阅读不仅是家长和老师的责任，还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

（摘编自《哈佛教授：亲子阅读才是孩子的“起跑线”》）

    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它具有适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恢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秦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地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

    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目，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树造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按照公历进行，传统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节俗活动。

    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文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春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转移，说明了传统节日的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到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摘编自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

尽管不偏不倚的中和美是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平庸和单调却是艺术的敌人。“中和”并不是简单的缺少变化的“同”，而是各种丰富的情感糅杂形成的冲淡含蓄的审美境界。在整体的和谐中蕴藏着变化，变化中又体现着统一。钱钟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谈论文学艺术的时候始终贯穿着“和而不同”、一与多彼此统一的思想。

如果把事物比做一，那么，这个一中包含着无限的多。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曾参透过这个上帝创造世界的秘密。为了能让我们有更清晣的认识，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把古希謄和古中国放在一起，显示了他广泛搜罗中外例证的眼界和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赫拉克利特（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和谐的……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低、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结合物既是整个的，又不是整个的，既是协调的，又不是协调的，既是和谐的，又不是和谐的。”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左传》里说，声音妤比味道，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彼此配合而成，“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融合在一起，如果只有琴或瑟的一种声音，谁还愿意去听呢?古希腊的诗人还概括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争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善相争，一种是两恶相争，前者可以互补互利，后者则是互相残杀。钱先生解释说，两善相争与“和”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古人说：“和而不同”，“和”就是有差别的统一。

清朝人刘熙载写过一本文学评论方面的书叫《艺概》，谈到对文学的看法，作者和前人颇有同感。前人曾说，不同的事物互相交织才产生花纹，又说，两个不同的事物彼此对峙，才有文产生，如果失去一个，就不能成文了（在文字学里，“文”和“纹”相通，“文”最初的意思就是乌兽身体上的花纹）。写文章的人可曾考虑过文章是怎样写出的吗?刘熙载继续解释说，虽然大家都明白“物一无文”，事物没有差异就没有“文”的诞生，但更应当明白“物无一”也无文，统一是文章真正的主宰，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东西贯穿其中，各个有差异的部分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钱钟书认为，刘熙载提出的“物无一也无文”是十分精妙的道理，这与古希腊人所说的“一贯于万殊”正是一个意思。

一与多的统一，在一致中见出变化，是生活和艺术共同的辩证法。前人谈论杜甫的诗歌时说，杜甫的诗每一篇都是朴拙和工巧相结合。如果完全朴拙当然无所取，如果全诗都写得工巧，那么又会过于新奇而少了浑厚的古风，古人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有人想删掉苏轼的诗歌里不够精湛的部分，被别人劝住说，在不整齐的诗句中经常有高妙的意思显现不是更好吗?对这种情况，钱忡书解释说，满眼的繁花似锦，络绎不绝，会让人得疲惫，大鹏搏击九万里长空，每年都要休息六个月，就是一张一弛之道啊!

（摘编自李莫谦《听钱钟书讲文学〉）

    ①20世纪以后，不仅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只不过，这个变化是渐进的、漫长的，而且是一个很不平衡的复杂过程。远不像今人常常下意识地认为的那样，可以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不独过去中国发展的历史是如此，整个世界的历史，包括当下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的现状，其实也是如此。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用黑格尔关于人之成为人，必须经过从“自在”进到“自为”的转变的说法来试做解读。

②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观点，黑格尔指出：同样是人，生物意义上的人与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不同的人。“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地是人；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它才是自为的人”。按黑格尔的观点，人只有形成了有教养的理性，才能“使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否则，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为自我而存在的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无法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他人有用的社会的人。

③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对马克思认识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凡读过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阶级力量，必须要从“自在”进到“自为”的成长过程的论述的读者，很容易看出马克思就是借助于黑格尔的这一对人的认识的解读，把它延用到了自己对阶级成长的问题的判断上去了。同样地，我们应该也可以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一个民族从古代向现代，特别是一个落后民族中的普罗大众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体国民的演进过程。

    ④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古代社会条件下民族的存在，充其量只是自在意义上的民族，只有在现代国际关系条件下，一个自在的民族才可能在与他者的相互碰撞及交往中逐渐形成一个自为的民族，确立自己的民族地位、国家属性及其国际社会政治的平等参与意识。

    ⑤不难想象，这样一种转变不仅是长期的，还必须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基础之上，因而其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是严重不平衡的和不一致的。中国在外国人治理的租界城市诞生出诸如上海之类的个别现代都市，形成了一些读洋书、识洋字的现代知识人，出现了一批略识金融、市场和管理的现代工商业主，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人也因此都同步在“现代化”了，即使在各大中城市里，许多人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依旧离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现代公共社会的秩序、规则和观念甚远，又何况是生活在牛耕人种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的几亿旧式农民呢？他们多数大字不识几个，村里既没有广播电视，也看不到报纸杂志，不少人甚至连县城都没去过，对村庄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处在这样一种境况下，他们又如何能够受到现代社会理性的教养，变成今人所希望的有血性和有觉悟的民族的国民之一分子呢？

    ⑥由上述可知，生活在当下，了解一点中国近代社会的曲折进化过程，颇有必要。作为一个两千年来一直在传统社会轨道上缓慢爬行的农业国，中国自17、18世纪以来向人类现代工业社会迅速转进的每一步，都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外部环境，亦即世界大势的迅猛发展与冲击。惟受此影响，中国社会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精英与民众，乃至各种不同人群之间，在行为、观念及生活、交往方式上益现悬隔、碰撞，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以致社会乱象丛生、矛盾冲突层出不穷，几乎不可避免。时至今日，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观念上之差距，仍会有天壤之别。

摘编自杨奎松《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