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阳节的来源，向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南朝《续齐谐记》所载的东汉汝南人桓景，经方士费长房指点登山辟邪躲过一劫的故事。不过这个说法，并不可信。《齐谐》是一部志怪书，连作者自己也没有把它视作史实。晋葛洪《神仙传》说，费长房在东汉时曾做过汝南市掾，后来跟仙人壶公入山修道去了。而桓景，在有关东汉、三国史事的文献资料中都寻觅不到影子，仅仅在《宋书·符瑞志》中提到东晋成帝时有个太守叫桓景。

    春秋战国时期对山神的崇拜已很普遍，并形成了一套祭祀礼仪，而这种登高祭祀活动，在人类早期是作为最直接的生存需求出现的。原始先民依靠采集和狩猎谋生，群居穴处，辗转山林。山林间生长着各种植物，隐栖着许多飞禽走兽，物产丰饶，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山上云雾弥漫，而人们又观察到云气能致雨，以为山岳为神龙居所，有降雨的能力。而且，山峰插入云霄，高不可攀，人们以为是登天的梯子或撑天的柱子，上面是神仙的居所，并且虔诚地相信，只要登上它，就能超越芸芸众生。原始先民领略了莽莽群山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因而滋生了“万物皆有灵”的神秘自然观念，崇拜、敬畏山岳山神，并且激发了登临神山圣境的强烈愿望。“崇”字从“山”从“宗”，说明“崇拜”原来就是专对山岳而言的。

    秦统一中国后，一直到汉朝，皇帝对山川祭祀都非常重视，每年都要巡狩、祭祀或封禅名山大川，各地登高的活动也随之兴起。据史料记载，约于刘邦在中原创立汉朝之时，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就曾登临越秀山，君臣饮宴游乐。与刘邦同时代的汉闽越王无诸，也在九月九日率领臣属登上福州的于山，插茱萸，饮菊花酒，宴集游乐。这些登高活动，比桓景的所谓“登高避祸”要早二百多年。最早明确记述九月九日登高习俗的是三国初期魏文帝曹丕的《九日与锺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九是最大的阳数，“九九”相重，又与“久久”谐音，故认为是适宜于长久、十分吉利的节日。

    稍后，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述了当时的重阳节俗：“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北朝杜台卿的《玉烛宝典》进而解释说：“其时黍秫并收，因以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这些记载都说明重阳节的最初涵义并非辟邪避灾，而是欢庆祈福。农历九月，夏季作物已经成熟，晚秋作物也丰收在望。黍秫收割后，各家各户满怀丰收的喜悦，品尝以黍米或秫米做成的新米饭，娱神又娱人。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成群结队到都外铺草为席，设宴饮酒，欢乐相庆，答谢山川大地赋予的恩惠，并祈求神灵继续保佑，使人们丰衣足食，得以长寿。

    古人说：“重九须登高，不高无节气。”自各地开山建刹以来，重阳登高便由人类原生态山岳山神崇拜，过渡为朝觐山神与菩萨的朝山活动，并最终演变为群众性的登山娱乐体育活动。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人民文学》杂志把我的两篇文章放在“非虚构”栏目，无意间使其获得了一种命名和意义。但是，它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非虚构在文学中的合法性问题，也即“真实”在文学中的合法性问题。

    就文学而言，“真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词语。在通行的文学标准中，“真实”只是最低级的文学形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现实主义时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真实”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标准。但是，必须注意到，韦勒克所反对的“现实”和“真实”是就其最基本意义而言的，是指物理意义的现实和真实。“那儿有一朵玫瑰花”，这是物理真实，但这还不是文学。文学要求比物理真实更多的真实，“那儿是哪儿？庭院、原野、书桌？谁种的，或谁送的？那玫瑰花的颜色、形态、味道是什么样子？”这才进入文学的层面，因为关于这些会是千差万别的叙述。即使是非虚构写作，也只能说：我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 在“真实”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叙事模式，并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这是非虚构文学的核心。

    非虚构文本并不排斥叙事性，相反，这也是它的必由之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形式”。 非虚构文学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与细致观察及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只有在你声称自己是进行非虚构写作时，你才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假借“真实”之名，你赢得了读者的基本信任，并因此拥有了阐释权和话语权。它使你和你的作品获得了某种道德优势，更具介入性、影响力和批判性。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人物故事，当以虚构文学面目出现的时候，读者可能会读出趣味、人性和某种幽深的意蕴；但当以非虚构面目出现的时候，这一趣味和人性叙述就更具现实感和迫近感，它打开一个内部场景，让读者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从“品味把玩”变为“息息相关”。

    非虚构文学，作为近几年才在国内被频繁提起的概念，总是容易被和虚构文学对立起来谈。作家一方面被吸引，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引起的关注要大于虚构性文学，并且里面似乎包含着某种朴素且深远的品质； 另一方面又有所疑惑，认为它与文学的本质，即虚构性，不相符合。但我认为，通往文学的道路有多条，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挑战既有的文学概念，从而使我们对文学本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和辨析。

（摘编自梁鸿《非虚构的真实》）

    情绪异常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长期以来，各个领域的学者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对此现象纷纷做出各自的解释，但是始终未获解决。现在生物学家也开始涉足这个问题，并从生物学的角度加以探讨，他们的见解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经常说人的情绪多变，其实我们往往不是自己情绪的真正主人。在人体内，存在着许多调控我们情绪的化学物质，我们的喜怒哀乐受到它们的控制。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心烦，究其原因是一种叫做“梅拉多宁”的激素在作怪：如果这种激素分泌过多，会导致心情烦躁、沮丧等。更有甚者，梅拉多宁也是导致一种叫“冬季抑郁症”疾病的元凶。得这种病的人，在冬季尤其是阴霉、缺少阳光的日子里，容易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甚至做出极端行为。为什么生活中有些人那么快乐，令人羡慕？这又涉及到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多巴胺是神经元中传导神经兴奋的一种化学物质，当多巴胺传导顺畅的时候，大脑内部就会产生一系列化学变化，使我们产生快感。

    现在生物学家发现，大量的细菌寄生在我们呼吸道和消化道中，它们中的半数是中性菌，对我们既无害也无益，比如肠杆菌、酵母菌及肠球菌；约有l0％是有害菌，如葡萄球菌、幽门杆菌等；还有约30％是有益菌，如乳酸菌、双歧杆菌等。对有害菌我们也不必担心，因为它们的活动严格受有益菌和中性菌的管制。

    别小看这些寄生在肠道内的小小细菌，它们对改变我们的情绪和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这些细菌影响人体的营养代谢，如果消化不良，会引起情绪异常；另一方面，假如人体的代谢紊乱，这些细菌会制造出硫化氢、氨等气体来毒害我们的神经，从而导致我们情绪异常，甚至做出极端行为。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当给猪投喂高密度的发酵乳杆菌时，猪不仅长得快，而且争食咬斗现象明显减少。这是因为猪的肠道内有益菌受到强化之后，对猪的神经有毒害作用的气体硫化氢和氨等的生成大幅度下降，于是改善了猪的行为。

    近年，人们情绪异常和行为失控的发生频率逐年升高，从肠道内细菌的生存环境看，导致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农药、食品添加剂和抗生素等滥用。这些药物或化学物质进入人体会大量杀死肠道细菌，导致人代谢紊乱和消化不良，从而引发情绪异常和精神疾病。二是这几年生活水平提高后，部分人吃得太饱。由于摄入的过量高蛋白在人体内缺少有益菌或中性菌为其分解、代谢，它们会在杂菌的分解下产生大量的硫化氢、氨等对神经有毒害作用的物质。这些物质会破坏人体中起抑制冲动作用的五羟色胺的合成，导致人的情绪异常，产生过激行为。

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倪方六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更是不可或缺。“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据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曰橐，大曰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縢囊”。縢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子，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鞶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鞶囊”之称。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也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

    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照袋”，也称“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有了放钱放物的“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选自《北京晚报》，有删改）

    诚信作为一种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儒道释三家都把“诚信”作为重要的价值理念，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诚信观念的培养和塑造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以充分发挥诚信在培育理想人格、维护公序良俗，乃至推动富国强兵中的重要作用。

    诚信内涵丰富，贯通天道和人道，体现在做人做事、从商从政各个方面。择其要旨而言，可以概括为：诚者，不自欺，要做到表里如一；信者，不欺人，要做到言行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继承中华传统美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所要继承和发扬的就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诚信作为一种美德，作为一种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优质文化基因。因而，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发展，诚信作为一种美德是应该值得我们去坚守和传承的。

    诚信观念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世界其他文化中也是得到公认的价值观念。西方诚信观念起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奠定西方思想传统的巨匠，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述过诚信，把诚信看作城邦公民的美德。但西方诚信观念从一开始就和经济交往活动、政治公共生活联系在一起，在诚信的内涵中注入了遵守契约的信用原则。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信用体系的制度基础是私有制，在私有制条件下，信用经济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用经济是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我们的信用体系是由国家主导推动建设的。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克服单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弊端，克服资本逻辑所带来的风险，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元的，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特别是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日益凸显出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30年左右时间，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信用体系还相对滞后。特别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匹配、不协调、不适应的矛盾仍然突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诚信道德建设，传承和弘扬中华优良美德，大力培育诚信文化，打造社会信用体系，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举措使道德“软约束”有了“硬抓手”，有力推动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营造了讲诚信光荣，不讲诚信可耻的良好氛围。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诚信建设的持续推进，一度困扰我们的道德失信难题必将得到解决。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日邢云文《诚信美德与新时代公民道德》）

    在审美活动中，感知是出发点，理解是认识性因素，感知在生理上，理解在逻辑程序中都是常数，正是想象才使它们成了变数。。

    想象大概是审美中的关键，正是它使感知超出自身，正是它使理解不走向概念，正是它使情感能构造另一个多样化的幻想世界。动物没有想象，只有人能想象。想象从一开始便贯穿在感知里。想象把某些经验的（或体验的）东西提出来进行回忆、联想、类比、期待，把脑中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明确下来。想象是既与个别事物有关联的，又具有主动支配性和综合统一性的感性活动。正因为想象极为丰富和复杂，不为概念性的认识所规范，所以想象才多义而宽泛。想象又常常与情感、欲望等本能相联系，受后者支配，具有无意识的意向性。

    在审美欣赏中，对内在意义的理解，不是靠概念而正是靠想象来联系的，高尔基的《海燕》没有明确的讲革命，却给人以革命的启示。这是通过想象，即由想象来负载审美理解。想象在心理学中一般分为再现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想象还包括联想，联想分为接近联想、类比联想等等，接近联想如齐白石画的《岁朝图》（爆竹）而感到春节的气氛，类比联想如用花比美人、用暴雨比革命等等。此外，无意识中的变形、浓缩、重叠、不遵守同一律（是A又是非A）等种种非理性的想象，在现代文艺中也广泛流行。艺术作品之所以必须具有“空白点”，之所以具有朦胧性、不确定性，便正是为了给想象以舒发活动的天地。如果没有这种活动，这个美感也就建立不起来。

    想象的这种广阔性使艺术与生活的对应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和深刻。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和模拟论美学早已被弃若敝屣，主观心理的时空和主体感受的真实占领了现代艺术的中心。中国传统文艺则在实用理性精神的理解因素的渗入、支配下，“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一瞬”，相当重视想象的自由活动；中国戏曲中著名的各种虚拟程式；古典诗句中非常宽广的时空范围；不需要布景灯光，舞台上可以出现白天黑夜；不需要焦点透视，画面上可以展现万壑千山。也正因为想象丰满而自由，所以理解才多义而宽泛。想象不是为概念性的认识所引导所规范，而是恰恰相反，想象指示着、引领着、趋向于某种非确定性的认识。这正是艺术想象不同于科学想象的地方。

（摘编自李泽厚《美学四讲》，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