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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2017-2018学年高一上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职掌卜筮,是先秦史官与《周易》关系之最突出的纽带。在先秦,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对这一职责的履行可谓是不遗余力。阅读先秦文献,人们有时会为史官们据《易》占筮准确而感到惊讶。例如,周史运用《周易》为陈国占筮,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陈侯的后代将在齐国昌盛并执掌大权,二是陈国将在那时衰败。后来历史的发展果如其言。如何来解释史官们的这一类“神奇”的预测呢?其关键,是先秦史官对《周易》变化观精髓的理解和运用。

    《周易》是一部谈事物变化的书。前人称“易”有三义,即变易、简易、不易。不少先哲认为:“易”之精义实为“变易”。《说文解字》引《秘书》:“易”原为象形字,上日下月,日为阳,月为阴,阴阳交合变化成宇宙间万事万物,阴阳者,变化也。《周易》之基本要素“爻”的意蕴、“卦”的构成方式、八卦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以及“十翼”对《周易》义理的阐述等等,无不突出地表现出一种变化观。

    从表面上看,周史所得出的两个结论是占筮的结果,其实,周史在为陈国占筮之前,已对陈、齐等国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定的了解,即“先人事而后说卦”,在此基础上,再依据《周易》的变化观去分析、推测其前景,就得出了这些结论。知道了这个例子所蕴含的道理,就明白了先秦史官的《易》筮有时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历史发展变化结局的奥秘。

    先秦史官以《易》占筮,又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以《易》占筮,凭蓍草这类植物去推断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人事,从根本上来说是难以成功的。尽管有时占筮者在推断中也会结合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但这类占筮法总体上笼罩在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气氛之中,并非科学的方法。其次,先秦史官的以《易》占筮,在具体操作上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讲《周易》要讲八项。然而,在每次占筮时,并不会八项内容都讲,因为甲项与乙项的结论很可能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选择哪项或哪几项来讲,先秦史官往往依据自己的意图来定。占筮的结果,也可以依据多个方面来解释,只需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来作论断。主观随意性表现得非常突出,牵强附会的特点也很显著。

    先秦史官所掌职责非常丰富,堪称当时的“通才”,而《周易》是一部既简明又涉猎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著作,可谓“通学”;作为“通才”的先秦史官与作为“通学”著作的《周易》,有着一种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于职责要求,先秦史官堪称《周易》的解读者、运用者、守护者及传承者。他们偶尔表现出的运用《周易》对于具体人和事的发展进行准确预测的“奇迹”,主要得益于对于《周易》变化观的活用,以及对于拟预测人和事的历史、现状的观察和了解。而其这方面的败笔与尴尬,正好说明《周易》唯心、神秘思想本身的致命缺陷。深入探讨先秦史官与《周易》的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它对于《周易》以及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林晓平《先秦史官与〈周易〉》)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周易》是古代一部谈事物变化的书,“易”有“变易、简易、不易”之义,很多先哲认为“变易”是其中最核心的意义。 B、《周易》主要讲变化,“易”最初为象形字,上为“日”,下为“月”,代表阴和阳,表示阴阳交合变化成宇宙间万事万物。 C、《周易》中的“爻”的意蕴、“卦”的构成方式、八卦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以及“十翼”等等,无不表现出一种变化观。 D、《周易》既简明又涉猎广泛,包括宇宙万物、社会人生,可谓“通学”,古人常用它来占卜、预测吉凶和事物的发展变化。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先秦时期,史官堪称当时的“通才”,所掌职责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用《周易》来占卜。 B、先秦史官与《周易》有着一种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周易》的解读者、运用者、守护者及传承者。 C、如果史官能理解和运用《周易》变化观的精髓,重视对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就能科学地预测历史的发展变化。 D、从先秦史官与《周易》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对于研究《周易》以及中国古代史学史有重大意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周易》被古人用于占筮,有时准确得令人惊讶,周代史官用它对陈国后代的兴衰所作的两点预测,后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B、《周易》内容丰富,春秋时学者讲《周易》要讲八项,但各项内容很可能不一致,甚至还会出现两项之间矛盾对立的现象。 C、用《周易》占筮,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同一结论,也可以依据多个方面来解释,在具体操作上牵强附会,具有主观随意性。 D、《易》用以占筮,凭蓍草去推断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人和事,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思想的体现,从根本上来说难以成功。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梁思成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感慨:城市里到处是房子,而没有建筑。的确,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首先发现,和世界那么多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我们似乎最缺少的就是高楼大厦,于是,人配衣服马配鞍一般,我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外观,于是便越来越倾心倾力地盖房子。城市建设仅仅沦为梁思成先生批评的住人的房子,恰恰淹没了人本身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主体性位置。

    楼房可以是城市最为直接醒目的外观,重视它,也没什么错。但城市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有多少不同的精神风貌,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城市景观,并不只是豪华的外观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人们经常称赞城市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正是对这种美的理想追求,使得城市成为了人的精神的载体,并得以艺术性的外化和升华。在现代化的行进途中,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体现,首先需要对在城市建设中如此低劣而拥挤在一起的房子说不,而多建设一些富于艺术气质的建筑,如北京的“鸟巢”、上海的“东方明珠”、苏州贝聿铭新设计的博物馆等。

    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另一方面体现,还应该在于城市管理的大气,它的眼界,它的以人为本,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关怀方面。毋庸讳言,我们许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和公共天地,并没有真正充分地为公众服务,不少公园的门票一涨再涨,博物馆更是绝少对儿童免费开放。城市之所以不能够完全听凭经济的管理,还需要文化的领引,就在于文化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以及对下一代心灵的滋润。城市管理中所体现的公共关怀丰富细致,是一座城市精神与文化品质的提升与彰显。

    城市精神与文化,最终要落实在人的身上,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品质与风貌。人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断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才能够不断提升城市的精神高度与文化的海拔线。说到底,重视城市精神的建设,其实关系着城市建设的最终归宿。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中国文化形象的五个维度

    从国家文化形象认知主体的角度而言,两类认知主体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一是“他者”,一是“自我”。一个国家在“他者”心中的文化形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一个国家在“自我”民众心中的文化形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文化认同、文化凝聚力,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民众以怎样的自觉去对外展示、塑造自己国家的文化形象。两类认知主体的存在及其同等重要性要求我们在国家文化形象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内外一体、整体联动。不论从哪类认知主体角度讲,要形成清晰的关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有五个维度需要我们同时关注。

    一是根基。文化建设的全力推进是奠定国家文化形象的坚实基础。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国家、省、地市、县、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内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已达98%;互联网已经可以将文化信息送到村一级。这些数字折射着我国文化建设的实际进程。认清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着的文化建设,这是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根基。

    二是灵魂。文化形象的认知历程与文化体系的结构一致,以价值观为最深层的所在。只有真正深入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核心即价值观,我们才能够穿越种种文化现象,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国家的精确的文化形象。中华文化有其深沉的价值追求,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地浸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追求发展进步的主旋律,也是当代中国追求的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一部分。

    三是持守。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但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中国人曾经陷入迷茫。这里面既有一味埋头于历史的封闭自恋,也有对历史文化的轻视和不屑。中国人的许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与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正给以越来越多的尊重。优秀传统文化是流注于当下中华民族肌体中的精神血液,也是中华民族显著的精神标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及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维度。

    四是创新。不容否认,从中华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具有保守性的材料,但同时需要看到,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中有着更为强烈的追求创新的传统。“日新为道”的“日新”追求,“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意识,“去故取新”的更化勇气等,都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中创新精神的鲜明体现。正是这种传统的存在,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突破保守性,不断超越,一路向前。认识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不能不聚焦创新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传播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也应当学会讲好当代中国创新与进步的故事。

    五是气度。中华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有过许多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的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正是在和世界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流互动中,中华文化不断地丰富着自我,也为人类文明的进程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不断申明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主张,强调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这些主张,表达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心声,也正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实践。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基层避责是指基层政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概念界定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虽然避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但基于社会影响的直接性角度,本文只关注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避责。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包括市、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并涵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即在职能分工、权责配置中存在较大差异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第二,避责行为主要规避的是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在层级管理体制下,上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对基层行政过程进行控制,虽然各机构和行政人员均有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书面权责说明,但由于既有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并且基层行政主体需承办大量的临时性任务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故避责行为所规避的不仅是书面上的直接责任,还包括法定职责外的其他潜在责任。第三,在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避责行为的目的在于减少利益损失。由于行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利益诉求、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念,解释避责现象自然无法忽视基层政府内部成员的混合动机及其构成逻辑。

    作为基层在权责分立结构下应对风险的行为选择,避责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整合分析,在不同情况下条件式地选择不同避责行为,并且会根据策略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组合。各种避责行为是并行不悖的,多种行为可同时存在,并进行区别性搭配和组合。根据近年来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和跟踪观察,在对第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实情况开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树和类型学的分类方法,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现阶段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避责行为进行分析(见下图)。

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分类

    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基层行政人员在采取避责行为时呈现出序贯决策的形式,这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选择可主要划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前者是在事前未酿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基层人员通过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减少风险.主动采取措施规避惩罚,以常态化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追责。后者是当行政过程出现不良后果时,基层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消解恶劣影响带来的严重损失,这属于一种非常规的策略选择。

    二是传导方向维度。在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划分的前提下。基层避责在传导方向上也出现了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的差异。纵向避责是以层级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横向避责是以平行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政府组织内部同级之间、政府与外部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

    综合时间序列和传导方向两个维度,汇聚行为先后次序、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由此产生了不同情况下的基层避责策略。

(摘编自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问题。

    “药食同源”是保健养生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药物与食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农耕时代以前,食物主要通过采捕获得,渔猎需要体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药物的出现,基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这一过程确实与觅食有关。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神农品尝了大黄的根茎,腹痛腹泻,于是将这种“叶大根黄”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单,成为传说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饮食积聚而备受煎熬,神农忽然想起这株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植物,找来给病者服下,各种不舒服霍然而愈。人类治疗史上第一个药物就此产生,“聚毒药以供医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食物治病很早就有,《周礼》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相关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因此,平时用于填饱肚子吃的粳米,就是食物;但补养脾胃时食用的粳米,成了药物。

    药物与食物之间,难于截然划断,典型的例子有二。《金匮要略》有当归生姜羊肉汤,治寒疝、腹中痛、里急:“当归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这里除了当归,其他也都是药物。《后汉书∙华佗传》记载道:华佗曾在路上见到有咽喉阻塞的人,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人用车载着欲前往就医,华佗听到了呻吟声,看了一番,对家人说,刚才路旁有家卖面食的,你到那去取他家的蒜泥萍醋(一种用浮萍制作的很酸的醋),喝它三升,病就好了。病人喝了,果真吐出了一条虫来,病也痊愈了。对此,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所以,米谷果菜、虫兽禽鸟,诸多可食之品,也堂而皇之地载入《本草经》。

    食物疗饥,药物治病,乃是常识;若是颠倒过来,以药丸充饥,用食物治病,则成为笑谈。有人说芹菜所含的芹菜素或许有助于控制血压,于是让高血压病人常吃芹菜,这样的建议算不得离谱;可因此让病人停止正规的高血压药物治疗,专门靠芹菜来降低血压,就荒谬而有害了。

    何以如此呢?药与食同源而异途,食物是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相对于药物而言,食物对机体生理生化过程的干预极小,长期乃至终身食用,一般不会给机体造成严重伤害;也正因为此,食物不足以改变因疾病而异常的生理生化过程,故不可能取代药物。

    即使站在传统医学的立场,过度强调食物疗疾,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孙思邈在《千金食治》的序论中明确承认药与食为两途,即所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并指出,只是缘于药性猛烈,所以建议医生治病,先“以食治之”,若“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没有以食疗代药疗的意思。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那么,说历史是我们的乡愁,对于中国人可能还具有更特别的意义。

    所谓乡愁,对于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来说,对历史的认识的变化总是深深扎根于我们自己当前的真实处境。历史学家学术成果的“外溢”,总能对我们的固有认知产生影响。这些认知,对于学术圈外的人们而言,实则又是价值观的内在基础。乡愁,不是哀怨,其实是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反思自己活法的出发点。当人们沉溺于一些虚幻的迷思的时候,是不会有乡愁的。比如,当大量的上千年前中外交流的史料,或者民族融合的史料被挖掘出来后,人们对“开放融合”就会多了更强烈的感受。不是说以前这样的史料就没有,而是当这样的历史叙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将开始变得不一样,相应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有一个学者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过去有多远,那么看未来就有多远。当我们越来越强烈感受到多少年前的自觉不自觉的开放融合带给我们的改变有多大,对于当时的人们突破历史困局,打开新的空间有多重要,那么我们是不是对今日文明之间日益频繁的碰撞,更多了一份积极和从容的心态呢?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对于历史的重新叙述已经越来越丰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在做这个工作,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多,对人们固有认知的改变也越来越大。这其实正是要回答我们今天的样子是怎么来的。回答我们是怎么来的,实则又是要回答我们未来将会怎么走。这其实是我们回应时代命题的一股合力。

    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历史学充分体现了自己迷人的一面。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幕,也是我自己内心长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就是历史真相到底存在不存在?历史当然是有真相的,我们一般都是这么理解的。但历史就是这样,当你自以为真相在握的时候,它总是会给你一点点教训,尤其是表现在,当你觉得一种说法很有说服力的时候,别人再给出一个不同的说法,你可能马上觉得也很有说服力。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也许是这样的:历史真相肯定是有的,但与其我们去问历史真相到底有没有,不如对历史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去看待历史的。历史是恩格斯说的合力的结果,历史真相也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而不会有绝对正确的无可辩驳的答案。

    对历史叙述的开放包容,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开创未来、凝聚共识的时代需要所带来的自然结果。它所培育的,也是一种面对大变局,设定我们未来方向时的一种开放和从容的自信心态。

    正如习近平主席说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节选自《历史,说不尽的乡愁》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世族作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在传统时代,他们主要被称为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士绅”,主要活动是筹建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会馆公所、书院义塾、编修方志等。到了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参与地方自治、地方商会、新式学堂教育等活动,科举的废除,实业救国的倡导,使得传统以科举功名确定的士绅身份,逐渐蜕变为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的绅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清末废除科举,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儒学首次遭遇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文化世族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世家,如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此外,随着清末以来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家庭内部平等与重视个体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带来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身份与形象的一些变化,这在川沙黄氏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化程度都是传统城市苏州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头脑较为灵活的世族子弟也与时俱进,进入国际化的上海大都市。在这里,这些世家子弟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而且同时在上海调适自身,逐渐适应上海生活,从苏州吴湖帆在上海的生活与交游就可以看出苏州人对上海的倾慕。当然,苏州人始终没有抛弃故里的家族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

    传统时代的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一求新求变思潮发展的升级版。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这样,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在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和内在的家族精神衰退,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摘编自徐茂明《文化世族在社会变迁中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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