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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2017届浙江省温州中学高三3月高考模拟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先秦美学中,荀子美学不但和老庄美学很为不同,而且和孔孟美学也不同。与孔孟老庄美学相比,荀子美学有它的优越之处,但也有它的弱点。

    荀子美学的最大优越之处,在于它不像孔孟老庄那样讳言人的功利欲望的满足,它直截了当地宣称。

    美的要求是人的各种欲望当中的一种,把人的审美要求放到了完全现实感性的自然生命基础之上。虽然荀子不认为自然欲望的满足就是美,但荀子所说的美决不排斥在符合礼义的前提之下的各种欲望的满足。如荀子所讲的诉之于耳目的种种美,就同统治阶级的“养目”、“养耳”、“养口”、“养体”等等的生活享受分不开。此外,荀子所说的美同后期奴隶主企图“富有天下”的种种积极的努力和实际活动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一部《荀子》用大量的篇幅具体地讲了富国强兵之道,讲了统治者如何才能“富有天下”的种种办法和措施,无异于为后期奴隶主提供了一个富国强兵、王天下的百科指南。而荀子所说的美,离不开这些富国强兵、王天下的实际活动。在中国美学史上,荀子第一次强调了美同人的努力,同人征服外部世界的活动的密切关系;强调了美的产生和占有与人的活动分不开。如果说孔孟所说的美主要是个体人格在道德上的完善状态,老庄所说的美主要是超功利的精神自由境界,两者都基本上是内向的而非外向的,那么荀子却可以说是把美的追求引向了外部世界。虽然荀子也照样在讲个体人格在道德上的完善,并且也同样以此为美,但这并非荀子美学的主要特征。而且荀子讲人格修养处处重视实际的磨练,重视“行”、重视“积”,同孟子所倡导的“养吾浩然之气”是大异其趣的。对荀子来说,美主要存在于建功立业、富贵尊荣的外向的活动中,而不是存在于个体人格内存精神的崇高之中。即便是儒家强调的“乐”,在荀子这里,也主要不是同个体人格的完善相联系,而更着重于它的广泛的“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完全可以说,荀子把美空前地世俗化了。连荀子所写的《成相》和《赋》也都显示了这种特点。这应该说是荀子美学的又一贡献。因为美本来不应脱离人在外部世界的多样的活动,不应脱离人同外部世界多方面的关系,不应脱离世俗的各种各样的生活。

    但是,正是在荀子美学表现其优越性的地方,又恰好存在着荀子美学不及孔孟老庄美学的特点。这弱点在于荀子美学忽视了美同个体人格精神的自由的关系,忽视了美的超功利的特征。在孔孟那里,个体人格的道德的完善,人的不可屈服的尊严,完全压倒了功利欲望的满足;在老庄那里,对精神的自由的追求更是把功利欲望的追求和得失的考虑看作是人的精神枷锁,而必须加以抛弃。虽然孔孟讳言利,老庄主张超功利,都有消极作用,但由于具有肯定个体人格精神不为功利压倒的崇高价值这一方面,便刚好开启了通向审美的大门。荀子则不然,他考虑的全部问题是如何把“欲”同“礼”统一起来,使欲望的满足不违背“礼”。所以,荀子所追求的美的境界同孔孟老庄相对要低一些,他对审美和艺术的特征的把握也比孔孟老庄要差一些。

(节选自李泽厚《荀子美学与孔孟老庄美学的比较》)

(1)、下面对荀子美学思想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宣称美的要求是人的各种欲望当中的一种,但荀子认为自然欲望的满足都不是美。 B、统治阶级的“养目”、“养耳”、“养口”、“养体”等等的生活享受,就是自然欲望的满足,与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C、美是在富国强兵、王天下这些实际活动中产生的,一旦不能建功立业,不能获得富贵尊荣,就无法获得美。 D、美不是存在于个体人格内在精神的崇高之中,而是存在于建功立业、富贵尊荣的外向的活动中。
(2)、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荀子》为后期奴隶主指出了富国强兵、王天下之道,把美的追求引向了外部世界,把美空前地世俗化了。 B、荀子认为人格修养要重视实际的磨练,重视“行”、“积”,这同孟子倡导的“养吾浩然之气”的思想可以说异曲同工。 C、孔孟主张超功利,老庄讳言利,虽都有消极作用,却都肯定了个体人格精神不为功利所压倒的崇高价值,这恰好打开了通向审美的大门。 D、荀子所追求的美的境界比孔孟、老庄略低,对审美和艺术的特征把握也比他们略差,所以,他考虑的全部问题是统一“欲”和“礼”,使“欲”的满足不违“礼”。
(3)、相比于孔孟老庄美学,概括荀子美学的优越之处。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列各题。

毁誉

季羡林

    ①好誉而恶毁,人之常情,无可非议。

    ②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则另持异说,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

    ③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④我记得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个故事。一个人最心爱的人,只有一只眼。于是他就觉得天下人(一只眼者除外)都多长了一只眼。这样的毁誉能靠得住吗?

    ⑤还有我们常常讲什么“党同伐异”,又讲什么“臭味相投”等等。这样的毁誉能相信吗?

    ⑥孔门贤人子路“闻过则喜”,古今传为美谈。我根本做不到,而且也不想做到,因为我要分析。是谁说的?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因为什么而说的?分析完了以后,再定“则喜”还是“则怒”。喜,我不会过头;怒,我也不会火冒十丈,怒发冲冠。孔子说:“野哉,由也!”大概子路是一个粗线条的人物,心里没有像我上面说的那些弯弯绕。

    ⑦我自己有一个颇为不寻常的经验。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位学者,过去对于他的存在,我一点都不知道,然而,他却同我结了怨。因为,我现在所占有的位置,他认为本来是应该属于他的。因此,他勃然对我心怀不满。我被蒙在鼓里,很久很久,最后才有人透了点风给我。我不知道,天下竟有这种事,只能一笑置之。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我想向他道歉,挖空心思,也找不出丝毫理由。

    ⑧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由于各人禀赋、生活环境等不同,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等,都不会一样。比如吃饭,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吃咸,如此等等。又比如穿衣,有人爱红,有人爱绿,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话本来有点贬义,我们可以正用。每个人都会有友,也会有“非友”,我不用“敌”这个词儿,以免误会。友,难免有誉;非友,难免有毁。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抱上面所说的分析的态度,切不要笼而统之,一锅糊涂粥。

(选自季羡林著《谈人生》,有删减)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苏轼认为词自是一家,从而在婉约风格之外有意识地大量创作豪放词,使词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成为士大夫们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举凡怀古、怀旧、记游和说理等可以用诗来表达的题材,他都尽情入词,使词恢复到诗词未分之阶段,使词诗化、散文化,这就是他的“以诗为词”,也正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关键所在。

    那么究竟什么叫“以诗为词”呢?“‘以诗为词’,按照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把诗的作法、风格引入词中。”(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朱靖华在《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革命》一文中也指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要特点,在于他把词和诗看成是同等地位的文学样式,……有意识地把诗的意境,诗的创作方式尽情入词。”

    词至苏轼,在描写领域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凡是可以入诗的题材均可以入词。词可以咏史吊古,可以说理谈禅,可以用象征寄托幽思,可以借音节抒写情怀。在苏轼的眼里,词之取材与诗无异。他把“缘情”与“言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词品与人品高度地统一融合起来,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社会与人生的道路,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

    词长于言情,而苏轼能够充分利用这一长处写出新意,拓展词境。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将悼念亡妻与感叹个人身世熔为一炉,悼亡妻,情真意切;叹身世,感慨万端。在此类词中,更为瞩目的是,苏轼在大量描写歌妓侍妾的词中,没有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对方的色相上,更没有调情嬉戏的描写,而是把视点放在了对她们品质人格的赞颂上和对她们命运遭遇的深切同情上。

    词中所写的离别情意,此前多局限于男女情事,而苏轼词中的离情别意多系表达与友人的深情厚谊,并借此抒发人生感叹,颇似唐代的离情诗。如《满江红》(天光无情),在抒写依依不舍的离情的同时,抒发人生之叹、田园之想;又如《江城子》(别徐州),在写离情时又抒发沦落之感。品读苏轼的这类词,看不到艳情的宣泄,嗅不到胭脂的气息,这些词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抒写离情的名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还将劳动者的生活作为词的描写对象,开启了词的新领域。如《渔夫》四首,写渔民生活;《望江南》(春已老),写春日农忙景象;《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写儋州春日备耕祈求丰收的农村景象等。他将视角投向社会底层劳动者,描写田园风光、农村风情、农民生活,丰富了词的内容,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苏轼词集《东坡乐府》中不难发现,词这一本来内容单一贫弱的领域在此已异彩纷呈,绚丽多姿。无论是咏物言情、记游赠答,还是怀古发论,谈禅说理;无论是感时伤事、送别悼亡,还是田园风光、身世友情,他都能用词来吟唱。他的“以诗为词”的确扩大了词的取材范围。正如刘熙载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可以这样说,词至苏轼,词境始大,词格始高,词体始尊,取得了与诗同等的文学地位。

(选自崔永创《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意义》,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书法是艺术,国学是学问,研究书法的学问是书学,把书法当成国学,与把传统文化当成国学如出一辙。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用国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才是国学。

    按照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划分,国学研究一类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一类是关于人生的学问,书学也是如此。关于智识方面的学,主要是对古代典籍的研究,即过去通称的“四都之学”,也有有关文字的学问,即小学,小学又分为:文字,音韵和训话,书法的基础是汉字,研究书法必须研究汉字本体,故此,书学的基础是小学,小学又融含于国学之中。所以,国学中的小学,对书学研究有直接作用和影响。

    辑校和注疏是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传统书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阅读和用古书论文献时,必须对其中的字词进行训话或校注,否则易发生误读,譬如现在我们常用“天真烂漫”形容书法作品至高的美学境界。但从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对“烂漫”的注解可知,“烂漫”的本意是花到十分,已渐有凋疏之意,用在书法上,则是指笔法粗疏导致的墨法调疏,字法散乱。包世臣所说的“烂漫凋疏”,尽管谈的是笔法和墨法问题,本质却是书法美的问题,如果不用国学方法对“烂漫凋疏”进行训话学的辨析,就可能发生根本性误判,导致对书法美产生根本性误读。所以,研究书法美,必须立足于本土美学,必须用国学方法来研究。

    书学还是有关人生体悟的学问。美感体验,是在长期的笔法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而笔法的获得,又在于对人生、生命与自然的体悟,即唐人张琭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要有向外和向内的追求,向外追求最后都归于向内追求,向外追求自然,于自然万物中获得关于笔法的学问,譬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黄庭坚观担夫争道而悟笔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向内追求内心的自证圆融,这方面,古代书论多有描绘,但有些过于玄虚。当然,笔法也可通过读书尤其是阅读古代书论获得,但读书也需进行人生体悟,读书而不体悟,等于吃饭而不细嚼,必定是“囫囵吞枣”,学习和研究书法,更离不开人生体悟,没有这种精神,是万万写不好书法的。

    所以,书学虽与国学息息相关,但国学只是方法和途径,研究美、探讨美,是书学研究的终极旨归,但这美,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美学,而不是西学体系中的美学,故美学又必须建基于国学之上。国学也不是贴标签、而是实实在在地坐冷板凳,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

(摘编自来中原《国学与书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笺纸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固有的艺术形式和交流载体。表面看来,它的作用就是诗文唱和、书札往来。但是,由于它一产生就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因此就带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从古代的竹简、木牍到缣帛、纸张,中国的先人们一直在寻找便捷而低廉的文化载体,最后,纸张成了传播信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最为理想的媒介,因此,人们对纸张情有独钟。爱美是人的天性。由于素纸不能满足人们审美的需求,便有了染色、砑花、描绘花纹图案等完全出于审美追求的举措。之后,便以雕版、饾版、拱花的形式赋予笺纸更多的艺术含量。可以说,笺纸的发展史不仅是印刷技术的发展史,更是历代知识分子对美的自觉追求史。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因此,各种类型的笺纸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厚重的根基。比如,博古题材的笺纸向人们展示了古代文明的遗迹,大凡钟鼎、器物、钱币,都是秩序、权威、社会交往的象征;再比如,大量的佛像笺、罗汉笺的印行,无疑是在向人们传播、普及佛教精神;再比如,将山水林泉、高人隐逸作为笺画的题材,也正是在传递一种遗世独立、洁身自好、不随流俗、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气度;再比如,大量蔬果笺、花卉笺的流行,也表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再比如,鱼藻笺、花鸟笺、生肖笺的出现,也在向人们传递大自然的美妙信息,引导人们热爱自然、珍惜自然、顺应自然,等等。

    笺纸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承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在古代,许多作家的作品通过个人题壁、歌女吟唱的形式传播四方。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不仅可以通过图书、报刊、音像、影视等形式进行传播,而且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用具进行传播。作为文房清玩的笺纸,由于它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扮演了传承传统文化的角色。如前所述,笺纸中不仅有图画,而且有书法、篆刻、诗词、掌故,通过笺纸,人们可以重温诗、词、歌、赋的名句,可以品味传统文化的精神。比如,林纾的宋词意笺,陈师曾的杜甫诗意笺,都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唐诗宋词。应该说,在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笺纸功德无量。

    中国的笺纸内涵丰富,琳琅满目,给人以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之感。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将笺纸印制成一种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赋予其如此多的文化内涵,使其承载精神追求和人文情怀的使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关注笺纸的人愈来愈少。随着电脑的普及,微信、短信、邮件的常态化,除了极少数人,已经很少有人再写信了,更遑论用毛笔在笺纸上书写信件和诗文了。如何把笺纸及其文化传承下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摘编自刘运峰《中国笺纸:微型国画的人文情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朱光潜

    一个人不欢喜诗,何以文学趣味就低下呢?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所以他们看小说和戏剧,不问他们的艺术技巧,只求它们里面有有趣的故事。他们最爱读的小说不是描写内心生活或者社会真相的作品,而是《福尔摩斯侦探案》之类的东西。爱好故事本来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真能欣赏文学,我们一定要超过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要超过对于《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爱好,去求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深刻的观照以及他们传达这种观照的技巧。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

    如果只就故事说,陈鸿的《长恨歌传》未必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或洪升的《长生殿》,元稹的《会真记》未必不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但是就文学价值说,《长恨歌》、《西厢记》都远非它们所根据的或脱胎的散文故事所可比拟。比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是崔颢的《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里面也都有故事,但是这两段故事多么简单平凡!两首诗之所以为诗,并不在这两个故事,而在故事后面的情趣,以及抓住这种简朴而隽永的情趣,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简朴而隽永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本领。这两段故事你和我都会说,这两首诗却非你和我所做得出,虽然从表面看起来,它们是那么容易。读诗就要从此种看来虽似容易而实在不容易做出的地方下功夫,就要学会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对于这种佳妙的了解和爱好就是所谓“趣味”。

    各人的天资不同,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感觉到趣味,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丝毫不感觉到趣味,也有些人只对于某一种诗才感觉到趣味。但是趣味是可以培养的。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趣味。培养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非我所有的变为我所有的。对于某一种诗,从不能欣赏到能欣赏,是一种新收获;从偏嗜到和他种诗参观互较而重新加以公平的估价,是对于已征服的领土筑了一层更坚固的壁垒。趣味很少生来就广博,好比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

    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创化。水停蓄不流便腐化,趣味也是如此。从前私塾冬烘学究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八股文、试帖诗、《古文观止》和《了凡纲鉴》。他们对于这些乌烟瘴气何尝不津津有味?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几分冬烘学究气,都把自己围在习惯所画成的狭小圈套中,对于这个圈套以外的世界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趣味都必有创造性,都必时时刻刻在开发新境界。

    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趣味都与滥调是死对头。诗的疆土是开发不尽的,因为宇宙生命时时刻刻在变动进展中,这种变动进展的过程中每一时每一境都是个别的,新鲜的,有趣的。所谓“诗”并无深文奥义,它只是在人生世相中见出某一点特别新鲜有趣而把它描绘出来。诗人的本领就在见出常人之所不能见,读诗的用处也就在随着诗人所指点的方向,见出我们所不能见。我们本来不觉得乡村生活中有诗,从读过陶渊明、华兹华斯诸人的作品之后,便觉得它有诗,我们本来不觉得城市生活和工商业文化之中有诗,从读过美国近代小说和俄国现代诗之后,便觉得它也有诗。诗人和艺术家的眼睛是点铁成金的眼睛。生命生生不息,他们的发见也生生不息。如果生命有末日,诗才会有末日。到了生命的末日,我们自无容顾虑到诗是否还存在。但是有生命而无诗的人虽未到诗的末日,实在是早已到生命的末日了,那真是一件最可悲哀的事。

    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的媒介,能欣赏诗的人们不但对于其他种种文学可有真确的了解,而且也决不会觉到人生是一件干枯的东西。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历史名人实在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时代需要生于其时之“时代名人”,也同样离不开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历史名人。前者好比文化之快餐,后者却类同于人体不可或缺的素养,这当然需要细细品味、咀嚼并积淀。当时代名人被岁月洗尽浮躁与铅华后,一旦显露出其真正的人文精神之底蕴,他往往会被后代记惦并予以诠释,此可谓时代名人之“再生”,由此,时代名人已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历史名人了。

    毋庸讳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之需要历史名人,在于其文化与精神的倡导者与追随者怎样发掘这些历史名人之底蕴并巧妙地与时代与社会相吻合,一旦历史名人被赋予了这种时代之文化视角,它便往往具有一种烛照与启人心智的魅力,其所释放的文化素养,便能很好地被吸收与借鉴了。

    历史名人也有世态冷热。有些历史名人是“恒温”性的,如圣人,大抵每一时代都需要,并不热得炽人,却能时时在人们的语言与文字中出现。有些历史名人则有点骤冷骤热,某一时代需要,便可能如日中天,热劲一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往只在其追随者的思想库中有点忿忿而已。这种现象的形成,就历史名人本身来说,与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内质有莫大的关系,在于其文化内质是属于人伦人性等永恒性的还是其他非永恒性的范畴。

    历史名人圈的形成,也同样折射出太多值得深思的内容。有些名人在当其世并无甚影响,到了后世则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有些名人在当世十分风光红火,随着时光一轮转,便被历史所淹没;有些名人则在历史的长河中冷冷热热,历经“世态炎凉”。但无论如何,其属归历史,几千年的演绎,已是后世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以正面或反面或中性等词汇来界定历史名人,必然限制了审视历史名人的思维与视角。但似乎每一时代都在有意无意地用本时代的文化视角去审视与诠释历史名人,喜欢对历史名人重新认识与评价,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就历史名人本身的文化内涵上,还其真实,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去评判却是必要的和必须的。由于各时代的对历史名人的解读之差异,对历史名人的扭曲也在所难免,因而对历史名人的误读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千古罪人”至少有其时代选择的理由;“名彪青史”者,则反映的是一种历史文化与精神的沿续与倡导。对于历史名人来说,当其生时,创造了一种文化,其使命似乎都已完结了。其千秋功与过,是与非,便可任人评说了。

    在当代名人风光流转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的时候,对历史名人的幽思,又是否能提供一种别样的思维视角?你觉得呢?

(摘自陈家兴《历史名人的幽思》2016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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