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选自2011年11月5日《文汇报》，有删改）

九十高龄汉学家叶嘉莹：我的一生，“根”在中国

    2014年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在致答谢词时，叶嘉莹如此坦露心声：“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而实际上，自1979年起，叶嘉莹先生就每年回祖国大陆讲学，为当时百废待兴的古老的“诗的国度”注入诗意。在南开大学，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用于奖励师生。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的饮水词人纳兰性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按时间计算，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步，同样，她也经历了这个大时代所有的幸与不幸，甚至曾经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而始终贴身携带的便是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在诗词大师顾随的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在叶嘉莹的生活中，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过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似自问又似自答，伴以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叶嘉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与做研究有关。上个世纪60年代，她来到哈佛与一位教授合作做研究，在那段时间中，最让叶嘉莹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的总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丰富，少有比肩。“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于是，叶嘉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又是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其实很早之前，叶嘉莹便在台湾的三所大学、两个电台讲学，当时外国汉学家前来“取经”，都能听到她的名字。久而久之，国外大学都请她去讲学。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初到温哥华，叶嘉莹每天查英文生词到两点，然后第二天去教书。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下台，但奇妙的是，不只学生喜欢听，连听过叶嘉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叶嘉莹的成就之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而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某种程度上，叶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词“再生”。她不但写出了重要的学院派论文，还像一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普及中国的古典诗词，连对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精心去讲。她做了很多“清高”的诗人或学者不愿去做的事情。她把投身诗词教育当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她最多时曾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她说，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没有年轻时的精力，可是只要有人希望她教下去，她仍愿意尽力。我现在已经归来啦。”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叶嘉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中国。”（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①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②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七十年来，先生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温家宝贺叶嘉莹九十华诞）

张炜：写作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

    张炜有很多头衔，他曾被冠以诗人之名，也被标识为“道德理想主义”，更因“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标志性人物。他最看重的是“作家”。他最爱的是写作。

    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学界引起的争论和讨论，从北京扩展到全国。尽管讨论中有对作品的误读，但也有吸引读者再次深入阅读的作用。误读是发生在所有作家身上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误读会一点点解除，不过新的误读也会一点点出现。而这一切，正是作家的魅力所在。“作家应该是丰富的、经得起误读折磨的、多解的，有时也是充满了矛盾的。”张炜略感遗憾的是，现在没有这样的讨论了，似乎大家关注的都是网络时代的一些事情，其中占很大比重的是娱乐品。当年一些言辞激烈的青年参与了那场大讨论，他们现在已经成了中年或准老年，再回头看去，大有人事沧桑之慨。他认为，关于“人文”，关于“精神”，在一个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时代成为话题，当然是至为难能可贵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一定是具有永恒意义的。

    多年来，张炜一直专注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和思考，包括屈原、先秦诸子，出版了长篇随笔等相关的著作，包括《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也包括2016年初出版的古典文化随笔《陶渊明的遗产》。他觉得古代的人写出的文学经典，与今天的人许多时候是一样的：同样的心境和方法，同样的困难与欣乐。古往今来，人生总有一些出色的慨叹、异样的认知、绝妙的记叙，就是这些丰富着我们无边无际的生活。

    张炜之所以选择“陶渊明”作为写作对象，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柔软而坚硬的内心里，会存有陶渊明这个形象，他的选择，他的矛盾和痛苦，也包括他的喜悦，或能深深地拨动许多人的心。

    “只把他看成一个采菊人，笑吟吟地站在那儿，那是多么不求甚解。选择陶渊明来解读，不是为了倡导现代的‘逃离’和‘疏离’，而正是相反，是在强调人要有直面生活的勇气，强调人的真实。”张炜说，古代与现代的人看起来差异很大，其实面临的基本问题、一些大问题都差不多。比如关于人的尊严、自我的寻找、自由，这些都是基本上一样的。外在环境的差异，夸大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的困境，我们在今天也会大致遇到。所以我们追寻古人的心情，会发现离他们并不遥远。他们都是一些大文化人，也是一些生命的大标本，对于当今的价值不言自明。

    他曾经自我评价是倔强的人。在《独药师》的扉页，他也郑重题写“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他说，书中的倔强人物太多了，他们的命运，特别是牺牲，都与这种性格有关。他怜惜古今所有的倔强人物，愿意把这部心血之作题献给他们。因为他们起码不是机会主义者，就这一点来说很让人尊敬。”

    在儿童文学的写作中，他似乎又回到了纯真、调皮、充满灵性的少年时代。张炜认为，写所谓的儿童作品和成人作品一样，都需要童心。童心之不足，常常是许多作品坏掉的老根。童心是直接和纯洁，是对世界的一次真诚簇拥。童心是反抗庸俗的利器。

    拉美作家略萨说过，一个写作者在立志从事这个工作之前，一定要想好是当一个坏作家还是当一个好作家？这听起来似乎令人费解，因为我们会认为，所有人都会选择当一个好作家。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到书店和网络上看一看就知道了。能够严苛地对待自己的文字、始终具有追求真理的热情，这在一个写作者那里并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

    实际上张炜从未停止写诗。因为在他看来，诗才是文学的核心。诗消失了，文学也就消失了，这对于一个时代和一个人，道理都是一样的。

    “有人以为诗的读者太少，我可不那样认为。诗的读者最多，他们在读各种诗，包括没有按照诗的通常格式分行的文字。没有诗就没有文学，文学有读者，诗就有读者。诗的常规形式出现在写作中，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却不会是全部。”

    “我认为写作是快乐的，是尽性尽情的事情。把真性情藏起来的写作一定是痛苦的、艰涩的。如果我有一天写得艰涩了，就一定是顾忌太多了，是掩去了真性情，是做着极不快乐的工作，那也就没有希望了。一颗诗心跳动着，世界看上去就生机盎然。诗人的忧愤和喜乐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能装出来的，更不是能根据需要设计出来的。我希望一生都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人活着痛苦太多了，但在这种痛苦中压迫了全部的天真，人就会变得更可悲。他想象自己即使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依然保持天真烂漫的天性。

（选自《中华读书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张炜，1956年生于山东龙口市，原籍山东栖霞。当代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张炜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作家。他的文字深沉、细腻，立足于理想中的乡土与传统的道德立场，充满着人文关怀与哲思。其80年代前期所创作的长篇乡土小说《古船》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力作，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潮流里长篇小说中的佼佼者之一。②张炜：“虽然我是一个山东作家，受齐鲁文化滋养，但我主要的还是受齐文化的影响比较大，我出生的地方古代的时候应该属于东夷，那是一个面向大海、民风开放的地方。相应地，我的文字如果有大海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有许多幻想与浪漫的色彩，那才是正常的。”

父亲和那道坡

宋向阳

    秋生的家在柳河村最北头的山根下，绕过一道胳膊肘子弯儿的土坡，才能过去。

    秋生开着新买的轿车回家，道窄，只好停在十米外的巷口。他怕车子被剐蹭，一个劲朝那边望。“你对车倒挺上心啊。”父亲徐老套在饭桌上叨咕着，还用稀奇古怪的目光扫他。秋生低声地解释道：“我三年的工资都花在车上了，那道坡忒堵。”

    秋生两口子一走就是两个多月，隔三岔五往家打个电话。一次，隔壁的小东把一包羊肉送到了他家。小东说：“叔啊，看看你儿子多孝顺啊。”徐老套的脸上像结了霜，瞅都不瞅一眼。

    小东走后，媳妇问老套：“你绷着脸给谁看呢？不识抬举。”

    徐老套愤愤地说：“他徐秋生是在救济困难户吗？连个面都不照，好大的架子啊。”

    媳妇叹了口气，说：“谁让你找个猫不拉屎的地方盖房，拐弯抹角连个车都不得放。”

    徐老套大步来到院外，望着那道十米多长、五米多高的土坡，使劲哼了一声。他蹲在那儿，点着一根旱烟，猛地吸了几口，脸蛋憋得像下蛋的母鸡。

    徐老套去集上买了几把镐锹，还叫人焊了一个铁斗子的推车。除了下地，他把很多时间都用在了修路上。

    日头还没升起，徐老套就站在了土坡下，挥着大镐刨。土质很硬，他一镐下去，便击出一颗颗金星来。徐老套拿出了年轻时开大山的劲头，抡圆膀子干着。汗水很快浸透衣服，紧紧贴在了他的身上。媳妇看着心疼，帮他往车子里装土。

    徐老套一把夺过铁锹说：“去，这事儿不用你管。”

    媳妇说：“你悠着点，别累坏了。”

    徐老套嘴里应着，却不歇手。媳妇给他沏了一壶浓茶，端了出来。徐老套嗓眼里发干，放下家什坐在了凳子上。他喝着茶，眼前浮现出儿子小时候在土坡前和他捉迷藏的影子，心里不禁七上八下。

    胳膊肘子弯儿的土坡一天天变小着，徐老套手上的老茧一天天变厚着。累的时候，他都会朝远处望一会儿。他想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可是却一次次失望。媳妇劝他找几个帮工，他却说啥也不答应。

    这天，徐老套正在门口忙着。村书记大成走了过来，喊道：“老套哥，你儿子给你捎钱来了。”徐老套没有抬头，仍然在干活。大成说：“都啥年头了，你还想当愚公啊。”徐老套这才停手，冲他干笑一下。大成把钱递了过来，说：“上午我在城里遇到秋生，他让我给你们。”徐老套一把拨开大成的胳膊，说：“这钱我不要，你退给他吧。”

    “亲儿子的钱，不要白不要。”大成说。

    徐老套哼了一声，说：“徐秋生凭啥不自己回来？他不认识柳河村的路吗？”

    大成说：“可能，他有点忙吧？”

    徐老套说：“一个小科长比县长还忙吗？”

    媳妇见他九头牛拉不回来的样子，便从大成手里接过了钱。徐老套瞪了她一眼，说：“这钱你自己花吧，我一分不沾。”媳妇用手点了点他，回屋里给大成去找烟卷。

    我让你堵！我让你堵！徐老套举起大镐，用力地朝土坡刨了下去……

    三个月后，秋生两口子还没有回来。一天，他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母亲在那头颤巍巍地说：“儿啊，你快回来，你爹……病得可不轻啊。”没等秋生说话，母亲就嗖地放下电话，任凭秋生怎么回拨，都没人接。秋生吓出一身冷汗，带着媳妇急急忙忙撵了回来。他的眼里冒着火，把车开到家门口没等停稳，就跑进屋去。可是，父亲却满面红光地坐在炕头，没有一丝病意。他疑惑地瞅着母亲说：“妈……”

    徐老套笑眯眯地说：“儿子，你的车放哪儿了？”

    秋生眨巴眨巴眼睛，说：“就放门口了。”

    徐老套拽住儿子的手说：“那道坡还有吗？”

    秋生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泪水在眼里打起了转转。

船上

沈从文

    住在那小旅馆实在不是个办法，每天虽只三毛六分钱，四个月来欠下的钱很像个大数目了。欠账太多了，非常怕见内老板，每天又必得同她在一桌吃饭。她说的话我可以装作不懂，可是仍然留在心上，挪移不开。恰好那时有一只押运军服的帆船，正预备上行，押运人就是我哥哥一个老朋友，我也同他在一堆吃过喝过。一个做小学教员的亲戚，答应替我向店中办个交涉，欠账暂时不说。在桃源的那个表弟，恰好也正想回返本队，因此三人就一同坐了这小船上驶。

    船上装满了崭新棉布军服，把军服摊开，就躺到那上面去，听押船上行的曾姓朋友，说过去生活中种种故事。

    这曾姓朋友读书不多，办事却十分在行，军人风味的勇敢，爽直，正如一般镇人的通性，因此说到任何故事时，也一例能使人神往意移。这朋友最爱说的就是粗野话。一切粗俗的话语，在一个直爽的人口中说来，却常常是妩媚的。

    但七百里航程还只走过八分之一时，我们所有的钱却已完全花光了。把钱花光后我们仍然有说有笑，各人躺在温暖软和的棉军服上面，说粗野的故事，喝寒冷的北风，让船儿慢慢拉去，到应吃饭时，便用极厉害的辣椒在火中烧焦蘸盐下饭。

    船只因为得随同一批有兵队护送的货船同时上行，一百来只大小不等的货船，每天必同时拔锚，同时抛锚，因此景象十分动人。任何一只船出事时皆得加以援助，一出事总就得停顿半天。天气又冷，河水业已下落，每到上滩河槽容船处都十分窄，船夫在这样天气下，还时时刻刻得下水中拉纤，故每天即或毫无阻碍也只能走三十里。送船兵士到了晚上有一部分人得上岸去放哨，大白天则全部上岸跟着船行，所以也十分劳苦。但人人却十分高兴。一遇船上出事时，就去帮助船夫。

    常德到辰州四百四十里，我们一行便走了十八天，抵岸那天恰恰是正月一日。船傍城下时已黄昏，三人空手上岸，走到市街去看了一阵春联。从一个屠户铺子经过，我正为他们说及四年前见到这退伍兵士屠户同人殴打，如《水浒》上的镇关西，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恰恰这时节我们前面一点就抛下了一个大爆竹，訇的一声，吓了我们一跳。那时各处虽有爆竹的响声，但曾姓朋友却以为这个来得古怪。就拖我们稍稍走过了屠户门前几步，停顿了一下。只见那屠户家楼口小门里，很迅速地又抛了一个爆竹下来，又是訇的一声，那曾姓朋友说：“这狗杂种故意吓人，让我们去拜年吧。”还来不及阻止，他就到那边拍门去了。一面拍门一面和气异常地说：“老板，老板，拜年，拜年！”一会儿有个人来开门，门拉开时，曾姓朋友一望，就知道这人是镇关西，便同他把手拱拱，冷不防在那高个子眼鼻之间就是结结实实一拳，那家伙大约多喝了杯酒，一拳打去就倒到烛光辉煌的门里去了。只听到哼哼乱骂，但一时却爬不起来，且有人在楼上问什么什么，那曾姓朋友便说：“狗X的，把爆竹从我头上丢来，你认错了人。老子打了你，有什么话说，到中南门河边送军服船上来找我，我名曾祖宗。”一面说，一面便取出一个名片向门里抛去，拉着我们两人的膀子，哈哈大笑迈步走了。

    我们还以为那个镇关西会赶来的，因此各人随手拾了些石头，预备来一场恶斗，谁知身后并无人赶来。上船后，还以为当时虽不赶来，过不久定有人在泥滩上喊曾芹轩，叫他上岸比武。这朋友腹部临时还缚了一个软牛皮大抱肚，选了一块很合手的湿柴，表弟同我却各人拿了好些石块，预备这屠户来说理。也许一拳打去那家伙已把鼻子打塌了，也许听到寻事的声音是镇人，知道不大好惹，且自己先输了理，故不敢来第二次讨亏吃了，因此我们竟白等了一个上半夜。这个年也就在这样可笑情形中过了。第二天一早，船又离开辰州河岸，开进辰河支流的白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