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电波

    行动开始了。

    我父亲原定走北路，担任掩护，由于李安本出马，结果被调至南路，随大部队行动。“要不是老李”，我父亲后来常说，“我说不定早就见马克思了。”“老李，外号‘飞锤’，不仅收发报样样娴熟，而且机务上也有一套。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和我在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共事，我这一辈子啊……”父亲之所以屡次这样感叹，皆因他的一套娴熟技术皆传自李安本。

    按计划大部队一路向南猛突，但电台始终保持静默。相反，北路小队频繁发报，他们把平时抄收的新闻稿都拿出来，反复发送。果然，敌人上当了，开始调集兵力向北围追堵截。旅长下令全速前进，争取时间。他说我们越快到达，北路的压力便会越早解除。据事后得知的消息，驻青城日军指挥官藤田五郎大佐曾多次接到南路发现我军大部队的报告，

    但他并不相信，以为这是新四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因为日军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跟踪监听，并随时向他报告，证明新四军的电台就在北路。这一错误的判断使他错失良机，打好的算盘完全落空。

    白露过后第七天，我军终于突破重围，来到了江边，与江北前来接应部队胜利会师。部队到达时，已是深夜。旅长顾不上休息，下令立即架设电台，与北路联系。“那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夜晚”，我父亲清楚地记得，他们来不及找地方，就在江边一个渔棚边架起了电线。旅长和参谋长都站在我父亲边上，等候消息。我父亲连续呼叫，一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回音。大家浑身是汗，心都焦烂了。“他们也许在行动中，没有架设天线。”我父亲这样说，手里攥紧了老李临行前送给他的烟斗。这时渡船已经陆续到了。旅长指示我父亲继续不停地呼叫，一刻也不要停。“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吩咐完了，他便和参谋长一起到江边指挥部队渡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渐渐亮了，东方泛起一抹淡淡的晨光。这时耳机里突然传来声音。我父亲兴奋地大叫：“来了！来了！”

    有人立即前去报告旅长。不一会儿，旅长和参谋长都小跑着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了？”旅长连声问道。

    可耳机里忽然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我父亲一边调整波长，一边连续呼叫。“怎么回事？是他们吗？”旅长问道。我父亲说是的，肯定是的。“他们情况如何？”团长又问，我父亲摇头道，“不知怎么突然断了……”

    “呼叫，给我呼叫！”

    我父亲连续不断地敲击着电键，时间漫长得令人窒息。终于，嘀嘀嗒嗒，嘀嘀嗒嗒，耳机里传来熟悉的电波声。“老李！是老李！”我父亲叫了起来。众人一片欢呼。“嘘——”我父亲做了噤声的手势。大家随即安静下来。我父亲急忙开始抄报。抄一句，参谋长就迫不及待地拿过去照着密码本翻译，可一句也翻不出来。“这不对啊。”他对我父亲说。我父亲抄完报后，接过来一看，头脑顿时嗡了一下。

    “这是脑记密码！”

    “什么意思？”参谋长问。

    我父亲解释说，这说明他们已经销毁了密码，因为脑记密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用。“看来他们已非常危险，否则不会销毁密码。”我父亲说。

    好在李安本教过他脑记密码的方法，凭着这种方法，他把电文翻译了出来。大意是，他们已身陷重围，弹尽粮绝，密码已毁，电台也即将销毁。

    旅长说：“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回来，我们等着他们！”我父亲把电报发出后，对方一下子没了声音。按照李安本的操作惯例，他每收完电报，都要给收据。可这次却是例外。

    “收到没有？”旅长问。

    我父亲摇摇头。

    “呼叫，给我呼叫！”旅长大声命令，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我父亲不停地呼叫，身上大汗淋漓。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收报机又有了声音。我父亲扶了一下耳机，连忙抄收，没想到抄下来的却是一组明码：再见，战友……

    “坏了！”我父亲心里一沉，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没容他多想，耳机里又跳出一串明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随后，耳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旅长接过抄报，半天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摘下帽子。我父亲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在场的人也都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我父亲将烟斗放到胸口袋，默默将电报机重新背在肩上。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江风划过长空，发出尖厉的呼啸……

（摘编自《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

村医

薛培政

    “这小子，出息了哈，小时候，我还救过你一命哩。”耄耋之年的先生对我说这话时，正拄着拐杖走在通往村卫生室的路上。

    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先生，轻抚胡须，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人也不糊涂，每回看见我，总是微微一笑，顺口喊出名字后，仍忘不了提及救我之事，流露出些许成就感。

    听他说的次数多了，我便去找爷爷求证。

    “呃，真有的事儿，你一岁半出麻疹，那烧发得邪乎，眼看没救了──”上了岁数的爷爷，对好些事儿记不清了，但对这事心里却明镜儿似的，竟把我起死回生的经过，讲述得险象环生、淋漓尽致，我顿觉先生那瘦小的身影高大起来。

    上过省医科大学的先生，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20世纪5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先生被抽调其中。来前谈话说下到乡级医院，先生见到乡卫生院刘院长后，就急着要求分配工作。刘院长说：“不急，等吃罢晚饭再谈工作。”晚饭就安排在卫生院机关食堂，刘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酒至微醺，刘院长叹口气说：“近千口人的茹冈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形让人心焦啊！”那时血气方刚的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个钉地请求道：“那我就去茹冈村吧！”

    茹冈村人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遇到了甘霖，纷纷涌向村头迎接。等把人接到后，大伙儿而面相觑，都愣住了：“咦──咋会派来个白面书生，咱这鸡不下蛋的穷地方，会留住这细皮嫩肉的小先生？”老支书颔首道：“嗯──俺看这孩子行，可不能怠慢了。”说罢，他连夜带人把支部办公用房腾出来，做了村卫生室。

    打那后，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寻医求诊，包扎治疗，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呻吟着上门了，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擂得山响，来人急火火地喊叫：“先生──俺娘病得厉害嘞！”先生一骨碌爬起来，背起暗红色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好，回到住处已是鸡叫时分了。

    到了冬春感冒多发季节，先生的案桌前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先生依然不疾不徐接诊治疗。那一次，老庆家的娃儿连日高烧不退，先生弯腰为其作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老庆两口子好不尴尬，先生卻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便又坐堂开药方了。日子久了，村里婆娘们就议论：“这先生性子咋恁好咧，从来就没见他动过脾气。”

    老羊倌疙瘩爷七十岁患上抑郁症，整日茶饭不思，时而发痴，时而叹息。家人要送医，他死活不肯，说要等死哩。先生登门出诊，他躲进内屋关紧门窗。等费尽周折见了面，一番望闻问切后，先生绝口不提治病的事，竟说些小时候放羊时的糗事。说到羊，疙瘩爷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先生见机下方子后，嘱他按时服药。半个月后，疙瘩爷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

    先生案桌前悬挂的那幅烙画上有一个硕大的“德”字，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先生说做医生须有悲天悯人、普济众生之心。一个暴雪封门的深夜，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的二柱子，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他已奄奄一息，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转送乡卫生院。望着没膝的茫茫大雪，家人哭爹喊娘跪地求救。闻讯赶来的先生，脚未站稳，就气喘吁吁地命道：“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先生的袖子，满是忧虑地劝道：“老师，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和蔼的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等二柱子脱险，先生累得虚脱在地。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先生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常听人说，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假若当初不下来，在县医院早就成专家了，或许当上了局长院长。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大夫就是治病教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俺这身板。俺虽老了，却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咋能不满足哩？”

    说这话时，老人一脸平和。

（节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6期）

大风吹过古老的村庄

安宁

    ①午饭过后，父亲将半袋麦子放在自行车后座上弟弟兴奋地围过来看:“我要去送姐姐！

    ②我想甩掉弟弟，便在走出巷口后趁他不注意，跳上自行车奋力蹬了起来。风有些大，又是顶风，于是我的计划执行起来有些吃力。但我却硬起心肠，不打算回头去看弟弟。我只听见他跟在我的车子后，快乐地奔跑着，嘴里发出啊啊啊的喊叫声。风在耳边呼呼地响着，风也一定在奋力向后扯拽着弟弟的双脚。我听见弟弟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的脸一定也是红红的吧。我能感觉到他在车后几米的位置，却始终追赶不上。故意加快了蹬车的速度，但风也跟我较劲一般把我用力地向后拖拽着。车子摇摇晃晃，半袋麦子眼看要坠落下来，我有些泄气，恨不能跳下来，自己扛起麦子走人。

    ③忽然之间，车子变得轻了起来，犹如生了翼翅一般，我几乎想要高声歌唱，并放慢车速，怡然自得地欣赏一下风吹过秋天大地的美，或者深情地嗅一嗅泥土里散发出的成熟谷物的芳香。至于那个总是留着长长鼻涕的脏兮兮的弟弟，最好化作一阵风，从我的面前彻底地消失掉。

    ④可是没有，他依然在后面撒欢儿地奔跑着。只是，他在推着后车架奔跑。我低头，看到他的双脚，小马驹一样欢快地跳跃着，脚上的布鞋照例顶出一个洞来，看得见倔强的大脚趾风将他包围着，但他有的是乘风破浪的力量，我觉得身后的弟弟，变成了一尾鱼，于波涛之中，奋力地向前。风一次次将他推回到岸边，他又一次次执拗地跃入汪洋之中。他甚至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并用大声的呼喊表达他内心的快乐。

    ⑤“姐姐，我们一起跟风比赛吧！”

    ⑥他并不等我的回复，便跳到车子的前面去。这次，我看到了他奔跑的样子，瘦瘦的，两条小腿，在裤管里荡来荡去，好像那里是两股无形的风。后背与前胸上的衣服，快要贴到一起了我觉得弟弟变成了纤细的纸片人，或者一只柔弱的蝴蝶，一阵小小的风，都能将他从这个村庄里吹走。可是他却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弱小和卑微，他的内心涌动着强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到不仅仅可以对抗那一刻的风，还能对抗整个的世界。

    ⑦是的，那一小段路，他追赶的不是我，也不是风，他在追赶他自己，一个被我嫌弃的小小的自己

    ⑧他就那样在我的前面跑啊跑，跑啊跑，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希望这条乡间的小路永远都不要有尽头，就像这永无休止的风一样。我跟着他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我只想这样注视着他瘦小的背影，倾听着他清晰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就像我们是在一条时光隧道里无休无止地奔跑，而这条隧道的尽头，则是成年之后，不复亲密的我们。

    ⑨风果然在很多年后将我和弟弟像蒲公英一样吹散了。我跟随着风，去往北方以北，那里是所有风的源头，无数支风，犹如千军万马，从沙漠草原、戈壁一起出发，向着无尽的南方奔去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能看到沙蓬被大风挟着，漫山遍野地流浪一株沙蓬草，究竟能走多远呢？当它们的双脚被石块、泥土、沙蒿、柠条或者大树牵绊住的时候，它们的心底浮起的，究竟是宿命一样的悲伤，还是终于寻到归宿的欢喜？如果幸运一株沙蓬会遇到湿润的泥土，生儿育女，繁衍不息，而后将它们的流浪精神完美地复制给后代。于是秋天一来，沙蓬这一大地上的浪漫种族，便跟随着风，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迁徙。它们穿过山野、戈壁、荒原，越过黄河、沙漠、村庄。它们一定比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历经更多的风景。在风里互相追逐着奔走的时候，一株沙蓬会不会和另外的一株说一会儿话？还是像我和弟弟一样在村庄大道上一前一后地飞驰，却互不言语？如果某一天它们走丢了，是不是永远不会重逢？

    ⑩当我在蒙古高原上写下这些文字时，又想起了很多个孤独的午后，我和弟弟站在风里看天上的云。风最终将那些形形色色的云全部带走，不留印痕。风也带走了村庄里许多的人，他们或者寂寞地死去，或者沙蓬一样，飘进城市。风最终将一个老去的村庄，丢给了我。

    ⑪而这时，如果我回到村庄，蹲在墙根下，眯起眼睛晒晒太阳，我一定又可以听到风的声音。那声音自荒凉的塞外吹来，抵达这堵墙的时候，已经是春天。风暖洋洋的，在我耳边温柔地说着什么。去年的玉米秸，在风里扑簌簌地响着，它们已经响干响干的，一点儿火花，都可以让它们瞬间呼隆呼隆地燃烧起来。空气中有一种甜蜜的、好闻的又热烈的味道，那味道似乎来自遥远的童年，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时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小猪一样拱啊拱，拱啊拱，最终，我寻到了世间最幸福的源头—母亲的乳房。

    ⑫那一刻，风停下来。

    ⑬整个的世界，都是我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11月08日）

土地

余华

①我觉得土地是一个充实的令人感激的形象，比如是一个祖父，是我们的老爷子。这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懂得真正的沉默，任何惊喜和忧伤都不会打动他。他知道一切，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看着日出和日落，看着四季的转换，看着我们的出生和死去。我们之间的相爱和勾心斗角，对他来说都是一回事。

②大约是在四五岁的时候，我离开了杭州，跟随父母来到一个名叫海盐的小县城。我们在一条弄堂的底端一住就是十多年，县城弄堂的末尾实际上就是农村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那块有着很多池塘、春天开放着油菜花、夏天里满是蛙声的土地上，干了很多神秘的已经让我想不起来的坏事，偶尔也做过一些好事。

③回忆使我看到了过去的炊烟，从农舍的屋顶出发，缓慢地汇入到傍晚宁静的霞光里。田野在细雨中的影像最为感人，那时候它不再空旷，弥漫开来的雾气不知为何让人十分温暖。我特别喜欢听黄昏收工时农民的吆喝，几头被迫离开池塘的水牛，走上了狭窄的田埂。还有来自蔬菜地的淡淡的粪味，这南方农村潮湿的气息，对我来说就是土地的清香。

④这就是土地给予我一个孩子的最初的礼物。它向我敞开胸膛，让我在上面游荡时感到踏实，感到它时刻都在支撑着我。

⑤我童年伙伴里有许多农村孩子，他们最突出的形象是挎着割草篮子在田野里奔跑，而我那时候是房屋的囚徒。父母去上班以后，就把我和哥哥反锁在屋里，我们只能羡慕地趴在楼上的窗口，眺望那些在土地上施展自由的孩子。他们时常跑到楼下来和我们对话，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楼上究竟能望多远，我哥哥那时已经懂得如何炫耀自己了，他告诉他们能望到大海。那些楼下的孩子个个目瞪口呆，谎言使我哥哥体会到了自己的优越。然而当他们离去时，他们黝黑的身体在夏天的阳光里摇摇晃晃，嫉妒就笼罩了哥哥和我。那些农村孩子赤裸的脚和土地是那么和谐。

⑥后来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开始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玩耍了。那时候的农民都没有锁门的习惯，他们的孩子成为我的朋友以后，我就可以大模大样地在他们的屋子里走进走出，屋中有没有人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可以随便揭开他们的锅盖，看看里面有没有年糕之类的食物，或者在某个角落拿一个西红柿什么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是挎着一个割草篮子，追随着他们。他们中间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好像比我哥哥大一岁，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他很会吹牛。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说他父母结婚时，他吃了满满一篮子糖果。当时我们几个年龄小的，都被他骗得瞠目结舌。后来是几个年龄大的孩子揭穿了他，向他指出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呢，他只是“嘿嘿”一笑，一点都不惭愧。

⑦那个爱吹牛的孩子很早就死去了，是被他父亲一拳打死的。当时他正靠墙站着，他父亲一拳打在他的脖子上，打断了颈动脉，当场就死了。他家弟兄姐妹有六个，他排行第四。所以他死后，他的家人也不是十分悲伤，他们更多的是感叹他父亲的倒霉，他父亲为此蹲了两年的监狱。他被潦草地埋在一个池塘旁，坟堆不高，从我家楼上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很长时间里，他都作为吓唬人的工具被我们这些孩子利用。我哥哥常常在睡觉时悄声告诉我，说他的眼睛正挂在我家黑暗的窗户上，吓得我用被子蒙住头不敢出气。有时候在晚上，我会鼓起勇气偷偷看一眼他的坟堆，我觉得他的坟还不是最可怕的，吓人的是坟旁一棵榆树，树梢在月光里锋利地抖动，这才是真正的可怕。几年以后，他的坟消失了，他被土地完全吸收以后，我们也就完全忘记了他。

⑧当时住在弄堂里的城镇孩子，常和这些农村的孩子发生争吵。我们当时小小的年龄就已经明白了自己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知道自己为什么优越，为什么自卑。弄堂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集体斗殴是经常发生的。有一次我站到了农村孩子一边，我哥哥就叫我叛徒。我和那些农村孩子经常躲在稻浪里密谋，袭击自己哥哥的方案是最让我苦恼的。我之所以投奔他们，背叛自己弄堂里的同类，是因为他们重视我，我小小的自尊心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如果我站到弄堂里的孩子一边，年龄的劣势只能让我做一个小走卒。

⑨我的行为给我带来了一个凄凉的夜晚。当时弄堂里为首的一个大孩子叫刘继生，他能吹出迷人的笛声，他经常坐在窗口吹出卖梨膏糖的声音，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上当后拼命奔跑过去，看到的是他坐在窗前哈哈大笑。他十八岁那年得黄疸肝炎死去了。他家院子里种着葡萄，那一年夏天的晚上，弄堂里的很多孩子都坐在葡萄架下，他母亲给他们每人一串葡萄，我哥哥也坐在那里。我因为背叛了他们，便被拒绝在门外。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的泥地上，听着他们在里面说话和吃葡萄，我的那些农村盟友不知都跑到哪儿去了，我孤单一人，在月光下独自凄凉。

⑩我八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冒险的远足。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农村孩子，动身去看他刚刚死去的外祖父。他可能是觉得路上一个人太孤单，所以就叫上在夏天中午里闲逛的我。他骗我只有很近的路，马上就能回来，我就跟着他去了。我们在烈日下走了足足有三个小时，这个家伙一路上反复说：就在前面拐弯那地方。可是每次拐了弯以后他仍然这么说，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最后到那地方时恰恰不用拐弯了。他一到那地方就不管我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是明天。这使我非常紧张，我迅速联想到父母对我的惩罚。我缠着他，硬要他立刻带我回去，他干脆就不理我。于是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老人下葬时，我嚎啕大哭，哭得比谁都要伤心。

⑪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葬礼。那个死去的老人的脸上被一种劣质的颜料涂抹后，显得十分古怪。他没有躺在棺材里，而是被一根绳子固定在两根竹竿上，面向耀眼的天空，去的地方则是土地。人们把他放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坑中，然后盖上了泥土。就像我有一次偷了父亲的放大镜，挖个坑放进去盖上泥土一样。

⑫土地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东西，在那个夏日里，这个老人生前无论是作恶多端，还是广行善事，土地都是同样沉默地迎接了他。

1992年3月12日

（有删节）

母亲的心愿

北方

“麻警官，您母亲又闹着要出小区，倒是没在小区里翻垃圾箱捡垃圾。这都第四次了，我们劝不住，疫情的严重性您是知道的，怎么说她就是不听。知道您忙，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找您了。”

“我早晨过去又说了说，怎么还闹呢？吃喝都给她准备得很充足，口罩也买了。”麻利锋刚上卡点，母亲居住的社区张主任就打来电话。昨天张主任就为麻利锋母亲要出去给他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最后还是麻利锋亲自回去，才把母亲拦住了。

母亲越来越不听劝了。麻利锋最初担心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即老年痴呆症），带她到市医院彻底检查，结果显示所有数据正常。大夫说人上了岁数，性格发生变化也不奇怪。

父亲在世时，母亲买菜做饭收拾屋子，还要伺候腿脚不便的父亲，每天不得闲，几乎不用麻利锋操心。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似乎就变了，主要表现是话少了，还总爱在小区的垃圾箱里翻捡废品。纸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泡沫板……只要是废品回收站要的，母亲一样也不会漏掉。起初，听小区门房的梁姨说过几次，好似母亲抢了人家的生意，话说得客气但不好听。麻利锋似信非信，家里见不到任何废品的影子呢。他忙得顾不上，就让老婆去盯了两次，果然看到身形瘦小的母亲踮着脚半截身子插在垃圾箱里，像个土拔鼠似地往外捡废品。

母亲被抓了现行后，更加无所顾忌了。梁姨被进出的车辆登记收费拖住了手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目标落入母亲的手中，碍于麻利锋的面子，再生气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夺回自己的地盘。

母亲是市五小退休教师，每月工资五千多。

麻利锋问她，缺钱吗？

不缺。

为啥捡垃圾？那不是垃圾，是能回收利用的废品，找点事干。

麻利锋劝说多次无效，也不能整天看着她老人家。

“老妈，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门呀！”麻利锋下卡点后急急忙忙赶回家，母亲趴在客厅的窗台上看着外面，他进门也没搭理。麻利锋从母亲的视线角度看去，正好有三个垃圾箱，“正在疫情爆发期，您的身体又那么弱。”

“我没糊涂，电视里天天在播。你也要小心点，小杰真的不能回来了？在武汉没人管咋办呢。”母亲依然没有回头，神情十分失落。

“肯定不能回来的。快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还要怎么管？昨天不是给您打电话报平安了吗？您不用担心。我天天上卡点，可比您孙子辛苦多了。”

“妈知道你们辛苦，要不我才不在家闲坐着，没感染上病毒还坐出毛病来了呢。中间那个垃圾箱里扔进去两个牛奶箱，还有——”

“哎呀妈，看在我苦口婆心饿着肚子说了半天的份上，就算是人家把金条扔进垃圾箱，您也不能下去捡，太危险了。”麻利锋把母亲架到了沙发上，有些急赤白脸，母亲却笑了。

“赶快回去吃你的饭，我又不是小孩子，你比社区那几个女人的话还多。不放心的话，你干脆把老娘绑起来，让我等死算了！”母亲的脸沉了下来。

麻利锋登时泄了气，怏怏地走了。再强硬下去把母亲惹毛了，还真不好收场。安葬了父亲后，他就建议母亲搬过去跟他一起住，母亲说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动员了好几次也不听。

“老太太已经出小区了，我和门口的社区工作人员怎么劝都不听，你赶快回来吧。”麻利锋昨天没说通母亲，早上出门前就叮嘱老婆一定要过去盯着，果然时间不长老婆就打来电话抱怨，“非要去超市不可，买啥我替她去买还不行么。”

麻利锋头疼了：“唉，就让她出去一次吧，五六天没——”

“你以为你是警察就可以让家里人随意进出？老太太真要出了事你负得起责吗？”麻利锋话没说完，老婆开火了。

麻利锋刚赶到小区大门口，就见母亲戴着口罩从不远处走来，身后跟着两个超市的工作人员，推着装满牛奶、方便面的小推车。母亲冲他欢乐地挥着手，麻利锋憋着一肚子气，大声冲母亲嚷嚷：“不让您出门就是不听，尽给人找麻烦！”

“他们几个整天守在小区门口很辛苦，我就是想给他们买点吃的喝的。”母亲轻声细语地说。社区人员愕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其中一位年轻的没忍住，眼圈红了。

“老妈，您做得对！”回到家，麻利锋帮母亲脱大衣，在右边的衣兜里发现了一张工商银行的回执单，是母亲给武汉捐助了四万元的凭证，时间正是今天，超市旁边就有工商银行的营业点．麻利锋悄悄塞回去，转身给母亲竖起了大拇指。

母亲笑得像正午的阳光那般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