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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试题来源:天津市和平区2018届高三上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层,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文化的领导者。贵族的精神旨趣是这一时期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整个贵族文化的主体心理依据。这个阶层鲜明的身份意识、强烈的荣誉感以及对“文”的高度重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文”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既包含着关于礼乐仪式的各种知识,又包含着道德观念系统及其话语形态。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庶人之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主要就在于这个“文”之系统。这里的“文”虽然不同于后世“诗文”之“文”,更不同于现代以来的“文学”概念,但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周代贵族对“文”的高度重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开了古代“文统”之先河。

        春秋之末,随着贵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领导权亦逐渐从贵族阶层转移到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大夫手中。于是士大夫文化渐渐取代贵族文化而成为主流。士大夫文化也并非一个不变的整体,事实上,它也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游士文化”阶段,其主体乃是那些或奔走游说或授徒讲学的布衣之士,其思想上的代表便是诸子百家。到了秦汉之后,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士大夫文化”阶段。其主体是那些凭借读书而做官或可能做官的知识阶层,即“士大夫”。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存在一种特有的机制,可以简称为“读书做官机制”——除了帝王及其宗亲、开国功臣及功臣之后、宦官、外戚、地方豪强等分享国家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凭借读书而跻身于官僚队伍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所谓“士大夫”。尚未做官时他们是“耕读传家”的庶民,做官以后他们是“诗书传家”的“士族”或“仕族”。无论做官与否,读书都是这个社会阶层安身立命之本,而做官——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则是他们读书的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型,具有巨大的社会差异,但从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来看,他们又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社会阶层。

        “道”是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亦相随而亡的终极价值范畴,是这个社会阶层精神旨趣的标志。在西周贵族阶层的话语系统中最高价值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原因不难理解:“道”这一概念暗含着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意识,是他们抗衡君权之主体精神的象征。士大夫文化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体系的,因此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其根本功能是用来规范和引导“势”,即君权。贵族阶层既掌握着政权,又掌控着文化,故而不需要创造一个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终极价值范畴出来。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以诸子百家为思想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来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范畴来为自身确立合法性。于是对“道”的推崇与捍卫就构成了士大夫精神旨趣的基本维度。从孟子开始,士大夫阶层便有了“道统”意识,一直到明清之时,“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与此相应,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这个“道”展开的,而“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

    (节选自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文”作为一个系统,有着丰富的内涵,包含了礼乐仪式等各种知识和道德观念系统,也决定了贵族与庶人的不同。 B . 士大夫文化有着不断变化的特点,从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游士文化”是其早期形态,并不是真正成熟的士大夫文化。 C .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身份并不单一,然而均以读书为安身立命之本,以出仕作为读书的目的,从而在精神旨趣和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 D . “道”的价值观念与士大夫阶层相伴相随,是这个阶层的精神标志。如果追寻“道统”意识的源头,则可上溯至孟子。
    【答案】
    (2)下列表述,不是“道”成为士大夫阶层终极价值范畴的原因的一项是(    )
    A . 士大夫文化相对独立,士大夫阶层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 B . 士大夫阶层有属于自己的权力意识,他们需要一种价值观念抗衡君权,张扬主体精神。 C . 士大夫阶层在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的背景下,试图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 D . 士大夫阶层有一种“道统”意识,“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
    【答案】
    (3)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分析与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士大夫阶层重视读书。著名的徽州古民居安徽宏村承志堂有楹联道“敦孝悌此乐何极,嚼诗书其味无穷”,就鲜明体现了士大夫之风。 B . 由“文统”到“道统”,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构成的巨大变迁。孟子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可以描述这种历史发展的常见规律。 C .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一种机制,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的传统。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对强化和发展这种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D .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士大夫阶层的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道”展开,“文”由此依附于“道”,正如韩愈所言:“文者,贯道之器也。”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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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这比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参军戏或宋杂剧可说已起了质的变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故事,而且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

        元杂剧的形成是我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金灭北宋、元灭金的过程,同时是北方人民反抗女真贵族、蒙古贵族的过程。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斗争,要求有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加以表现;而构成戏曲艺术的各种因素到这时已经过长期的酝酿而融为一体。这样,元杂剧就在金院本和说唱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现实的要求、群众的爱好,大大扩大了题材和内容,展开了我国戏曲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在元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文人也发生分化。特别是元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又没有恢复科举制度,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大大缩小了,生活水平跟着下降。除了少数依附元朝统治者的官僚外,大多数文人和广大人民同样受到残酷的迫害,因此,他们和人民的关系比较密切。部分文人和民间艺人结合,组成书会。他们一方面学习民间艺术的成就,同时又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杂剧的创作。书会的组织,民间艺人和文人的合作,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推进的作用。

        宋金元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杂剧的兴盛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为适应统治阶级宴乐和广大市民的文化要求,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伎艺集中演出的勾栏瓦肆,特别是作为都城的开封、大都、杭州等地更为繁盛。同时,在农村也常常开展戏曲活动,晋南地区现存的舞台、壁画便是很好的证明。节日、庙会是农村的演出日,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到各地作场。这样就保持了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此外,元朝的疆域广大,交通发达,密切了国际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也有一定的作用。

        一般研究者将元杂剧的发展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和后期。其分界线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在此之前为元杂剧发展的前期,在此之后为元杂剧发展的后期。前期的元杂剧,是全盛时期,以大都为中心。这一时期,作家辈出,名作如林。著名的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杨显之、纪君祥、康进之、李好古、郑廷玉等。著名的作品有《窦娥冤》《单刀会》《西厢记》《汉宫秋》《梧桐雨》《墙头马上》《李逵负荆》《张生煮海》《潇湘夜雨》《赵氏孤儿》《看钱奴》等。前期作品反映了元代被压迫人民的愿望,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元代的“权豪势要”,提出了元代社会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前期杂剧还塑造了一系列敢于反抗民族压迫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杨家将、岳家军等英雄人物,寄托了作家的民族情感。另外,前期的元杂剧还有一大批爱情剧,这些剧作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婚恋观,反映了广大青年男女的普遍愿望,又写了一大批有关娼妓、家庭问题的作品,表达了作家对广大被压迫妇女的关注、同情和赞扬。前期元杂剧还有众多表达故国之思和宣扬神道观念的作品,它们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和精神世界。后期作品由于作家离亡国时间较长,社会相对安定,作品对社会干预批判的力度大大地削弱,许多作家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作品说教因素增加,爱情剧作多写儿女缠绵之情,增加了伦理道德色彩。许多文人创作只是模仿前人,照谱填词,所写多为案头之曲,难以演出。后期杂剧在艺术上没有多大的发展,作品或追求语言的华丽典雅,或沿袭前人的旧套,特别是杂剧在南方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方言的限制,失去了地利,因而衰落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嗷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侧张开;“暑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札记》还说“毋侧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在纲,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如何看待道德价值导向和一般价值导向的关系

    朱贻庭

        道德价值导向不能脱离一般的价值取向问题,应该从一般的价值观来考虑伦理学的价值导向问题。这就在理论和实践上将“价值导向”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非常关注道德价值导向问题。即使在“价值”概念合法化之后,大部分的舆论都是集中在人生价值、个体道德的领域之内。这种情况在1991年之后,也延续下来。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提法和口号,但是基本的倾向没有变化。最初的阶段,主要的是“集体主义”,随着社会的变化,对集体主义不断地作出新的解释和界定。比如从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到界定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还有的学者解释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后来,源自中国文化传统的“义利观”的概念凸显,对此也不断地作出新的解读。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荣辱观”的概念一度凸显,,近年来则强调了个人的修为、修养等等,不一而足。

        道德价值导向固然重要,但是,道德价值导向是不能脱离一般价值取向问题的。以义利关系而言,大都将传统的义利观盂局限于人生价值的领域。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了“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利观”,依然没有越出个体的人生价值的范围。

        实际上,大量的史料表明,传统的“义利之辩”和“义利观”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统治者的治国价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是“重义”还是“重利”;是“由义”还是“离义”。它通过制度、政策和统治者自身行为而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而选择何种治国的价值方针对于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取向,具有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人们价值观念影响的角度,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现实和历史都表明,体现在治国和施政中的价值观念,能否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是社会成员是否愿意遵循道德规范的一个必要条件。

        总之,道德价值导向固然重要,但是体现在社会制度、各项政策、各种施政行为中的价值观念,以及整个社会文化负载的价值观念,也许更为根本。只有把涵盖着两者的一般价值导向问题抓住了,才能真正实施包括道德价值导向在内的“价值导向”的要旨。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小题。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不仅要看到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要看到其在民族交流融合方面的纽带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早期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在开通草原古道、推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鲜卑、吐谷浑、吐蕃、回纥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 439 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绢马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汗国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绵延不断,开遍了民族交流融合之花。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州、县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方,也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饮茶逐渐成为北方与西部民族的习俗。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乳香、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西交通空前畅通,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毫无疑问,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未来,“一带一路”延伸之处必将是人文交流活跃之地,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选自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审美活动的动力机制有情感、想象、超越三种。与之相应,审美活动所产生的美有三种存在的形态:情象、意象、境界。

        审美活动最基本的动力是情感。从本质上来说,美是情感的对象化。这里说的情感是审美主体的情感,而不是审美对象的情感。这里说的对象,有两种形态:一是原生形态,即原本有一个对象,但不是审美对象,是审美主体将其情感赋予给它,使对象成为主体情感的载体,从而成为审美对象。二是自创形态,即原本无对象,因为有情,需要外化,于是就创造一个形象,让其成为情感的载体。这种情况在艺术创作中居多。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情感造形。情感造形的产物就是情象。情象是美的基础形态。

        凡审美都有情感造形存在,只是审美中的情感造形,除艺术创作外,都是不自觉的,而取直觉的形态。刘勰说诗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种情况不只是艺术创作时有,只要是进入审美形态的人都有。

        情象是审美主体的创造,只是这创造主要表现在情感的赋予上,而当想象参与后,则就有很大的不同。想象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新事物,这新事物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想象的创造,不只有情感在起作用,还有人的意识、文化修养在起作用。于是,这新创造的形象就具有丰富的意蕴,这具有丰富意蕴的形象我们叫它“意象”。

    意象虽然通常用在艺术创作中,其实,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也有,而且只有首先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产生了意象才有可能将其表现为作品中的意象,陆游咏梅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这梅就不是自然物象,也不只是情象,而是意象了,因为这中间寄寓着陆游对自身经历的独特思考。

        美的最高存在形态是境界境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它较多地出现在佛教典籍中,成为佛教的最高层次。宋明理学家将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清代王国维将其作为古典词美的最高层次,将其转化为美学范畴。王国维同时还使用意境这个概念。境界比之意境更适合作为美的最高形态。首先,意境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而境界不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还能用在人生修养中。因为审美不只体现在艺术活动中,它渗透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其次,意境,从字面上看,见出意与境的两分,而境界,以其浑然整合无而更能见出审美的本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当我们进入境界时,我们从情象中超越出来,从意象中超越出来,从而进入只可体会难以言传的极其美妙的境地。

    (摘编自陈望衡《境外谈美》)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柏拉图认为诗歌的灵感之一来自于诗人的终极关怀,也就是“灵魂还乡”意识。这是诗人对生命本质的一种追问,是诗人超拔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形而上的思索。而一部真正具有诗性的文学作品也总是离不开作家对于人生命本体、价值意义思想的倾注。因此,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诗性不仅仅体现在语言、情韵、意境这些外化的审美特征上,这种诗性还体现在作者对生命本体层面的哲学思考上。

        沈从文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也可以说,至纯至美的人性是沈从文小说所推崇的根本。“湘西”就是人性的乌托邦。纵观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所描绘的男女总是性子单纯朴实、待人真诚善良。就比如在《边城》中,翠翠的爷爷为人撑船时,不收取财物,当船客硬把铜板散在船上时,爷爷就拿了茶叶赠予船客。在这一散一送,你推我让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便流露出来,哪怕是只有一面之缘的船夫与船客,他们心中所纠结的并不是蝇头小利,而是互相的帮助与体谅。船总顺顺也是一个极为和善之人,端午节时他让水手替了翠翠爷爷,好让这祖孙俩去河边看看热闹,休息休息;当顺顺得知两个儿子对翠翠的心意时,没有思量门当户对的问题,而是尊重儿子们与翠翠的情感,让他们公平竞争赢取翠翠的喜爱。船总顺顺作为大户家主,却如此尊重他人,全没有家族长者、乡间富绅的盛气凌人之态,具有心灵美。又如在《菜园》里,玉太太常以一副白衣素人的样貌出现在民众面前,她自食其力,勤劳能干,总是得到全城人的赞美。在沈从文的其他乡土小说中,也总是出现着冰清玉洁、自然淳朴的人物形象。

        在沈从文的乡土世界中,人们虽然处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交替的背景下,是社会形态下的“人”,可是,人与人连缀的关系却并不被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等一系列外在的伦理道德观念所约束,也不被现代社会金钱价值观念所左右。在这些乡土人物身上体现更多的是自然的人性,是崇尚健康自然、无拘无束、善良的、勤劳的品质。这种人性是超脱了世俗的烟火气、江湖气,乃至文人雅士的书生气的自然存在,美好地宛如神性。同时,我们也能明显感知到作者笔下的这种人性是一种普遍的、静态的、凝固的存在。这些乡土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作者建筑在至美人性之上的抽象体,整体呈现出一致的外在美、心灵美的特点。人性恒美是“湘西”民众的精神特点,也是沈从文在创作中流露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诗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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