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在中国遭到冷遇乃至唾弃的书，在riben却成为畅销书，人们竞相阅读﹣﹣100多年前《海国图志》的命运，为中日两国此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海国图志》由魏源在1842年著成。这一年对中国意义深远：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国门洞开。进士出身的魏源很早就产生了改革内政的经世思想，鸦片战争的溃败，更使他深刻认识到了解西方的紧迫性，于是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经世目标，转而走上了“师夷”的道路。

    照理说，《海国图志》在这样一个败世颓局中出现，应该引起很大反响才是。该书的宗旨是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正为当时寻求救国大计的人打开了了解西方的窗口，理应畅销走俏。

    然而，历史却一波三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评价称，在当时，愚昧排外，“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主宰着“世道人心”，由于为“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但《海国图志》却并未就此埋没。历史的吊诡，使它在一衣带水的riben，激起了一场巨浪。

    由于在国内无人问津，当时有些书商开始尝试在邻国riben打开这本书的市场。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的价格涨了近3倍。《海国图志》在riben迅速畅销，成为riben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riben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riben实际，提出了维新改革主张，拉开了riben明治维新的序幕。据雷颐介绍，2011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日交流与中日关系历史考察学术研讨会”上，riben学者落合弘树在其学术报告《明治维新与中国﹣﹣幕府维新的riben和中国》中明确指出“以图独立的佐久间象山‘和魂洋才’的想法，大部分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得来的”，充分肯定了《海国图志》对riben明治维新的重要贡献。

    《海国图志》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命运不禁让人感叹。而对出版物和以出版物为载体的思想的态度之差别，为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差异埋下了伏笔。

    在雷颐看来，中国自古就是东亚文化的中心，对周边的国家有着强烈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这也造就了千百年来国人传统意识中的文化优越感，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包袱。由此，当长期处于文化优势地位的中国第一次遭遇西方文化的冲撞时，优越已久的国人习惯性地将西方列强视为蛮夷之邦，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的先进性，“师夷”便成为无稽之谈。同样的，在以后的每一次变革中，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清政府坐拥着华夏正统文化这个巨大的包袱，让每一次文化的对接交融都变为惯性抵触，让每一次的迈步前行都变得步履维艰，一次次地失去变革时机，最终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边缘化的一个落后国家。

    相对而言，riben的文化包袱没有中国那么重。目睹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后，一向对中国文化项礼膜拜的riben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也意识到了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所以当19世纪中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时，riben果断地接受当时更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在变革中一路崛起。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中国传统绘画作品中文人绘画始终是作为主要的方向。文人常与画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画家的学识、文化品质与文人的内涵构成了书画创作的内在底蕴。文学与绘画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传统绘画与文学却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文学性的主旨要求在绘画创作中首先要得以表现。文学与绘画，追其根本都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因适应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精神现象。

    中国古典文学在传统绘画中的渗透首先表现在传统绘画的创作主题常来源于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人物和事件，是绘画创作的重要题材和源泉。中国传统绘画作品取材于古典文学由来已久，我们现在所能看到最早取自文学作品的绘画当是晋代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此画完全取材于曹植的《洛神赋》。曹植的《洛神赋》用诗的语言描绘出了想象中洛神的神韵，表现出了作者寄托的情愫。画家顾恺之用绘画语言将洛神赋所表现出的语言画面展现在纸卷上，准确表现出了诗赋中描绘的梦幻般柔情，使《洛神赋图》与曹植的《洛神赋》相得益彰。此后，历代取材于文学作品的绘画不胜枚举，成为中国文学与绘画有机结合、相互渗透所独有的特征。

    以文学作品作画几乎成为历代画家创作的必修课，历代众多诗画结合的经典之作已载入中国绘画艺术史，并传颂后世，对传统绘画“尚意”“尚情”的艺术追求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人形象也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经常表现的另一题材。唐代著名诗僧寒山与拾得，一直是历代画家们经常表现的人物形象。南宋著名画家梁楷和元代著名禅僧画家因陀罗等人都曾创作过寒山和拾得的人物像。以爱国诗人屈原的精神风貌和品格而创作的《屈子行吟图》是明末画家陈洪绶杰出的版画作品。《苏轼回翰林院图》是明代画家张路的作品，表现了宋代文学家苏东坡的神韵。中国古代文人以其与众不同的文人品格，独特的精神风貌，成为画家创作的对象。

    中国古典文学对传统书画艺术的渗透，还表现在创作者的身份上。中国古典文人大多具备书画家的身份。唐代王维不仅会作诗，还擅长绘画与演奏，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使王维的艺术作品显示出独特的内涵和情趣。宋代苏轼不仅在诗、词、散文等多方面有较大成就，其书法和绘画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书法代表之作《黄州寒食诗帖》、《黄几道祭文帖》等都表现出了雄浑奇崛的气势，绘画作品《古木怪石图》则集中凸显了其厌世疾俗的孤傲与寂寞心灵。

    中国古典文学中所表现出的色彩也是传统书画作品蕴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书画所表现的神韵与古典文学所表现出的意蕴，融会成新的艺术境界，使人产生更多新的感受。我们在欣赏中国传统绘画作品时，不仅仅沉醉于笔墨技法之间，更是在品味作品所表现的文学内涵，畅游于书画与文学相互交织所表现出的意境之中。

（摘编自李晓男《论中国古典文学在传统书画艺术中的渗透》）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往往是狭义的，即指“优美”，其实美的内涵还应包括“崇高”。“崇高”与“优美”不同，“优美”通常是以形式取胜，以其精巧、明丽、和谐形态顺应人的主观目的，直接给人以耳目之娱，让人产生类似“受到奉承而顺从”的爱悦感，并借此培育人们“爱”的情感；而“崇高”一般以巨大、粗犷、雄伟、深邃的形态显现，常见于崇山峻岭、星空大漠等事物之中，并可由此推及一切英雄壮举、伟人、伟业等。它给予人的主要是心灵的震撼而非感觉的快适，所以康德认为“美在形式”而“崇高则无形式”。

    崇高感的产生总是经历这样一个心理过程：初始，对象的气势和精神的强大让人感到个人存在的渺小，给人以威胁、恐怖、挫折、生命力的阻滞之感，但却能历练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激发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继而在人的内心形成张力，促使人奋发图强，化恐惧感为敬畏感以及对之追慕、神往的心情，由于有其所“敬”而驱使人不断走向自我超越。就像杜甫在《望岳》中所写的，正是泰山那“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巍峨磅礴的气势，激发起诗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愿望。所以古罗马思想家如朗吉纳斯等特别强调“大自然把人带到宇宙这生命的大会场里，不是把人当作卑微的动物，而是在人类心灵里注入对于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爱”，它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人如果四面八方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耸立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是为什么生在这世间的”，“就会把绝对的伟大建立在自己的使命中”，让人们在感知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象中消除自身“心理的脆弱性”，提高使命意识，通过拓展情怀、提升境界培育敢于正视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勇敢精神和人格力量。一旦人们的精神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一切“事业、行动、风度、学术的品德也必然都是美的”。

    这种崇高的情感培育在当今这个和平昌盛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辩证来看，矛盾的双方都处于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2000多年前《周易》就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提醒人们即使身处安乐也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不忘立国安邦方面所承担的使命。但富裕和安逸的生活会使人失去生存压力而丧失对自身社会使命的敬畏感和责任感，而崇高教育恰好能呼唤这种责任。以往，由于人们有意无意地把美等同于“优美”而忽视“崇高”，以致只看重“爱”的教育而忽视对“敬”的情感的培育。其实，从培养健全人格的角度来说，这两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凡是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功业，无不是在这两种情感共同驱使下建立的。所以康德认为崇高与优美虽然形态不同，但却是互补的，“崇高使人感动，美则使人迷恋”“崇高的性质激发人的尊敬，优美的性质则激发人们的爱慕”，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心理特征。而针对当时由商业文明造成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世风，他又特别强调“没有崇高，伟大的事业就不能完成”。

（选自王元骧《美的理想不容矮化》，有删改）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可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选自《拿来主义》）

中国的哲学

傅佩荣

    “哲学”一词是翻译过来的，那么中国自身有没有哲学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凡是人群聚居、形成社会，并且在历史上存在过一段时间的团体，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会经历兴盛衰亡，其中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若由“器物、制度、理念”三个层次的内涵来看，理念应该居于核心地位。换言之，科技水平低落的地区、制度规范僵化的社会，未必会被历史淘汰；但是理念若是模糊不清或违反人性，以致民众缺少一套合理的价值观与人生理想，那么这样的团体及其文化就失去继续存在的动力了。

    理念以各种形式保存于文学、艺术、宗教中，但是只有哲学可以对它作清晰的陈述、批判、反省，去芜存菁，定期再生活力，进而使文化长存不替。根据英国史学家汤恩比的研究，人类历史上曾出现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六种成了古迹，只有五种仍在发展中，而中国文明是其中唯一能劫后重生，进入第二度兴盛衰亡的轨道的。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中的理念应该有其独到之处，而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有极富价值的哲学。

    具体而言，哲学是对人类经验作整体而根本的反省，由之获得启发，再指引实际生活。因此，我们可以把具有此一自觉，并且写下系统著作的人，都称为“哲学家”。以学派而言，古代的儒家与道家，魏晋以后的佛学，都有体大思精的著作与学说。以个人而言，则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直到宋明诸子，都是值得重视的哲学家。

    那么，中国哲学有什么特色呢？

    第一，以生命统合宇宙万物。凡存在之物，皆构成一个整体，整体相互感通有如机体，其中没有孤立隔绝的不相干之物质。换言之，生命的力量大化流行，无所不在，其灵秀在于人类。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并无真正隔阂，因此人生之道在于由个人推及人群，再扩及于万物。唯有人间获得安顿，宇宙的存在才能显发意义。中国哲学无不以“人”为其关怀焦点，但是它所表现的人文主义却常有开放的及超越的倾向，而不是自我中心的人本主义。

    第二，以价值贯穿人生行为。人的行为既然是自由的，就有价值取向的问题，因此正确的人生态度是不容许随俗浮沉的，更反对自暴自弃。自由看来并无约束，但是人的内心对于价值（如真、善、美）却有自发的向往。孟子所谓人有“良知良能”，可谓一语道破。因此，人类依其本性，无不渴望真、善、美，其中又以“善”的价值最受重视。因为“善”发乎个人内心，并以行为促成人际适当而和谐的关系。于是，人生成为动态过程，必须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直到止于至善。果能如此，则个人人格臻于完美，群体生活的质量亦大幅提升。

    第三，对超越界保持信念。一方面，延续传统信仰，相信鬼神界与天或上帝的存在，但是在理性上不去详细辨明，也不能说得太多。另一方面，则以此一信念作为人生在实践价值时的终极依据，像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就是因为心中存有对“天”的信念，相信人生目标不在苟且偷生，而在完成天赋使命，就是依据内心指示以行善避恶。因此之故，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哲学作品的主题。儒家主张“天人合德”，道家主张“天人合一”，即是典型的例子。

    以上三点特色当然不能充分描述中国哲学，更不能拿来作为评析中国哲学各派各家优劣的唯一判准。但是，相对于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民族的哲学，我们却可以肯定中国哲学确实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具休而言，就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以及对超越界保持开放的信念。这些观点也许在知识理论的构成上，仍须提出有效的论据，但是在指引人生之“道”，使人安身立命上，则一直发挥巨大的影响，维系中国文化于不坠。

（节选自《哲学入门》）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对话和互动，达成管理日常事务、调控资源、履行权利的行动共识以缓解冲突或整合利益、实现公共目标、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结构、过程、关系、程序和规则的体系性活动。

从理论逻辑角度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是将国家作为一种兼具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的存在来认知，前者将“国家”视为一个以社会团结为特征的、以追求秩序为第一要义的实体，后者则将“国家”看作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特殊社会场域和理解其他问题的“透镜”。

从实践逻辑视角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就是要面向实践解决国家的均衡建构问题，建立包容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即“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其基本的方向是导向复杂现代性的国家治理，形成面向人民之治的国家善治，以系统性地回应因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治理变量重大调整的治理生态在权力运行、议题遴选、机制创设、资源整合乃至绩效评价等方面的深刻嬗变。

具体而言，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呈现为四大层面：一是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逻辑。现代化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党、政、企、社、民、媒等都需要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但同时，各个主体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现实区别的，不同的主体在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就我国治理体系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具有先进性、纯洁性、代表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领导职责，这种领导职责来源于公众，并始终受到公众的监督。

二是作为治理对象的国家逻辑。治理体系的覆盖范围并非单一或片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都要且必须纳入其中，亦即国家的一切公共领域、公共活动、公共事务都是治理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治理”就是“治理国家”。

三是作为治理运行机制的国家逻辑。合理的体制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治理体系的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四是作为治理结构的国家逻辑。治理主体、对象及其依托的制度基础不是相互分裂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协调、有机统一的。我们不能仅单个地域局部地把握治理体系，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来看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国家治理体系既包括国家治理的各类构成要素，更指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选自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