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琴派

    在宋代艺术领域内，有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古琴流派——“江西琴派”。

    江西琴艺历史悠久。在江西贵溪仙水岩悬棺墓葬中，人们就发现了两件战国时期的十三弦古琴。东晋时期，江西籍诗人陶渊明弹无弦琴的故事，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化典故。到了宋代，江西弹琴者众多，形成了与京师、两浙三足鼎立的江西琴派。宋代政和年间成玉涧在其《琴论》中说：“京师、两浙、江西能琴者极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师过于刚劲，江西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可见，在北宋政和以前，就已经形成的了具有不同演奏风格的江西、京师、两浙三个古琴流派。江西琴人在整理琴曲谱、创作新琴曲的过程中逐浙形成了“江西谱”。南宋时，江西谱盛极一时，与当时京师派的“阁谱”相抗衡。阁谱是宋代宫廷御用琴谱，风格过于刚劲而呈现程式化的拘谨，而江西谱是与民间音乐融合而成的，风格偏于纤丽，所以成玉涧说“失于轻浮”。当然，说江西谱“失于轻浮”，也未免有些偏颇。京师派的阁谱刚劲风格，是因为其植根于北土苍茫广阔的自然风光中而形成的。而江西谱是将江南的明媚山水输入了古琴心魄，这才造就了它优美华丽的艺术风格。

    据相关记载，江西琴派演奏技法特别丰富，在南宋时成为一个盛极一时的主导潮流的流派。这一流派在南宋灭亡后也随之衰败。当然，衰败并不等于灭亡。上述三大流派中，明清两代尤以两浙派为盛。其实，两浙派在宋代是继京师派和江西派之后兴起的新的古琴流派，两浙派的主要艺人如南宋末年的徐天民等都是在初学江西谱的基础上改学两浙派的。他们创作了大量新的琴谱，奠定了两浙派兴起的基础。江西琴派与两浙琴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江西派以琴歌为主，琴歌与古琴演奏相互配合，因此，强调琴乐与唱词一字一音的配合；两浙派以纯乐器演奏为主，认为一字当一音为俗调，特别注重古琴的独奏旋律，并借鉴了京师派与江西派的优点，又将儒家的思维方式引入古琴，使琴声承载了儒学的文心，形成了“质而不野，文而不史”的特点。雅化了的两浙琴派，并逐渐代替了相对俚俗的江西琴派。这个代替，也意识着琴乐与歌乐的分离。

    宋代江西能琴文人极多，如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等。其中，欧阳修不仅是宋代江西文人琴之名家，也是宋代文人琴家中最杰出的代表。奠定欧阳修在中国琴史上的地位的，不仅是他的善于弹琴，更主要的是他对琴艺理论的阐述。与欧阳修的文论思想的主脉“文以载道”相应，他的琴论思想的主脉是“琴以载道”。欧阳修自小喜琴声，因为高雅的琴声是与古人进行畅达的精神交流的桥梁，能传递千古时空下圣人先哲的言和情。欧阳修称琴为“有道之器”，这正是对“琴以载道”的琴乐思想的最好诠释。

    然而，江西琴派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群体，固然与欧阳修个人文化地位的崇高和爱琴、擅琴、论琴有关，但主要原因是他创作了名享千古的散文《醉翁亭记》。欧阳修创作的《醉翁亭记》，很快就流传开来。当时有一位太常博士名叫沈遵，非常喜欢这篇散文，于是根据《醉翁亭记》的寓意，创作了《醉翁吟》琴曲，并弹给欧阳修听。欧阳修听了很高兴，为沈遵的《醉翁吟》填写了歌词。《醉翁吟》琴曲成为江西琴派江西谱的代表作。

（选自《文史知识》 有删改）

母语文化及其他

    日前，广电总局发布通知：电视节目中所用外语和缩略词“NBA”“GDP”“WTO”等等，将告别央视。

    这些年来，汉英文字混杂的确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时下，无论是书面行文还是口头语言，甚至有的报纸也公开用汉英混杂的形式做标题。到头来，弄得中国人很可能必须先学会英语才能看懂读懂自己的语言。因此，保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历史传统，应该说已是刻不容缓。

    “洋泾浜”汉语的流行，已经到了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程度了吗？世界文化史上最古老的三种文字：古代埃及人的圣书字和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已经先后于公元前300—400年消亡了，眼下就只剩下汉字了。今天社会对汉语的轻视和对英语的盲目崇拜，已经到了非常麻木的状态。眼下不是英语的强势入侵，而是我们的文化传承者面对入侵自动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对西方语言的盲目崇拜，实际上表现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轻视和自信力的缺失。

    我们强调保卫民族语言的纯洁与所谓的民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部五千年文明史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强调融合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但是融合而非照搬，比如，因先辈的智慧，在引用外来语上，用音译有了我们今天惯用的“咖啡”，用意译有了汉语“电话”，音译加意译就有了今天的“芭蕾舞”。这些文字，都悄无声息地引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大大丰富了汉语的文化表达。史料考证，中国文化史上有三次吸收外来语高潮，第一次汉唐通西域，佛教传入中国，外来语“葡萄”“骆驼”“圆满”等从西域语言和佛语中引入汉语，此后被我们用了数千年。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是舶来品。第二次外来语高潮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英语中引进了“坦克”“沙发”“吉普车”等，从日语中引进了“组织”“纪律”“政府”“党”“政策”等等一类词汇，至今这些词汇已融入我们的主流语言。这些机智巧妙的引用，表现的是先辈们的大智慧，重要的是把外来语化为了我们的血肉。第三次高潮是近些年的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对外交往的扩大，外来语似大潮汹涌，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盛举。其实，在面对外来语强势到来时，汉语言的应对办法还是很多的，改造也罢，融合也罢，有先辈经验可资借鉴。关键是重视不够。

    “洋泾浜”的拥趸者，有一种悖论，认为中国方块文字字义多，太难学，不如26个拼音字母易懂易记，随便几个字母组合就是词组，含义深广。其实，这大大误读了中国汉字。据中西方文字学家共同研究考察的结果，以独立单字为单位的中国汉字，无论表情达意还是承载信息、字义储存的容量上，都大大优于西方其它文字。特别是汉字还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成为书写艺术的文字。它在文字与艺术，象形与表意的绝妙结合上，堪称世界一绝。曾有人为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表示过担心，认为方块字束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融合的手脚。岂料，随着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对输入法的研究开掘，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中国文字昂首进入计算机时代，现在汉字已经成为世界上输入电脑最快的文字了。同时，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在如今联合国常用的6种文字的文件和书籍中，汉字版是最薄的版本。

    文字之争说穿了是国家软实力之争，是话语权之争。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都在用法律形式维护本国语言，法国把每年3月20日定为“国际法语日”，总统在这一天要出来讲话，号召保卫法语。德国人坚决反对德英语言混杂，提倡在德国要讲德语。美国近年也颁布法律，坚决维护其强势英语的地位。在这场文化角逐中，中国既要有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和博大胸怀，同时也要坚决捍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化传统，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命根子，是祖宗留给我们的万世基业。

一生成一事

袁芳

    “凡是伟大的，必定简单。”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对于李德才而言，爱上磁性液体，理由很简单，但是把磁性液体研究明白，并且站到这一研究领域的世界前沿，使其应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这应该是伟大的。——题记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来京讲学，随身带着一小瓶被列为高度机密的磁性液体。在这名学者演示磁性液体时，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研究生的李德才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静止时平凡无奇的液体，在磁铁的作用下，竟变成一朵朵形状各异的莲花，似柔实刚，能伸能屈。

    这种充满神秘力量的材料让李德才着迷：“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必须研究它。”

    从1992年入校攻读博士学位起，李德才一直在北京交通大学深居简出、潜心研究，要知道，在以交通信息为优势学科的北交大，磁性液体的研究基础薄弱，在学校可谓是冷门领域。然而，对于李德才来说，这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年。导师袁祖贻教授说：“德才憨厚朴实，待得住，很刻苦，很好学，能干成大事！”

    袁祖贻很看好李德才，最初给他定了一个方向，研究青岛铁路局的火车轴承密封件。内行都明白，导师推荐的研究方向，意味着有前途，好毕业，多少学生求之不得。然而李德才却摇头拒绝了：“我还是想搞我的磁性液体，更有挑战，更有意义！”

    磁性液体当时在国内的研究尚属前沿，所以一切实验条件和实验方法都需自己去摸索，更谈不上团队传承、团队合作。最初，李德才的实验开展得异常艰难，他把省下的钱买原料和书籍，常常到了月底还要向同事甚至学生借饭票。

    北交大有着相对宽松的治学环境，也鼓励新兴学科异军突起，允许部分设备相互借用。只是主人白天用，李德才只能晚上用，那几年，他成为夜猫子，昼伏夜出，甚至熬至深夜，静静地等候着实验结果出炉。

    “做实验时正值夏天，李老师在那儿做试验，外面三十六七摄氏度，把烘箱从零上三十六七摄氏度降到零下四十摄氏度，需要七八个小时，测试器件还需要在箱内待四个小时，基本上，一次实验就是一个通宵。”曾经与李德才并肩作战的学生王长有说。

    关于如何制备磁性液体，当时美、日等国都进行了技术封锁，能拿到手里的资料非常有限。李德才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从导师那里复印的原始材料，当年，他就是从这些珍贵却有限的资料中“沙里淘金”的。

    2013年，李德才站在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领奖台上，以第一获奖人身份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花费20年时间，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研制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性液体。

    近三十年来，李德才把自己的光与热全部奉献给了磁性液体这一研究领域，如今，李德才创立的磁性液体研究中心已研制出多种可与国际同类产品相媲美的磁性液体，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成功地将磁性液体应用到国防科工的诸多领域，节约经费和创造产值达数百亿元。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这样评价李德才——

    “李教授常说，我做某件事的时候，总是觉得这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的事，只有做完做好这一件，我才会去做下一件。他的执着看起来有些迂腐，有些落后，但正是他无视困难，拒绝外界诱惑和不必要的消耗，把欲望和算计抛在脑后，才能保持头脑的清醒和活跃，才有静得下来，愿意付出十年成一事的努力和耐心，才能享受梦想成真的大快乐。”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在儒家体系中，对伦理与道德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在孔子是“礼”与“仁”，在孟子是“五伦四德”，董仲舒以后则是“三纲五常”。但无论如何演变，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而且“礼”、“五伦”、“三纲”的伦理，之于“仁”、“四德”、“五常”的道德总是处在优先地位。

    孔子以后，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尤其是儒家体系中，总有三个结构性元素：伦理性的礼或人伦，道德性的仁或德性，而修养则是它们之间使二者同一的“第三元素”。修养的关键在于“修身养性”。“身”即人的个别性或所谓“单一物”，“性”即人的公共本质或所谓“普遍物”。“性”作为普遍本质为人所共有，因而需要“养”；“身”作为个别的感性存在则潜在某种道德上的危险性，因而有待“修”。“修身养性”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的过程。

    可见，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说是礼仁合一，伦理道德共生，伦理优先。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理想主义，对现实的伦理存在和道德状况采取批判的态度，提出“内圣外王”，“圣”是“王”的前提条件，以此作为对“王者”的道德教训。宋明理学通过儒道释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统摄“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也是伦理与道德统一的一种诠释。到了理学阶段，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已经不是“礼”，也不是“仁”，而是“理”。

    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但人们一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伦理的准宗教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伦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也不仅因为作为完成形态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宋明理学中已经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宗教参与了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精神本身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伦理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所以，中国道德哲学一开始就设置了兼具伦理与宗教意义的“天”的概念。到了宋明理学，形成所谓“天理”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完成。

    “天”与“理”的结合，是伦理与宗教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一般地解释为道德哲学中融合了宗教的因素，而是可以看作中国伦理与宗教在哲学上的文化相通。在西方，伦理的实体被人格化，这就是上帝。在中国，伦理性的实体被哲学地把握和表达，但由于它同样具有某种终极性的意义，同样具有神圣性，因而寄托于集自然、伦理、宗教于一身的“天”的概念以表述和表现。孔子着力于“仁”，坚持“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但却认为“仁”是一个精神境界。“伦”的实现，有赖于“精神”的信念和信仰，“伦理”便是所谓“伦”之“理”。因此，不仅实体性的“伦”，而且作为达到“伦”的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哲学气息。

（有删改）

    钱穆先生曾从地理生态学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比他得出一个结论，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和平、包容、中庸、多样性等文化特征将是处于文明冲突中的人类未来的选择方向。农耕文明即以中华文明为标志。所以，重新阐述中华文明的生态思想便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是从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而画八卦肇始，天水的伏羲庙里立着他的塑像，这是中国人最早的文化形象：一个人矗立于高山之巅，头顶是浩瀚无穷、神秘莫测的星空，眼前是广阔无垠、连绵不绝的大地、山川，人是其中一个既渺小又伟大的存在。它说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道法自然，是人在广阔的生态环境中确立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在旷野里仰望星空只倾听神的安排。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最早的生态文化。八卦是天地变化的八种景象，理解了这一点，人类便可以顺应自然稼穑、收获、生养。后来周文王将其演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就是一年中各种气象的循环，是自然规律。这便是《周易》的思想。根据这样一种思想，商朝时中国人确立了四季，周朝时发展为八节，秦汉时演变为二十四节。

    现在来看，《易经》不单是中国最早的生态哲学著作，也是人类最完备的生态文化的元典。孔子在编纂《易经》的各种文献后加入“道”“仁”“君子”“礼”等关键词，犹如在大河里扔下一块块巨石，使一部自然主义道术拥有了人道主义思想，也使天道与人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老子的《道德经》通篇讲了一个道理，即道法自然的治世理念，应当是《易经》之后的第二部生态文化的元典。儒家试图树立人的伦理形象，将人从自然界中区别开来，道家则从天地万物的变化中将人重新放置于自然界中观察，一正一反正好说明了人的存在的多维性。

    这种看上去有分歧的思想在董仲舒时得到了统一，他集百家之长，将旧儒家发展为新儒家，形成了“天人感应”之观念，并依循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这是道法自然的社会应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逐渐形成。后世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相区别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整体观，即在天地之中确立人的关系，一方面根据自然生态的伦理构建人类社会的伦理，将人伦确立；另一方面，又常常将人重新放置于浩茫的宇宙之中，使人在理解天地、效法天地的过程中与天地浑然一体，忘却自己的主体性。

    中国人关于生态哲学的观念，不仅仅停留在人类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以及应用在社会治理和日常生活方面，而且还深刻地体现在个体生命的本体世界。《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关于养生的对话著作。表面上看，它是一部医学著作，究其实质，仍然讲的是人如何道法自然、延年益寿，因此，也是中国人关于个体生命的生态哲学。阴阳调和、道法自然是其基本原理。

    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人类轴心时期的大哲学家时发现，其他的哲学家基本都是与神交往进行思想，只有中国的老子和孔子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思想。而这正是今天人类生态文明时期苦苦寻找的生态思想。

（摘编自徐兆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智慧》，2018年6月16日《光明日报》）

    纵观中国传统品牌的命名，大多以激发文化中善意美好的内涵为基础，兼顾汉语平上去入的韵律感知，增加品牌传播的能力。在选字用词时，老字号品牌多选用“福、庆、德、泰”等中国人认知中与吉祥喜庆相关的字词，如“全聚德”“隆庆祥”“瑞蚨祥”“盛锡福”等，这就很容易激活汉语母语者对品牌产生积极的联想，增加认同性。另一方面，传统品牌塑造过程也重视语言所代表的意象的产生。如“同仁堂”中，“同仁”源于《易经》，意为和同于人，宽广无私；“丰泽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丰富而味道润泽的情景。老字号品牌将自身的产品与美妙的意象联系起来，无形中影响了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的潜意识。同时，传统品牌名称在发音上多为三音节，在音节上，既凸显于平淡的双音节词，又不会像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词那样增加记忆负担。而第三个音节的声调多为阴平（一声）和阳平（二声），这就使得这个音节音响效果出色，朗朗上口且易于汉语语言使用者记忆。传统中华文化的自信通过老字号的汉字、意象、韵律得到多方面表达。

    作为美式快餐代表的“麦当劳”（Mcdonald's），进入中国后，作为外来词，“麦当劳”采取的是直接音译的造词方式，即将英语中的发音与汉语中最相近的汉字读音对照起来，但这很难使人直接从语言形式中把它的意义推断出来。“麦当劳”代表的意义已突破了作为一种食品的基本词汇内涵，而成为美国快餐，乃至美国文化的典型代表。随着20世纪美国文化的强势蔓延，麦当劳文化席卷全球。音译词这样的造词方式，本身是两类相异文化的一种无缝对接。但由于不同文化背后的实力之差，这种音译词曾一度成为“时尚”的代表。2017年10月12日，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其各地分公司也将陆续更名。据介绍，此次名称的变化也体现了企业进一步中国本土化的需求。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洋品牌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放弃了以前直接音译的命名方式，更多的选择利用汉语的语言文字之美、向中国文化靠拢的做法来为自己的品牌命名，以达到迎合中国消费者的效果。如全球著名的民宿网站Airbnb将自己的中文名定为“爱彼迎”，此名可使中国人明显感受到该品牌内涵中浓烈的“彼此相迎之意”；瑞典享誉全球的家居品牌IKEA译名为“宜家”，这一译名取自《诗经》“之子于归，宜室宜家”，使熟悉中国文化的消费者非常容易与舒服适宜的家居生活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共鸣；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旅游点评网站TripAdvisor将其译名定为“猫途鹰”，通过汉语中同一语音的汉字变体而创造出的一音双关的汉语名字，不仅让该网站猫头鹰的标识深入人心，还能自动激发中国人头脑中与旅途和行程相关的合理联想。

（节选自翟甜《品牌命名的语言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