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苏长和

    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②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③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④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合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⑤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⑥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它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尤其是大型建筑上脊兽的应用，更使得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具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除却装饰，脊兽还有稳固瓦件的作用。其他钉帽一类的瓦饰虽不在脊上，却与瓦钉配合固定檐口端头，具有与脊兽类似的作用。

    脊兽的起源约在东周，这是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形、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脊脊端与后世鸱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这类瓦件皆为捏塑，手工造型感强烈，不似后世的模制风格，说明尚未大规模生产，正处于初创阶段。

    除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等，显然是源自独立发展的瓦饰体系。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南北朝数百年间，制瓦技术大大提升，瓦饰的生产也普遍趋向于批量模制。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纵观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脊饰造型题材，大致可归为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其工艺从捏制到局部模制、再到整体模制，具体形象细节则缺少统一制度规范，可发挥空间大，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两京诸宫殿皆有发现。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出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明清是古代集权制度加强的时代，这在微观的建筑装饰上也体现出来。

（选自于志飞、王紫微的《麟角峥嵘数脊兽》，有删节）

童第周：生命奥秘的探索者

    童第周的一生，都在致力于胚胎学的研究。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后，他在这方面

    的探索更是不断深入。

    在生物遗传学和胚胎学领域，美国科学家摩尔根所建立的染色体学说，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地位。这位现代实验生物学的奠基者，借对果蝇的实验研究，建立起了遗传学体系，成了一名享誉世界的人物。童第周十分尊重这位鼎鼎大名的学者和他对生物遗传学的杰出贡献，但也有一个问题童第周长期得不到答案：摩尔根的染色体学说认为，世界上千差万别的生物，在传宗接代的家谱中所以能保持子孙相传的遗传性状，主要是通过染色体的化学成分控制的。指导细胞一切生命过程的指令，都是从细胞核发出的，细胞质唯有接受细胞核的控制，而不可能在遗传中有所作为。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唯有通过实验研究来加以回答。

    童第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叶毓芬，叶为他这一大胆的想法而激动，决心全力协助他的工作，一批年轻的助手也来到了童第周的身边，大家组成了一个同心协力的研究班子，他们以金鱼和鳑鲏鱼为研究对象，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验。“文化大革命”风雨动荡，这里的一切工作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终于，结果证明，生物性状的遗传，并不完全决定于细胞核，细胞质也表现了它主动的、积极的作用。成果引起了世界生物学界的关注，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生物系教授牛满江提出了与童第周合作研究的愿望，童第周接受了牛满江的橄榄枝，研究所建在了北京中关村。

    这样的实验，需要科学家周密、审慎的科学头脑，需要比钟表工人更精细的操作技术。年逾七旬的童第周教授：往往从清晨6点观察金鱼排卵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一两点钟，一口气干上七八个小时。匆匆吃过带到实验室来的午饭以后，他伸展一下发麻的手脚和变得僵硬了的腰背，接下去又是一场紧张的操作。黄昏降临了，灯光代替了日光。实验仍在进行之中，特别是制备核糖核酸的实验，需要保持摄氏4度的恒温，童老和他的助手们不得不穿着棉衣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与其说是一项研究工作，不如说是一场意志和体力的拼搏！辛勤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终于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他们把从鲫鱼的卵细胞质里提取的信息核糖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细胞质里，结果得到了一种性状有着明显变异的鱼种。这种鱼居然有着金鱼那样肥大的头部和丰满的躯干，浑身也披着金光闪闪的鳞片，但却脱去了金鱼那条雍雅华丽的纱裙，换上了像鲫鱼那样直峭利落的单尾。这证明核糖核酸对生物的遗传发育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画家吴作人把这种鱼称为“童鱼”，并作《金鱼图》以祝贺。

    “童鱼”的诞生，并未使童第周停止新的探索，1976年，他和牛满江的实验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以蝾螈和金鱼这两种不同“纲”的动物作为实验对象进一步研究，得出了高级的两栖类蝾螈的脱氧核糖核酸，也会影响低等的鱼类的遗传性状。此后，童第周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社会职务，仍旧日夜思考着科研工作，他制订了一个短期和一个长期的科研规划，还打算在牛满江教授的支持下，在我国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生物研究中心。

    1978年，童第周成功地进行了黑斑蛙的克隆试验。他将黑斑蛙的红细胞的核移入事先除去了核的黑斑蛙卵中，这种换核卵最后长成能在水中自由游泳的蝌蚪。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克隆技术发展的关注，受到国际生物科学界的认可。

    为了推动全国的科研工作，他还多次到天津、广州、上海等地去作学术报告，1979年3月6日上午，他给浙江省的科技、教育、卫生系统工作人员作关于加速科技发展的报告，突发疾病，不久在北京离开人世。

(周文斌、李元著《中国当代十大科学家》，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童第周(1902.5.28—1979.3.30)，浙江鄞县人，生物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中国实验胚胎学和海洋事业的先驱》)②后来国际生物学界用培育者的名字命名了这条鱼——“童鱼”，为中国在世界生物学界赢得了可贵的荣誉。(中国科学院《纪念童第周先生诞辰110周年——引领中国克隆走向世界的先驱》)

    毋庸讳言，互联网已经成为舆情的最大集散地。而互联网公共生活这个子集，也正以加速度不断接近全社会公共生活的全集。

    多年前，我们在思考：“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时至今日，我们不仅早就驶入“高速路”，更在加速前行。网络高速路上，能否清晰分配“路权”“责任”，能否树立更显眼的指示牌和界碑，决定着公共生活的秩序和品格。

    如果说河流奔腾靠地势高低落差是规律，那么以河岸约束控制流速就是规则。对于网络“新集体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规律无可抗拒，规则也不可或缺。的确，小如微信群，一旦乘以8亿多用户，即便是“封闭式”的朋友圈，也有海量受众。这就决定了公众与监管者都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

    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网络时代非同一般，社会面貌会变得年轻；而理解了网络与现实社会并无二致，时代思维会变得成熟。一年来，现实中的法律规则正用比以往更短的时间向新领域漫溯，公共生活的“经纬线”不断确立，界定着这个时代的公序良俗。

    公共舆论的判断力不能被新产品、新平台牵着鼻子走，而公共治理的方向则应该尊重民意。魏则西事件催生了“魏则西条款”，我们见证了国家工商总局第一次将“付费搜索广告”定义为互联网广告；快播案网络直播破除了“技术无罪”的迷思，“守护技术创新初心”的社会意识在深化；几起侮辱英雄名誉案中，法庭一锤定音，英雄名誉权背后的言论是有边界的；网上订餐平台黑作坊入驻被接连曝光后，各方都在推动订餐平台的职责从资质等形式审查向经营情况的实质审查过渡；面对公众对电商删除差评、泄露隐私的集体吐槽，电子商务法草案正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意与法律的交响，构成了互联网公共生活的法治底色。

    不难发现，各大互联网平台承载舆情喜怒哀乐，也难免偶有失控、稍显混乱。个人固然不能免责，但平台也无法靠怪罪公众无“方向感”而脱责。仅从支付宝“圈子”上线引发的争议看，经过20多年锻炼的中国网民，虽或多或少还在抱怨互联网规矩束身，但正是他们，不自觉地熟练掌握规则的逻辑，呼唤规则的治理，叩问技术的伦理，对照法律看问题，面向监管找答案，让行为越界的互联网巨头屡陷“危机”。从这个角度看，各大平台与其说是在应对监管者，不如说是在应对它们的“上帝”，是在回应时代的新要求。

    舆情背后是“事情”，舆情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必然会从互联网平台延伸到现实平台。无论关注魏则西，还是医患关系，又或者是个人信息泄露，公众的问题是技术之外的生命权、安全权、隐私权，是现实生活场景中的普遍正义，这就需要治理的逻辑向生活更广阔的腹地延伸。

    同样是关注热点，这几年来的一个变化是：公共事件日益变成法治事件，舆情对热点问题的关注中，情绪的表达、信息的搜集之外，法治的思考、制度的诉求有了更重的分量。这样的趋势，体现在对毒跑道事件的持续关注中，也出现在对山东疫苗案的拷问中，也彰显在对电信诈骗案法治出路的求索中。那些不断深入的观点、表达，聚焦成有建设性的“光束”，对接着公共治理最前沿的议程，倒逼出更深领域的法治进程，照亮了公共生活的更多角落。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①当哪怕是表情包式表演和PS型剪辑，只要搭配上当红IP和“鲜肉小花”，就能引发收视高潮与商业成功之时，《朗读者》、《见字如面》以其真诚与直达心灵的表达方式从满屏娱乐竞技类综艺中脱颖而出，被誉为一股清流。

    ②在中国的电视市场上，情感类节目一直是广受欢迎的宠儿。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与倾诉，通过光影音的作用打动受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朗读者》类节目的出现，在受众群中激起阵阵涟漪，并不为奇。《朗读者》更像是用朗读串连着的人物访谈。在每期的节目之中，有大量的访谈时间，真正用于朗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并不多，而正是通过对多位有名气、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访谈，讲述了普通人的不平凡的坚守与最朴素的情感。

    ③《朗读者》的成功被外界解读成“出乎意料”，因为其毫不讳言自己的人文特质，“将值得关注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我们的《朗读者》”。但在此前与泛娱乐节目的同台竞争中，人文类节目很少能够冲出重围、浮出水面。在人文类节目被边缘化的大环境之下，《朗读者》的存在，成为沧海遗珠般的稀缺资源。

    ④人文类节目的式微，并非简单地没有流量“鲜肉小花”加持，也并非是因为对情感调动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在面对碾压式的情感综艺时，人文节目并不追求娱乐，更不持“道德中立”的态度——反之，它时时在追求一种对理想人格的阐发和尊严价值的关切。

    ⑤如今的大众媒体，不追求娱乐意味着不回避严肃的问题，甚至是不盲目依从娱乐工业的逻辑，这就意味着，这种异质性的力量可能会被文化工业排斥，甚或甩出局外。但，这恰恰就是《朗读者》的成功让人欣喜和意外之处。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一旦有了“道德偏向”的姿态，就需有明确的价值观为铮铮铁骨，也需超越金钱利益的顾虑，因为作为价值提供者的节目制作者，就难以用“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去隐匿自己的价值偏向而任由自己觉得错误的价值广泛传播，于是节目的内容、形态、表达与受众用户的数量都会受到限制。反现一些情感类节目，赤裸裸的拜金、带有偏见的表达甚至歧视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当作多元言论而包容，甚至为了话题热议而刻意制造“奇葩”与冲突效果吸引关注，以获取收视率。

    ⑥在我们看到媒体“收视口碑双赢”的一致评价时，我们不要忘记了对《朗读者》这类人文类文化产品意义的思考。《朗读者》的董卿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她重新定义了“朗读”，认为“阅读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朗读不是，朗读要有对象，它和唱歌一样”，这种朗读“可以传情达意”，“只不过我们很多人没有形成这种习惯，因为它显得略微有些正式。其实你想想，朗读也就是说话，我甚至觉得它的群众基础更大，因为会说话的人比会唱歌的人还要多。”

    ⑦在此刻，我们为一股清流的诞生而欢呼，甚至有评论寄希望于《朗读者》可以改变娱乐综艺的霸屏现状，平复一下当下综艺界的聒噪浮华。文化产品的产生与传播能否从《朗读者》开始，缓慢地以另一种逻辑运转？并没有答案。我们只是清楚地知道：历史都是人来创造的。

（改编自《<朗读者>是否能为文化产品的公共性提供一种可能？》）

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

邓加荣

    诗歌的特点是在韵律中运行，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这是诗歌得以流传的基本要素，越是保持韵律严谨的好诗，流传得越是久远。反之，再好的诗如果没有韵律，也难以广泛地流传。这正如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根据这个道理，反思我国近百年的自由体新诗，之所以缺少传诵的耐力，根本的原因就是放弃了作为诗歌这种文体的基本要素——韵律。

    在新诗刚刚兴起正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之时，章太炎先生就曾明确提出诗必须有韵，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摆脱韵律束缚才能写出好诗的说法。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必谓依韵成章，束缚情性，不得自如，故厌而去之；则不知樵歌小曲，亦无无有韵者，此正触口而出，何尝自寻束缚耶？”

    新诗的推出，不可否认是诗歌发展的一大进步，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但是从它发展至今的百年历程反思来看，当时倡导新诗的先驱们，在打破统治了千百年的格律诗束缚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下，不免由于慎思不足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从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诗歌（从《诗经》到元曲）不管是哪一种格式都是有韵有律的，这些韵律的格式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才形成的。正是由于有一定格式的韵律，诗歌才得以流传。而倡导自由体新诗的先驱们在他们刚刚走出国门，初见外国诗歌，在外语不太精深、未能熟谙外语中音节长短、重音排列等在母语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内在规律时，会不会仅从书面上看到它句子的长短不齐和语尾的有韵无韵，便误以为外国诗歌一律是没有任何格律的自由体诗呢？而对于大多数没有去到外国、只凭译文了解外国诗歌的人，则更是以为外国诗歌天生便是无拘无束的充分自由体，就是分行的散文。

    应当说，新诗至今虽然已经经历近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处于探索与寻求更适合于自己表现形式的阶段。历史上，每种新的诗体出现，由《诗经》到《乐府》再到格律诗、词、曲，每一次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我认为，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他说：“诗要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的话在五四时期推动诗歌革命，促进新诗产生时是正确的；今天，在推进新诗如何探索，如何找出更适合于自己的表现形式的过程中，仍很重要。

    总之一句话，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至于这形式、这韵律如何铸造，如何形成，仍然亟待探索、锻铸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