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装饰图案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多年以前，原始人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彩陶艺术，彩陶上面的鱼纹、网纹、鸟纹、太阳纹等图案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被赋予祭祀、祈佑、崇拜、吉祥等含义。早起先民对于未知的自然界，有太多的畏惧和害怕，不懂得刮风下雨的原因，不知道雷鸣闪电的奥秘，不明白生老病死现象，只能求助于神 灵，于是便出现了图腾崇拜，远古图饰多为先民们崇拜的图腾及生产生活场景。从数千年前的彩陶、青铜器、玉器，到后来的漆器、金银器、木器、纺织品等都不乏 各式精美的装饰图案，人们千锤百炼，精雕细琢，图案纹样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面貌、风俗习惯、审美情 趣，具有民族的文化特色，饱含了丰富的造物思想。

    中国传统装饰图案题材 广泛，从动植物、器物、人物、风景到几何纹样，或神秘威严，或浪漫绚丽，或清新自然，或典雅繁复，人们生活中见到的或想到的无所不包。图案中蕴含着丰富的 寓意，形式和内容巧妙结合，意趣横生，赏心悦目。动植物是古代装饰图案常用的题材，动物类的装饰图案大多是一些祥禽瑞兽，龙、凤最为常见，常用的还有被当 作长寿仙鸟的鹤、当作报喜鸟的喜鹊等。蝙蝠和寿桃组成的图案寓意“多福多寿”，蝙蝠和古钱寓意“福在眼前”。大象性情柔顺安详，象驮花瓶图案寓意“太平有 象”。鹿也被认为是长寿仙兽，常被用来表达祝寿、祈寿的意愿。作为装饰图案，竹不仅常与松、梅组成“岁寒三友”，还可与松、萱、兰、寿石组成“五瑞图”； 桃又称寿桃，寓意长寿，常与蝙蝠、双钱组成“福寿双全”。石榴是多子的象征，牡丹是富贵的象征；月季四季花开不断，瓶插月季常用来寓意“四季平安”。葫芦 以其子多蔓长而被当作子孙绵延的象征，蔓谐音万，蔓上结葫芦寓意子孙万代。

    造型优美、寓意吉祥的 器物也是常见的装饰图案，如“八宝”“八吉祥”“如意”“八卦图”等，这些器物多与佛教、道教有关，取辟邪防灾、逢凶化吉之意。吉祥文字类图案是以吉祥祝 语直接进行装饰，我国的文字结构符合图案的构图法则，笔画的长短、粗细、疏密、转折、富有节奏和韵律，各种不同字体的书法又各具美感和神韵，起到很好的装 饰效果，如寿字、喜字、百福图。除以上题材外，几何图形、神话故事以及山水、楼台、人物等也用作装饰图案。装饰图案大都具有意境，有一定的思想渊源，表达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统装饰图案是中国劳动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是由祭祀、崇拜、图腾逐渐演变为具有审美特性的装饰图案， 古代人们在陶器、石刻、木雕、玉雕、年画、刺绣、建筑物、家具、服饰等物品上用线条表现、色彩渲染，运用借喻、双关、象征及谐音等手法，最终形成一定格式 的图案，寄予吉祥如意、喜庆幸福的美好寓意。在中国当下的设计领域中，对传统图案的借鉴和运用随处可见，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图案更是现代艺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资源。

（摘编自严旭《中国传统装饰图案》）

“春天里”的文化风暴裹挟了谁

单士兵

    依靠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走红的“旭日阳刚”音乐组合，现在回看过去，会发现他们与曾经扶他们上马走上一程的人——《春天里》词曲作者兼原唱者汪峰，渐行渐远。因为汪峰近日明确告知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

    从当初凌乱局促的出租屋唱上了“星光大道”，随后唱进央视春晚，旭日阳刚经过一条别样的途径，完成了从草根到明星的重大转身。这段成功过程，绕不开汪峰的扶持。比如，汪峰邀请旭日阳刚参加自己的演唱会，特别是一再授权他们直到在春晚演唱《春天里》，最后才完成了对这对草根歌手命运的根本转变。就像每个父母懂得自己的孩子一样，汪峰自然明白《春天里》的价值，也明白这种翻唱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背后的文化与市场的秩序又意味着什么。

    当汪峰不让旭日阳刚演唱这首歌，自然带来各种争议。而这些争议也在被围观与评价。

    文化冲突的风暴生成了。被这种风暴裹挟的，不仅是汪峰与旭日阳刚，还有更多人。文化差异越大，参与人群越多，风暴就越激烈。

    旭日阳刚曾经的生存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表征，自然容易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旭日阳刚对音乐介入现实生活无疑也作出了贡献。但是，这又绝不是消解《春天里》作品本身的文化价值的理由。

    面对这些复杂错位的社会文化元素，当事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围观者也面对着文化价值判断的博弈。而这些价值阐述与文化博弈，本身何尝又不是一种财富？

    当然，汪峰给予过旭日阳刚最大的帮扶。当旭日阳刚以大量商演冲击特定版权秩序，客观形成对汪峰及其团队利益冲击的情况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汪峰选择拒绝赐予，并不承担道德责任，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理性。他在这起事件中展示的文化包容与秩序守护，应该得到尊重、理解，甚至是激赏。

    央视主持人将汪峰维护版权行为称做是“危机公关”，认为应该以“开阔的心胸”这样的道德境界面对问题，从中也不难发现法律意识的淡薄。诚然，对弱者的宽容与同情是应有的品质，但弱者从来也不应该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更不能因为是弱者就可免于担当法律责任。

    如果不尊重这些文化常识，恐怕会远比这事件本身更悲哀。如果不能通过理性的文化对话，真正形成对文明与秩序的普遍坚守，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到精神与权利的剥夺。就像现在汪峰被裹挟于“春天里”文化冲突的风暴中。

    也就是说，通过对这起事件的围观与梳理，让人们形成更多的文化认同，懂得去遵守秩序底线，那样才能避免更多人被裹挟在文化风暴中，而不至于产生太多的盲从与迷失。

（选自2011年2月15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榨菜经济学

肖楠

    习近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面对面吃了一顿早餐，两人的餐品包括一杯果汁、一碗小米粥，还有摆在餐桌正中间的几小碟“家常榨菜”。很快，5毛钱一包的榨菜超越两位国家元首，成了席卷中国资本市场的明星。榨菜在餐桌上很难成为人们聚焦的话题，但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个名叫“榨菜指数”的概念就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2012年年底，一家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在起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时发现，榨菜销量的区域变化，刚好能够体现农民工的流动趋势。

    据说，政府已经在跟踪“榨菜指数”的变化，并且据此将全国分为“人口流入区”和“人口流出区”，制定不同的宏观政策。

    尽管发改委近期否认了他们曾经提出“榨菜指数”的说法，但大量数据证明，榨菜销售量与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存在巨大的相关性。从2007年到2011年，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的市场份额从49%一路跌破30%，与此对应的，正是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

    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份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也验证了这一相关性。报告称，2012年，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回流趋势明显。而相比于在华南地区的惨淡经营，涪陵榨菜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的销售额，也伴随着农民工的回流，创造了接近50%的增长率。

    从餐桌上的“小角色”，到城市发展的晴雨表，榨菜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它低廉的价格。

    榨菜的销量直观体现了流动人口数量的高低起伏，并且具备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地方政府部门能够据此提前做好准备，应对人口骤增后的就业、治安、医保、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问题；而外来企业也能及时核算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为下一步的战略布局调整提供依据。

    当然，能站上宏观经济舞台的食品，不仅是这小小的榨菜。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提出用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全球各地的价格，来衡量各国的实际汇率。美国《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也曾经提出，拥有星巴克咖啡店越多的国家，受到金融危机伤害的程度越高。而在中国，网民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可能的指数：用茅台酒的消费量监测“三公”消费，用“大妈扎堆”现象预警有过热危险的市场。

（节选自《读者》2014年1月第2期）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濬在《伍伦全备记》开场白中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濬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濬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泫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在人类文学艺术的宝库里，喜剧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就说过：“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都应包含有笑的因素。”

    当前，喜剧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形态。电视娱乐化浪潮此起彼伏；喜剧电影日趋繁荣；在戏剧演出市场，喜剧颇受观众青睐。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喜剧艺术奏响了这个时代的喜剧大合唱。

    不过，当下的喜剧发展也是问题丛生。各种搞笑、逗乐、嬉闹，都被视为喜剧，将喜剧等同于娱乐，喜剧成了一个容纳所有娱乐形式的大箩筐，搞笑的东西都往里装。当今时代，喜剧的处境非常尴尬，有些所谓“喜剧”，实际是闹剧而已，甚至为了逗乐而陷入低俗娱乐。喜剧被扭曲、被矮化，喜剧因戴上了名缰利锁而失魂。何谓喜剧之魂？乐观自信、理性超脱、自由狂欢的喜剧精神乃是喜剧之魂。

    伟大的喜剧艺术作品一定是喜剧精神高扬的作品。以戏剧为例，中外戏剧史上，真正优秀的戏剧作品，要么悲剧精神强烈，要么喜剧精神鲜明。而优秀的正剧也并非悲喜调和、不悲不喜，而是悲喜交融、有喜有悲。而当代不少所谓的“喜剧”作品，则多是不喜不悲、平淡寡味的平庸之作。

    数年前，哲学家俞吾金曾断言，一个“以喜剧美学为主导性审美原则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当今时代，人们需要通过喜剧的笑声来稀释沉重、抵抗孤独、化解焦虑。喜剧是嘲讽愚陋、抨击邪恶、褒美贬丑、祛邪扶正的艺术。喜剧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批判的视角审视纷繁复杂的现实人生，让人对自己的存在及其周围的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能够以“轻松、幽默和爽朗”的乐观态度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

    一部喜剧艺术史证明，那些贴近现实人生、针砭时弊、鞭挞邪恶、追求真理、充分高扬起喜剧精神的作品，才是老百姓乐于接受的。可是，多年来，已经很难看到这种精心构思、发人深思的喜剧作品了。有追求轻松效果、浅薄庸俗的滑稽笑剧，却缺少从心灵深处汲取的智慧；有对历史的随意篡改和戏说，却失去了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和追求正义与真理的勇气。有“巨无霸”式的大制作，却没有灵魂的大震撼。

    当代的喜剧精神内涵容易被“一种肤浅的现世观念和欲望的快乐原则所取代”。如果将喜剧等同于平庸浅薄的逗乐、搞笑，那将是喜剧的矮化和异化，是喜剧的悲剧。真正的喜剧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伟大的喜剧作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胆识超群，他正视现实、敢说真话、乐观自信。当代民众所热爱的喜剧正是那种贴近民间、直面现实、嘲讽邪恶与丑陋、维护真理与正义的喜剧。只有这样的喜剧才会是出自智慧的心灵，并能产生犀利的嘲笑和沉思的微笑。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山水诗考略

    ①中国古典山水诗究竟源于何时？近人范文澜说：“写作山水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这话不无根据，写作山水诗形成一种潮流、一种时尚，的确是在东晋时期，《兰亭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②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至蔚然成风。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③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所谓“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则是仁义之人。为什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的解释是：“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原来，知者、仁者的品德情操与山水的自然特征和规律性具有某种类似性，因而产生乐水乐山之情。

    ④另外，与山水亲近还可丰富知识，培养和提高审美情趣以及模山范水的能力。古今诗文大家、艺术巨匠大抵都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读万卷书”正好可以弥补“行万里路”的不足。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遍览全国各地的山水胜迹，便可持山水诗集为“卧游”之具，作纸上的观瞻。这间接得到的知识和印象，与亲身所历、亲目所见自然隔了一层，但收获往往更快捷，也更精粹。

    ⑤好的山水诗总是包涵着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不单是模山范水而已。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理势入诗，兼有教化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它表现出的求实态度和奋进精神，对读者无疑是有力的鞭策和激励。又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除生动再现山林特有的幽静氛围，还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显然有启迪智慧、拓展襟怀的作用。

    ⑥优秀的山水诗大都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征。所谓“诗中有画”，就是用画笔般的诗句把山水风物中精深微妙的蕴涵点染出来，使读者获得直接的审美感受。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把登高的“怡悦”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其中有诗人自己登山的身影，有想象中北山隐者张五的怡悦之情，还有阔远的视野以及闪烁于其间的种种景物。它的突出特点就是表现在一个“远”字上，用远景烘托远意。“远意”没有明说，只是影影绰绰地表现在“心随雁飞灭”的描摹上。勾画远景的笔墨也不多，却很有层次，显示出和谐的韵律与虚静阔远的美，像“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清新淡远，与隐者（包括诗人自身）恬淡高远的情趣相表里，几乎达到天然淡泊的完美境界。

（选自袁行霈《盛唐的山水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