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斗剧”的文化本质

    顾名思义，“宫斗剧”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后宫中，“斗”是其核心情节和叙事重心。而在这个尔虞我诈的战场上厮杀的，是一群原本娇弱的贵族女性。她们拼死争斗的目标只有一个：皇帝的雨露和恩宠。在这些后宫女子的人生中，只要是为了争宠和恩荣，一切手段与权谋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表现出对这种价值观的绝对认同，没有质疑和反叛，没有对与错、善与恶的区分，所异者只有手段的高下与计谋的成败，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的迥然分野。但即便如此，这些智计百出的女子在强大的男权和君权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的。她们的得势与失宠，都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尊贵如皇后、贵妃，渺小如宫女，都不过是帝王手中的一颗棋子。身处其中的女性，因而对自身的险恶处境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高度的敏感，种种拿不上台面的阴狠伎俩，正是她们在“斗争”中寻找到的应对之策。换句话说，她们不过是在重演“以恶制恶”的套路。

    从本质上看，“宫斗剧”属于娱乐至上的“戏说历史”，虽然不承担再现真实的任务，但也存在着如何选择和利用历史资源的问题。换句话说，电视剧想象力的匮乏和创作水准的低下，只是宫斗题材重复出现的表面原因，更为深层和隐藏的因素，则与我们面对历史的态度密切相关。事实上，“宫斗剧”不过是类型剧的一种。在“宫斗剧”盛行之前，宫廷题材历史剧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以《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为代表的“帝王系列”，着力展示当权者称霸天下的雄心和治理江山的艰难，重在塑造开疆拓土、守业有成的明君和廉政清明、以民为先的能臣，与主流意识形态重塑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精神吁求一脉相承。而以《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为代表的“戏说系列”，则延续了古已有之的“明君清官侠客梦”的叙事模式，其中隐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即便是备受争议的《还珠格格》，也不乏追求自由、蔑视权贵的动机与心理诉求。

    就其审美接受效应的本质看，“宫斗剧”中所呈现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暗合了当今社会成功至上、唯金钱论、男性中心等潜在的社会心理。例如，商业社会中越来越强大的男性话语权，就有意无意地鼓励女性学习后宫嫔妃的“隐忍”与“奉献”，促使她们按照男性的意愿，而不是女性的独立意识来塑造自己。而后妃娘娘们施展各种手段去争宠，则与当下社会中复杂的男女关系颇为相似，甚至其“高明”的手段可资借鉴。至于那些人情算计和权利博弈，又有和所谓职场政治对号入座的可能。无论是情场还是职场，古代的后宫纷争一旦和这些现实情境挂钩，一系列“宫斗”作品，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变为白领女性的“心灵鸡汤”和人生教科书了。

（节选自《人民日报》）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1月30日第14版，作者朱建平）

    中国从漫长的农耕文明中走来，然后快速步入工业文明的，因此，深刻认识农耕时代与工业时代在文化上的差异，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相融相通，在融通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无疑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时代，其主体是立足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农耕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土地具有稳定性，土地生产的过程同样具有循环式的稳定性，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何时收获，年年如此，无需月月创新、年年变革，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稳定性特征。

    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的。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天人合一”思想，其副产品则是对天地以及土地主的依赖顺从意识。与“天人合一”思想相联系，天地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和普惠万物的无私大爱，给人以德性上的启迪。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法自然之德，都可以说是源于天地大爱对人德性的启迪。

    农耕时代家族集群式生产使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家族集体观念。与西方的社会文化、国家文化不同，它更多表现为亲情文化、家族集体文化。其副产品则是等级观念与家长制。

    工业生产赖以进行的资源是无所不包的所有自然资源，人类能够不断从大自然中获取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形成人定胜天的观念，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不是顺应、和谐。这种人定胜天的天人对立观念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力量过分自信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这在工业时代前期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自信也反映出工业时代文化的特质：肯定人的欲望，张扬人的个性，崇尚创新和竞争而不是压抑个性以求稳定。这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强调稳定性等思想观念。

    在工业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成为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发展。比如，货币使商品的交换变得便利、自由，人与人直接的依附关系因货币的介入而变成人与人通过货币发生间接关系，拥有货币便可以提高人实现欲求的程度和自由度（尤其是物欲的自由），从而促进自由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会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的发展。这些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等级秩序等的忠孝文化有着明显差异。

    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容易导致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贱货而贵德”等价值观形成极大反差。

    农耕时代文化与工业时代文化也有许多共同性与契合点。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建设实现融通，可以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顺应时代发展、体现中国精神、具有世界视野的先进文化。

（摘编自许建平《在融通中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习家池的修禊习俗

刘克勤

    修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说：“禊者，洁也。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但从《诗经·溱洧》来看，修禊由纯祭祀活动逐步演变为带有节日性的活动。三月桃花盛开，百花馥郁，河水荡漾，水盈碧泛，阳光明媚的时候，郑国的青年男女到溱洧两水上沐浴，以洁身除秽邪之气，临别互赠花草。《韩诗》载：“郑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这应该就是修禊的前身。

    但是到了两汉，修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神秘繁复的色彩减少了很多，祭祀只是象征性的，在水曲隈处喝酒吟诗成了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官民同乐的高雅有趣的节日活动。到了宋代其内容已经是根据喜好随意增减了。文人雅士多曲水流觞，临河赋诗歌咏。一般民众则游春踏青，赏览春光。

    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修禊集会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父子、谢安、孙绰等共41人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举行的。贤士名流分列两岸，参差坐于茂林修竹中，曲水赋诗，纵酒狂欢。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影响巨大波及全国的修禊活动是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皆为名士，参加者近万，规模空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举。其方式是在洗濯后，列坐水畔，随水流羽杯，举觞吃酒，吟诗作词。

    襄阳也是一个有修禊传统的地方，而习家池就是主要的修禊地点。《湖广通志·襄阳府》载：“县东十里，有白马泉，晋习凿齿居焉，因名习家池。”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襄阳府》载：“每年三月三日，刺史禊饮于此。”六朝时的《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水滨，为流杯曲水之饮，取黍曲菜汁和蜜为饵，以厌时气。”

    襄阳习家池修禊习俗极可能源于东汉。但是，从东汉到隋没有文字记录。发现最早的修禊诗文是孟浩然《襄阳公宅饮》诗：“窈窕夕阳佳，丰茸春色好。欲觅淹留处，无过狭斜道。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写修禊之时，习家池风景无限。“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则写禊饮者的神态和曲水流觞的场景。

    记载比较详尽的一次习家池修禊是清道光五年（1866），习家池改扩建及灌溉工程完成，应官民要求，太守周凯亲自主持了这次庆祝落成暨修禊活动。是日，习家池松簧交翠，桃柳夹岸，泉涌石洑，潺湲邅回，七十多位嘉宾、耆旧、士人、幕僚列坐池滨。曲水流觞，大家各赋诗一首。可惜这些诗今日未能目见。从周凯其它诗中我们约略可见，“盈盈水一泓，清浅鉴毛发”“胜事不可追，兰亭久消歇”“烹泉坐池上，默默问残碣”，便勾勒出当时的情景。这次修禊，成为襄阳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盛事。

    孟浩然诗曰：“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襄阳，胜迹如林，修禊之事为何独情于习家池？习家池亦称高阳池，乃东汉初襄阳侯习郁所修建，为中国私家园林鼻祖。此处藏气聚风，名士辈出，为文人骚客垂青偏爱。高僧曾在此“弥天”，孟浩然有涧南居；李太白且醉池上亭，杜工部清思汉水上；李商隐曾共山翁把酒时，皮日休十宿高阳忘却回；白居易赋诗借良驹，欧阳修《醉翁亭记》续新词。习家池为文人雅士提供了最好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逸志闲情，往往在乐山爱水中，托酒而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故习家池有“醉酒诗千篇”美誉也。

    习家池修禊，在乎山、在乎水、在乎酒、在乎意境矣！

    经济学家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荷兰是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蕴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的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在我国，煤炭资源省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煤炭产量，除了增加煤炭的输出，还将与煤炭相关的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及深加工、大型坑口发电厂等作为鼓励发展的产业，享受含税用户优惠电价和各种税费减免，结果就是以煤为主，产业结构单一。而市场本身也会强化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因此，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煤炭资源枯竭时，其经济将陷入困境，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

    煤炭资源输出并不一定就有“荷兰病”，问题的关键是产业结构单一。此外，“荷兰病”多发生于小国，这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单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是一个大国，“荷兰病”即使有，也只能是局部问题，煤炭资源省份患病了，还会有中央政府帮助。当然，这不等于煤炭资源省份不用为此担心。

    事实上，如果煤炭资源省份现在不未雨绸缪，他们的麻烦会远远超过“荷兰病”可能带来的问题。由于近年煤价上涨和煤炭需求快速增长，这些省份煤炭扩展的财力充足，加上东部发达地区对高耗能产业在环保、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资金纷纷向这些煤炭资源省份转移，增量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与煤炭相关、高能耗、也是高污染的行业。这使当地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我们比较熟悉地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理解为不可持续发展，是不计成本的发展。因为，如果加上资源成本和环境治理费用、人的健康和医疗费用，10%的GDP增长是要大打折扣的，严重的则有可能是经济的负增长。当然，矿业可以给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带来好处，但是矿业活动对环境有潜在的危害，如造成水土流失，使农业人口失去生计，而这些人往往都是穷人。另外，煤炭资源输出所带来的财富往往大多外流。

    有两点必须强调，首先，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资源型省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由市场自发推动。其二，煤炭资源省份不能在煤炭资源枯竭的时候才开始寻找发展持续产业，而应该在煤炭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唐代中秋文化寻绎

张之为

    中秋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时令节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君王的祭月仪典，而演变为民俗节日，据现有资料考察，是唐代的事。唐是中秋节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中秋文化，奠定了流衍至今的中秋节俗的文化基调。

    中·秋节的形成，唐玄宗是关键人物。开元十七年，玄宗将自己降诞之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唐会要》卷二九）。这是唐代最重要的大节，举国欢庆。庆典上，玄宗要向四品以上的官员赐金镜，群臣献寿，也要进奉宝镜。这些镜子被称为“千秋镜”。“月宫镜”就是千秋镜的一种，纹饰上或有明显的月轮图案，或刻画桂树、嫦娥、蟾蜍、玉兔等月宫神话元素。唐代月宫镜中出现的形象系统与今日所流传的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月宫世界的想象已经成熟。

    《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个玄宗游月宫的故事，约略如下：开元年间的中秋十五日夜，玄宗在宫中玩月，被一名叫罗公远的异人接引前往月宫，见到仙女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于是密记其声调，归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太平广记》卷二二）

    这则材料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它揭示了从八月五日千秋节向八月十五中秋节转换的契机。中秋玩月习俗多见于中晚唐之后，暗示了玄宗死后，千秋节自然消亡，中秋节才转而代兴。两者的民俗记忆互相勾连：盛世天子玄宗、盛大的欢宴、月神话的元素、赏月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话正在向艺术领域渗透、转移。

    中秋文化同样渗透到了文学领域中。赏月是中秋节俗的核心，唐诗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其实“月”是诗歌最古老的意象之一，《诗经·陈风·月出》就有“月出皎兮”的经典咏叹。但唐代的咏月诗有其独特之处。翻检《全唐诗》，常见八月十五“与诸公望月”“同诸客玩月”“与某某赏月”这样的题目，还有多人燕集，同题共作的。这充分说明唐代中秋的赏月活动不再是个人行为，已经群体化，形成了节俗。同时，唐咏月诗中开始非常密集地出现月宫、桂、蟾蜍、玉兔、嫦娥等神话意象。这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是唐代月神话影响力扩大的直接反映，它已经渗入了文学创作，并逐步生成固定的意象群。最值得关注的是，唐咏月诗不但吸收了月神话的元素，在主题表现上，也超越了朴素的追求长生久视的宗教情感，越来越重视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

    早在千余年前的唐代，中秋文化已经深入了中华文明的肌理。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有“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宣言，实际上，无论中西，对拥有深厚积淀的灿烂文明古国，考镜源流、追溯历史，不仅是寻根、体认自我，更是为了传承、发展与未来。

（摘编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