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高于知识

    ①网络时代到来以后，传统获取知识的方式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经常听到有人讲，现在中国人的国学修养如何如何差，不会作诗，不会写字等等。保卫汉字、保卫中国文化的说辞也时有出现。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清醒的认识。

    ②社会生活有一则铁律：由繁向简。由繁向简中又包含一个核心元素，凡事功能至上，审美要求是在满足功能后衍生出来的。白话文普遍流行后，中国人使用文言的水平一落千丈，单就文学的审美功能而言，白话的短处是一望而知的，但何以白话打败文言？道理很简单，由繁向简。简则文化不易垄断，不易只成为少数人的事，这与公平和正义相关。另外，现代社会到来，科学交流中，比如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白话比文言便捷，便捷的东西才能普及。人是趋利避害的，有些选择看似偶然，比如胡适提倡白话，其实他的提倡只是适时顺应了人天性中的某种追求，不然声音再大，也不会有回声。

    ③严格讲，今天已很少有人会用毛笔写字。单以审美论，毛笔一定高过硬笔，硬笔高过电脑。但何以毛笔会衰落？答案也非常简单，毛笔麻烦，难学，又没有效率，使用还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比如温度，在冬天旅行中使用毛笔很不方便。毛笔先被钢笔取代，而现在则是无笔的电脑时代了。任何事物，当实用功能可以完全被取代后，它原有的地位一定是下降的，它必然会成为专门技艺，比如今天提倡写毛笔字，提倡书法，其实是在提倡一种专门技艺，而专门技艺没有普遍性。

    ④中国古书，由简牍向雕版发展，也是由繁向简。   因为工业时代，手工一定是专门技艺，没有普及的意义了。

    ⑤网络时代，对知识价值的判断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应当牢记，如果单纯的知识不能作为创新的基础，则这种知识的意义非常有限，创新是一切知识意义的最后结局 ， 如果不能创新，则知识就是一个单纯的储备和保存问题了，而储备保存，人永远比不过电脑。一般说来，在网络时代，单纯知识的地位是下降的，创新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⑥今天，我们获得一般准确稳定知识的方式已极为便捷，一部手机在手，则人人无所不知了。那么人是不是不需再学习？当然不是，人们更需要学习，不过这种学习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知识与修养的关系。中国旧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它主要指的不是储备了多少知识，而是能不能把知识升华到精神层面。网络时代，如果知识不向精神层面升华，或者我们学习知识而不追求修养，则一切知识的意义也就显示不出来。

    ⑦今后，网络时代的读书可能会成为一种专门的修身方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享受知识带给我们的快乐从而达到精神的满足。网络时代，那种单纯考查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个人记忆再好，也只是一种奇特现象，令人尊敬，但不足以让人崇敬了，因为这种单纯的记忆有了更便捷的替代品，而个人修养才是获取知识后达到的别一重境界，这是机器不可能替代的，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无比独特丰富。

    ⑧因而，网络时代，我们追求知识的目标主要在于显示个人修养 ， 读书更多时候是专门陶冶情操的方式，这时候有电脑，但我们也还是要捧起书本来，因为这样才有仪式感。电脑时代，单纯炫耀知识的时代已经远去，考验修养的时代到来了。

    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独表现在物质方面，更表现在精神方面的复杂关联。除了自然界种种物象变化对人心的影响之外，人的现实处境和主体心态也会导致其对自然有不同理解和表现。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说：“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在不同的人眼中，自然的面貌原本就是不同的，给人的感触也不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方面，自然摇荡着人的性灵，使人产生或悲或喜之情；另一方面，人将悲喜之情转移、投射到本无情感知觉的自然物上，使其具备了与人同一的感情色彩，从而在自然施与人巨大影响的同时，人也以自我的情志改变着自然物在人们心中的面貌。

    ②对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奇妙的生命共感现象，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自然变化、草木荣枯使古人看到自己的影子，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并联想到万物与人的生死。因此，在古人的诗文中，纯粹的自然现象是没有的，流动的水，吹过的风，开落的花，都与人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

    ③生命的共感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然物与人的生理心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自然物可以引起人的快感，有的则引起人的悲感。这就需要探讨自然与人之间异构与同质的问题。

    ④异构，指二者之间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同质，指两种物质之间本质的相同。前者将两种物体区别开来，后者则将两种物体联系在一起。人类和自然，无论形式差异多大，都遵循生命的规律，如生老病死、兴衰荣枯。只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介入，因此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所具有的特定精神内涵，都是人赋予它的。但久而久之，这种内涵脱离了人的主观赋予而内化为物的客观属性了。比如，人愤怒的时候就像江海中翻滚的波涛，于是有人便赋予波涛以愤怒的含义；在悲伤的时候泪如雨下，于是有人便赋予雨以悲伤的含义。可是随着这些含义日趋固定，当后人写“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时，写“泪飞顿作倾盆雨”时，谁还会为这些自然物的原初含义而大动脑筋?在人们看来，这些自然物所包含的愤怒、悲伤、愉悦等含义似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

    ⑤自然物之所以能表现人的心理情感，除了人赋予它以意义之外，它本身必定也具有能够使人赋予这种意义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被西方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称为“力的结构”。由于人的情感也受着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力的结构的制约，所以，人便自然地从外部事物中观察并提取与自己心理情感相一致的内在意义，从而将该事物作为表现自己某方面的情感的特定载体。

    ⑥由此可见，人们观察自然并借以表现自我情感，是一种主客观相互包容、渗透、影响的活动。这个活动中人的心理情感的作用会得到强化，但自然的物性特征也不可忽略。（摘编自尚永亮《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与异构同质》）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南朝）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文学是人类感恩自然的最佳途径

    人类在征服世界的征途中，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尤其现代社会，红尘滚滚，人心浮躁，我们若想与喧嚣都市抗衡，也许最佳选择就是投入到自然中去，享受星辰、山河、森林、海洋，让生命从中获得身心滋养，获得真正的愉悦与幸福；而我们从自然中领受到的身心感悟，一旦化为文字，就成为了自然文学。

    中国人讲求顺应自然、强调天人合一，将美好的品质赋予自然，比如山水、树木、花草、虫鸟；古人写文章，大多写山水游记，即使当今的散文写作领域，游记文章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事实上，中国文化历来注重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欧美几十年前也兴起了写山水、荒原、旷野即写大自然的热潮，名之为“自然主义写作”，也就是自然文学。

    所谓自然文学，从内容上看，主要思索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形式上说，当代的自然文学，主要包括环境文学和生态文学。

    河山信美，但要以文学手法来表现好她，无论散文、诗歌还是小说，都需要真诚深切的心灵，要具有大情怀。“非有大情怀，即无大艺术”，人应该有所敬畏，首先要敬畏大自然。以前，山青水绿海晏河清，正是大自然对敬畏天地的人类的回报，现在人们乱砍滥伐破坏生态，自然灾害到处频发，也正是大自然对胡作非为的人类的惩罚。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太渺小。

    中国古代文人大多纵身、纵情山水，因为其精神家园是山水。对他们来说，在大自然中超脱现实、圆融身心，能使生命更快乐，人生也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确，当人回归自然，灵魂就会与宇宙相通。

    人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就要善待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无论在哪个民族的心目中，土地都至尊至荣。“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人类的一切，都由土地养育和承载。在古代中国，土地就代表社稷，皇城里必建有社稷坛，用五色土拼成，皇帝每年都要祭坛拜土。从世界范围来说，只有维护好所有的土地山河，才能保持全人类的健康。

    然而，人们往往难以实现这样的梦想，于是产生了园林。园林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一种艺术形式，通过地形、山水、建筑群、花木等载体，衬托出人类的心灵寄托和精神文化。

    正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成就了自然文学。乡村、田园，草原、丛林，江河、海洋，旷野、荒原……游记作者笔迹所在，往往就是其足迹所至。我想，在自然文学作者看来，从自然中得到的精神享受，一定远比物质享受更为愉悦和幸福。我们的亲身体验，能唤起人们更加热爱壮丽山河；我们的美好感受，能激励人们更加追求精神享受；我们的妙笔生花，能吸引人们更多地热爱文学尤其自然文学。

    文章，人心之山水；山水，天地之文章。“山水无文难成景，风光着墨方有情”，一语道尽自然与文学的关系。

（选自《中国文学报》，有删节）

    自怜是人生命的觉悟和自我警醒，由哀我，到哀人生，哀天地，哀万物，自怜中传达的不仅是现实之叹，更是宇宙之沉思。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

    楚辞的感伤，是一种时间性的感伤，是在急速流转的时间中，诗人感到美政理想无法实现所引起的悲剧性感受。《离骚》中吟道：“日月忽春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昌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故而化为性灵的上下求索和急速的行进。理想不可实现，时光则空蹉跎，进而悲从中来，像一匹疲惫的老马，最后踯躅在历史的时空中。楚辞的时间性咏叹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对人的存在命运的咏叹，在个人与宇宙的直接对峙上，显示人的生命张力和生命趣味。楚辞是一种现实的焦虑，更是一种存在的焦虑，而且后者更根本，更隐秘。

    楚辞中充满了急促的时光流转的调子。时间对人有强烈的压迫感，时间的步步进逼和人对时间延长的渴望，构成强大的张力，形成屈赋独特的节奏。在楚辞中，以“朝……夕……”构成的句式多见。这一句式，动态性很强，紧迫如鼓点阵阵。楚辞将人放到时光的急速流转中回旋，正像魏晋诗人在诗中反复使用的一个意象“转蓬”一样——在楚辞看来，人生就是这样的转蓬，西风摧折，恍惚幽渺，命运不可厘测，没有个安顿处，正是所这回事“欲问归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楚辞将人放到浩淼宇宙之中，与其直接照面，在时光的鞭打之下颤抖，痛楚，也在这样的力的作用下，与之沉浮，受其冲击，逆之而争进，顺之而飞旋。时间的帷幕下了弥天的网，让你无所逃脱。人在时间面前的这个“惧”字，被楚辞渲染得非常浓重。“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是怕美名不立的恐怖；“欲容与以俟时兮，惧年风之即晏”，这是怕打破人与宇宙和谐节奏的恐惧。

    岁月流逝，而人短暂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楚辞在众芳摇落之中，突出了人生无常的感叹，而人在急速流动的时光面前如何展现自我的生命？楚辞将个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存在的命运放到时间中审视，从而探讨人生的价值。“往者余弗及，来者吾不闻”， 正是思往世，悼来者，知当下。

    在楚辞中，自然万物每每成为触动人深沉隐微的媒介，诗人笔下的万物带有浓厚的叹逝意味。时光流逝，众芳芜秽，从而引起诗人对人生的关注，对生命不永的感叹，从而构成一种意度回旋的韵律。叹逝，其实就是抚慰生命。楚辞这种物哀精神，在中国艺术化为深沉的时间性咏叹。

（节选自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中华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都是同一个味道饭菜就不好吃。把一样的东西简单加在一起，不是真正的发展，更不是创新。

    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父首先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重要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后来为西方学者所认同。意大利理论家恩贝托·埃科1993年访问中国，他在演讲时说：“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在中国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好相通。

    文化互通共存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原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地位后，面临着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任务，而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身份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又大大促进了各种“统一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是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部分，而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其次，20世纪以来，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关注的是将具体内容抽空后概括成的简约的共同形式，某种形而上的绝对原则，现象学范式研究的对象则不是抽象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本体，是一个不断因主体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空间，过去，认知的开始是公式、定义、区分和推论，然后将相对确定的客体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认识论的框架之中。现象学范式的思维方式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化上，就是强调从他者视角观察，而他者首先是不同于自我的、以差别为基础的对象。

    当然，文化上的差别共存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能使物“丰长”的“和”，首先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语”。这种对话不是各说各话，也不是统一思想，它要求对话者各有其文化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就是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文化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而是进一步发挥各自特长，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

    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为重要核心价值的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对他人文化的尊重了解。唯有各种文化都这样做，才能产生互动和共鸣。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大潮中，我们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并弘扬自我，也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

（摘编自乐黛云《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