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尊、高脚杯、小壶等陶器，都是用来酿酒或饮酒的。西周时设有“酒正”、“酒人”，掌管有关酿酒和酒令等相关事务。到了汉代，酿酒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饮酒之风”盛行，形成独特的酒文化。

    在汉代，饮酒大量被认为是豪爽的行为。光武帝时的马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经常醉倒在皇帝面前。酿酒业有巨大的利益，国家对其实行官营政策。武帝太初三年春二月，实行官府酒类专卖制度。当时酒是必需品，实行官营后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武帝死后，酒类专卖制度被取消，改征酒税。这就放松了国家对酒类等的专营，有利于酿酒业的发展。

    当时的贵族和官僚视饮酒为“嘉会之好”。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极殿大宴群臣，“杂会万人以上”。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婚丧嫁娶，送礼待客，节日聚会是畅饮的大好时机。

    当时酒的种类众多，有米酒、果酒、桂花酒等。河北刘胜墓中出土有“稻酒十石”、“黍上尊酒十五石”等题字的陶缸，说明了酒的种类很多。汉景帝时的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这里的醴就是一种米酒。

    在汉代酒用作实行仁政的工具。孝文帝即位后下诏曰：“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酒，酺五日。”酺五日的意思是欢聚饮酒五日。孝文帝元年三月诏曰：“年十八以上赐米、酒、肉”。孝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

    酒用来犒劳军士，刘邦当年进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秦民大喜，争持羊酒食献享军士”。武帝初置四郡保边塞，臧宫率兵屯驻骆越，越人“乃奉牛酒以劳军营”。

    酒在汉代也用于医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养生方》和《杂疗方》中，记载了利用药物配合治疗的药酒方剂。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也有大量的记载。

    汉代还有乡饮的仪式。乡饮是古代的一种宴饮风俗，是在举行射礼前的宴饮仪式。仪式严格区分长幼尊卑，要选择吉日举行。成帝永嘉二年春三月，博士行“乡饮酒礼”。每年三月学校在祭祀周公、孔子时也要举行盛大的酒会。“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

    按照汉代的礼俗，当别人进酒时，不让倒满或者一饮而尽，通常认为是对进酒人的不尊重。灌夫与田蚡有矛盾，灌夫给他倒酒时被田蚡拒绝了，灌夫因此骂座。

    当时男女宴饮时可以杂坐，刘邦回故乡时，当地的男女一起在宴会上“日乐饮极欢”。汉代时供人宴饮的酒店叫做“垆”，当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就在临邛开了一家酒店，“相如尽卖车骑，买酒店，乃令文君当垆”。

按当时宴饮的礼俗，主人居中，客人分列左右。大规模宴饮还分堂上堂下，以区分贵贱，吕公当年宴饮，“进不满千钱者坐之堂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礼仪制度的严格。

（摘编自王绪栋《试析汉代的酒文化》）

网络时代需要经典阅读

钱理群

    经典阅读最大的特点是除了通过文本细读达到深度阅读之外，还非常个人化、非常个性化。

    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强调经典的阅读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对现在的读书状态有两个忧虑：一个忧虑是大家不读书，另一个忧虑是大家即使读书也只是网络读书。

    网络阅读有它的优越性，我称之为“短平快”。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时代，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亲近的方式取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当然有很大的意义。但网络阅读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缺乏深度，会导致人的精神的平庸化；另一个是网络阅读是群体性的，缺乏个体性、个人性的阅读，容易趋向潮流，容易倾向于时髦、被时髦所裹挟，这就需要经典阅读。经典阅读的最大特点是深度阅读，而且是个性化、个人化的阅读。

    比如我曾经说过，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非得朗读不可。他作品里有那种有韵味、那种浓烈的而又千回万转的情感，那里面不可意会但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朗读来触动你的心灵，通过朗读来进入情境，来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样的阅读是接近鲁迅内心世界的一个最好的通道。而我所强调的是情境、感觉、感悟，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如果说西方经典主要是通过分析来接近的话，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不仅是古代的文化，也包括鲁迅的文化，不能完全靠分析，而要靠感悟、情境、感觉，甚至直觉，这是进入中国经典的另外一种方式。一般人可能比较习惯用分析的方式进入经典，现在可以换一个方式——不是拒绝分析，必然会分析，但更多的，至少在开始时必须强调感觉、感悟、情境、直觉。

    中国传统教育是这样的，启蒙的时候读《论语》，不是讲《论语》，而是读、背。通过读，获得感觉，通过背，体验那些东西。读了，背了，进入到你的生命里，然后分析，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也提示我们这是进入经典的另外一种方式。经典作品得一点一点地看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世界，这告诉我们经典的阅读需要深度阅读，而深度阅读就是文本细读，通过文本细读达到对经典作品的一个深度了解。这涉及到经典阅读的特点，我认为经典阅读最大的特点除了通过文本细读达到深度阅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非常个人化、非常个性化。也就是说不同读者对经典有不同的进入方式，因此也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发挥。

    我强调“发挥”，也就是说阅读经典不是被动的过程，而是要有我们的理解及发挥。最好的经典的意义都是原创者和阅读者、研究者共同创造的，任何经典都是这样。所以有一个过程。从经典变成学说，如儒家从《论语》《孟子》变成儒家学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解经者，解释的过程不是被动的，而是有新的创造的，所以出现了像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大家，他们是接着孔子往下讲，对孔子思想包括孔子文本通过主动的、细腻的阅读有新的解释、新的发挥、新的创造，最后成为儒学。儒学就是孔子他们所开创的，被后来的阅读者、研究者不断研究、不断发展的一个学说。

（选自2016年2月13日《人民政协报》）

    戏剧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当众表演故事的艺术，小说是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的艺术。戏剧与小说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定性和基本风貌。

    小说故事的时间、地点的变更完全没有限制，于是情节可以有大的容量；而戏剧是将事件的发生直接呈现在舞台上，作家对故事情节的支配必须受到舞台演出的限制，追求情节单纯集中，不枝不蔓。西方经典戏剧理论“三一律”规定：剧本创作必须遵守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即只允许有一个故事线索，发生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天，必须只有一个地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布瓦洛把它解释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

    小说的媒介是语言，以叙述为主，诉诸读者的智力和想象；而戏剧的媒介则是演员的肢体和言语，以直观展示为主，诉诸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演员不能像小说那样插入作者的叙述、描写、观感、议论。高尔基在《论剧本》中说：“剧本要求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而不用作者的提示。”叙述与展示的不同带来的另一个区别是：小说倾向于表现过去时，而戏剧则表现现在进行时。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说：“任何叙述形式都趋向过去已发生而现在结束了的事件，那么戏剧的具体性正是发生在永恒的现在时态中，不是彼时彼地，而是此时此地。”所以，戏剧中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往往比较棘手，以前多靠人物的叙述回顾。

    小说的故事是提供给私人阅读的，阅读的方式可以完全自由，情也可以随意调节，但是观众走进剧场看一出戏的情形则不同，它是一种集体欣赏。戏剧的故事必须一开始就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且要维持这个兴趣到戏剧的终结。如果观众感觉乏味，难免随时离场，这会影响戏剧演出的效果。情绪效果的限制要求戏剧故事必须加快情节发展的节奏，且保持情节的张力和变化，这就需要戏剧中有冲突、悬念、突转和发现。英国威廉·阿契尔在其《剧作法》中说：“我们可以称戏剧是一种激变的艺术，就像小说是一种渐变的艺术一样，正是这种发展进程的缓慢性，使一部典型的小说有别于一个典型的剧本。”

    戏剧与小说各有其基本艺术特质与形态，但两者并非“老死不相往来”。契诃夫的剧本《海鸥》背离了当时普遍接受的“戏剧法则”，追求戏剧事件的生活化和剧本的内在抒情性。虽遭指责，但这种崭新艺术促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舞台导表演体系的变革。众多小说家融入了戏剧的“动作”、“冲突”、“悬念”等技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创作出了众多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陈军《论戏剧与小说的文体区别及沟通》）

    春天万物复苏，面对烂漫春光，有人在“红杏枝头”品味春意，于“拂堤杨柳”陶醉氤氲春雾，有人却语竭词穷、词不达意，停留在“哇”“超赞”的简单感叹。尽管众人眼中的景色“远近高低各不同”，但网络语言风靡、文化内涵缺失的现象，不经意间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日常交流和情感表达。

    汉语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在表达上有简洁、生动、意蕴深长的特点。不说古诗词，单说日常用语就是如此，比如，单就一个“笑”字，就有前仰后合的大笑、勉为其难的苦笑、忍俊不禁的微笑、尖酸刻薄的嘲笑等区分，仅形容笑声就有“哈哈”“嘻嘻”“嘿嘿”“咯咯”“呵呵”“扑嚇”等区别。可以说，多样的表达折射出多重情感，反映着多彩生活。而善用语言，不仅可以更好地说出个人的故事、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以百花齐放的语言实践，营造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

    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主要表现在不会用复杂、微妙且精确的修辞，以及基本不会引用乃至创作诗句。正如网友所说，“有时候脑子里想一件事，无法很利索、饱满地说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一套固定句式或者很多夸张的语气词，看似个性实则雷同，既钝化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吐故纳新的文化积累。

    是我们的语言贫乏了吗？并不尽然。从存量上来说，我们词汇、句子、典故等语料的多少，可能并没有太大变化。从增量上说，网络语言等已有新的迅猛增加。与其说语言贫乏，不如说是表达上的一种偏爱。语言嬗变的风向，也是时代发展的走向。互联网时代争分夺秒，自然要求更直接的信息、更简洁的表达，信息洪流的湍急，也让同质化信息唾手可得，随手复制粘贴称得上高效。网络语言所创造的大量流行词、新句式、新修辞，在简化语言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因此，古诗成语也好，网络用语也罢，都是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蕴含着语言的力量。

    语言的活力来自常用常新。在一个新词汇层出不穷的时代，准确说出所思所想，比不假思索套用流行词汇更有价值。很多时候，网络用语的风头正盛只是暂时的，真正拥有生命力的语言总会在时间的沉淀下大浪淘沙。只有直面内心感受的差异化表达，才能生机勃勃、经久不衰，造就语言的经典。

    更进一步看，身处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咬文字”，一段时间以来，从教科书上的“姥姥”“外婆”的称谓之争，到“远上寒山石径斜”“乡音无改鬓毛衰”等诗词的古音讨论，如今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也空前复杂，在语言的吐故纳新中，倒映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文化与生活的互动。如何对待语言、如何更好表达，其实也是如何善待文化、对待生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丰富的表达去认清自我、认识生活，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中感悟过去、探索未来，语言的河流就会奔腾不息，交流与沟通就能心心相印。

（选自盛玉雷《善用我们的语言宝库》，《人民日报》2019年4月3日）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①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②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③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④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⑤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⑥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2019年汕头市学年质量监测高二语文试题第2页（共10页）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⑦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做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⑧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⑨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材料一：

现实生活慌慌张张，为何还要拼命维持朋友圈里的风光？

面对每时每刻、铺天盖地的动态分享，也许有人表示倦怠，有人选择无视，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现代社会，社交媒体与我们生活的联系愈来愈密切，朋友圈本身成为了社交场域、展现自我的公共舞台。事实上，朋友圈不是镜子，投射的不是生活最真实的那一面，而是通过发布者的选取和加工，所构建的一种“拟态图景”。就像剧场中的演员一般，精心打造朋友圈的人们会利用各种符号展现自己的形象，通过自我筛选和包装，展现多面人生中的光鲜亮丽。

其实，人生与朋友圈之间的不同，发布的人毫不掩饰，点赞的人也心知肚明。不完美才是人间真实，现实世界里的生活是信息无损的杂存，朋友圈更像是信息的窗口和集合。在状况百态的旅途中，选择最能出片的姿势、放大最具意境的景观、提炼最有生命能量的感悟——精装朋友圈，正是从平淡的生活中寻找亮点，留下自己最美好、最感动、最热烈、最特别的瞬间。

不仅仅是在朋友圈，千百年来，多少艺术作品，又何尝不是为毛坯现实精心打造的桃花源？居住于湖畔的梭罗，生活很是清苦，赶牛经过的人看见他的房子，就觉得这生活没法忍受，但梭罗笃定自己热爱这里：“在水流之畔定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地会在水的浮力影响下漂浮起来。”近段时间，许多游客因为欣赏李娟的文字，慕名前往阿勒泰，亲眼见一见书中所描述的罕见美景。事实上，作家在此处的生活，并非只有四野无人的轻松感和风景秀丽的愉悦感，更多的还有现实的苦难与蹉跎。李娟曾在“冬窝子”里度过一整个冬天，临时搭起来的营地里，简陋的帐篷四下漏风，但她仿佛是躺在全世界最温暖舒适的床上一样，“像小鸡捂在母鸡翅膀下一样安全又舒适……”

不论是流淌于艺术作品里的瑰丽，还是闪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绮丽，那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美好图景，总是给人以向往，甚至是慰藉的力量。也许毛坯是现实，但精装是愿景，作为毛坯人生的装饰存在的精装朋友圈，更多的是带来一种“愿望的投射”和“心灵的按摩”，承载着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状态”的憧憬。当然，要想实现从毛坯人生到精装人生的真正转变，单靠朋友圈里的积极“营业”、一味追求出片，还远远不够。更何况，若是沉浸于虚拟世界里的“雕琢”，与现实脱节，就很难看到真实生活里的种种风景。

说到底，朋友圈的初衷本是记录，只要真诚的表达，而非畸形的攀比炫耀，便无伤大雅。精装朋友圈固然能让人们获得一时的心理满足，但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在看似琐碎、庸常的现实生活中，发现精彩、寻找意义，把一成不变的日子过成五彩斑斓的诗。

——曹怡晴《人生可以“毛坯”，朋友圈必须精装？》

材料二：

继将“毛坯的生活”变成“精装朋友圈”之后，“预制朋友圈”可以被视为通过“预制”的方式，对“精装”的进一步打造。它像一条社交媒体内容的生产线，拍摄、选片、p图、文案、定位、发布，每一个环节都被精准操控。发布者不是单纯的记录者，而更像是运营者；平台也不像是工具，而更成为人格的延伸；内容不符合物理世界的真实，却似乎更贴合自我建构的真实。

这背后的心理动机，其实不难理解。朋友圈越来越成为人们展示自我的“前台”，拟剧理论的提出者戈夫曼认为，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后台的生活正是为前台的呈现做准备。为了扮演这样的“完美角色”，也早有媒体曝光了由此催生的产业链：有人通过购买虚假朋友圈、修改朋友圈定位、用打车软件订豪车拍照等，“制造”人设。这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修饰现象。

让人反复纠结的，不仅是自我形象的建构，更有数字化影响下的社交规则和社交礼仪。究竟让渡多少隐私能既满足自己的“表达欲”又不会显得“凡尔赛”？究竟掌握怎样的发布节奏能让自己既保持“在场”又不会“刷屏”引人反感？该传递怎样的情绪和观点更容易让他人接受？种种矛盾之处看似相距甚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却近在咫尺，一不留神就容易被人划入另一个象限。这也让原本随手拍的朋友圈变成了一件需要细致权衡的事情、展现出的是一种相对复杂的社交艺术。如今，“预制朋友圈”似乎正中这一痛点，让人们在面对这些社交情景时能更从容、有备而来，从而重新获得些许掌控感。

有人说，何必给自己增加这种社交负担。不在意数字化社交的人，大可关闭朋友圈。但当社交媒体越来越被赋予社会化竞争的价值时，希望享受其红利的人则沉浸于朋友圈的这种包装潮流中。这里的“包装”并没有贬义，而是一种对生活切片的选取，和对社交意义的重新把握。通过放大自己的精致生活和个人成就，来装点平淡的生活，也提升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辨识度。

因而，预制朋友圈与其说是对社交焦虑的妥协，不如说是在网络空间中一种主动的社交策略。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社交本身的实时性和真实性被消解，或者说改写。正如法国哲学学者鲍德里亚指出的“拟像世界”的特点，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对真实世界失去兴趣，却沉溺在“拟像”之中。

这种消解究竟会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验证和讨论。不过，无论如何“预制”和“精装”，都别成为单纯追求点赞量或流量的工具人，妨碍对真实生活的追求和对真实自我的认知。

——孙小婷《“预制朋友圈”火了，一种新的社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