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

    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梭罗的树林

熊培云

    ①《新周刊》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性自由、消费主义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

    ②物欲症使人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了金钱，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美国追求的是麦当劳，而不是麦当闲；中国人因为勤劳的禀赋常常忘记最真实的生活。人们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人为物所奴役，人为物所谋杀。速度，永远是速度。

    ③物欲横流的社会，恐惧几乎成了贪婪的同义词。在物欲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早已经衣食无忧的人们，总在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而悲叹不已。

    ④有人说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已经坐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处于焦虑之中当属正常。然而，那些有房子的人，同样活得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要更大的房子。如《新周刊》所说，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那么，你就犯了不成功罪。

    ⑤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堆死后并带不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

    ⑥如何超拔于一望无际的物欲与喧嚣之上，得物欲与成功之外的自由？这样的时代常常让我想起亨利·梭罗，那位在瓦尔登湖畔离群索居的思想者。梭罗坚称：“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梭罗同样看透人类文明的悖谬与困境：“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做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⑦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流浪汉一样自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碎步徜徉于梭罗笔下那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那里，简单生活不被视为一种堕落，勤劳的人节制勤劳；在那里，你可以坐在时间的溪水里垂钓天上的星星，不必终日奔波于风尘；在那里，你可以看大地寒来暑往，四季消长分明；在那里，你可以看种子播撒信念，古树枝系苍穹。

（选自《自由在高处》，有删改）

    青铜器上的艺术表现手段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纹饰，而其中又以动物纹为主体。考古发现证明，动物纹在青铜器上盘踞了整整15个世纪，它对后世造型艺术的影响可想而知。早期青铜纹饰上可以辨识的动物很多，既有现实中的虎、牛、羊、鹿、蛇等，也有仅存于古人想象中的饕餮、夔龙、夔凤之类。这些纹饰是上古生存环境与先民心理结构的投影，它们在青铜器上的形态也在不断演变。除了动物纹外，青铜器上出现较多的纹样还有几何纹，其形式大致有连珠纹、弦纹、直条纹、横条纹等。根据出土情况来看，早期青铜器上几何纹很少担任主角，在兽面纹、龙纹、鸟纹等大行其道的时代，几何纹只能作为主纹的陪衬或地纹使用；等到动物纹从青铜器上淡出，各种形式的几何纹才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春秋战国之际，以几何纹为主体纹饰的青铜器已屡见不鲜，抽象的线条取代了具体的形象。

    青铜器上动物纹与几何纹的此消彼长，与早期彩陶图案的演化历程甚相契合。彩陶图案早于青铜纹饰，当青铜器开始铸造时，古人已经习惯了以最具特征的部分代替整体的做法，商代早期青铜器上就出现过只有一对兽目的兽面纹。与此相印证，龙山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也有强调眼睛的兽面纹。兽面纹即饕餮纹，是青铜纹饰的代表，宋人以“饕餮”为其命名，可能是因为饕餮的“有首无身”正好概括了这种纹饰的省略性特征。兽面纹的特征是以兽的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眼睛在整个纹饰中居于突出的地位。这种安排预示了中国造型艺术的抽象特征和写意精神：不重要的地方尽可省略，只保留最本质传神的部分并予以夸张表现。

    兽面纹上具有启示意义的不仅是其省略性特征，人们还注意到，兽面纹的形成过程中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向心性。以饕餮图形为例，“两条左右分开并置的夔龙，慢慢靠拢，两头部合并，最终形成一个了无拼合痕迹的饕餮头部”，这种从两侧向中心聚拢而构成的图像，透露了古代形象思维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理念——对称与平衡。对称与平衡是美的体现，尽管青铜器上的纹饰发展到最后以几何纹为主，但动物造型具有的巨大美学意义绝对不能低估。与规整而又不免单调的几何线条相比，那种尚未脱离具象的动物纹饰更能体现青铜艺术的神秘。

（摘编自《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

父亲

（智利）奥莱加里奥·拉索·巴埃萨

    一个小老头下巴蓄着又白又长的胡须，上唇的小胡子被尼古丁熏成了红色。他披着一件大红斗篷，脚蹬高跟皮鞋，头戴一顶龙舌兰编的草帽，胳膊上挎着一个小篮子，来到兵营的门口，走过去，倒回来，走过去，倒回来，反反复复，显得十分胆怯。他想向哨兵打听什么，但哨兵没等他开口就高声喊道：“警卫班长！”

    一个班长从门后跳了出来，仿佛是埋伏在那儿的。他仰起头用询问的目光打量着他，老头儿说：“我儿子在吗？”班长笑了起来。

    “他叫曼努埃尔……叫曼努埃尔·萨巴塔，先生。”

    “我不知道哪个士兵叫这个名字。”

    乡下人骄傲地直起身子讥讽地笑了： “可是，我儿子不是士兵，他是军官，是正儿八经的军官……”

    警卫团的号手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凑过来低声告诉班长：“是新来的，刚从学校来的……”

    班长看他是个穷人，没敢请他去军官俱乐部，而是叫他去了警卫团。

    老头儿坐在一条木凳上，把篮子放在伸手可及的身边。士兵们一下子围拢来，他们以好奇的目光看着那个农民，对那个篮子很感兴趣。篮子不大，用一片口袋布盖着。那帆布下面先是听到啄食声，接着便有一只红冠老母鸡露出头来，由于闷热，它的嘴张开着，不停地喘着气。

    看到那老母鸡，士兵们一边鼓掌一边像孩子似的高声叫道：“炖鸡吃！炖鸡吃！”

    农夫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面对那么多持枪的士兵又十分紧张，不禁傻乎乎地笑起来，思想也乱了：“哈，哈，哈……对，炖鸡吃，炖了给我儿子吃。”

    说罢，老人却是一阵心酸，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接着又说道：“我都五年没见他了！他不愿意回村里去……”

    一个卫兵去叫中尉。中尉正在驯马场上跟一伙军官在一起。他个子矮小，长得黑不溜秋，躯干粗得像个木桶，面容俗气。卫兵打了个立正，两脚并拢时靴子底掀起一股尘土，报告道：“有人找您……我的中尉。”

    不知怎么回事，中尉的脑海里一下就闪现出了他老父亲那干瘪矮小的身影。他仰起头，为了让他的同事们听到，以鄙夷不屑的语调大声说道：“在这个镇子上，我谁都不认识……”

    卫兵又主动解释说： “是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披着斗篷……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提着一个篮子……”

    虚荣心顿时把中尉闹了个大红脸，他把手举到帽檐上说： “行啦……您走吧！”军官们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神色，他们不约而同地朝萨巴塔扫了一眼。那么多道询问的目光令中尉实在难以承受，他垂下头，咳嗽了一声，点上一支香烟，开始用刀鞘包头在地上胡乱划起来。

    过了五分钟，又来了一个卫兵： “有人找您，我的中尉！是一个乡下老头子……他说他是您父亲……”

    中尉没有纠正卫兵的话，他把香烟扔到地上，怒冲冲地一脚踩灭，喊道：“滚吧！我就来。”

    为了不做任何解释，中尉一头钻进了马厩。老人坚持要见儿子，卫兵班长每五分钟向上司报告一次，上司军官被弄得烦了，就去找萨巴塔。

    与此同时，那个变得像孩童似的可怜的老父亲越来越心神不宁。他竖起耳朵听动静，只要听到一点儿声响他就伸长脖子往外看。那脖子又红又皱巴，跟火鸡脖子一样。听到脚步声，他就激动得浑身发抖，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来拥抱他，来给他讲述他的新生活，让他看他的武器、马具和马匹来了。

    警卫团军官佯装检查马厩找到了萨巴塔。他开门见山、干巴巴地对他说： “有人找您……说是您的父亲。”

    萨巴塔移开目光，没有回答。

    “他在警卫团……一定要见到您才走。” 萨巴塔狠狠地往地上跺了一脚，恼怒地咬了咬嘴唇去了那儿。

    他一进警卫团，有个士兵就喊道： “立——正！”听到喊声，士兵们立刻如弹簧一般霍地站了起来，团部里响起一阵大刀声、脚步移动声和鞋跟撞击声。

    士兵们对儿子的尊敬弄得老头儿晕头转向，他忘掉了篮子，也忘掉了老母鸡，张开胳膊向儿子迎过去。他那像老树皮一般的面庞上绽出了欢欣的笑容，兴奋得浑身颤抖着高音叫道： “我亲爱的曼努埃尔！我的小曼努埃尔……”

    尉官只冷冷地向他打了招呼。

    农夫的双臂落了下来，脸上的肌肉抖动不止。

    中尉偷偷地把他拉出军营，到了街上，悄悄地对他说：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干嘛到这来看我……我有军务在身……不能出去。”说罢，转身走进了军营。

    乡下老汉又回到警卫团，浑身哆哆嗦嗦，茫然不知所措。他狠狠心把鸡从篮子里掏出来给了警卫班长。

    “给你们吧，就你们吃。”

    他向士兵们告了别，失望之下，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离开了。走到门口时，他又转过身来两眼含泪地补充了一句：“我儿子特别喜欢吃鸡脯，你们给他一块……”

材料一：

郭沫若的《女神》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彻底破坏精神，冲决了传统诗词的形式，这是一个还没有确定形式的、无可仿效的天才创造，就连郭沫若本人此后也再没有写出《女神》这样的诗作。很显然，在郭沫若的《女神》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后，新诗的发展就迫切需要出现形式与内容严格结合和统一、可供学习、足资范例的新诗作品，确立新的艺术形式与美学原则，使新诗走向“规范化”的道路。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在新诗发展史上所担负的正是这样的历史使命。

在新诗已经基本上立足以后，新月派所要做的：一是“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即从旧诗的格律中探索新诗的创作方法；二是把创造的重心从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白话”（“非诗化”）转向“诗”自身，也即“使新诗为诗”。由此，新月派举起了“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的旗帜，中国的新诗创作于是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期。

在这面旗帜下，新月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性节制情感”的理论原则，新月派诗人在诗歌艺术上做了有益的尝试。首先是客观抒情诗的创造，即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这种主观情感的客观化，使情感的表现蕴藉而含蓄，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并且能够激起读者更丰富的联想，积极参加审美再创造过程。这在新诗抒情艺术上是一个发展。

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相适宜，新月派明确地提出以“和谐”与“均齐”为新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为了创立“中国式”的新诗，闻一多进一步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鼓吹诗的“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闻一多曾这样明确划清了新、旧格律的区别：“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的意匠来随时构造”。这是借鉴西洋与中国传统格律，根据现代汉语的特点，所进行的新的创造：闻一多于“音乐美”（强调“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之外，还要有“建筑美”（强调“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至少是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绘画美”的强调也是考虑了中国诗画相通的传统。闻一多等人用了很大力气来进行西方格律诗的转借，其中有得也有失。

总的说来，新诗格律化的倡导，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漫自由、创作态度不严肃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使新诗趋于精炼与集中，具有了相对规范的形式，巩固了新诗的地位。

（摘编自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材料二：

《红烛》并不是闻一多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格律诗，单是从外在结构出发，看它自由铺开似乎无规律可循，无法体现闻一多“三美”的诗学理念。然而联系诗人的情感，结合内在结构便可发现其诗行安排的慧心所在，直线发展线索中不乏跌宕起伏，有着起承转合之态，情感变化更具有和谐对称的特点，具有内在结构上的“建筑美”。

《红烛》引李商隐诗句不仅是因为这句诗概括了全诗的主旨，点出了蜡烛甘愿自我牺牲直至生命终止的高尚人格，更是安排内在情感结构的需要：诗人先验地知道并接受了“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事实，在心底生出赞叹、困惑、怜悯、认可和歌颂，而不是诗人在红烛下看着摇曳的烛光慢慢悟出红烛的精神，继而托物言志、引为知音。对红烛生出的一系列的感情变化，实则都是诗人的自我对话，诗人的志向得以一步步抒发，更加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理想去献身世人，由此，情感得以建构。

引用李商隐的诗句还取得了另一种效果，即与全诗结尾所引“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形成呼应，让诗歌首尾照应，加上中间部分的赞叹、困惑、疑问等情感，全诗体现出一种起承转合的美。闻一多在其诗学理论中就倡导诗歌的“建筑美”，注重部分间的和睦关系。《红烛》全诗构成一种冷静——热烈——冷静的圈形情感结构，引用李商隐的诗句点出吟咏对象和情感，是冷静的缓冲；接下来，经由对红烛颜色之红的赞美（第一节）、困惑于红烛的自我燃烧（第二节）、找到红烛燃烧的高尚理由（第三节）、感伤怜悯红烛的燃烧（第四节）、困惑于红烛的流泪而最终明白缘由（第五节）、开导安慰红烛（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引用“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重申红烛精神使情感归于理性沉静（第九节）。

《红烛》的情感经由平静的诉说到一系列起伏不定的变化最终又归于平静的领悟，由此构成富于变化而又不杂乱的情感结构，线条式的发展具有清新明了的线索可循，又避免了简单划一。

（摘编自李婷《论闻一多〈红烛〉诗的情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