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的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延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选自胡申生的《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宪宗欲从陕西凤翔的法门寺迎取佛骨舍利供奉宫中，韩愈不以为然，上《论佛骨表》，一题作《谏迎佛骨表》，结果险些丢了性命，最后在刑部侍郎任上被贬潮州。

    佛教在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儒、道、释三教渐有融合之势，经南北朝至唐，三教的融合依旧，一些人在儒家、道家思想之外受佛教的影响，这是一种常态。而韩愈是固执的儒者，他视道、佛为异端，以儒者自居，坚定地捍卫儒学道统。他在《原道》中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后面的九个字说得斩钉截铁，意思是要把佛、道之徒还俗，把他们的经书都烧掉，把佛寺、道观都改造成民房。难怪唐宪宗要把佛骨迎到宫中供奉的时候，韩愈挺身而出，激烈反对，《论佛骨表》就是这样问世的。

    韩愈说佛是“夷狄之法”，他在《原道》里也表达过不能将“佛”这一“夷狄之法”凌驾于先王之教上，或说是儒教之上。但他言及佛教在东汉流入中国后，忽地把笔宕开，叙说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直到周穆王在位年数和享年多少。韩愈要借此说明一个道理，这些帝王居位长久，生命长久，“非因事佛而致此也”。因为那时候佛教没有进入中国，也就无帝王事佛之事。这些叙说看似平淡，实际上隐含了韩愈说理的尖锐锋芒——因为唐宪宗事佛想的就是长命百岁。韩愈说，不事佛实际上是可以长寿的，不信你看看历史。

    韩愈随之和缓语气，说唐高祖李渊称帝之后，本想取缔佛教，只是由于那时的大臣目光短浅，不能洞晓先王之道、古今所宜，用先王圣明革佛教之弊，以致这事就放下来了。唐宪宗一生多次迎取佛骨到宫中供奉，元和十四年（819）的供奉，宪宗让中使（宦官）杜英奇率三十多位宫人，拿着香花，前往凤翔的法门寺迎请佛骨舍利到京城长安的皇宫，自然有群僧相随，又带动诸寺、众生供奉，成一时盛况，韩愈忧心不已。他对宪宗皇帝说：“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这话说得有些微妙。本来唐宪宗是惑于佛的，是希望崇奉佛骨以祈求福瑞祥和的，但他正话反说，说唐宪宗并无此意，不过是在年成很好、百姓高兴的时候，顺从民心，把迎佛骨到宫中供奉当作是“诡异之观、戏玩之具”，率大众游乐一场而已。这和韩愈称佛教为“夷狄之法”一样，亦可见他对佛教的轻蔑态度。韩愈是主张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的，宪宗此举，在他看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他治理国家的思想完全背离，当他说出事佛会伤风败俗的时候，内心是相当沉重的。

    唐宪宗最恼怒的是韩愈在这封奏章中，说东汉后期至唐以前各朝年代短促，帝王寿命不长。居帝王高位者，谁不想延年益寿，统治久长？《旧唐书·韩愈传》记载：“疏奏，宪宗怒甚……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唐宪宗不愿宽恕他，是因为韩愈实际上诅咒了他事佛也将短命，没想到韩愈一语成谶，第二年宪宗就命丧黄泉了。当时，唐宪宗在愤怒之下，恨不得马上把韩愈的脑袋砍了，所幸宰相裴度等人为韩愈求情，说韩愈言有冒犯，但本心忠诚，陛下只有宽容他，以后才有人敢说话，不然就堵了言路。宪宗这才退让一步，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以解他一时的心头之恨。

（节选自《险让韩愈丧了性命的上书》，有删改）

    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和政治领域改革的推进，释放了社会活力，使开放和创造成为时代的主题。西方文化思潮相继涌入，在各个领域跃跃欲试，意图开疆拓土。寻根与西化，个体经验的回归与对现实关注的恋恋不舍，知识分子的昂扬与失落，构成了内涵繁杂的时代情绪图景。在这样情绪氤氲中，流行音乐甫一露面便显示出略显怪异的整体风格，温婉低回的柔情絮语，沧桑慷慨的西北豪情，悔恨煽情的囚中悲歌，广博深沉的大爱情怀，高亢苍凉的莫名绝望，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复杂凌乱的开篇，正是新时期流行音乐元气旺盛的表现。在看似分裂的局面背后，表达着流行音乐面向普通人的情欲，在普通人的情绪体验中创立门户的诚恳愿望。另—方面，文以载道的正统观念，对无所指涉的个体情怀浅唱低吟和反复玩味，还不能完全接受。而年轻人又往往过于心急，迫不及待地弃旧扬新。新旧冲突持续升温，现在看来那些过于古典化的表现形式都被视为禁忌，为主流所压制。原本温和亲切的流行音乐被迫蒙上“反抗”的特质，带着摇滚音乐的精神气质，几乎成为年轻人的专属标签。

    局面一经铺开，在缤纷繁杂的90年代，市场经济的趋势已不可扭转，人们在日益浓厚的商业化氛围中变得精明、世故，对个体的关注多于对外界的关心，对宏大叙事、深沉情感渐渐失去了兴趣。加之主流和意识形态对流行音乐逐步放松了掌控，流行音乐逐渐忘记反抗与顺从，模糊了主流与叛逆，专注在自己的领地里深耕细作。对主题挖掘得更加深刻细致，情绪抒发得更加淋漓尽致。禁锢的闸门突然敞开，意气风发之下难免把各种情绪想象得过于浓烈，一切都追求极致，难免有过度演绎的嫌疑。似乎不到十二分饱满不足以填平人们过于强劲的情感黑洞。戏剧化、类型化是这一时期流行音乐的一致倾向，眼泪、痴情、背叛、伤害、寂寞、柔情蜜意等响亮字眼随处可见；追求饱满情绪、完整叙事和充分抒情，对流行音乐的表达带着“玩赏”的意味。

    21世纪流行音乐不可避免地卷入文化工业的洪流中。商业化运营模式与生俱来带着媚俗和悦众的逻辑，与缺乏深刻追求的时代情绪一拍即合。人们对叙述、抒情已经失去了耐心，开始满足于文化工业提供浅淡轻松的情绪片段。年轻听众成为支撑流行音乐发展的主力，他们在商业化、娱乐化的缝隙里，随遇而安地寻找碎片化的情感慰藉，从中汲取营养，生长经验。流行音乐对他们而言不再是消遣，更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触及生活的各个角落。流行音乐与这一时代年轻人的体验和情感想象相互依存，互相渗透，变得精致、琐碎、亲切而浅薄。

    过度娱乐化的商业模式将流行音乐浅薄的一面推向极致，甚至成为恶作剧式的游戏。但流行音乐被年轻听众垄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它已成为各阶层如影随形的情绪映照，沉淀可以算是丰厚渊博。如果不过分挑剔，它几乎可以涵盖普通人情感体验的方方面面。所以当年轻人过分放纵的音乐习惯不能抚平所有人的挑剔时，有人开始转向繁芜丛杂的存货里，寻找可用的题材和情绪，加上时代的花边和点缀，改头换面推向听众。一些埋藏已久的流行歌曲在各类选秀节目中被重新传唱，退居幕后的歌手们也频频亮相，部分老歌经过重新演绎后获得新的生命。在人人参与、人人歌唱的民主氛围里，听众和流行音乐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交流，听众的选择促使流行音乐回归到叙述和抒情的轨道里。一种复古的潮流在21世纪最初十年暗流涌动。这是流行音乐应对创造力衰退的便捷手段，也预示着听众在流行音乐审美上逐步走向成熟。

（摘编自夏建平《当谈流行音乐时我们在谈什么》）

印第安营寨

（美）海明威

    两个印第安人站在那里等着。

    两条小划子在黑暗中出发了。尼克听到桨声从前面那条小划子远远地透过夜雾传来。两位印第安人快捷而有节奏地划着。尼克依偎在父亲的怀里。湖上很冷。

    “我们去哪儿，爸爸？”

    “湖那边的印第安营寨。一位印第安女士病得很重。”

    他们拐过一道弯，一只狗吠叫着迎出来。前面是剥树皮的印第安人棚屋的灯光。又有些狗朝他们冲来。一位年长的妇女端着灯站在门口。里面一张固定在墙上的木铺上躺着一位年轻的印第安妇女。她在分娩，已经两天了。营寨里所有年长妇女都一直在帮她分娩。男人们则都到听不见她哭闹的路那头的黑暗中坐着抽烟去了。尼克和两位印第安人跟着他父亲和乔治叔叔进去时，她正喊叫着。她躺在下铺上，盖着被子的身子高高隆起。她的头侧向一边。上铺躺着她的丈夫。三天前，他用斧头重伤了脚。他抽着烟斗。屋子里味道呛人。

    尼克的父亲吩咐让在火炉上热上水。水热着的时候，他和尼克谈起来。“这位女士要生孩子了，尼克。”他说。

    “我知道。”尼克答道。

    “你不知道。”他父亲说。“听我说。她现在这样子叫分娩。孩子想生出来，她也想生出孩子来。她全身肌肉都在设法让孩子生出来。这就是她为什么在喊叫。”

    “明白了，”尼克说。

    就在这时，印第安产妇大叫起来。

    “啊呀，爸爸，能不能给她点什么药让她不再尖叫啊？”尼克问道。

    “没办法。没有麻醉药，”他父亲说，“但是她的尖叫不重要。我听不到她的尖叫，尖叫不重要。”

    上铺的丈夫翻了个身，面朝向墙壁。

    厨房的女人示意医生水已热好。尼克的父亲走进厨房，将大壶中的水倒出一半到脸盆里。在壶中剩下的水里，他放进了包在手绢里的几件东西。

    “这些得开水煮。”他说，然后开始在热水盆中用从营地带来的肥皂揉搓双手。尼克看着父亲两只手用肥皂揉来搓去。他父亲一边细致全面地清洗双手，一边说话。

    “你知道，尼克，孩子应该头先生出来，但有时却不这样。如果头不先生出来，对谁都是问题。也许我得给这位女士做手术。过一会儿我们就能知道。”双手洗满意后，他进屋开始助产。“向后拉拉被子行吗，乔治？”他说，“我不想碰被子。”

    稍后他开始手术，乔治叔叔和三个印第安男人则紧紧按着那位产妇。……尼克则为父亲端着脸盆。手术进行了很久。

    他父亲提起婴儿，拍打几下，让其呼吸顺畅，然后交给那位年长印第安妇女。

    “瞧，是个男孩儿，尼克，”他说，“你觉得做实习医生怎样呢？”

    尼克答道：“行。”他看着别处，不愿看他父亲做的事。

    “嗯。顶好，”父亲说着，将什么放进脸盆。尼克没看。

    “嗯，”他父亲说，“要缝几针。你可看可不看，随意。我要缝合刀口。”

    尼克没看。他的好奇心早已荡然无存。

    医生朝产妇俯下身子。她现在安静了，两眼闭着。她脸色苍白。她不知道孩子怎样，什么也不知道。

    “上午我会再来。”医生说着站起身。“护士中午就到，她会把我们需要的东西都带来。”他很得意，话很多，就像赛后更衣室里的橄榄球运动员。“这次手术可发表在医学学术刊物上，乔治，”他说，“用折刀做剖腹术，用九英尺细接钩线缝合刀口。”乔治叔叔靠墙站着，“嗯，你了不起，是的，”他说。

    “应该看看自豪的爸爸。此类小事中最受罪的是那些爸爸们，”医生说。“我得说，他非常安静地承受了折磨。”

    他将那位印第安人头上的毯子拉开。他松开的手是湿的。他踩着下铺边缘擎灯向里看去。那位印第安人面朝墙壁躺着。他的喉管已完全切开，身体压成的低洼处聚起一汪血。他头枕左臂。打开的剃刀刃朝上落在毯子上。

    “把尼克带到棚屋外面去，乔治。”医生说。

    没那必要了。他父亲擎灯向后移动印第安人的头时，站在厨房门口的尼克已清楚地看到了上铺的一切。他们沿伐木大道向湖边走回时，天已要亮了。

    “真不该带你来，尼克，”他父亲说，手术后的兴奋已无影无踪。“让你经受这个，再糟糕不过了。”

    “女人生孩子都这样难吗？”尼克问。

    “不是，这是极少极少的例外。”

    “他为什么要自杀呢，爸爸？”

    “不知道。我想，他是受不了吧。”

    “自杀的男人多吗，爸爸？”

    “不是很多。”

    “女人多吗？”

    “几乎没有。”

    “从来没有？”

    “哦，有。她们有时也自杀。”

    “爸爸？”

    “在。”

    “死难吗，爸爸？”

    “不难，很容易，尼克。要看情况而定。”

    他们坐在船上。太阳已升到了山顶。一只鲈鱼跃起，湖面荡开一圈波纹。尼克将手伸进湖水里。在早晨的清冽中，湖水显得暖暖的。大清早的湖面上，尼克坐在船尾，父亲划着船，他觉得他自己肯定不会死。

（有删改）

    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的确立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现代的标志，作为现代儿童观的核心理念，儿童本位论以儿童学、进化论、文化人类学等为理论依据，指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和“成人的预备”，儿童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我们不仅要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尊重其不同于成人的身心特点。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旧式儿童观，而且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基调。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用。然而如果将其推向极端，就可能产生悖离初衷的负面效应。

    儿童本位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然而，承认儿童本位论今天仍有实践效用，并不妨碍对这一理论作更深入的学理性反思。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只有辩证地认识到其局限，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规避其潜在的负面效应。

    从前现代社会的“荒野文化”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园艺文化”，儿童才被视为与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的独立存在，是需要“园丁”为其“立法”并进行塑造的个体。因此儿童本位论建立在成人和儿童具有本质差异的二分式假设之上。若片面强调其特殊性而淡化二者的共性，将导致儿童文学成为儿童唯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确保儿童待在“适合”他们的地方，做“适合”他们的事，包括读“适合”他们的书，“这种把童年从成人中分离出来的思想既是导致童年成为特殊研究领域的可能条件，同时也是后者所产生的结果”。确实如此，与包括儿童学在内的童年研究一样，儿童本位的文学也参与了表现、制造、合理化甚至加剧成人与儿童“二分”的话语实践。

    儿童本位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儿童复演了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阶段，是不同于文明化成人的“小野蛮”。儿童本位的文学不过是这种“二分法”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其区别就在于其“儿童性”。当且仅当文学对儿童性有足够的理解和关注时，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然而，以什么作为儿童与成人相区分的标准，或者到底怎样界定“儿童性”，却是更复杂更困难的问题。这关乎儿童的本质，也关乎儿童文学的本质。比如，究竟应以儿童的认识、德性还是审美感受力为本位？儿童究竟是天真无知脆弱的还是也包含相反特质？儿童的无知非理性是纯真美德还是需要去除的不成熟？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无论“儿童性”的内涵如何定义，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二者的“异质性”构成儿童本位论的基础。

    超越儿童本位论的理论意义在于超越本位论。儿童本位论批判的实质不是立场批判，不是批判“以谁”为本位，而是思维方式的批判。儿童文学需要突破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框架，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从本位主义的思维方式里走出来，走向问题，走向实践。

（摘编自杜传坤《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反思》）

信  任

王奎山

    玉生是腊月二十八到家里的。

    玉生是个新兵，入伍才一个多月。

    入伍才一个多月的新兵怎么就能探亲呢？

    玉生不是请了探亲假回来探亲的，他是从部队偷偷跑回来的。

    新兵连的班长在训练的时候见玉生的动作不规范，就批评了他。玉生不服气，和班长顶了嘴，那班长见玉生嘴硬，就踹了他一脚。玉生觉得窝囊，就偷跑回来了。

    玉生的父亲见儿子从部队偷跑回来了，自然非常生气。父亲骂他是“逃兵”。父亲骂玉生不争气的同时，也踹了玉生一脚。然后，父亲严令玉生马上赶回部队。连母亲也批评他，连妹妹也批评他。

    这下子玉生才知道自己错了。

    玉生知道自己错了以后，就立即往火车站跑。在路过邮局的时候，玉生决定先给部队发个加急电报，免得首长和战友们着急。

    玉生要了张电报纸，刚刚写下“北京”两个字，旁边就有人问他：

    “同志，你是在北京当兵？”

    玉生点点头。抬头一看，是个工人模样的老师傅。

    老师傅又问：“你这是……”

    玉生只好如实回答道：”我这正要回部队去，先给部队发个电报。”

    师傅说：”什么时候走？”

    玉生说：“马上就走，十一点的车。”然后，玉生就埋头填写电报，然后又到柜台上交款，办手续。

    等玉生忙完这一切，正要往外走的时候，老师傅又凑过来了，还一脸的笑。

    玉生知道老师傅肯定有事，就问：“大伯，有什么事么？”

    老师傅就忙给玉生掏烟。

    玉生连连摆手说不会，老师傅这才把一个邮包拿到玉生面前说：“我小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前些时打信来说不回来过年了。我那小儿子有气管炎，一到天冷就犯。老伴打听了一个单方，给他配了几服药，还给他织了一件毛衣，刚才邮局的同志说，这瓶瓶罐罐的不保险，不让寄。你看……”

    玉生听到这里，已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就说：“大伯，您要是信得过我，这药和毛衣就交给我好了，我保证给送到。”

    老师傅感动地说：“信得过信得过。啥人信不过还信不过解放军？”说着，就把包裹递到了玉生的手里，“地址，姓名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玉生说：“放心吧大伯，最迟正月初五以前，保证送到您儿子手里。”

    老师傅呵呵地笑了：“那中，比走邮局还快呢！”

    玉生在邮局门口和老师傅分了手，一直往火车站走去。路上，玉生的胸脯挺得高高的，一条胳膊也甩得有模有样的。玉生心想，好歹，咱也是个军人呢！

（选自《王奎山小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