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①李白是唐代诗坛最为耀眼的巨星之一。在他的诗作中，山水诗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往往不是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如实地具体描写山水景色，而是将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酝酿于心中的诗情幻化成绮丽非凡、惊心动魄的诗意境界。

②李白的山水诗以丰富的生活为基础，当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他就以种种瑰丽奇异的想象，制造出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抒发蓬勃的激情。如他的著名诗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因梦而游，飘然而至，谢公屐、青云梯、海日、天鸡、闪电、鸣雷、石洞、神仙，纷至沓来。意境的描绘，全无刻意安排的迹象。这就是李白的山水诗，情从诗中自然喷发。

③夸张是诗人常用的手法，然而李白在山水诗中，常常用极致夸张的手法咏唱大自然的杰作，酣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蜀道难》中为了强调秦蜀交通阻隔时间之久远，他说“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为了显示蜀道的高耸，他说“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连为太阳驾车的六龙至此也要掉头东返；为了突出青泥岭山路之盘曲，他又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这些极度的夸张，虽不符合事物实际，却有力地突出了蜀道的艰险雄奇。蜀山之险，蜀道之难，在夸张的描写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在这样的基础上，李白情不自禁地咏叹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④李白还有一些山水诗弥漫着飘逸超脱的仙心。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注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碧山”是李白向往的，它不同于喧嚣的人世，在那里李白获得的是一种闲适逍遥。置身于这样的境界中，李白脱离名利的纷繁，洗去凡俗的污垢，超脱了世俗功利。诗中的自然山水与诗人的自我形象融为一体，让人回味无穷。

【注】窅（yǎo）：深远。

非虚构：面对真实还是面对文学？

李德南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有的批评家甚至认为非虚构写作“已经在打破传统文学思维乃至文学秩序的‘新的生机、力量和资源’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

    在我看来，提倡非虚构写作，对于纠正当代文学中出现的虚构之无根性、虚构文学与生活世界的隔膜越来越深等问题是有益的，却也不宜过分放大其作用与意义。相反，我们应该理性而审慎地对待非虚构，仔细辨析非虚构写作中所隐藏的理论与现实的问题。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非虚构在理论层面一直存在问题。到底什么是非虚构？着眼点通常在于，非虚构对“非”的强调，即所写的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的。由于非虚构的所指含糊，许多作品就只能笼统地归于名下。不少非虚构的实践者与提倡者又强调，非虚构中可以有变形，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大胆虚构，是开放的，包容的。这就使得，非虚构和虚构的边界变得更为模糊。

    无法给出相对清晰的界定只是非虚构的困境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模糊感觉的指引下，非虚构写作内部出现了许多陷阱。比如说，非虚构写作强调真实性，强调直接经验的呈现，强调对现实的直面，这就使得真实、经验与现实压倒一切，从而构成对写作者和文学自身的束缚。

    受非虚构强调真实性的驱使，很多作家在讲述普通民众的命运时，往往采用实录的手法，以为只要把所见的一切记录下来就足矣。问题是，单是再现，而不能借助思想之光来穿透层层叠叠的表象，抵达问题的核心，不通过各种文学手法来调动读者的情感，在美的层面有所创造，那么文章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更不可能持久。很多非虚构作品就没有找到一条合适地讲述相关事件的方式，也没有抓住人物命运中能让读者的心灵发生共振的细节，更因为缺乏文学性而经不起反复阅读。本来是文学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许多作家却受制于真实的律令而止步，所写下的作品甚至比新闻作品还要单调。

    王鼎钧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久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达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怎么样对哲学也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取代的特性。”他的这一番话，虽然不是针对非虚构而言，但是对于我们理解非虚构的局限，不失为好的提醒。

    对于非虚构的意义与局限，李敬泽其实在《论非虚构》《我们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了》等文章中有清晰的认知。他曾坦然指出：“我认为梁鸿和慕容雪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没能充分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能做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记者、一个社会调查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当代精神的见证者，是一个文学家？我一直期待着类似于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刽子手之歌》那样的作品，依靠文学的叙述和洞察发现世界，在社会景象中、在哪怕最普通的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状态，看到史诗般的宏伟壮阔。”

    李敬泽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非虚构写作的瓶颈所在。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仅靠某‘一味药’来解决”。我所能想到的其中“一味药”，是不妨拆除非虚构和虚构的分野，形成一种更为整全的文学观。很多人在提倡非虚构写作时，已有意无意地把虚构排斥在外了，而虚构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无疑是有意义的。虚构的能力，或者说想象力，往往是诗性得以产生的根源，是与洞察力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从现实出发，从现实中发现各种不同的可能，那未必是对现实的悖离，而是发现了更为深层的真实。当卡夫卡让格雷戈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他并不是为了将现实引向怪诞，而是因为发现了骇人的现实：异化将会变得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这是想象力的飞跃，也是洞察力的显现，一种黑色的、残酷的诗意由此产生。

    借用木心的话语方式，也可以说：非虚构与虚构，其实都是莫须有的，哪种文学与虚构无关？哪种文学又不跟非虚构有关？

    真实不能成为拯救文学的救命稻草，非虚构也不能把文学从当下的危机中真正拯救出来。这种拯救是暂时性的，就好比在右手受伤时，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左手来完成某些工作；然而，要想真正进入上手的、自如的状态，还是得靠左右手的互相协调。我们需要形成一种更为整全的文学观，即意识到好的文学作品是综合性的，就像傅雷所说的：“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巧，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节选自2015年1月23日《文学报》）

图腾与社会制度的产生

    从历史上各民族的图腾崇评来看，图腾是某种社会组织或个人的象征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图腾制度，是规范人行为层次的社会组织系统。正如英国学者里弗斯所说，图腾制度是一种社会组织制度，拉德克利夫也认为图腾帝4度为有关社会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组织原则。

    图腾制度是图腾丈化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制度，而且是最早的社会组织制度。

    图腾产生之前的原始群尚处在自然状态中，各群体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组织原则。图腾产生之后，每一个群体以一种图腾作为名称和标志，而且同一部落的各群体的图腾互相不重复。这是当时约定俗成的社会组织原则。法国学者倍松说，图腾制度“把各个‘个人’都区分属类，造成一种‘图腾的卢籍制’，所以这种制度是一种真正的社会组织制度，而且以母亲的血缘关系的维持为基础”。所以，图腾制度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组织制度。

    斯库耳克拉夫特用“图腾制度”来表示氏族制度。对此，摩尔根认为：“倘若我们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都才戈不到一个术语来表达这种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制度的一切特征和性质，那么，‘图腾制度’这一术语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使用这个术语亦自有其便利之处。”在这里，斯库耳克拉夫特和摩尔根都认为图腾制度就是氏族组织制度。其实，两者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图腾制度产生于氏族之前，而氏族形成后，继续沿用过去形成的图腾制度。所以在氏族社会，尤其是母系氏族社会，普遍实行图腾制度。

    图腾制度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每一个社会组织都以图腾——动物、植物、无生命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一一作为名称和标志。第二，同一部落的各个群体，图腾互相不重复。如印第安人波塔瓦塔米部落有十五个氏族，其图腾分别为十五种不同的动物。第三，同图腾者皆为亲属。根据图腾组织制度，一个部落内各群体的图腾各不相同，但不同部落的群体，图腾允许重复。在约四十个印第安部落中，以熊和狼为图腾的氏族分别有三十多个。这些部落不同而图腾相同的氏族，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彼此都视为亲属，认为同出于一个图腾祖先，相互间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国白族虎氏族成员也认为同图腾者皆为亲属，如出门在外，虽素不相识，但只要是以虎为图腾的，便亲如兄弟，生死与共。

    图腾制度在形成之后，随着图腾文化的发展而目臻完善，并随着图腾文化的衰亡而为其他社会组织制度所代替。

    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儒家教育特重诗，《论语》有一段话总述儒家教育宗旨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三项可以说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礼重仪节，目的在使行为仪表就规范，养成生活上的秩序。蕴于中的是性情，受诗与乐的陶冶而达到和谐；发于外的是行为仪表，受礼的调节而进到秩序，内具和谐而外具秩序的生活，从伦理观点看，是最善的；从美感观点看，也是最美的。儒家教育出来的人要在伦理和美感观点都可以看得过去。

    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他们的着重点无疑是在道德方面，德育是他们的最后鹄的，这是他们与西方哲学家、宗教家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相同的。不过他们高于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因为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误认美育可以妨碍德育，而儒家则认定美育为德育的必由之径。道德并非陈腐条文的遵守，而是至性真情的流露。所以德育从根本做起，必须怡情养性。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础功夫。严格地说，善与美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们的必有条件同是和谐与秩序。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所以在古希腊文与近代德文中，美善只有一个字，在中文和其他近代语文中，“善”与“美”二字虽分开，仍可互相替用。真正的善人对于生活不苟且，犹如艺术家对于作品不苟且一样。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文章求惬心贵当，生活也需求惬心贵当。我们嫌恶行为上的卑鄙龌龊，不仅因其不善，也因其丑，我们赞赏行为上的光明磊落，不仅因其善，也因其美，一个真正有美感修养的人必定同时也有道德修养。

    美育为德育的基础，英国诗人雪莱在《诗的辩护》里也说得透辟。他说：“道德的大原在仁爱，在脱离小我，去体验我以外的思想行为和体态的美妙。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善人，必须能深广地想象，必须能设身处地替旁人想，人类的忧喜苦乐变成他的忧喜苦乐。要达到道德上的善，最大的途径是想象；诗从这根本上做功夫，所以能发生道德的影响。”换句话说，道德起于仁爱，仁爱就是同情，同情起于想象。比如你哀怜一个乞丐，你必定先能设身处地想象他的痛苦。诗和艺术对于主观的情境必能“出乎其外”，对于客观的情境必能“入乎其中”，在想象中领略它，玩索它，所以能扩大想象，培养同情。这种看法也与儒家学说暗合。儒家在诸德中特重“仁”，“仁”近于耶稣教的“爱”、佛教的“慈悲”，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修养。仁的修养就在诗。儒家有一句很简赅深刻的话：“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就是美育，温柔敦厚就是仁的表现。

    如上所述，美育不但不妨害德育而且是德育的基础。不过美育的价值还不仅在此。西方人有一句恒言说：“艺术是解放的，给人自由的。”这句话最能见出艺术的功用，也最能见出美育的功用。

（摘自朱光潜《大美人生》）

    ①以“君子”为中国理想道德人格的典型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今天人们仍将“君子”作为人格美的典范。在孔子之先，君子主要指统治者，自孔子后才成为主要以道德为标志的理想人格。很多论著中都有这样的解释：儒家所推崇的君子，是指拥有高尚道德和理想人格的人。

    ②《论语》中，君子是有着几乎完美人格的人，他们有着极高的内心修养，极好的行为准则。君子内心的人格修养来自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学习和思考是君子实现其人格理想、成为人格典范的前提和基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拥有自立于世的能力，拥有洞穿宇宙人生的犀利眼光与广阔视野。孔子重视学习儒家典籍，强调在政治实践中贯彻礼乐教化的原则，以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表明，《诗》在孔子时期是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正是通过学《诗》，君子才更具有人生美学意义上的价值——仁义，知礼。

    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是精神化的人，他追求的不是物质和名利，而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感，其核心就是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宜也。但很多时候，人总要面临仁义与利益的选择。《里仁》篇对此表达了明确的看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也就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④君子知礼，以礼来处理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的关系。《论语》中以君子衣食住用等方面的礼节来表明君子好礼的品质。日常生活中，对祭祀礼仪的推崇与尊重最能表现君子好礼的品质。在周礼几近消亡时，孔子的弟子问他是否可以结束一些祭祀仪式了，孔子表现得十分不舍。他难以割舍的不是礼的具体形式，而是礼所包含的精神导向作用。这不仅是对长幼有序、尊卑有法的留恋，更是对礼制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不舍。

    ⑤无论君子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君子”形象所承截的人生美学价值一直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格美的典范。君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理想形象：博学多识，仁义知礼，德行高尚：有治国安邦之能；处下位不馁，居上位不骄。在道德和行为上，君子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始终令人神往。当今时代，作为有知识有理想的一代人，我们仍然向往君子式的人生。

（有删改）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冶炼工艺后来居上，独领风骚。利用和发展青铜冶铸技术，楚人在春秋晚期就已开始冶炼并使用铁器。据考古资料，现已出土的东周铁器，大部分都是楚国的，楚人已经初步掌握了块炼渗碳钢和铸铁柔化等工艺。

    历秦入汉，冶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当年楚国著名的冶铁基地宛(汉为南阳郡，即今河南南阳)，成为西汉最大的铁器冶炼和生产基地之一。1959年至1960年，在南阳汉代冶炼遗址的三千平方米发掘区内，发现了熔铁炉七座、炒钢炉数座。考察表明，这一遗址既铸造铁器，又用生铁炒钢并锻制器具，使用时期由两汉延续到东汉晚期。故楚之地彭城(今江苏徐州)，也是西汉铁官监守的铁器产地。楚国传统的冶铁技术，乃随着西汉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朝廷的重视而得以普及和提高。学者根据出土的楚国铁器和南阳汉代冶铁遗址的考察，对楚、汉冶铁情况作了探讨。

    先秦的冶铁炼炉，尚未在楚地发现。可是，著名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已发现了多座春秋战国时代的冶铜炼炉。这些炼炉都是竖炉。学者经研究和模拟试验后认为，这些炼炉的设计合理，性能较为优越，体现了当时冶炼的先进技术。现今发现的西汉冶铁炼炉，也都是与楚国冶铜炼炉相似的竖炉，只是建筑得更为高大，改造得热效率和料容量更大。“我国古代炼铁高炉是从炼铜高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铜绿山的春秋炼炉不仅代表了当时我国最高的炼铜技术，而且为战国以至秦汉炼铁技术的提高创立了良好的基础”。

    楚国的铸铁柔化技术，可以将生铁处理成黑心和白心两种韧性铸铁，如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有韧性铸铁制成的六角形锄，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有黑心韧性铸铁制成的凹口锄，但毕竟处于起步阶段，也未能得以推广，故现今出土的楚国韧性铸铁的数量甚少。自西汉中期，冶铁业实行官营，朝廷为了提高铁制农具的使用寿命，着力推广和发展这种可以增加铁器的强度和韧性的技术，于是，铸铁柔化技术不仅发展到成熟阶段，而且普及为常规的工艺方法。

    战国中期以后，楚国已能生产白口和灰口混合的麻口铁制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晚期铁锤，就是这类强度较高而耐磨性较强的制品。西汉前期，楚人掌握的这种冶铁技术，又发展成为能够生产低硅低碳的灰口铸铁工艺。在此基础上，汉人进而还发明了生产类似今日的球墨铸铁的工艺。

    以低温还原的“块炼法”炼出熟铁，又进而对其反复加热和锻打以“百炼成钢”的技术，楚人在春秋晚期就已掌握了。江苏六台的春秋晚期楚墓出土有熟铁条，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楚墓出土有用熟铁锻打成的钢剑。这项技术，在汉代乃至后世，一直作为简便易行的传统而承袭下来并不断予以完善。

    冶铁业规模巨大，冶铁作坊遍布全国，中国古代的炼铁炼钢技术在汉代大体完备和基本成熟，钢铁制品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汉代文化的突出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乃与楚人在冶铁技术上的贡献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