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高雅，自古以来，两个字好像扯也扯不开。低与俗，似乎也有不解之缘。但看生活现状，渐悟出，雅的未必就高 ， 低而俗的未必不跟“雅”搭界。于是有意给它们来个重新组合。

    不敢妄论，先看“实证”。

    其一，硬与软“两张皮”。

    超市自选算是雅，虽明示不许品尝偏下手抓则不高；封闭式空调车是为雅，其内散播尼古丁或摆臭脚则不高；公寓楼单元房亦为雅，以大杂院之习在公共楼道里大吼大叫则不高；出行乘自家轿车简直是大雅，一路车笛长啸则实在不高。此类雅高分离的实质是：物质硬件上去了，精神软件跟不上。

    自古以来，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仪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包括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南宋时，著名大儒朱熹撰写了《家礼》一书，其中依据古时礼仪，并参考北宋时司马光撰写的《书仪》，对士大夫的冠、婚、丧、祭四礼作了设计，而加冠、结婚、丧葬、祭祀，确是古代人们在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四件大事；这四方面的礼仪，确是当时的家庭和家族所要践行的最重要的礼仪。自南宋至清末的近千年间，中国传统的家族礼仪，即当时大大小小的家族所遵行的居家礼仪，大体依据着《朱子家礼》中的规定。

    由于家族礼仪不仅有代代相承的基本面，也有不断演化的另一面，后世的人们仅凭古籍的文字记载往往不能真切地了解古代的礼仪。东汉时，著名的大儒郑康成率先对先秦的《礼记》作了图注。随后出现的同类著作有阮谌的《三礼图》，夏侯伏朗的《三礼图》，张镒的《二礼图》，梁正的《三礼图》，以及由隋文帝敕撰的《礼图》等。五代时，聂崇义“博采众家，参以己意”，又纂成了一种《三礼图》。随后，他又向宋太祖赵匡胤进呈了该书的修订本。此后，配有图说的礼学著作才有所出。例如，在南宋时，朱熹的学生杨复推出了《仪礼图》，布衣杨甲纂成了《六经图》。到清代，由于进一步认识到庶民直至皇室都应依据礼仪图来行各种礼仪，并要根据礼器图来制作器皿，如果这些图画出现错误，便会误导整个社会，动摇皇朝的根基，因而清政府就直接组织了礼图的编绘。在此期间，便出现了经乾隆皇帝御览的《钦定仪礼义疏》《礼器图》。尽管这些配有图画的著作不免有若干差错，但因它们的作者几乎都是著名的礼学专家，从总体来说，经他们确认的图说都较为精确。有了这些资料，后人对传统的家族礼仪便可有较为形象的认识。

    除了上述阐明礼仪的图画外，还有一批更为生动的作品可以帮助后人认识传统的家族礼仪。它们是自古代直至民国初期描绘民间日常生活的图画。于明代、清代出版的很多小说、剧本等，如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剧本《西厢记》《金钗记》等等，都有插图。这些插图显示的是小说或戏剧的重要情节，其中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各种礼仪。到清代后期，随着近代新闻事业的逐步发达，多种图说社会新闻的画报先后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是《点石斋画报》。此外，较有影响的还有环球社的《图画日报》等。由于各地的人们在践行各种家族礼仪时往往受到地方风俗的影响，这些画报的绘画者们所绘的是他们目击或熟悉的情况，其作品的有些细节未必符合传统的家族礼仪。不过，这些图画有血有肉，描绘的常常是令人喷饭的社会趣闻，因而有较强的可读性。

    在经历了唐代末年与五代十国的大动乱后，自古以来拥有大庄园的名门望族土崩瓦解，小家庭成为宋初基本的社会细胞。后来，这些小家庭演化成了不同的家族。这些家族陆续纂修本族的族谱，兴建本族的宗祠，并大多参照朱子《家礼》制订了本家的宗祠祭礼。这些宗祠礼仪，以及家族在墓地举行的祭祀礼仪，无疑也成了传统家族礼仪的组成部分。各个家族在纂修或生修族谱时都会将有关文字，直至绘制的有关图画，载入此类家族的史册。

（摘自《中国家族传统礼仪•前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有删改）

“购物狂欢”度量治理格局

盛玉雷

    ①“双11"来临之际，消费者、商家、快递公司、相关行政部门已经热起身来，积极准备。历经数年发展演变，如今的“购物狂欢”更趋有条不紊，社会也多了一份从容自信。

    ②从“促销日”到“狂欢节”，从一家独唱到百花齐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11”的滚雪球效应愈加显著。背后的社会心态，也历经了从惊喜到挑剔、从紧张到平静的嬗变。“双11”概念初创之时，参与促销的商户仅有20多家，但活动所迸发的火花，却点燃了公众的消费激情，第二年就遭遇了快递瘫痪的尴尬。人们在实践中逐步懂得，线上购物节不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样简单，而是一项需要各方协同参与的治理课题。以“双11”为时间节点，梳理这些年来电商等行业的成绩与问题，能够清晰感受到社会治理层面发生的变迁。

    ③当“双11”成为现象级活动，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成为一次综合大考。这场考试考核电商平台的经营水平，考验物流企业的承载能力，考评政府部门的管理绩效，也考查参与者的社会诚信。如今，快递瘫痪等情形也会发生，但应对已不像当初那般无力：物流业装上“预警雷达”，可巧借大数据手段排兵布阵；多部门主动作为，对消费陷阱强化监管……过去8年的“双11”，仅“天猫”平台交易额就实现了从5000万元到1200多亿元的跃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断成长的社会共治力量。

    ④如果说“双11”发展至今形成的可观影响，有赖于对问题和挑战的及时破解，那么在新时代赢得消费市场，尤其需要社会各方面携手加强治理，积极主动谋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双11”映照着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康度”，也度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⑤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度过了廉价促销的早期发展阶段，今天的消费领域，更加注重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双11”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可能性。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激活“双11”的发展潜能，就能架起一座沟通生产与消费的稳固桥梁，共同做大市场、完善服务。

    ⑥其实，“双11”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一个缩影。以“双11”为契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们就能激发更多增长活力，凝聚更多发展动能。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①通过电脑屏幕阅读一页页的网络文章，看似与阅读一页页的印刷文章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研究表明，所有的阅读都是涉及多种感觉的活动，书面作品的物质性感觉—运动经验和文本内容的认知处理过程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从纸面转到屏幕，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阅读方式，它还影响了我们投入阅读的专注程度和沉浸在阅读之中的深入程度。更令人不安的是，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专家以及网站设计员进行了大量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当我们上网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鼓励粗略阅读、三心二意、肤浅学习的环境。

②2008年，以色列一家名为“点击报告”的公司收集汇总了全球一百万名网站访问者的行为数据，分析发现在大部分国家，人们阅读当前网页的平均时间在十九至二十七秒，其中包括网页内容载入的时间。在网上，不存在气定神闲地从容浏览这回事，我们只是想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搜集信息。同年，一项针对二万七千五百名年龄介于十八至四十五岁的成年人的国际性上网时间调查显示，人们把大约百分之三十的闲暇时间用于上网，其中，中国人上网时间占业余闲暇时间的百分之四十四，居世界第一。一方面是长时间的上网，另一方面是每张网页的短暂停留，这恰恰说明了人们在网上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一张网页跳转到另一张。网站上的内容犹如碎布拼成的床单，我们的大脑在神经通路重新排布后，已经完全适应此种安排，而传媒企业针对这一特点所设计的网页更是将之不断地“正强化”，即越简短、越细碎越受欢迎，一种恶性循环产生了。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一针见血的评论：“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

③互联网空前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却又空前地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这或许是互联网对我们思维产生长远影响的最大悖论了。大部分时候，人们就是在一次接一次的走神造成的分神状态中匆匆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浅浏览，既没有深度阅读的可能，也没有深度思考的空间，创造性思考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说，互联网的兴盛宣告了浅浏览时代的全面到来。

④科学研究表明，智力深度养成的关键在于形成长期记忆，而长期记忆得以巩固和内化的关键在于专注（精力集中）。以往扮演这一角色的是基于书本媒介的深度阅读，书的读者和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作者的文字充当着读者头脑中的催化剂，激发读者产生新的洞见、新的联想与新的领悟，长期的深度阅读甚至可以使人与书本、纸张间产生情感升华。很不幸的是，如今的互联网所鼓励的却是持续不断的精力分散，它以远超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强迫性，让我们在精力投注与精力转移之间疲于奔命，在“忙者生存”的脑细胞大战中，支持深度思考、批判性思考的大脑功能彻底失败了。

（节选自《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原载《书屋》2012年9期）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①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②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③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④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⑤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⑥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们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⑦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选自《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