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科学

田 松

数理科学的代表是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它建立在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的世界图景之上。牛顿时代有种说法——“上帝是一个钟表匠”，整个宇宙被看成一架机器，由一系列机械连接的构件组合而成，它是物质的，没有内在的生命，这是机械论；这架机器可以分离，拆卸，也可以重新安装，重新组合，这是还原论；只要掌握每一个部件的细节，就可以对整个机械的运行做完全确定性的计算和预期，这是决定论。按照这种机械自然观的世界图景，整部宇宙机器的运行遵循既定的、统一的物理规律；这些规律能够被人获知，写成数学方程；这些方程可以计算。数理科学试图通过计算，对大自然进行准确的分析和预言；进而，通过其技术，直接对自然进行干预。于是，大自然成为人类研究、分析、计算、控制、改造、重构的对象。大自然失去了其曾经的主体地位，变成了纯粹的客体，人类则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权力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改造。

然而，基于数理科学的技术与大自然有着根本上的冲突。数理科学的实际操作方式是：从自然之中切割出一个局部，忽略这个局部与其它部分之间的关联，建立理想化模型，再用数学方程来描述这个局部，此所谓科学规律。美国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认为，科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实验室中的地方性知识。人们把基于实验室的科学技术强行应用于大自然（“大自然的实验室化”），必然要对自然的整体性进行破坏。大自然也不会甘于“被”的命运，在整体上不会服从人类从局部的简化的自然中获得的规律。人类行为在长时段导致的后果，就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

如果我们从有机自然观来看待这个世界，对于当下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会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描述。

地球生物圈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各种生物共同演化，彼此相连，地球上的物质相互转化，达成动态平衡。从寒武纪算起，生命的历史大概有五亿年，生物圈里各种物质的相互转化、相互作用，则有五亿年之久；从人类出现算起，也有大概一百万年。

在传统社会，人类所用的材料都是大自然已经有的物质，从自然中来，也能回到自然中去。进入工业文明，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人造的物质。尤其是在化学工业产生之后，人类大大地改变了地球上的物质的化学组成。而这些人造的东西，比如苯和甲基叔丁基醚这样的物质，从来不是大自然物质循环的一部分，也无法正常地加入大自然的物质循环，并且必然会干扰和破坏大自然本身的物质循环。

人类目前大量生产的化工产品，有些是自然中从来没有过的，有些在大自然中只以特定的量存在于特定的场合。人类的身体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物质，人类的身体之中，也没有消解这些东西的酶；大自然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物质，大自然中也不存在对应的消解这些东西的微生物群落。所以它们注定会危害生物体的健康，危害环境，最终造成全球生态系统的紊乱。

一项科学的技术在应用之初，它的好处是当下可见的。而其负面效应则很难马上就被人知晓。原因大致如下：有时候，负面效应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被人认识到；有时候，负面效应是分散的，并不集中表现为单一的效应，难以找到责任者；还有很多时候，负面效应的承担者与正面效应的享受者不是同一个人群，比如享受者是城市白领，承担者在生产第一线；更有很多时候，负面效应的承担者并非是人，而是自然环境，不会说话；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承担者尚未出生，因为其影响在很久以后才会显现。由于负面效应显现的迟滞性，它一旦显现，就已经晚了。并且，一经显现，就不可逆。

当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认知发生变化之后，当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整体判断发生变化之后，我们对科学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要发生变化。

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当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发明了一个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欢呼，不应该是歌颂，而应该是警惕。惟此，才有可能把科学及其技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阻拦在其尚未发生的时候。

                              （选自《读书》2012年第11期，有删节）

文化节目收视下滑：期待建设性互动

    《百家讲坛》收视率已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十名之外，舆论普遍不太乐观，认为这个影响很大的节目进入了“衰退期”。

    ①记者：《百家讲坛》的起落是不是说明：学术通俗娱乐化可能行不通的?

    梁永安 (文化学专家)：我觉得现在下这种判断还为时尚早。一档节目起起落落很正常，社会的焦点总是在不断转移，比如当前的股市楼市、金融风暴等问题，一时之间，社会对历史文化的关注有所减弱也算正常。

    何况《百家讲坛》原来的定位就不是学术，也就谈不上什么学术通俗化。准确来说，它立该属于文化传播平台，而不是学术研究的专业空间。最明显的特征是：演讲者并不提供自己独特的材料发现或者体系构建。比如于丹就很聪明，声明自己是在学术的“墙外”讲《论语》，与真正的经学研究区隔开来，阐发自己的感受。舆论以为她对学术话语有所威胁，其实完全没有，学术自有学术的一套研究体系、学理化的表达方式。

    ②那么您认为《百家讲坛》陷入低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梁永安：我想它可能面临困顿期的内容资源的转型。《百家讲坛》的听众，主要是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他们对三国、《论语》等历史本来就很感兴趣，而新一代人却未必买帐，且不说新一代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仅仅是新一代的彷徨迷茫和生存焦虑，目前就很少有主流文化节目能够切中。所以《百家讲坛》能否在当代全球景观下，开掘新的内容资源，在年轻人的心灵引起共鸣，是节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③记者：或许文化传播类节目本就不用追求轰动效应，默默把“高端路线”坚持下去，才是常态？

    梁永安：那倒未必。国外的文化节目，持续走红几十年的不在少数。比如美国的脱口秀、BBC的历史专题等。这些节目也经历过低谷，只是当观众耳熟能详到自己都能掰的时候，节目完成了自我升级，让人重新获得惊喜，也就重新赢得了观众。《百家讲坛》中即使被称为“心灵鸡汤”的于丹说《论语》，往往也是采取简化问题的方式讲解，似乎如此一来，生活的困顿一下子就很容易想通，其实这并不顶用。只有首先将事件的复杂本相清晰地传达给观众，观众才能从历史中相互对照，吸取智慧，让历史焕发出高度的启示性，这样的讲述，才能切中当代青年人真实的生命状态，才会有持续的社会影响力。

    ④记者：换句话说，您不认为《百家讲坛》陷入低谷是社会的理性回归，反而是一种遗憾？

    梁永安：是的。类似的文化栏目很有必要。我们对传统的重新体会和表达做得太少，《百家讲坛》仅仅是个起步。我们的现代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这方面太需要有人寻找新的资源和角度重述。《百家讲坛》这样的文化样式刚刚萌芽，有待成长。与其批评，不如抱着建设性的态度。

    ⑤记者：其实不只是对《百家讲坛》，只要对一种文化现象不满，抱怨远甚于建设，已经成为舆论的习惯心态。

    梁永安：世界知名栏目之所以能几十年办下来，是因为它们的受众不是简单的受众，会主动介入，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意见，让节目不断调整完善。而我们一些受众并不主动参与，只被动等待，一旦不满，也不抱着建设心态让它更受欢迎，反而是诉诸抱怨来获得心理满足。

眼下，各种文化观点几乎都能找到依据，其实也就是找不到绝对的依据，只能做出自己的相对判断。人们已经习惯拿有用有效去判断，而不是生命所依附的价值去理解，所以很多文化产品带有消费特性，一旦不合口味，人们马上就会抛弃。就算它本身有珍贵的潜力可挖掘，也不觉得珍贵。这其实并不理性。如果受众不积极参与良性互动，任何文化都将失去内在更新的能力。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钱穆：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1949年秋，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90年去世，是当代中国声名赫赫的一位文化宗师。

    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钱穆说：“唯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唯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须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余英时认为钱穆毕生以发掘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宗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好旧的，所以女人嫁给历史学家肯定是不会错的。钱穆在北京教书时，中式的长袍已经成了一种落伍的标志。但是钱穆看到好友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并把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钱穆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坚决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毅力的。

    钱穆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作为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燕大的水电费催缴单都是用英文写的，对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但是钱穆不干了，他每个月接到水电缴费单后都把它扔到一边。后来学校派人来质问这个“老赖”，钱穆告诉来人：“我是学校聘用的一个国文教师，不必要认识英文。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办学校要用英文发通知？”

    钱穆在中学执教时有一段时间兼过英文课，他的英文水平看懂水电单绰绰有余，他的理由无非是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就得用中文，这种行为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本能。为此，他不惜当刺头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与教师的宴会上，钱穆大胆直言，批评燕大各楼的起名问题，说入校门即见M楼、S楼，不伦不类，既然在中国，就应该起个中国名字才是。司徒雷登最终接受了钱穆的建议，事后，他按照各楼美国捐建者名字的汉译，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办公楼命名为贝公楼。有人跟钱穆开玩笑说：“正是因为你的提议，学校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一座楼，与胡适各分各占一楼，你真是荣幸啊！”新中国成立后，燕大并入北大，北大搬到了燕大的校园，现在北大校园的未名湖，就是当年钱穆起的名。

    在钱穆的心目中，一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髓首推其历史，他认为一个国民只有充分了解本国的国史，才能建立起对国家民族的“信仰”。

    钱穆欣赏顾炎武的观点，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有着本质的区别，“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意味着一国精神文化的消亡，这才是最可怕的。

    1950年秋，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期间历经坎坷与打击，艰辛难为外人道也。彼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钱穆完全可以不用去自讨苦吃，但他看到许多流亡到香港的青年人彷徨无着，失去精神支柱，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责任，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之机，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1986年6月9日，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在台湾自己的寓所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从此告别杏坛，他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了最后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毫无疑问，钱穆心中的“中国”正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中国。

    1990年8月30日晨，风雨之日，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钱穆魂兮归来，归葬太湖水滨。而他留在岭南的足迹，也被历史一路仔细搜集，成为后人阅读钱穆时一个绕不过去的章节。

    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在他逝世后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传奇女子——林徽因

柳已青

    ①林徽因（1904年～1955年），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林徽因写过诗、小说、散文、剧本等，还为一些刊物画过封面，但她致力于建筑事业，作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激起我们永恒的钦佩。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林徽因以一个文化精英与热情大方的沙龙女主人的凝聚力，聚集起同样富有才情与热情的学者和作家。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

    ②为林徽因作传的人不少，她太吸引人了，尽管我们不是梁思成，也不是金岳霖，更不是徐志摩，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喜欢她、欣赏她、深爱她，不能减少一丝一毫对她的爱慕。的确，林是20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有那么多文化名人为她倾倒，使她身上多了一些传奇色彩。如果褪去这些传奇的成分，也不失为中国女性的偶像。

    ③林徽因的生命，不论是波澜起伏，还是风和日丽，她不是伟大和崇高的符号，不是降到人间的仙女，也不是供后人崇拜和议论的偶像，她是一个女人，一个追求着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是，一提及林徽因，总是把她和别人捆绑在一起。《林徽因》的价值，在于廓清了浮荡在主人公身上的尘埃，将她的真实面目彰显出来，在历史背景中将林徽因凸显出来，同时还生动地勾勒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高雅的志趣品格、多彩的生活经历，从而折射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精神。

    ④我们不妨看看林徽因走过的路。少女时代的林徽因曾随父亲到了欧洲，她芳华绝代，才华横溢，她像一弯新月，而周围是一群文化名人围绕着她。“当女人成了母亲，花便成了树。”作为母亲的林徽因娴静温柔，端庄慈爱，以多病之身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事务。走出沙龙的林徽因，踩泥泞，乘驴车，和梁思成一起辗转各地，为古建筑测绘，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中国古建筑，为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奔波，此时她是一位执著的艺术家。在抗战8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林徽因一家颠沛流离，从云南到四川，困居在偏远的李庄。他们贫病交加，靠典当度日，却坚毅地开始了撰写《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巨大工程。1945年美国专家给她检查身体，说她不会活过五年了，她能够支撑下来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可是她又活了10年，支撑她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激情、是一种灵魂在飞扬。

    ⑤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张爱玲，我觉得林徽因可爱得多。不论是生命的境界，还是生活的足迹，林徽因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为人妇，为人母，为人友，她的才华和境界，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完美的。如果说没有林徽因家的沙龙的培育，中国的现代文学星系中璀璨群星的光芒将暗淡几分。如果没有林徽因的辅助，梁思成很难完成《中国建筑史》。张清平用林徽因和梁思成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们的结合：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美丽的栏杆。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林徽因和梁思成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夫妻楷模，另一对我认为是傅雷和他的夫人。相比较，张爱玲尽管有才气，但她终是一个异数，带着一种偏执、阴冷之气，连爱情、生活都有一种决绝，而林徽因始终有一种光辉，温暖人心。

    ⑥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对林徽因来说只是一个称谓，或者后人对她的某一方面才华敬佩，但很难道出林徽因的精神境界。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让人敬慕的，不仅是她的美貌与才华，更是她外柔内韧顽强不屈的精神和爱能爱到至深至纯、诚又诚到如痴如醉的人生境界。张清平这样评价林徽因：“她的生命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

马裤先生

老舍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蹬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跑来了。“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地说。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

    “先生，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得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先生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床上。 “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快开车了吧？茶房！”

    他站起来，数他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有行李。”

    “ 哦？！”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手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停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大概还没到廊坊，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干吗？先——生——”

    “拿茶！”

    “好吧！”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有时呼声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

    马裤先生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地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孔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有删改）

国子监

汪曾祺

    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后来，我去找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龢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立为国子监，是在元代迁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8年），距今约已七百年。

    元代的遗迹，已经难于查考。给这段时间作证的，有两棵老树：一棵槐树，一棵柏树。一在彝伦堂前，一在大成殿阶下。据说，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柏树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传说它老早就已经死过一次，死了几十年，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这是乾隆年间的事，这年正赶上是慈宁太后的六十“万寿”，嗬，这是大喜事！于是皇上、大臣赋诗作记，还给老槐树画了像，全都刻在石头上，着实热闹了一通。这些石碑，至今犹在。

    一进国子监的大门——集贤门，是一个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里是一座十分庞大华丽的建筑。这就是辟雍。这是国子监最中心、最突出的一个建筑。这就是乾隆所创建的。辟雍者，天子之学也。天子之学，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从汉朝以来就众说纷纭，谁也闹不清楚。照现在看起来，是在平地上开出一个正圆的池子，当中留出一块四方的陆地，上面盖起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的大殿，重檐，有两层廊柱，盖黄色琉璃瓦，安一个巨大的镏金顶子，梁柱檐饰，皆朱漆描金，透刻敷彩，看起来像一顶大花轿子似的。辟雍，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但都因为没有水而作罢了(据说天子之学必得有水)。到了乾隆，气魄果然要大些，没有水，那有什么关系！下令打了四口井，从井里把水汲上来，从暗道里注入，通过四个龙头，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着潋滟的波光了。

    辟雍之后，正面一间大厅，是彝伦堂，是校长——祭酒和教务长——司业办公的地方。此外有“四厅六堂”，敬一亭，东厢西厢。四厅是教职员办公室。六堂作为考场。学生的月考、季考在此举行，每科的乡会试也要先在这里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贡院下场。

    历代皇帝虽然都似乎颇为重视国子监，不断地订立了许多学规，但不知道为什么，国子监出的人才并不是那样的多。

    国子监的课业历来似颇为稀松。学生主要的功课是读书、写字、作文。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肄业、待遇情况各时期都有变革。到清朝末年，据老董说，是每隔六日作一次文，每一年转堂（升级）一次，六年毕业，学生每月领助学金八两。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发作为县级干部。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是调到中央去写字。明朝的一部大丛书《永乐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底稿，那里面的端正严谨(也毫无个性)的馆阁体楷书，有些就是出自国子监高材生的手笔。这种工作，叫做“在誊桌上行走”。

    国子监是个清高的学府，国子监祭酒是个清贵的官员。作祭酒的，生活实在颇为清闲，每月只逢六逢一上班，去了之后，当差的沏上一碗盖碗茶，他到彝伦堂上坐了一阵，给学生出出题目，看看卷子；初一、十五带着学生上大成殿磕头，此外简直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一般做官的似乎都对这个差事不大发生兴趣。因为这个差事没有油水。查清朝的旧例，祭酒每月的俸银是一百零五两，一年一千二百六十两；外加办公费每月三两，一年三十六两，加在一起，实在不算多。

    据朋友老董说，纳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即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的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祭酒每一字分十两，那么一年约可收入五千银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得多。其余司业以下各有差。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老董的记性极好，我的复述倘无错误，这实在是一宗未见载录的珍贵史料。我所以不惮其烦地缕写出来，用意是在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封建时代的经济、财政、人事制度，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东西！

（选自《草木春秋》，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