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哟哟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米勒，米勒，你听到钟声了吗？

殷红

    一百多年前，傍晚的那抹橙红色的夕阳，撒在森林团团簇簇的树梢上，也铺满了巴比松那片遥远又空旷的原野。萧瑟的秋风疲惫地打着漩涡游走，卷来远处教堂的钟声。那位年轻的农妇停下手中的活计，直起身来默默祈祷，而她的丈夫摘下帽子，虔诚的神情定格在暮色将临的静谧里。

    晚霞里的枯草垛，小推车上的土豆口袋，悄悄告诉我们，这就是米勒的光阴。

    米勒的画笔锁住了那个秋日的神圣，他欣喜地把这幅画拿给亲友看，说：“这是祈祷钟声。”接着他高兴的补充道：“喂，你听到钟声了吧？”

   “艺术的使命是一种爱的使命，而不是恨的使命。”米勒如是说。他同情革命，却没有像库尔贝那样投入革命的行列；他同情农民，但又绝不能像德拉克罗瓦那样把农民引向战争。他只好用人各有命的宿命思想，把自己的无奈铭刻在画布上。

    于是，夕阳把他落魄的身影拉得很瘦很长。

    1889年，当那些欧美收藏家聚集在斯克里坦家，争相观看被拍卖的米勒的杰作《晚钟》，而我们那位边走边画的“行吟诗人”，却远离了尘世的纷扰和喧嚣十四年了。

    虽然他最初完成这幅画的时候，坚信它是一幅旷世杰作，而卖出这幅画时，却不过是希望得到一千法郎的颜料钱，但实际上那时他被人嘲笑成大字不识的乡巴佬，他的画即使白送人也会遭到拒绝。早年丧妻的打击和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使他被迫制作一些模仿18世纪洛可可时期的绘画作品。迫于生计，米勒甚至不得不画些庸俗低级的裸体画。然而有时几幅画却还换不来一只小孩的鞋子。

    他声嘶力竭的挣扎喊叫：艺术！真能把人皮都剥掉。

    米勒画完了《晚钟》，好长时间后才找到一位买主，仅仅换回了他的颜料钱。后来这幅画辗转于多位收藏家手中，价格不断攀升。最后由斯克里坦以12000法郎买回收藏，直到1889年在家中举行那次著名的拍卖。

    拍卖场内外挤满了翘首以待画落谁家的人，比肩接踵，简直没有立足之地。法国美术协会主席安托奈尔·布鲁斯托决心要为米勒的祖国──法国挣回颜面，他和美国华盛顿美术馆及其他收藏家一起参与竞争，拍卖在不断上涨的价格中愈演愈烈。当达到451000法郎时，美国富豪退出了竞拍。然而，未等布鲁斯托松口气，两个美国人坐特快列车从阿佛尔赶到巴黎，“接力”竞拍，气氛达到白热化阶段。在法国人民喊着“法国万岁”的呼声下，双方死咬着价位拼命角逐，最后布鲁斯托以55万法郎的巨额款项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此时，那些曾经不识珍宝的法国人，无限地崇敬起当时不值一文的米勒，把他看作“法国的骄傲”，并为《晚钟》流出激动的泪水。

    然而，那个放牧童贞的米勒呢？他曾两次企图自杀。46岁创作的《死神与樵夫》悲惨落选沙龙展，没有给他带来成名的希望曙光；50岁创作的《拿铁锹的农民》招来评论家嘲骂一片。

    曹雪芹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米勒和他都美得如同一个被背弃的世界，只能在各自的作品中找一个太虚幻境以度红楼残梦。把他们早已洞悉世事的眼睛、那痛苦而又欢欣的灵魂，藏在艺术作品中，颠沛流离。

    过去的画布上都烙上了浅浅的颜色，岁月的味道很鲜美。晚钟那静谧的时光，郁郁沉沦地流淌在画布上，仿佛是米勒用针绣出，那枚记忆的银针也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米勒，米勒，你听到钟声了吗？

（注：米勒（1814—1875），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以表现农民题材而著称的现实主义画家，《晚钟》是其代表作品。原文有删改。）

王世襄：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田家青

    当今，人们称王世襄先生是“大玩儿家”，而“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轻松愉快联系起来。实际上，在治学、研究中，王先生凭的是一股一丝不苟的“狠劲儿”和“傻劲儿”。

    “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随心所欲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生活中的王先生讲究原则，对自我的要求严谨至极。

    我认为，王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他在一生中致力于展示、宣传中国文化最核心、最精华和最本质的精神：格调、品位、和谐。这对当今刚刚从物质上富裕起来的社会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意义。在我眼中，王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真正的收藏家和中国文化的实践者。

    三十年前尚未结识他时，我对他的认识与当前人们对他的认识大致相似：出身书香门第、仕宦之家，会玩儿、有天分，眼力好、神。我第一次去见王先生时，还抱着“会一会”的心态。与王先生一交谈，令人折服。他对行话、术语不仅很熟，尤其用词之间的搭配准确，俨如硕果仅存的老木匠。这不仅要具有工匠一样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有对古建、园林、大木作、小器作的工艺和技法的深刻理解以及丰富的历史和人文知识，更需极深厚的古文献和文字学功底。

    王先生的收藏涉及古琴、漆器、家具、造像等诸多门类，多著录于《自珍集》等著作， 出版至今未发生真伪之议，可见其鉴赏水准。对于出书他有一股和自己过不去的精神：每本书内容必须新，观点需明确、考据要翔实……他曾多次说过，出版著作最怕重复，不应给读者“炒冷饭”。

    王先生既是学术领域备受推崇的学者、学界领头人，又是业界公认的权威，还能被工匠称为“行家”。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学者。

    这么多年来，海内外的朋友们请王先生吃饭，常去比较讲究的酒店，生性简朴的王先生其实并不喜欢。每一道菜上来，他会下意识地先拿筷子把菜里边放的虚的东西，如刻的萝卜花、雕的仙鹤、搭的小桥，挑出去﹣﹣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是真的刻意想做这件事，这个动作完全是出于对形式主义潜在厌恶的本能。

    原因在于，王先生奉行的原则是干实事，不务虚。恰似明式家具，不设非功能的装饰部件。好的明式家具，拆不走一个部件，一拆它就塌了，就散了。换言之就是没有纯为装饰而设置的部件，不刻意装饰却能做到最佳的装饰效果，这才是真本事。多年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爱讲形式，重宣传、包装、依赖炒作，一些行业、一些活动，本来与文化无关，却拿“文化”说事，对此，王先生曾笑称“这叫缺什么补什么”。

    王先生一生研究古代家具，他一直想设计打造一件融入自己思想的家具，一九九五年得到了两块花梨大板，他约我与他一同设计打造了一件大画案。务使两块木料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同时要让大案有时代感和艺术性，结构考究，无钉无胶。大案制成后，重近半吨，好不容易请人搬上了六层的公寓。

    第二天，师母告诉我，他搬完大案回芳嘉园小院时天已黑了，一进院门，就跟孩子似地喊：“我回来了啦！大案子上去啦！”

    大案一直在王先生的书房，《锦灰堆》、《自珍集》等广大读者喜爱的著作都是他在此案写就的。他特作了一篇案铭，其中“世好妍华，我耽拙朴”言简意赅地表述了王先生的审美观。

    中国文化孕育出的艺术，追求的是格调和品位，反映到器物上就表现为和谐和文人气质。此案当为一例，其通体无一处刻意装饰，既有宋元的神，亦富时代感，其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环球人物》2015年第2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到底明式家具的特色在哪里？ 它为什么吸引着王世襄六十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呢？王世襄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传统家具从明代至清前期发展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家具，采用了性坚质细的硬木材料，在制作上榫卯严密精巧，造型上简练典雅，风格独特，现在全世界都公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家具流派……到了明中叶，家具不只工艺好，木料也好，尤其是以黄花梨木造成的家具，天然文理，尤为华美。”

（荣宏君《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

“平民建筑师”齐康

    在南京，有一座被誉为“一部由石头垒成的史书”的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其设计者是当今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任务齐康。

    齐康生于南京，虽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当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给齐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来，难耐的悲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设计出这座纪念馆，他说：30万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他参与设计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上百座纪念馆。他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民族的历史，表达情感，期望美好未来，被称誉为“纪念馆意义”。

    其实，齐康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感受，去领会。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设计中，他在图书馆内预留大量“交往空间”，国内有些图书馆专家对此很不认同，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设计阅读空间。而他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与书，还有人与人。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从传统中传承出新，在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里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他说，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作品来，让人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齐康认为建筑师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担负起建设和梳理城市环境的重任。他说，建筑师必须研究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爱坐标的，比如说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而现在的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如何听的见乡音，记得住乡愁？

    作为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信奉一句话：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认为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他曾经问擦窗工人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工人说，站在花岗岩表面上太滑了，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这让他深深体会到，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面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种种荣誉，齐康很淡然，他说：“盖棺定论时，能被看作‘平民建筑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编自李伶伶《齐康传》）

【相关链接】①齐康参与设计近200座建筑，其中纪念性建筑、学府建筑、文化建筑、人物建筑、风景建筑、办公建筑等多种类型。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他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融入丰富的哲学思想，重视空间的处理，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摘自《东南大学校友介绍》）②中工程学院院士王建国读博士时，师从齐康。王建国说：“齐先生高瞻远瞩，将建筑学有限的设计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环境领域，扩大到社会和人文领域。”（摘自“中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