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当“春节时间”成为“世界时间”

佚名

    “万水千山，哪怕在地球的顶端也要赶回来。”

    这是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春节》中的一句解说词。这部近期成功刷屏的纪录片中，老外主持人走访中国各个角落，从哈尔滨到香港，从通都大邑到偏远小城，介绍各色春节传统，体验不同年俗，只为让世界走近这场“全球最大的盛典”。

    曾几何时，春节是华人专属的文化标识。今天，当中国与世界的“近身接触”越来越频繁，春节在十几个国家成为法定节假日，各国商家竞相将春节促销作为“保留曲目”，出境游的中国人也时不时听到各种外国口音的“新年快乐”。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年为什么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今天的世界变小了，心灵的交汇就变多了。在世界的解读中，春节背后是“和合为贵”“万象更新”“团圆和睦”等价值追求，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能温暖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心。纪录片《中国春节》中，零下30摄氏度环境下用冰雪修建“长城”的中国人，北京新发地菜市场售卖年货的中国人，香港黄大仙祠为新年祈福的中国人……每一个人的故事背后都是中国特色的家庭观、人生观。

    同强调个体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显然更加注重家庭概念，春节永远和“回家”联系在一起——即使身不能至，心也要和家人在一起。现代社会，全球范围，“疏离症”好似没有国界，而春节蕴含的团聚和美主题，却能慰藉异国他乡的心灵，传递温暖亲切的情愫。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明白中国人从各地跋山涉水、赴一场年度团聚的执著，理解春运回家路上“痛并快乐着”的心情，羡慕一家人围炉夜话、共享天伦的圆满。如同加拿大一位国会议员所说，“中国春节总是伴随着浓浓亲情，当然还有热闹的鞭炮声和绚丽的焰火”，春节的内涵，仿佛春风化雨，进入更多人的认知。

    春节在全球范围越来越热，也反映出中国日益向世界开放的胸怀。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对世界而言，春节正从乐一乐的新鲜事儿，逐渐变成一种文化形态、一种生活方式，激发了不同文化背景人士感知中国文化的愿望。不久前，中国冰糖葫芦首次登陆俄罗斯圣彼得堡，意外走红，被最爱甜食的俄罗斯人评为“新年最受欢迎的外国零食”。有网友开玩笑问：“俄罗斯居然没发明出糖葫芦，明明什么条件都具备啊？”答案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文化通过交流收获理解与欣赏。

    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也和世界各地的文化擦出了新的火花。各国庆祝春节的方式不尽相同，同一张鸡年海报在各地的呈现方式也有差异。全球各地的春节庆祝方式，从传统的舞狮子、猜灯谜，衍生出新春音乐会、环球春晚等形式，为中国年的古老传统注入了新内涵。

    当然，春节热也是中国热的一部分。今天，中国的一言一行备受外界关注，读懂中国言行背后的文化心理，也成了一门受欢迎的学问。在《中国春节》这部纪录片中，春运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春晚是“全球覆盖范围最广的电视节目”。由此看，读懂春节，读懂中国，也是读懂当今时代许多“世界级”现象的关键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春节时间”越来越成为“世界时间”，也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生动体现。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唐代中秋文化寻绎

张之为

    中秋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时令节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君王的祭月仪典，而演变为民俗节日，据现有资料考察，是唐代的事。唐是中秋节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中秋文化，奠定了流衍至今的中秋节俗的文化基调。

    中·秋节的形成，唐玄宗是关键人物。开元十七年，玄宗将自己降诞之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唐会要》卷二九）。这是唐代最重要的大节，举国欢庆。庆典上，玄宗要向四品以上的官员赐金镜，群臣献寿，也要进奉宝镜。这些镜子被称为“千秋镜”。“月宫镜”就是千秋镜的一种，纹饰上或有明显的月轮图案，或刻画桂树、嫦娥、蟾蜍、玉兔等月宫神话元素。唐代月宫镜中出现的形象系统与今日所流传的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月宫世界的想象已经成熟。

    《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个玄宗游月宫的故事，约略如下：开元年间的中秋十五日夜，玄宗在宫中玩月，被一名叫罗公远的异人接引前往月宫，见到仙女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于是密记其声调，归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太平广记》卷二二）

    这则材料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它揭示了从八月五日千秋节向八月十五中秋节转换的契机。中秋玩月习俗多见于中晚唐之后，暗示了玄宗死后，千秋节自然消亡，中秋节才转而代兴。两者的民俗记忆互相勾连：盛世天子玄宗、盛大的欢宴、月神话的元素、赏月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话正在向艺术领域渗透、转移。

    中秋文化同样渗透到了文学领域中。赏月是中秋节俗的核心，唐诗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其实“月”是诗歌最古老的意象之一，《诗经·陈风·月出》就有“月出皎兮”的经典咏叹。但唐代的咏月诗有其独特之处。翻检《全唐诗》，常见八月十五“与诸公望月”“同诸客玩月”“与某某赏月”这样的题目，还有多人燕集，同题共作的。这充分说明唐代中秋的赏月活动不再是个人行为，已经群体化，形成了节俗。同时，唐咏月诗中开始非常密集地出现月宫、桂、蟾蜍、玉兔、嫦娥等神话意象。这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是唐代月神话影响力扩大的直接反映，它已经渗入了文学创作，并逐步生成固定的意象群。最值得关注的是，唐咏月诗不但吸收了月神话的元素，在主题表现上，也超越了朴素的追求长生久视的宗教情感，越来越重视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

    早在千余年前的唐代，中秋文化已经深入了中华文明的肌理。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有“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宣言，实际上，无论中西，对拥有深厚积淀的灿烂文明古国，考镜源流、追溯历史，不仅是寻根、体认自我，更是为了传承、发展与未来。

（摘编自《光明日报》）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中华礼乐的建构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分封、宗庙和同姓不婚三大制度，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各种社会人生礼仪陆续建立，形成了包括朝觐、盟会、册命、军旅、祭祀、丧葬、射御、聘问、宾客、学校、选举、婚嫁、冠笄等礼乐规则，使得礼乐制度覆盖了政治、宗教、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将孔子所谓“先鬼而后礼”“尊而不亲”的殷商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尊礼尚施”“近人而忠焉”的礼乐制度。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之情。子夏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进一步将仁爱归本于孝悌的伦理亲情，进而开发出亲亲、仁民和爱物的道德发展次第。至于仁和礼的关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便指点出礼乐仪式的内在精神基础，礼乐是以人的内在真诚情感为基础的。没有此种真情，礼乐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困境。就此而言，说孔子摄礼归仁是正确的，他揭示了礼乐文明的灵魂，并强调内在精神对于外在规范的优先性。

    但是，如果仅因此将孔学归结为仁学，则未必合乎孔子本人的意思，因为他同时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又分明是以礼为仁的前提，人若不能“克己复礼”，就不能“为仁”。孔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似乎是担心后人有可能忽视礼的实践，《论语·乡党》篇详细记录了孔子日常生活中践礼的言行举止，使得夫子两千年前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如在目前，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君子是如何通过日常工作对礼的践行去落实仁的精神。这是提醒我们，离开了礼乐文明的轨道，我们将无从抵达仁者的境界。

    儒学在新世纪面临着一阳来复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成，因为儒家在民间的教化体系被连根拔起，并且许多人至今依然将民间所剩无几的礼乐残余等同于四旧，必欲将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礼乐文明重建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将注定是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当然，儒家礼乐本身也需要因时通变，向现代转型，在此前提下，儒学能够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

    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莩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圆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圏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图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遗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回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韩愈的《师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就是古代圣贤之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重要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师为道存，是韩文之主旨。师对于道的依附关系，韩文言之甚详。然而，道对于师的依附，韩文无说。实质上，师与道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

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应该从孔子起。从史籍中可知，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言夏、商、周均有学校，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言虽不可确证，但至少周朝开办学校是不可怀疑的。《周礼》关于学校有细致描述，不可能出于杜撰。既有学校，则必然有师。早期为师之人虽不可考，但孔子作为有记载的民间教育的第一位师，也不是横空出世，他是周朝教育体制的延伸和创新。

据《周礼》，周朝学校已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作为闻名当时的老师，也不太可能脱离当时的教授内容，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说。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庄子》亦云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与社会生活技能相关，“六经”则是儒家经典。“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后代说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认孔子与“六经”的密切关系。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大多也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成为硕学名师。最著名者莫过墨子，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其规模和影响。而孔子之后，特别是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选项，“四书五经”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韩愈把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受业、解惑”，“传道”为首，不仅指出了师的使命，也揭示了师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位置。从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就可以看出师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成人”即教养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是古代中国社会稳定结构的基石。

道统是社会秩序的理论表述，是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大众教育的真正创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君子人格。从《论语》中的核心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为德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学生的重点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及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技艺）。对于那些关注耕种稼穑谋生手段之类事情，孔子很不以为然（例如“樊迟问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学生技艺以谋生。这是师与工匠的本质区别。孔子的伟大也正在于此。韩愈所云“师者传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国教育的本质特征。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没有那些振铎舌耕的师，数千年华夏道统何以承继？源远流长的煌煌学术何以存留？由此可谓：道之所存，亦赖之以师也。

（摘编自章启群《“师”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