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为何不是“经”书

    ①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据传作者也为同一人，但始终没有成为“经”。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有三个特点。首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其次，“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书籍，它不仅为“法定”，而且是从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之为“经”。再次，“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一的主要工具，基本上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经”与封建社会相始终。这三个特点，也是成为经典的标准。在“经”的领域扩大到“十三经”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政府的法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思想，第三是孔子。《论语》和《孝经》都有过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经历，就是取决于它们是否迎合帝王的行为和心理，是否迎合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合则为“经”，不合则去之。

    ②至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解《春秋》。思想上，柳宗元《非国语》云：“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其他学说《国语》中也约略可见。傅庚生先生指出其尚有墨、农、法、阴阳、黄老等思想的萌芽分布于鲁、齐、晋、郑、越等诸语当中。这样驳杂的思想体系，也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另外，《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内容上对孔子的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国语》也不可能为儒者拥护及被统治者选中。

    ③《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崔述曰：“《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或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或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或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实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藉口，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④基于此，《国语》无缘经书之列。尽管如此，其与《左传》关系密切，也颇受那些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勉强维持其“春秋外传”的声誉。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国语》改隶“杂史类”，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国语》《史记》《说文解字》等，成“二十一经”。可惜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欲建立一个别于《十三经注疏》的体系。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终未成。

智慧停车，这一概念试图通过技术支持，实现在线查询和泊位预订，并支持诱导停车、反向寻车、智能支付。发展智慧停车，首要目的就是解决停车信息不对称问题。2015年《中国城市智慧停车指数报告》有过这样一组数据：北上广深停车位平均缺口率达76.3%，而停车场泊位平均空置率却高达44.6%。车位绝对缺口与相对利用不足并存的状况足够说明：加强停车位的供给固然关键，但盘活车位资源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近两年来，智慧停车已经迎来了一轮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超过200家企业研发了各种智慧停车APP。然而诸多实践也表明，技术固然是化解难题的手段，真正的推广却离不开“兼容”。因为企业分头行动，城市内部“山头林立”、数据彼此独立，用户不方便，城市管理也难以升级，停车也就难以真正“智慧”。在拥有千万级人口、超160万辆乘用车，不亚于京沪拥堵程度的情况下，哈尔滨城投集团通过联合优先科技股份公司，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地磁传感、近场支付等技术，搭建了一个实时化、可视化的城市级智慧停车平台，为国内解决停车难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创新样本。

    停车问题一头直通动态交通，一头扎进社区，甚至路内路外的管理方式都不尽相同。智能停车面临各种权利关系的界定与处理，涉及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问题。具体而言，泊位的普查与认证最为关键，没有完备的基础数据，后续管理无从谈起；管理短板也必须补上，只有避免“路面归交警、小区不要紧”的治理空白，才不会涌现“见缝插针”式的乱停放。再比如，有学者提出可以利用社区白天闲置车位实现车位共享，但增收的停车费如何共享，却有赖于更完善的业主委员会治理。这一系列问题都表明：解决停车难，仅有一个城市级的智慧交通基础架构还不够，关键要有一个政府、企业、社会、个人相调适的智慧治理架构。

    智慧停车系统的目标，绝不止于方便停车，更在于有效调节车流，这便需要人们直面一个烧脑的思考题：停车管理到底是公益还是生意？从2015年底国家发改委推行“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停车服务差别收费”来看，停车费尤其是民营资本独资的停车场收费已经放开；然而因为担心乱收费，各地对停车费的事实价格管制依然存在。智慧停车，能否实现明码标价之下的价格浮动。助推各地突破价格管理的矛盾心态？这可能是影响停车智慧程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应该说，加快发展智慧停车已经成为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子课题，考验着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更检验着城市运用互联网+交通管理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如果每一个城市都能落实城市级的智慧停车方案，不仅有助于化解停车不便带来的心塞，也有望纾解城市交通拥堵，让城市多点从容。

（摘编自何鼎鼎《智慧停车，让城市更从容》）

    自然作为环境与自然作为其自身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作为其自身以自身为本位，与人无关。而自然作为环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价值物。一方面，它是人的对象，相对于实在的人，它外在于人。但另一方面，当它参与人的价值创造时，就不是人的对象，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的另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人不可分。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向自然获取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但是必须有个限度，超出限度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或某些资源的枯竭。一般来说，环境比资源外延要大，但更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掠夺的对象，而环境是人的家园。从自然界掠夺资源，不管手段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将自然界看成环境，不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如何，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当今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看成我们的家。家，不只是物质性的概念，还是精神性的概念。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宜居、利居、乐居。当前各地都在创建人类的宜居环境，提出建设花园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主张，但“宜居”在城市功能的各层次中，只是基础，重在环境保护。而“利居”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情感性，说明环境与人的内在心理的关系。文化性，说明乐居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真正体现了家园感。

    家园感的实现离不开对环境进行建设。环境建设有两种指导理念：一是功利的原则，二是审美的原则。两个原则必须是统一的，且应以审美原则为主导，也就是说可以将工程建设转为景观建设，让工程既有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人类的审美。此外，家园感的实现也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一是需要科学技术，二是需要理念。在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有积极意义。这里“美”的构成是丰富的，既有来自生态方面自然方面的美，也有文明方面的人工的美。这样，“审美的环境保护”不仅包含了以生态平衡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的“真”的保护，而且高于“真”的保护。比如，城市中的湖水被污染了，按“真”的保护，主要在治理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生态平衡；而按审美的保护原则，不仅要治理污染，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美化，如湖岸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

    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努力建造乐居的环境。

（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张倩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忧患意识”最初是针对殷商时期人们听凭鬼神来决定自己生活的习俗而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是：个体在面对广阔的外在世界和种种困难时，应在敬畏之心的基础上，通过谨慎的态度、坚毅的行为来解决问题，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并保持对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在政权与民生的关系讨论中，衍生出深刻的文化批判功能。与之相应，“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其核心也是责任意识。

    在周初统治者“敬德”“保民”的道德意识中，已经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也成为统治者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君王家国情怀的集中表达。伴随着古代文明的演进，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一起，成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核心思想，并通过教化系统影响普通民众。《孝经》《大学》等经典中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是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凝练表达。《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训》等传世家训中，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从立志、养德、行为等层面进行引导，表达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诉求；而在百姓中广为流布的村规、民约，也把培育人们勤奋豁达的德性、持守道义的原则、居安思危的态度、和睦邻里的作风视为核心内容。这种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中，满足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礼制的维护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忧患意识奠定家国情怀的人文底蕴。第一，忧患意识是人努力把握自身命运、维系生活共同体的自觉，在中国文化的生命初期就奠定了重视主体性的品质，蕴含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是推动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动力。第二，忧患意识把个人与群体、历史与当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最为真实的生活态度，使人在家庭生活、当下实践中获得超越意义。第三，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

    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是从“个人”“家”“国”关系的讨论中开启的，是从民族、国家前途的忧患中产生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由此可见龚自珍思想对近代思想发展的影响。龚自珍作为传统士人中的先觉者，面对清王朝在内政外交、民生官制的全面衰败，积极思考解救时弊的方案。他以“尊我”倡言个性解放，力主将个人从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尊任”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并强调通过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来挽救当时的危局。龚自珍对个性解放及其社会责任的探讨，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鲜明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材料一：

中华读书报：20世纪70年代您就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使您的作品具有怎样的底色？

梁衡：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我写诗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1975年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写大寨的诗歌。我小时候受古典诗文的熏陶，被父亲逼着背《千家诗》。大学赶上激情澎湃的时代，《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等，我都背过。诗歌对我的创作的影响，一是陶冶情感，二是锤炼语言。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激情。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时期举办第一次“全国好新闻奖”，您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就得了奖。新闻和文学，您是如何转化自如的？

梁衡：首先是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正好抓住了。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主角，记者是时代的主笔，我写《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就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关口。但那篇通讯只有几千字。正好《青年文学》创刊号要出版，我以此为题材写了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获得几个文学奖项，这是时代给予的。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即使您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创作也没有停止。《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政治散文被誉为“红色经典”。创作这类作品，您是否愿意谈谈是如何把握的？有何特点？

梁衡：写政治散文和我的经历有关。自古作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家、思想家兼作家，比如范仲淹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是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思考；一种是专业作家，比如李白、司马相如。那时兼职作家多于专业作家。当然现在专业作家多了，倒过来了，多于政治作家。作为官员作家，我认为有责任从我理解的高度为下一代讲清楚历史。我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但我走的一条特殊的路子，把伟人的思想人格提炼出来，用辩证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把历史的面貌剥清楚，挖掘其轨迹和情感。文学是人学，当然也应该是伟人之学。

我的政治散文把握这样几点，一是直接抒写同时代的重大政治人物和事件，剖析理事，不避尊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六位总书记我写过三位，包括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其他重要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方志敏等也都写过。二是书写前代人物、事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审视，找到独特的切入点，关照现实。

中华读书报：对于散文创作，您的主张是什么？

梁衡：我的文学主张是“二为三境五诀”：“二为”指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散文唯美是对的，但文章只有美的技巧，作家就成了一个杂技演员。我主张文以载道，要有思想。“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境界，一是客观的描述之美，“形境”；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教人留恋体味，“情境”；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谓之“理境”，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形、事、情、理、典。指要达到三境的方法，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谈的最多的是“时代”。您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为什么您有这种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

梁衡：一是来自家庭熏陶。我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后担任霍州县长。他读了很多书，我受他的思想影响。二是来自时代和大学教育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大家一起照相，他坐在前边的椅子上，后面的同学很清楚地看到他肩膀上的补丁。人大就是那样艰苦奋斗的氛围。当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每到周末同学们找地方帮别人义务干活。时代造就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三是受马列主义、西方科学史和共产党的世界观的影响。

（摘编自舒晋洽《梁衡：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

材料二：

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元朔二年，汉武帝实施“推恩令”，真正结束了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又合称《天子游猎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朝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第二个主题，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的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

“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统、经济繁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

（摘编自踪凡《“赋圣”何以诞生》）

大卫 ·科波菲尔（节选）

[英]狄更斯

我姨奶奶个头高高的，神色严厉，但并不难看。她的脸上，她的声音里，她的步态举止中， 都无不流露出一种刚毅，足以说明她往日在像我母亲那般软弱的人身上可产生的影响。我特别注意的是她有一双十分机灵明亮的眼睛。她灰白的头发简单朴素向两边分开。她着的衣是浅紫色的，很整齐干净，只是尺寸很紧。我记得当时我认为她的衣看上去极像剪去了不必要的下摆的骑装。她在襟前挂着一个金表，金表还配有链子和挂饰；如果我能从其大小和式样判断，那表应是男子用的。

狄克先生气色红润，头发灰白。他的头还特别怪地垂着，但这并非因年龄才如此，他那样垂着头使我想到一个学生挨打后的样子；他的灰眼睛大而凸起，并且水汪汪地亮得特别，加上他那心不在焉的神态，还有他对我姨奶奶的服从，以及听到姨奶奶的称赞时他那孩子样的高兴劲，这都使我怀疑他有点疯疯癫癫的。可是，如果他真是疯疯癫癫的，那他又怎么到这里的呢，这我可一点儿也想不通。他的穿着和别的普通男子一样，穿着很宽松的灰色晨装，白长裤；表放在裤口袋里，钱放在上衣口袋里。他还把钱晃得嘩啦啦响，就像炫耀自己有钱一样。

珍妮是个健美的年轻女子，很好看，大约有十九或二十岁，①像是一幅整洁至极的图画。 她是我姨奶奶的一串学员之一。

那个房间就像珍妮或我姨奶奶一样整洁。就在刚才我放下笔回忆那房间时，带着花香的 海风又吹进来了；我还又看见擦得铮亮的老式家具，弧形窗里绿扇子附近我姨奶奶的那把凛 然的大椅子和桌子，粗毛地毯，壶架，两只金丝雀，古瓷器，装满干玫瑰叶的酒罐，放置各种器 皿的高橱架，还有和这一切极不协调的——脏兮兮躺在沙发上打量这一切的我。

洗澡实是很大的享受。我开始感到因曾睡在野地而四肢疼痛，而我又那么疲乏虚弱，几 乎无法让眼连续睁开五分钟。我洗澡了后，她们——姨奶奶和珍妮——给我穿上本是狄克先生的衬衣和裤子，又用两或三条披巾把我裹上。我像一捆什么呢，我也说不上，但我觉得是热烘烘的一捆。我觉得很乏，极想睡，很快就又倒到沙发上睡着了。

也许是久已在我脑中出现的幻想使我做了那么个梦。我醒来还觉得是那么回事——姨 奶奶曾来过，向我俯下，把我的头发从我脸上轻轻撩开，把我的头摆得更舒服些，然后站在那里看着我。我耳边似乎响过“可爱的小人”或“可怜的小人”这类话；可我醒来时，却实实在在找不出任何证明可让我相信那些话乃出自姨奶奶之口，她当时正坐在弧形窗前那可以转来转去的绿扇子后看大海呢。

我醒后不久，大家就一起吃烤鸡和布丁。我坐在桌旁，②有点像只被绑住翅膀的鸟一样 艰难地运动我的双臂。不过，是姨奶奶把我给捆成这样的，我也就对此不便有什么抱怨了 我一直急于知道她要把我怎么处置，可她吃着饭，一言不发，只偶或看看坐在对面的我，并说 句“天哪!”这丝毫不能使我的不安减轻半分。

桌布撤去后，摆上来的是种葡萄酒，我也喝了一杯那酒。姨奶奶又把狄克先生请来和我 们坐在一起。姨奶奶请狄克先生听我的故事，他就尽可能装出很明白事理的模样。在姨奶奶 一连串的问题下，我的故事被引了出来。我讲述时，她不住朝狄克先生看，如果他不这么做， 我想他准会睡着。每当他微笑时，我姨奶奶就皱眉头，这下又把他的微笑给挡回去了。

喝过茶后，我们在那儿坐着，直到暮色降临，这时珍妮把蜡烛和双陆棋盘放到桌上，并把 百叶窗拉下。

“喏，狄克先生，”姨奶奶仍和先前一样严肃地举起食指说，“我要向你问另一个问题。看 着这孩子。”

“大卫的儿子?”狄克先生扬脸认认真真又不知所措地说道。 

“正是，”姨奶奶说，“现在你把他怎么办呢?”

“把大卫的儿子怎么办?”狄克先生说道。

“正是，”姨奶奶答道，“把大卫的儿子怎么办好。”

“哦!”狄克先生说，“是呀，把他怎么办 我就会让他上床睡觉。”

“珍妮!”姨奶奶满怀胜利感和满意心情叫道，“狄克先生为我们大家指出正确方法了。 如果床已铺好，我们就送他去睡。”

珍妮报告说床铺好后，我就被带去睡觉。她们带我时态度和蔼，但有点像押解囚犯——姨奶奶走在我前面，珍妮殿后。她们走开时，我听见她们在外面把门锁了。我觉得姨奶奶并 不很了解我，很可能怀疑我有逃跑的习性，所以采取了预防的措施，③把我妥善地保管起来。

这房间挺可爱的，在房子的最高处，俯视着大海，一轮明月正照耀在海上。我记得，做了晚祷后，蜡烛灭了，我是怎样仍坐在那里，看那水上的月光，就好像希望从一本发光的书里读 到我的命运或看到我的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沿那熠熠闪光的路从天上走来，她看着我，还像我最后一次看到她那甜美的脸时那样。我记得我怎样转过身，当我轻轻躺下，被雪白的被单拥围时，那庄严的感觉又由于看到这雪白的卧具而变作感激之情和安适之感——这是多么令人浮想联翩的感触呀!我记得我怎样想起我曾在夜空下露宿过的所有荒郊野地，我怎样祈祷永远不再失去家，也永远不忘记没有家的人。我还记得，我后来怎样依稀沿着海上那撩人思绪的光辉路径，④漂入了梦境。

（有删改）

【注】本文选自《大卫 ·科波菲尔》第十三章。大卫 ·科波菲尔逃离伦敦，历经种种艰辛， 最终到达了姨奶奶家，受到了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