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的“中国神探”

                                                                                     万玉凤

    首次从实验上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一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让薛其坤以国际著名实验物理学家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

    荣誉背后，是每天早上7点到实验室，夜里11点才离开，这个作息时间薛其坤保持了20年。

    在学生眼里，薛其坤乐观，幽默、充满活力，大部分时候都很和蔼，还经常买好吃的“贿赂”他们。但对实验技术与科研训练，薛老师的要求却近乎苛刻。

    写报告，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他都会挑出来；操作仪器，是按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他都要求学生养成习惯，做到闭着眼睛都能操作无误。

    薛其坤说，不能让学生为了发文章、好找工作而来做实验，而是希望他们志在把某个科学问题搞清楚，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们科研的基本技能，让他们学到从科研执行者到指挥者的方法和路径。

    “练好‘童子功’，科研机会来了，你就能抓住它。”学生常翠祖就尝到了甜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期间，凭借在薛其坤科研团队打下的扎实功底，成功帮助麻省理工重复实验并验证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要想真正进入科学殿堂，“童子功”只是第一步。薛其坤也是在国内做了5年基础研究，又在日本、美国留学，经历了近乎“魔鬼式”的科研训练之后，才渐入佳境。

    在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发现反常霍尔效应130多年后，2013年3月，薛其坤带领的团队实现了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这是中国科学家从实验上独立观测到的一个重要物理效应，也是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科学发现。

    薛其坤将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秘诀，归结为“团队攻关十高超的实验技术”，相比于积累了近20年的实验技术，他更看重团队攻关的力量。

    薛其坤深知，要想真正实现协同作战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实验物理领域，就像一台机器，只有每个零部件都能发挥最大作用，才能运转良好。

    “这不仅要明晰大目标，还要确认每个人的攻关重点，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加之基础研究本身的不确定性，随时可能遭遇挫败。”薛其坤说。

    在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4年多里，除了经常组织篮球赛、羽毛球赛营造和谐的团队文化外，他还常常和团队成员一起“泡”在实验室，在生长和测量样品的过程中，启发他们明白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学会怎么做高水平科研。

    可每次得奖，薛其坤却“往后缩”，把年轻人推上去，并注重平衡每个人的机会。在周围的人看来，也只有薛其坤才能凝聚起这么多力量去做这项研究。清华大学物理系前主任朱邦芬院士评价他：“不仅智商高，情商也高，总能找到顶级的合作伙伴，并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很好的作用。”

    “现在，我国在科研重大发现上，已经有了‘点’和‘线’的突破，下一步期待‘面’上的突破。”薛其坤认为，这离不开高校的人才培养。

    薛其坤说，我们曾经经历了特殊的时期，像他这代人接受正规的系统科学训练已经很晚，所以需要比别人更加刻苦弥补这个差距。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学生一代身上。

   “国家连续多年来对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都大幅增长，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习惯传承下去，让研究少走弯路。”薛其坤说。

    他凭借自己对国际科研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在制定学校科研工作规划时，在交叉学科布局、跨学科研究团队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设计。

但薛其坤时刻都能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不管做教授，还是做科研、管理科研，他都要求自己，“必须把功夫用到”。

回国十几年来，薛其坤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假期和周末，每天平均工作15个小时，每年工作时间在330天以上。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人才培养也要循序渐进。”面对“钱学森之问”，薛其坤认为，解决的关键在时间，“中国科学大发展才搞了20多年，再有10年、20年，这个问题或许就不难解决了。”

                                          （摘编自2015年《中国教育报》）

相关链接

 ①2012年10月12日晚10时35分，薛其坤院士至今清晰地记得这个时刻。“我从实验室回家刚把车停好，就收到学生常翠祖的一条短信：‘薛老师，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出来了，等待详细测量。’”

 这一刻，距离美国物理学家霍尔提出反常霍尔效应已经过去133年，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终于在中国实验室里得以实现。为了这一刻，薛其坤和他的团队已经努力了4年多。（《薛其坤院士：微观世界里的魔术师》）

 ②回国十多年间，无论在中科院还是在清华，他都保持着“7 - ll”作息。清华大学物理系前系主任朱邦芬院士说：“我曾与其坤一起出差，晚上12点回到北京，他仍坚持要去实验室再看看。”（《“科研的快乐让我停不下来”》）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叮叮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叮叮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街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卖书

刘立勤

    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到县中门口遛遛。那里有一个书摊，我喜欢看书摊上有没有我喜欢的书，也喜欢和卖书的老李拉呱几句闲话。

    老李好像是陕北人，亦或是山东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老李是邮电局的职工，说着一口外地话。几十年都没有改变他的乡音，几十年也没有改变他的行当。几十年里，他都用那外地话卖着从外地进来的花花绿绿的书。

    老李卖的书主要是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什么挣钱就卖什么。从他书摊杂志的多寡，能够看出书籍的流行。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书籍一统天下，间杂着一些娱乐杂志；世纪交替前后，文学屈居第二，《家庭》《读者》等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故事类的杂志书籍又占领了大部分的地方，娱乐类书籍又靠了边。

    认识老李的时候，我刚刚在一个乡村小学当代课教师。那时候穷呀，记得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一十三块五毛钱，可我却喜欢读书。一年总有几个周末，我会骑着自行车专门到县城买书。

    那时候县城不大，却有十多家卖书的。有的是书报亭，有的是店铺，只有老李在县中门口摆了一个书摊。别人家的书大多高高的挂在墙上让人仰望，只有他的书摆在那里让人挑选阅读。不过，老李很忙，在他那里买书的人很多。

    老李进的图书很多，杂志也很全，我在翻阅那些图书时，忍不住圪蹴在他的书摊前看起来，忙碌的他也不催促，偶尔还会把自己的小凳子让我坐着看。坐着看书的感觉真好，就像饥饿的汉子走进了免费的餐厅，大快朵颐而不知羞惭。

    太阳终归要西下，我也终归要回家。专程进城为了买书，而我又没有多少钱，每次只能买上三五本书。常常是把书拿在手上，才发现钱不够。正在尴尬之际，老李操着重重外地腔说，你先拿走吧，下次来了再补上。其实，老李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看看他信任的目光，我不敢辜负他的好意，还是把把书拿走了。路上，我听说老李卖书挣了不少钱，还买了单元楼。我默默的期盼老李挣更多的钱，卖更多的书，我有读更多好书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不几年，我也来到县城工作，县城繁华了许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城里的书摊已经所剩无几了。书店萎缩了，原来的报刊亭全部拆除，原来卖书的门市部要么改行卖烟酒，要么卖时装，有的甚至改作了发廊，有的改卖教辅资料，专门卖杂志和文艺书籍的书摊只有老李一家。老李的书摊算得上是县城里一道风景了。

    我以为老李的生意会好起来，可老李说生意越发的难了。老李本来的书摊有两张钢丝床，现在只有一张床了，文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娱乐杂志也江河日下，只有《读者》《故事会》还在勉力维持。熟悉的成人越来越少，主要客户是一些上学的孩子。老李显得很清闲，常常是茫然地看着街上忙忙碌碌的行人。

    我也很少掏钱买书了。上班下班的时候，习惯性喜欢到老李的书摊看看，喜欢和老李说说闲话。遇上喜欢的杂志也买一本两本，老李善解人意地说，看完了就放我这里寄卖，又给了我一个看白书的机会。

    生意真的很清淡。有时候一连几天还不见老李的书摊。问及原因，老李说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城管让他把书摊收起来。老李的书摊没有占道，他不明白领导为什么不准他摆书摊，我也说不明白。领导来了，他把书摊搬走了；领导走了，城管又默许他把书摊摆了出来。他们互相理解着各自的不易。

    老李日渐的老了，老李的老伴儿也去世了，老李的孩子去了很远的地方。老李乌黑的头发变白了，挺直的腰板也佝偻了下来。老李的书摊还在坚守，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买书看。偶尔谈起上世纪八十年书摊的兴盛，老李一边喘一边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读书了？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老李进的书越来越少，有些很好的杂志干脆也不订了。老李吃饭的时候，书摊放心的摆在那里，也没有人去拿他的书。

    记不得多久没有读书了，也忘记了老李和他的书摊。忽然想起去看看老李，老李的书摊也不见了。问及熟悉的朋友，说是老李病了。期盼着老李的病能好起来，期盼着老李的书摊再摆起了。期盼了一个冬天，期盼了一个春天，也不见老李好起来，心中就有了不安。

    后来，听说老李死了。听说老李死前把他的房子卖了一大笔钱，为县中捐献了一间图书室。我不知道老李的图书室里有多少读者，却看见老李摆书摊的地方变成卖撸串的摊子了，小摊前等待吃撸串的客人站成长长的队伍。

白光^①

鲁迅

    陈士成一见县考的榜，便先在十二张榜的圆图^②里细细地搜寻陈字。陈字也不少，似乎也都争先恐后的跳进他眼睛里来，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这两个字。

    凉风吹动他斑白的短发，初冬的太阳还是很温和的来晒他。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这时他其实早已看不到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考了秀才，上省去乡试……绅士们千方百计的来攀亲，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杆和扁额……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觉得涣散了身躯，惘惘的走向归家的路。

    他刚到自己的房门口，七个学童便一齐放开喉咙读书。“回去罢。”他迟疑了片时，这才悲惨的说。他们一溜烟跑走了。

    “这回又完了！”他大吃一惊，这分明就在耳边的话，回过头去却并没有什么人，仿佛听得嗡的敲了一声响，自己的嘴又说道：“这回又完了！”

    他屈指想，十一，十三回，连今年是十六回，竞没有一个考官懂得文章，有眼无珠，也是可怜的事，便不由嘻嘻的失了笑。然而他愤然了，蓦地从书包布底下抽出誊真的制艺和试帖^③往外走，刚近院门，却看见满眼都明亮，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头突突的狂跳。

    别家的炊烟早消歇了，而陈士成还不去做饭。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

    他还在房外的院子里徘徊，耳边似乎听到急促的低声说：“左弯右弯……”

    他耸然了，记得了。那时他不过是十岁有零的孩子，躺在竹榻上，祖母便坐在榻旁边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伊说是曾经听伊的祖母说，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着无数的银子，有福气的子孙一定会得到的罢，然而至今还没有现。至于处所，那是藏在一个谜语的中间：“左弯右弯，前走后走，量金量银不论斗。”

    今天铁镜的光罩住了陈士成，白光如一柄白团扇，摇摇摆摆的闪起在他房里了。“也终于在这里！”他说着，狮子似的走进那房里去，但不见了白光的影踪。他慢慢的再定睛，白光却分明的又起来了，这回更广大，而且在靠东墙的一张书桌下。陈士成不知怎的有些怕了，就张皇的点了灯。他移开桌子，极小心的，一锄一锄往下掘，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静了，尖铁触土的声音，总是钝重的不肯瞒人的发响。

    陈士成心里仿佛觉得空虚了。这其间，触着一种古怪的小东西了。他谨慎的挖起那东西来就灯光下仔细看时，那东西斑斑剥剥的像是烂骨头。他已经悟到这许是下巴骨了，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里索索的动弹起来，而且笑吟吟的显出笑影，终于听得他开口道：“这回又完了！”

    他栗然的发了大冷，同时也放了手，便再不敢向那边看。但忽而耳朵边又听得窃窃的低声说：“这里没有……到山里去……”

    陈士成似乎记得白天在街上也曾听得有人说这种话，他不待再听完，已经恍然大悟了。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远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他奔跑着，这白光又远远的在前面了。

    “是的，到山里去！”

    他惨然的奔出去了。灯火结了灯花毕毕剥剥的炸了几声之后，便渐渐的缩小以至于无，那是残油已经烧尽了。第二天，有人在万流湖里看见一具浮尸。那是一具男尸，五十多岁，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或者说这就是陈士成。但邻居懒得去看，也并无尸亲认领，于是便由地保埋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

（有删改）

【注】①民间传说，埋藏着珠宝金银的上方有时会有白光游移飘忽。这是封建迷信的说法。②圆图：科举时代县考初试公布的名榜，将每五十名考取者的姓名写成一个圆图。③制艺和试帖：科举考试规定的公式化的诗文。

流水函关

是黄河这条道路引领着我抵达这里的。

东西南北中，行走中原大地，万物都沿着黄河这条曾经的历史中轴线而生长。从这里，黄河进入中游峡谷的下一段，北为晋北，南为豫西。黄河也因山就势，硬生生将南北走向的水流折弯成东西走向，完成凌空俯瞰时“几”字的弯钩书写。这是潇洒的一笔，这条大河流到这里，有了节奏、矜持，也有了坠落、跨越。

我该怎样描述“这里”？此刻，它是离三门峡市区36公里的灵宝市，是灵宝市区往北15公里的王垛村。往前追溯，是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弃杖化为的邓林之地，是“紫气东来”“鸡鸣狗盗”的起源地，是战国秦孝公从魏手中夺取的靖函……关于“这里”的定义，还可以说出数十、上百种。

人们称“这里”为函谷关，它的名字就是它的身世。东去洛阳、西达西安的故道，所要穿越的崤山至潼关段，几乎都是在山涧峡谷之间，人行此中，如入隧道般不知深险，古称函谷，险隘之意。如此贴切的命名再没改变过。有传说是西周，武王伐纣至于牧野，大胜而归，置关于此，又专设司险管理关塞，也有一说是秦孝公战胜后选择了最险要的这一段来重兵把守。冷兵器时代，金戈铁马的战场是兵家必争、胜负定夺之地，是国君与枭雄一争高下、开创与终结一关定论的象征之地。这才有了“天开函谷壮关中，万古惊尘向此空”“双峰高耸大河旁，自古函谷一战场”的浪漫诗性与现实抒怀。

如同黄河在我抵临之前就已经流淌多年，这座耸立眼前的关楼栉风沐雨，变了颜色，成了时间里的事物。我当然是这样以为的，但人们告诉我这只是上世纪90年代在原址上新建的。现代旅游，将它打扮得阔绰而夺目。所剩无几的原址，风雨历经的原址，只留在了黑白图片中。寻古访古却不可得古的人，会滋生怎样的失落？然而我释然了，风云际会，屡毁屡建，屡建屡毁，是它必然的命运。在这里，即使剩余一片空旷，留下的只有片瓦独木的想象，那也是荡气回肠的。

我从广场上穿过，脚步急切，仿佛要超越消失的时间去抢先一步。北邻的黄河，奔流不停，没有人能走到水的前面，又怎能超越时间呢。绕过园区高耸的塑像、飞檐翘角的楼阁、保持年代原貌的屋舍、重点保护的纪念物，我小心翼翼地踩在被熙攘人流踩过的步行道上。移步易景，道道帷幕拉开，却还不是我想要见到的古关遗址。

古代的故事，多是发生在河流、古道，或是边界的关楼。函谷关南接秦岭，北倚黄河，东西或绝涧或高頓，它的迷人之处，也是它的揪心之处，就在于那么多人想通过它、占守它。它是阻滞、关闭，也是畅通、开放。

在这里，有一件事是不能回避的，那便是历史的追溯。无论藏在哪个角落，历史的风扑面而来，情绪的力量在历史的托举下，让去往函谷关的路变得跌宕起伏。始于90年代的修建，关楼只是历史的化身，过往痕迹被抹去——直到被一尊黑色石碑身后的函关古道所打开。在古代，那只是一条在沟谷中蜿蜒的土路。有记载说这条曾经崎岖狭窄、蜿蜒相通的路全长15华里，沟壁有50米高，坡度有40至80度，有的地方仅2米宽，仅能容一辆牛车通过。车不方轨，马不并辔，人行其中，如入函中。并非夸张的描述，可以想象它在军事战略上的利害。从遥远的春秋战国就开始了碰撞，直至秦国一统，函谷关扮演着决定胜负的关键角色。西汉贾谊在名篇《过秦论》中议论：“于是六国之士……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好一个“逡巡而不敢进”！

然而到了公元前209年陈胜义军过关交战，刘邦绕关灭秦，项羽使黥布破关，怒而焚关，函谷关又为秦的灭亡画上了一个终结的句号。自此往后，进退之间，是“逐鹿中原”，也是“入主关中”，这八个字里藏着千钧重量和血腥杀戮。再去拨开时间的密叶，沿经“安史之乱”中的桃林大战，闯王李自成激战斩明兵部尚书孙传庭，1927年冯玉祥北伐驻防，直至1944年5月中国军队阻挡侵华日军西犯的函关大战，都绕不过此地。太多与函谷关勾连的历史细节需要叙说，铁打的雄关流水的战事，得失均因这里而起。这里，并不只是一座青砖砌起的城楼，还是一条真正通往时间深处的道路。也许它从来都是道路，如同它倚临的黄河，连接的不只是一个个地点，还有可追溯的来处、可前行的去往，它是立体变幻的时空，也是后人想象的原点。

这条看不见的道路，更远的地方，是远方，也是远去。

从古道上走过太多的出关者，有一人不能不提。公元前491年农历七月的一天，函谷关令尹喜清晨起床，看到了东方的紫气，知有异人来。他等来了八十高龄的老者——东周守藏史老子。这位又名李耳的老人骑着青牛，被他的崇拜者热情地挽留下来著书立说，从而有了五千言的《道德经》。也许连函谷关也没想到，在经历那万千厮杀争夺之后，被封堵在深井-里的血液依旧如岩浆般汩汩流动，为它加持的正是这位眉宽耳阔、目如深渊的老人。一块精致的黄河石被供奉在纪念祠屋的一侧，万千来客的手掌在石头上抚摸而留下了一层光泽。己无人探究石头的年代和书桌的真假，只为老子完成著述出关后的“莫知其所终”而好奇与叹惋。

叹惋那散落时光里的，与一个人、一座关、一条河有关的秘密。谁能说，任何普通渺小的生命，不会因这片黄河流经的土地而变得不凡？

黄河在北，隆起的土塬隔阻了函谷关的视线，静寂中水声传来。古关与长河，都把各自印烙在对方的骨骼之上。这条大河，微微发出的声响，都是振聋发職的轰鸣。在抵达函谷关的短暂时光里，我能亲密地感应到从四面八方汇集而至的那些水声。流水声里，有风貌之变，也有愿景之欢，桩桩美好落色为图——筑坝建库后的水波清粼，生态改良后的天鹅栖息，挣脱贫困后的喜乐安宁……中原大地上的万千气象、幕幕大戏皆可沿着这条大河被我们遇见。

河流之上的备忘与注脚，被时光拍打的浪花卷起。众生命运千差万别，然而与之有关的黄河故事到处流传。

（取材于沈念的同名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