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湖心影

汪曾祺

    ①昆明和翠湖分不开，很多城市都有湖。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然而这些湖和城的关系都还不是那样密切。似乎把这些湖挪开，城市也还是城市。翠湖可不能挪开。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翠湖在城里，而且几乎就挨着市中心。城中有湖，这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不多的。说某某湖是某某城的眼睛，这是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比喻了。然而说到翠湖，这个比喻还是躲不开。只能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

    ②翠湖是一片湖，同时也是一条路。湖之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昆明人特意来游翠湖的也有，不多。多数人只是从这里穿过。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从喧嚣扰攘的闹市和刻板枯燥的机关里，匆匆忙忙地走过来，一进了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就会冲淡一些。人们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甚至可以停下来，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烟，四边看看。即使仍在匆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

    ③湖的周围和湖中都有堤。堤边密密地栽着树。树都很高大，主要的是垂柳，“秋尽江南草未凋”，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湖水极清，常年盈满，我在昆明住了七年，没有看见过翠湖干得见了底。翠湖的水不深，浅处没膝，深处也不过齐腰。翠湖不种荷花，但是有许多水浮莲。肥厚碧绿的猪耳状的叶子，开着一望无际的粉紫色的蝶形的花，很热闹。湖中多红鱼，很大，都有一尺多长。这些鱼已经习惯于人声脚步，见人不惊，整天只是安安静静地，悠然地浮沉游动着。有时夜晚从湖中大路上过，会忽然拨剌一声，从湖心跃起一条极大的鱼，吓你一跳。

    ④路东伸进湖水，有一个半岛。半岛上有一个茶馆。茶馆的地势很好，四面有窗，入目都是湖水。夏天，在阁子上喝茶，很凉快。茶馆卖盖碗茶，还卖炒葵花子、南瓜子、花生米，都装在一个白铁敲成的方碟子里，都是一个价钱，按碟算。我们的同学有时临窗饮茶，嗑完一碟瓜子，随手把铁皮碟往外一扔，“pia——”，碟子就落进了水里。堂倌算账，还是照碟算。这些堂倌晚上清点时，自然会发现碟子少了，并且也一定会知道这些碟子上哪里去了，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收茶钱时因此和顾客吵起来过；并且在提着大铜壶用“凤凰三点头”手法为客人续水时也从不拿眼睛“贼”着客人。

    ⑤除了到昆明图书馆看书，喝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到翠湖去“穷遛”。这“穷遛”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名一钱地遛，一是无穷无尽地遛。“园日涉以成趣”，我们遛翠湖没有个够的时候。尤其是晚上，踏着斑驳的月光树影，可以在湖里一遛遛好几圈。一面走，一面海阔天空，高谈阔论。我们那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可说，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呢？我现在一句都记不得了！

    ⑥我是1946年离开昆明的。一别翠湖，已经38年了，我是很想念翠湖的。

    ⑦我听说，翠湖现在很热闹，经常举办“蛇展”什么的，我又有点担心。我不反对翠湖游人多，甚至可以有游艇，甚至可以设立摊篷卖破酥包子、焖鸡米线、冰激凌、雪糕，但是，最好不要搞“蛇展”。我希望还我一个明爽安静的翠湖。我想这也是很多昆明人的希望。

（选自《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有删改）

回家过年

东方晓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田野一片银白。

    她伫立在村口，睁大双眼向远方瞭望。北风像无数只利爪，无情地撕扯着她的衣服。鹅毛般大小的雪片，一个劲儿地往她的脖子里钻。她紧了紧棉衣外边黛青色的围腰，又围了围那条深蓝色的头巾，继续瞭望。

    她在等待当兵的儿子回来。进腊月时，儿子就来信说打算回家过年，可究竟哪天回他却说不准。今天是三十，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她相信儿子今天一定能回来。

她已经成了雪人，但她并不愿拍去身上的积雪。身为农民，她懂得“瑞雪兆丰年”的道理。可这会儿她又担心雪下得太大，会阻断道路。心里默默念道：儿子你在哪儿呀?是在部队，还是在路上?这天气你还能回来吗?老天爷啊，给我儿子留下回家的路吧……

    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她就开始等啊，盼啊，盼着儿子早点回来。年根里事情多，家家户户都忙着置备年货，她的老伴儿有病，她家自然比别人家忙。可即便这样，她还是每天都到村口瞭望一会儿，一天不落。但直到现在，还是没看到儿子的身影。

    昨夜又下起了大雪。她知道，儿子今天要是再回不来，可能就不会回来了。是阻在了路上，还是部队突然有了任务?先前，儿子写信告诉过她，军令如山倒，一旦有命令，任何个人的事情都必须放下。但她依然满怀希望，在她看来，这么太平的世道怎么会有什么重大事情呢?肯定是被阻在了路上，这该死的大雪!

    今天吃过早饭，她把大年夜要吃的肉炖上，又吩咐女儿剁饺子馅儿，然后就冒着大雪到村口去瞭望。

    雪不停地下，风使劲地吼。她的脚早已冻得麻木，不停地跺地驱寒。跺着跺着，脚下成了一对儿冰砣窝子，但她决不挪开地方，她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等到儿子回来。

    “娘，回家吃饭吧!”

    她以为是儿子在唤她。回头一看，却是女儿。她才意识到已过了中午。

    吃过午饭，她又来到村口。洁白的雪路上，又留下她一串深深的脚印。而那脚印很快就像先前的脚印一样，被大雪盖得无影无踪了。

    来到村口，搜寻到自己踏过的雪窝子。雪窝子已被大雪盖住，但还是留下了浅浅的痕迹。她依然站在那对雪窝子上，生怕不能连续似的。她坚信站在老地方等，肯定能等到儿子。

    两个小时过去了，她什么也没等到。

    又过了两个小时，她仍然什么也没等到!

    天渐渐黑下来，家家户户挂起了红灯笼，鞭炮声也在四面八方响起。她才失望地对来唤她回家吃饭的女儿喃喃地说，你哥今年可能回不来了。

晚上，她还不死心。老伴儿和孩子们都睡了，她还坐在炕沿上，等着儿子回家。直到凌晨，鞭炮声再次响起。她才自言自语地说：“看来真的回不来了!”

    然而大年初一的清晨，一家人正要开始吃饺子，一封信送到她的手里。是儿子写来的!

    爹，娘：儿不孝，让你们失望了。儿原本要回家过年，但临行前突然接到命令，我们驻地附近发生特大雪灾，积雪超过30厘米，灾区牧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上级命令我们马上赶往灾区救灾。时间紧急，不能多写，请爹娘安心过年，不要牵挂我。

儿拜上

1988年1月5日

    随信寄上我新近照的照片，就先让它陪爹娘过年吧。

她拿起照片认真端详：穿着厚厚棉军装的儿子戴着像雷锋那样的帽子，双手端着枪笔直地站着，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脚下是厚厚的积雪，身后是碧蓝的天空和皑皑的雪山。

    眼泪一下子就溢满她的眼眶……

他把儿子的照片装进相框，端正地放在桌子的一边，又在照片后面放上凳子，然后含泪笑着说：“儿啊，过年了，吃饺子吧!……”

鱼儿

冰心

    十二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坐在海边的一块礁石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儿，绕着丝儿，挂着饵儿，直垂到水里去。微微的浪花，漾着钓丝。

    礁石上倒也平稳，那边炮台围墙的影儿，正压着我们。过了半天，这丝儿只是静静的垂着。我觉得有些不耐烦，便嗔道，“到底这鱼儿要吃什么？ 怎么这半天还不肯来！”奶娘笑道，“它在海里什么都吃，等着罢，一会儿它就来了！”

    我实在有些倦了，使将竿子递给奶娘。两手叉着，抱着膝，一层一层的浪儿，慢慢的卷了来，我想着——我想我要是能随着这浪儿，直到水的尽头，掀起天的边角来看一看，那多么好呵！不过掀起天来的时候，要把海水漏了过去，把月亮濯湿了。不要紧的！天下还有比海水还洁净的么？它是澈底清明的……

    “是的，这会儿凉快的多了，我是陪着姑娘出来玩来了。”奶娘这句话，将我从幻想中唤醒了来；抬头看时，一个很高的兵丁，站在礁石的旁边，正和奶娘说着话儿呢。他右边的袖子，似乎是空的，从肩上直垂了下来。

    “他是谁？他的手臂怎……”

    奶娘笑着拍我说，“不要紧的，他是我的乡亲。”

    他也笑着说，“怎么了，姑娘怕我么？”奶娘说，“不是，姑娘问你的手怎么了。”他低头看了一看袖子，说，“我的手么？我的手让大炮给轰去了！”

    我望着他说，“你的手是让这炮台上的大炮给轰去的么？”

    他说，“不是，是那一年打仗的时候，受了伤的。”我想了一会儿，便说，“你们多会儿打仗来着？怎么我没有听见炮声？”

    他不觉笑了，指着海上，——就是我刚才所想的清洁光明的海上——说，“姑娘，那时还没有你呢！我们就在那边，一个月亮的晚上，打仗来着。”我说，“他们必是开炮打你们了。”

    他说，“是的，在这炮火连天的时候，我的手就没有了，掉在海里了。”我呆呆的望着蔚蓝的海，——望了半天。

    奶娘说，“那一次你们似乎死了不少的人，我记得……”他说，“可不是么，我还是逃出命来的，我们同队几百人，船破了以后，都沉在海里了。只有我，和我的两个同伴，上了这炮台了。现在因着这一点劳苦，饷银比他们多些，也没有什么吃力的事情做。”

    我说，“他们那边也一样的死伤么？”他说，“那是自然的，我们也开炮打他们了，他们也死了不少的人，也都沉在海里了。”我凝望着他说，“既是两边都受苦，你们为什么还要打仗？”他微微的叹息，“哪里是我们？……是我们两边的舰长下的命令，我们不能不打，不能不开炮呵！”

    炮台上的喇叭，呜呜的吹起来。他回头望了一望，便和我们点一点首说，“他们练习炮术的时候到了，我也得去看着他们，再见罢！”

“他自己受了伤了，尝了痛苦了，还要去开炮，也教给后来的人，怎样开炮；要叫敌人受伤，叫敌人受痛苦，死了，沉在海里了！——那边呢，也是这样。”

    海水推着金赤朗耀的月儿，从天边上来，可我的心却沉了下去。

    “海水里满了人的血，它听凭飘在它上面的人类，彼此涌下血来，沾染了它自己。”

    “月儿是受了这血水的洗礼，被这血水浸透了，他带着血红的光，停在天上，微笑着，看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清洁！光明！原来就是如此……”

    奶娘拊着我的肩说，“姑娘，晚了，我们也走罢。”

    我慢慢的站了起来，从奶娘手里，接过竿子，提出水面来，——钩上忽然挂着金赤的一条鱼！

    “‘它在水里什么都吃’，它吃了那兵丁的手臂，它饮了从那兵丁伤处流下来的血。它在血水里养大了的！”我挑起竿子，摘下那鱼儿来，仍旧抛在水里。

    奶娘却不理会，扶着我下了礁石，一手拄着竿子，一手拉着无精打采的我，走回家去。

（有删改）

那一天是哪一天

杨晓东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不能准确地记起，只记得入冬后一个静谧的晚上，油灯上的灯花瘦了又长，长满了又瘦；火妒里的火苗一闪一闪，温暖舒适。我趴在简易的饭桌上，歪歪扭扭地在本子上写下当天学的生字。母亲衲着鞋底，油灯在偏我的方向放着。突然，她停下了手中的针线，轻声地问我：“我的名字怎么写？”我刚随手在语文课本上写下一个“黄”字，母亲就连忙说：“怎么在课本上乱画，找个用过的本子，在背面写。”于是，我找了个用过的数学本，在背面一笔一画地写下“黄定秀”三个字。母亲眼盯着三个字，慢慢地放下手中的针线，拿起铅笔，在本子上一遍一遍地模仿着。母亲拿笔的姿势真不如拿针线的娴熟，但母亲极为认真，写了很久。这恐怕是母亲一生能写的三个字。母亲识字三个，却用一生写下了无尽的文字。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还是记不太清楚，只记得阴雨连绵的初夏，子规声声，烟雨满川。放在房檐下的木盆，一会儿就接满了屋檐水。在吃水靠挑的当时，接雨水洗衣服是每个家庭主妇首先想到的，母亲也不例外。木盆里泡着的是我的黄帆布书包，时不时散发出一股腥味。母亲边洗边说，这是哪条野狗跑到门上来了？因为雨淋在狗身上，常常散发出一种腥腥的味道。我便默不作声。直到晚上，我才给母亲说了实情：我上学时偷偷拿了家里一个鸡蛋，准备卖给学校附近的商店，换取两毛钱，去买包“月亮牌”方便面。我把鸡蛋装在书包里，没到学校，鸡蛋被压破了，书本连同书包都沾满了蛋液。母亲说：“我早就知道了，故意说是野狗子串来的腥味，妈是怕让你爸知道，你少不了一顿打。你以后千万不要自己悄悄拿东西，更不能拿别人的东西，这是最不好的习惯。”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仍然无法记起，只记得早饭后雪花漫天飞舞，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深冬风厉，家家户户都掩门闲户，围坐在柴火炉边拉着家常。我和弟弟在雪地里开始忙乎着堆雪人。刚刚堆起雪人的身子，弟弟喊我：“哥，哥，有讨米叫花子。”我顺着声音望去，门前走来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头发乱蓬蓬的，驼着背，身上背着一个大破背包，上身穿着一件破棉袄，腰间用一根大拇指粗的布条捆着；两只不一样的解放鞋，用稻草绳缠了两圈，走路有点瘸；嘴巴微微张开，像是要说什么又没有说。这时，母亲出来了，问他是哪里人，他就咿呀咿呀的，原来他是个哑巴。母亲对我们说：“他肯定又冷又饿，快让他到屋里火炉边，给他热碗米饭。”他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母亲给他找了一双父亲的旧棉鞋。他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里，眼含热泪，不住地点头。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真的记不起来，只记得那是一个燥热的初秋，知了还在聒噪地喊叫。母亲被几个亲戚送了回来，走进屋，我连忙上去搀着母亲。母亲脸上毫无血色，一张灰土泛着蜡黄的脸瘦小无比，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双腿浮肿，走起路来显得僵硬和吃力；语言也显得迟钝，很想说但是又好似骨鲠在喉。那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和我们亲戚一块儿去河北武安的煤矿上，给工地做饭。或许是因为水土不服，或许是身体早已有了问题，短短的十几天就病倒了。送回来的那一刻，妹妹和弟弟边烧水边小声哭泣。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潸然落泪。

    那一天是哪一天……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农历2000年7月29日。母亲突发脑溢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一天就是这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我、妹妹和弟弟再也没有妈妈了。

（选自《散文百家·下旬刊》2017年第1期）

信誉之花

尚书华

    城市不大，不足百万人口。

    小区亦小，只有十几栋楼房。

    罕见的是在西北角，紧挨供热站的地方，有两间简易平房，每天早晨6点至8点，门口常会有十几个人排着队。干什么呢？买豆腐、豆浆的。

    这就有点新鲜了。若说四五十年前城市里买豆制品需要排队，很正常，那时供应不足。可如今，寻寻常常一块豆腐，让人家排队等着买，这豆腐得好成啥样？

    别说，还真就有人把这个豆腐坊比喻成了一朵花——信誉之花。

    老住户都记得，十九年前，这个小区刚刚建好，就有一对年轻夫妇背着行李拎着提包住了进来，租用了供热站废弃的一个材料仓库，月租一百五十元。

    偶然一天，小区里出现了一位腰扎围裙、胳膊上带着套袖，衣着得体、落落大方的年轻媳妇，脚蹬三轮车，在小区里响亮地吆喝着——卖豆腐！

    她的出现，如一缕春风，荡漾在小区各个角落。

    闲聚在楼头的大叔大妈富有生活经验且眼睛最尖，一眼就看出她卖的豆腐跟市面上的不同。那豆腐实而不老、嫩而不囊，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黄色油脂，说明制作加工时，大豆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凝缩在豆腐里，让人看见就有想尝一口的欲望。于是，你买一块，他买一块，各自拿回家“火力侦察”去了。一品，果然好，久违的口感，豆腐本真的味道。

    豆腐好，卖豆腐的人亦好。爽快，嘴甜，大叔大妈、大哥大姐，凡是买豆腐的人，个个被她叫得心里甜滋滋的。没用多久，人和豆腐在小区都赢得了好声誉。

    有热心善良的大妈给她出主意：闺女，你的豆腐这么好，不放添加剂，不揭豆腐皮，原汁原味，谁吃都觉得可口、放心。可你跟那些没有正味的豆腐卖一个价钱，太亏啊！得涨涨价，哪怕一块豆腐涨两毛钱。别人卖一元钱一块，你卖一元二角，优质优价，公平合理。

    她听了嘿嘿一笑，说，谢谢大妈。涨价是要涨的，可现在不行。您想啊，我这豆腐才卖不到仨月。小区这么多人家，没尝过我家豆腐的多得是，若现在卖得比别人的贵，谁还肯买我家的。我慢慢来，让越来越多的人不但知道我家豆腐好吃，还得让他们知道我家豆腐是怎样做出来的。

    她们家的豆腐可以出来卖，而豆浆只在豆腐坊卖。这样一来，想喝豆浆的人只有到豆腐坊来买，顺便也就把她家制作豆腐的过程看了一遍。两口子要的就是这个参观率。

    去过豆腐坊的人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干净、卫生、传统工艺、货真价实。

    陡然一天，豆腐涨价了。一块从一元钱涨到一元二角，一袋豆浆从五角钱涨到六角。奇怪的是顾客并没有因为涨价而减少，倒是不断增加，连外小区的人也来买。

    豆腐坊火了。周围小区的居民少有不晓。

    小两口倒是不温不火，淡定如初。每天一百五十斤豆子，重复着同一样式的劳动。顾客从豆腐坊进进出出，一天天数点着日子。表弟的农用三轮车在城乡之间往往返返，运送着岁月，驮载着憧憬和希望。

    人们看到的是，夫妻俩的生活渐渐有了变化。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一天天长大，入托、入学、住上了小区的取暖楼。

    伴随着生活变化的还有涨价的豆腐。别人卖一元五角一块时，他家卖一元八角；别人卖二元一块时，他家卖二元五角——比别人卖得稍贵一些。可大家都买账，依旧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有人向夫妻俩建议：豆腐、豆浆在小区内外已经形成了品牌，可以扩大一下加工规模，增加人手，多创造些利润。两个人听了都直摇头。男人说，若往大了整，闹不好会砸饭碗的。女人连忙随着说，可不是咋的。这些年多亏邻居们的支持、帮衬、照顾，成全了这么个生意。让俺在城里买了楼，供孩子上了大学，老人也可以时不时从乡下来城里住几天，享享福，俺心里挺美的。俺两口子不是不想把这豆腐坊做大，是觉得没那本事。一旦大了就难免会走样，一走样就啥也不是了。这豆腐、豆浆若想好吃，不但豆子得好、水得好、技术得好，最重要的人心得好。人心若不好，只盯着赚钱，什么坑人的事都干得出来。

    近二十年光景，一切都在悄然变化。男人的背略微有些驼了。女人的眼角生出浅浅的皱纹。没变的是：春夏秋冬，凌晨3点，豆腐坊准时点亮的灯光；早餐时，那条排在门口的长队；还有那辆往返于城乡来去都不空载的农用三轮车……

过梁

马加

从涞源到察哈尔的大道，呈现着异样荒凉的景象。凝结的薄冰破碎了，枯黄的马兰草被践踏得面目全非，羊粪露出在雪的外面，水成岩的石子上涂抹了斑斑的烂泥，仿佛有一列长距离的军队刚从这里走过。

孙林注意着路上的现象，无论是一颗土粒或是一根草。他企图从任何物体的表面上找出可以证明的痕迹。他迫切地需要知道在两点钟前是否有队伍从这里经过，因为抗联司令员给他一道紧急的命令，要他把刚刚离开的一个大队追回来。

孙林的耳轮很大，平滑的额角，看起来没有精神的石灰色的眼球，老是盯在一个地方，一分钟也不会转动一下。这个人就有个长处，他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送信时跑得脚板生出大饼厚的僵皮，他向来不对谁抱怨一句。

道路崎岖得不能骑马，可是丢开马以后，更觉得身体难以支持下去。他四肢瘫软无力，头昏脑乱。显然是急行军和夜里没有睡眠的结果。他的意识里浓重地潜伏着疲惫。他想到他会消失最后的挣扎力而倒在路旁，也许因为寒冷而得到可怕的结果。他的思想近于混乱，但是有一种力量还能支持他继续前进，那便是对革命工作所发生的热情。

雪花从甸子梁最高的山尖上抖撒下来，带着一种附着力，吻合在低矮的甸坡的茅屋上。孙林悄悄地走到一家院里，在马槽的附近，碰见一个贩麻的老头子，正用扫帚扫着落在麻捆上的积雪。他告诉了孙林关于部队通过甸子梁的事情。

“你是在梁上碰见队伍的？”孙林望着村外一片白茫茫的山峰，问着老头子。

“有些队伍已经下梁了，有些队伍在雪里滚……”这老头子没有说完，又贪馋地把烟管插进嘴里去。孙林的脚尖刚刚触到了雪块，一种莫名的战栗震撼着神经末梢，仿佛他的感觉器官触到冰柱上了一样，血管也要凝结起来，他在那雪块上揉了两下，没有说一句话。

不知道是受了老头子的影响，还是自己打不定主意，孙林跟老头一道走进屋里。“我从来没有走过这鬼地方！”他不耐烦地跺了一脚。

“除了五台山外，甸子梁是周围八九百里最冷的地方。每年七八月都要冻死人。从甸坡到甸子梁还有五里地。到梁上地就平了，风也大了，雪也深了。中间三十里没有人家，假如你的火力不足，到半路上就冻完蛋了！”

老头子想起了舒适一下自己的身体，解开皮袄，拢起火。把葫芦里的烧酒倒在一只青鹅羚碗里，快活地呷了一口，然后把酒碗递给青年人：

“同志，烘烘肚子吧！”

“我们军队不准喝酒。”孙林想起了部队的纪律，皱一皱眉。

“你不喝酒，过梁的时候会冻死你的！”老头子叫着。他的红沙眼燃烧得有些肿了，闪烁着火花：“我成了习惯啊，过梁就要喝酒。”

孙林走到外面去，雪还是下着，拴在石槽上的骡子跑到马棚的门口，雪落在它的头上，它一次又一次不安地闪着耳朵。孙林很长时间地望着天空。他知道雪不会停下来。而山上的路又被雪掩盖住了，辨认出道路的痕迹是很困难的，天气是这样寒冷，就算是狗和麻雀也应该都躺在自己的窝里。似乎整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再冒险地走路，也没有人愚蠢地和无情的严寒开玩笑。

他快快地回到冰冷的房子里，靠着锅台，失望地瞧着老头子的下巴。

“今天不能过梁吗？”

“梁上有三不过，你不知道吗？”老头子反问，他好奇地望着孙林的两只耳朵，“过梁有过梁的规矩，阴天下雪不过梁，赶早贪黑不过梁，单身汉不过梁。”

“我今天……”孙林的面孔变得苍白起来。

“你今天不能过梁！”

老头子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摇着头，又喝了一口酒。老头子伤感地咳嗽着。缄默了一会儿，突然，发酒疯一样摇着孙林的胳膊。“咳咳！你们八路军真是能吃苦呀，希望老天爷睁开眼睛。”老头子的同情使孙林感到难过，每当想起任务，他的思想立刻陷入被谴责的不安状态。

他霍然站起身子，背起马枪，踏着门板踉跄地跑到外面，老头子惊讶地望着他坚决的表情，扑灭地上的火，也随着走到外面。

“老天爷留你在这里过夜的。”

“不！我要过梁去！”孙林冷静地回答说。风雪吹开了他的薄薄的棉衣，他的身子已经被风雪吹打得摇抖不定。

“过梁去……你疯了么？”老头子惊骇地抓着孙林的胳膊，摇了两摇。

“我要……”孙林没有说出他所要说的话，望着前面雄伟的山峰，一种热望从他的心底燃烧起来。

“同志，你过梁会冻死的！”老头子同情地恳求着。

孙林没有听从老头子的话，背起马枪，勇敢地向着山顶走去。五分钟后，他变成一团雪块滚进茫茫的乱苍山里面了，只有洁白的雪地上残留着脚印的痕迹，没有多久，又被雪花掩盖住了。

两天以后，抗联在涞源打了一个胜仗，老头子从甸坡赶着骡子回了家，在烧坏敌人汽车的战场上，他又碰见了那个年轻的通讯员，他坚毅的表情里愈发显露出青春的健康，对着汽车的碎铁片发着微笑，仿佛有什么快乐事情一样，只是左部脸上冻掉了一只耳朵。

1941年7月作于延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