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城

    浓雾锁城。不过才十几分钟，这座小城便成了孤城。

    警察封锁了高速路、公路。雾太大了。得到警察封锁道路的消息，李生慌了。

    他觉得害怕，好像自己一个人被扔在小城里，孤独无助。尽管他知道周围都是人，但这些人不是他的亲人。他的亲人在城外，在距离小城二十五公里的乡下，那里鸡鸭成群，小桥流水，李生迫切地想要回到那里，回到亲人的身边，那样才踏实。

    李生跑下楼，掏出钥匙准备开车，想到警察已经封了路，又沮丧地收回钥匙。他只有走着回家了，警察总不至于连人都拦截吧。

    浓雾遮蔽了周围所有的东西，除了身旁四五米的范围，其它什么也看不到。李生停下来，可以听到有高跟鞋叮叮叮敲击路面，有人在说话，隐约有人影影绰绰晃动。有人匆忙从他身边跑过，嘴里嘟嘟囔囔说着什么，一个人在身后喊着那人的名字，那人答应一声，没有回头。偶尔有一束黄的光缓慢地闪过，远远有嘟嘟的喇叭声。

    李生心慌得厉害。他想看到熟悉的人，看到熙攘的汽车，想跟人说话，说什么都行。

    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雾似乎越来越浓，像牛奶漫天倾泻，抹也抹不开。

    李生掏出手机，试图找出一个人跟他聊天，很奇怪，显示有信号，手机就是打不出去。他一遍一遍地拨手机里存储的每一个号码，不管谁。110，120，119，甚至114，他都拨了，一个也拨不出去。

    李生加快了步伐。总会走出去吧。越这样想，却似乎越陷入了迷宫，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像被人施了魔法，所有的东西都消失在浓雾里，轻飘飘地，就没了。

    突然，一条黑色的小腊肠狗从身边跑过，李生欣喜若狂，可爱的小狗，尽管它不会说话，但也是个伴。李生紧跟着脚步轻盈的小腊肠，生怕跟丢了。

小    腊肠似乎明白李生的心思，它的脚步慢下来，李生可以很轻松地与它并行。李生默默地说：小狗，谢谢你。

    也许是觉得没意思，和李生一起跑了一会儿，小狗叫了几声，突然往斜刺里窜过去，李生喊“站住”，但无济于事。少顷，他听到了两只狗的叫声，小腊肠找到了它的伙伴。

    真是悲哀啊。

    走，赶紧走。赶紧离开这座可怕的孤城。

    终于，到达出城的路口了。警察背着手站成一排，如果不是身上米黄的荧光背心，李生根本看不到他们。

    他跑过去，想从警察中间穿过。可他们站得实在太密，李生又太胖了，根本穿不过去。李生说：警察同志，请让我过去。这些威严的警察居然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李生拉拉他们其中一个的衣服：求求你，让我过去，我要看我爸看我妈我妹看姬小凡。还是没人搭理他，好像他面对的是一排水泥砌的警察。

    李生哭喊起来，他的恐惧已经蕴集到了顶点，一下爆发出来，孩子一样大声地哭，绝望地喊。但那些警察依然无动于衷。

    喊过哭过，李生的心稍稍安定了些。既然哭喊没用，就要想别的办法，必须尽快离开这里，离开这座浓雾紧锁的孤城。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李生想破了脑袋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他只能盯着那些米黄的背心，连成一条线的黄背心，从那里感觉到一点温暖的气息。

    过去的日子，排山倒海一样来到李生眼前，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和妹妹在一起，和姬小凡在一起，快乐得到处都是和煦的阳光，多好啊。可现在，除了雾什么也没有。

    就在李生一屁股坐到地上，丧失一切信心的时候，天居然一下放晴了。浓雾像缕缕的丝帛一样被轻轻抽走，霎时，阳光遍地。

    他恍惚地站起来，看看前方，一条宽阔的道路，通往他家乡的路，路上全是等待进城的人和车。看看身后，一座座美丽的大楼高高挺立，楼上的招牌清晰可见。

    一切就像梦一样。

    一个小警察过来对他说：走吧，现在可以走了。

    去哪儿？

    你不是要回家吗？

    我回去干嘛？又没事，我上个月刚回去过。

    可是，你刚才哭着喊着说要回去的。

    我现在又不想了。

    李生转身向回走，一座大楼的十一楼上，有他打开的电脑，没干完的工作。

（选自2012年第5期《小小说》，略有删改）

竹排嫂

刘心武

    制竹排的原料，一是竹子。大货车运来竹子，卸下，先要破开，再截成一定的长度，然后在截好的竹板上打孔。再就是比较细的钢筋，用来将打好眼的竹板串起。固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能套住钢筋头的扳子，将露出竹排两边的钢筋头掰弯，箍定竹排；另一种是钢筋段两端有螺纹，将螺母旋进去箍紧。这并不是轻松的体力活儿，本应由男子汉来干，但是如今镇子附近的村里，留守的男子多是老弱病残，于是，形成了竹排嫂大军。她们生产出的竹排，隔几天就有大货车来装走，老板望着满载的货车远去，笑逐颜开，竹排嫂们则盼着运竹子的货车到来，那样，她们就可以继续挣钱了。她们挣的是计件工资。每天东方发亮她们就来，露天干活，中午不回村，自带馒头，就着花生米，喝老板供应的开水，吃完喝完，稍稍说笑一阵，再接着干，直到天光模糊。收工时当着老板的面点数，算下来，每个竹排嫂平均每天能挣80元，一个月下来，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这收入于她们至关重要，在城里务工的男人虽然每天的工资比她们高许多，但是要等到春节前，才能领足工资，若是大小老板拖欠，还得抗争一番才能把钱带回家，因此，竹排嫂们每月一结的收入，便是家中老小生活的切实支撑。

    羊群有头羊，竹排嫂里有“头嫂”，她男人恰好姓祝，包括老板在内大家就都叫她竹嫂。竹嫂五官端正，身体健壮，皮肤黧黑，嗓门特大。她男人在北京建筑工地做钢筋工。往往是，下小雨了，竹嫂带领姐妹们退进简陋的檐棚下，继续制造竹排；雨下大了，有的人不干了，她套个雨披，还干，直到瓢泼大雨倾泻而来，她才罢休。她儿子上小学，放了学，就来工地找她，她让孩子趴在制造好的竹排垛上写作业，后来，另几位竹排嫂也让自己的孩子放学过来，几个孩子一起写作业。竹嫂有时会去院外小店，买来小瓶的奶发给孩子们吃。

    有次老板进的竹子，破开后飞出粉尘，显然那竹子是让虫子啃过了，老板还让制成建筑工地用于蹬踩的竹排，竹嫂就抗议：“不行!建筑工人踩上去不安全!”老板说：“知道你男人是干那个的，可哪能那么巧，偏赶上他去踩呢?再说，这样的竹片也不至于就会踩折!”竹排嫂们的男人都是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听了老板这话，一窝蜂反驳，一个说：“她男人没踩上，我男人踩折了摔下来你偿命!”一个说：“谁踩上也是个地雷!”竹嫂就跟老板说：“我们还给你拿它做竹排，不过不是做建筑工地用的，做成养羊用的那种!”养羊的竹排承重不用那么讲究，而且，竹片之间要留缝，好让羊屎蛋漏下去，当然，批发价也就低许多。老板不愿意：“最近哪有来要那个货的啊!”竹嫂就做主：“姐妹们，这批竹子咱们就给他弄成养羊用的!”又对老板说：“你不能赚黑心钱，你要有良心!做成的羊排给你码得齐齐的，早晚能销出去!”老板退让了：“好吧好吧，你个竹嫂，还真惹不起你!”

    来了个新手，原来是在鞋厂打工的，鞋厂生意不好，被裁了，来做竹排。为了计件多得，她串竹排的时候，本该在上好螺母以后，用锉子把露出的螺纹锉花，以防螺母在运送、摆放过程中震松，她却省略了那道工序，直到收工前，才被竹嫂发现。竹嫂不依，那新手说：“你倒比老板还狠，哪有那么巧的事，偏我做的就散架!”吵到老板那里，老板对那新手说：“你的男人，是在城里收废品吧?你要不跟竹嫂她们一条心，我也不敢用你了。我出的竹排为什么供不应求，口碑那么好?就因为在我这里干活的媳妇们，男人全在城里建筑工地干活，她们的心思，是质量的保证。你想干下去，就得听竹嫂的，连我也得让她三分!”结果，那天竹排嫂们加班，把那新手做的竹排一个个找出来再加工，她们不再争吵，而是一起唱起了流行歌曲……

（有删改）

城里乡下

刘平

    焉瓜两口子有一个梦想：在城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很多农民工都有这个梦想。他们这个梦想是两年前萌发的，那时他们已经攒了5万元。焉瓜就对老婆翠玉说：“我们都努力挣钱，争取过几年在城里买一套房子。”翠玉说：“嗯。努力。”

    现在，他们有23万元了。

    焉瓜在建筑工地开塔吊，每个月可以挣6000元钱。翠玉在制衣厂上班，每个月有3000多元收入。他们租住在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狭小拥挤，但每个月租金要1000元。为了实现梦想，焉瓜和翠玉结婚4年还没有要孩子，他们打算在城里买了房子后再要孩子。他们都认为，只有在城里，孩子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每个月存5000元钱，雷打不动。焉瓜原来抽8元一盒的烟，3天两盒，后来翠玉说：“不想买房子，你想咋抽就咋抽。”焉瓜一咬牙，就把烟戒了。

    焉瓜和翠玉开始往房产中介跑，买不起新房子，他们打算按揭一套二手房。家里老人一直在催他们要孩子，他们觉得该买房子了。

    掐算着手里的钱，又想买面积稍微大一点的，焉瓜和翠玉心里很纠结。后来他们终于看中了桂苑小区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6楼，电梯房，房主是姓李的老太太。小区附近有学校、超市，生活、娃娃读书都方便，可首付要32万。焉瓜嘴甜，说：“李阿姨！再少点？”老太太摇摇头：“这个价，已经很低了。”

    琢磨了半天，焉瓜和翠玉有了办法，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老家的房子带个小院子，5间青砖瓦房，篱笆墙上爬满牵牛花，院门口，有一颗大香椿树。每年春天，牵牛花开出白色小花，香椿发出嫩芽。老娘喜欢用香椿芽炒鸡蛋、煮苕菜，好吃。焉瓜和翠玉进城后，老房子就老娘一个人住。焉瓜和翠玉商量，卖了老房子，就把老娘接到城里住，以后有孩子了，也有人带。

    焉瓜回去和老娘商量，老娘有些舍不得，但还是顺了焉瓜的想法。

    焉瓜用手机拍了一些小院子的照片发到网上，还专门拍了香椿树的照片。焉瓜把照片发到网上，标价15万元。焉瓜想，13万也卖。

    隔三差五就有人打电话联系，高的出价八九万，低的，出价6万，因为价钱不合适，都没成。焉瓜知道他们不是真心要买，那个小院子怎么也值13万。

    “这些人，巴不得白送给他们。”翠玉说。

    焉瓜又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出价11万，还提出明天去看看老房子，再最后定价钱。焉瓜感觉这个人好像是真心要买，约好时间，向工地请了假，第二天就早早回去等着了，3个人，一对中年夫妻，还有一个，竟然是桂苑小区那个房主李老太太。

    中年夫妻都喊李老太太“妈”。

    他们对小院子很满意，特别喜欢院门口那棵香椿树。一番讨价还价，他们出价13万。

    一个月后，焉瓜和翠玉就拿到了桂苑小区那套房子的产权证。他们离开那套狭小拥挤的出租房，带着老娘搬进了繁花似锦的桂苑小区。而乡下那个熟悉的小院子，也成了别人养老的地方。那天晚上焉瓜和翠玉都很高兴，他们心里都有一种新鲜的归属感。焉瓜抚摸着鲜红的产权证，说：“我们是城里人啦？”

    翠玉说：“当然是城里人啦！”老娘在厨房里做着好吃的。

    焉瓜和翠玉也打算要孩子了。

    偶尔，焉瓜会想起那个李老太太。他想，城里人咋会喜欢到乡下过日子呢？焉瓜喜欢城里的日子。

    只是，焉瓜常常想起老家院门口那棵香椿树。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7第16期）

木笛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招收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考试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比一。

    终试在艺术学院阶梯教室进行。

    “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抬起头，他看见空蒙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把它递到朱丹手中。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①贝多芬的《欢乐颂》；②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

    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这一句轻声的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说：“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说：“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断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句话，朱丹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朱丹披着雪花不知不觉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色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一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自发聚集起来的。他们的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着红宝石般的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急促，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

    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母亲的小木匣

王举芳

母亲说：“小木匣的锁坏了，你给我换一个吧。”我接过母亲手中那把带着岁月锈迹的锁说：“行，下班后我去修锁匠那里看看。”

还没下班，接到多日未见的同学电话，说他来出差，想见面聊聊。我想锁早一天买晚一天买没事儿，下班后便拉着同学一起吃晚饭。吃完饭还没到家，单位领导打来电话，让我明天出差一周。

出差回来，妻小声对我说：“咱妈那木匣子里装的是什么宝贝啊?”

“咱妈能有啥宝贝?”

“整天走着坐着都抱着那个木匣子，仿佛里面有天大的秘密。”妻努努嘴示意我，“喏，你看，睡觉都抱在怀里呢。”我望向坐在躺椅上睡着的母亲，果然，她的双手妥帖地把小木匣搂在胸前。

这个小木匣是外公做的。外公是个木匠，那年有人拿了木材给外公，请他给即将出嫁的女儿做两个柜子。柜子做完，外公用下脚料做了这个小巧玲珑的木匣。外公虽是木匠。但外婆是个病身子，加上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的吃喝，没有余钱给就要出嫁的母亲买木材做嫁妆，小木匣成了母亲唯一的陪嫁。

母亲欢喜地抱着空空的小木匣走出外公的家，进了奶奶家的老宅子，开始了另一段人生。记忆中，母亲总把小木匣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上面的小铜锁一直是锁着的。少年的我对小木匣充满了幻想与好奇，终于趁母亲不在家，用锤子把小铜锁砸开，迫不及待地打开小木匣，里面除了一股淡淡的松木香味儿，什么也没有。母亲回家后很生气，一把拉过我，摁在床边，照着我的屁股啪啪狠劲儿打，边打边说：“让你起邪心。今天不让你长记性，以后你也会对别人的东西起邪心。人，不能对别人的东西起歪心和邪心，你知道不知道?你说你记住了没……”那顿打啊，我的屁股都被打开花了，好长时间都得趴着睡觉。

小木匣也不总是空空的。刚参加工作那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女孩喜欢书和苹果，我想用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赢得女孩的芳心。母亲拿出小木匣，拿来两个红红圆圆的苹果洗净、擦干放进去。把我给女孩买的书放在苹果上面。十几天后打开小木匣，里面的书散发着淡淡的苹果香。我把带着苹果香的书送给女孩，女孩望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欣喜与娇羞。

后来女孩一家南迁，我的恋情就如风筝一般断了线。

“锁买来了吗?”母亲醒了。

“没，我明天一定买。”说完这话又过了四五天，我才去买了锁。母亲很高兴，没有责备我的拖延与忽略。小木匣上了锁，母亲依然一刻不离地抱着它。

“我跟你说，我那天看见老王头和咱妈一起逛街，两人聊得挺热乎。你说咱妈是不是黄昏恋了啊?”妻说。

“咱爸去世快二十年了，咱妈要真找个老伴，我还真同意。”

妻说：“我也同意。”

“妈，我看王叔挺好的，哪天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吧。”我试探着对母亲说。

“你王叔一点都不好。哦，我是说他可悲惨了，儿子儿媳要抢他的银行卡，这不，他说让我给他保管着。我说可不能放在我这里，我让他约了他的儿子儿媳，我去和他们谈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再欺负老王头，就让老王头和他们脱离关系，然后把所有的钱和房产全部捐出去。我会陪老王头一起和他们战斗到底。他们都吓坏了。我这像不像你们说的‘女汉子’啊?”母亲笑了：过了一会儿，母亲抚摸着小木匣严肃地说：“我的小木匣，不能装别人家的东西，装别人家的东西，沉啊。”

母亲走得很突然，却很安然，就那么抱着小木匣在躺椅上睡着了，再也没能叫醒。

母亲离世一个月后，我让妻拿出小木匣放在桌子上，小木匣在母亲的抚摸和时光的浸润里闪着光。我轻轻扭动钥匙，打开小木匣，一股说不出的厚重味儿扑面而来。

里面放着我和妻的结婚证。

“妈这是怕我们离婚，把我们的结婚证藏着，日夜抱着……妈……”妻禁不住哭泣起来：妻用泪眼望着我说：“我们再也不要一吵架就说离婚好不好?”

“嗯。”我的眼睛也开始潮湿。

小木匣里本应装着属于母亲的故事，而普通平凡的母亲一辈子没有秘密。

妻擦干泪，郑重地把结婚证放回小木匣里，锁好，放在了枕边。

(选自《时代文学》)

一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家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二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一张面孔向下边窥视，随后才有一阵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了；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

    “你是不是先生?”

(节选自高尔斯华绥《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