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

季羡林

    ①好誉而恶毁，人之常情，无可非议。

    ②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则另持异说，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

    ③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④我记得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个故事。一个人最心爱的人，只有一只眼。于是他就觉得天下人（一只眼者除外）都多长了一只眼。这样的毁誉能靠得住吗？

    ⑤还有我们常常讲什么“党同伐异”，又讲什么“臭味相投”等等。这样的毁誉能相信吗？

    ⑥孔门贤人子路“闻过则喜”，古今传为美谈。我根本做不到，而且也不想做到，因为我要分析。是谁说的？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因为什么而说的？分析完了以后，再定“则喜”还是“则怒”。喜，我不会过头；怒，我也不会火冒十丈，怒发冲冠。孔子说：“野哉，由也！”大概子路是一个粗线条的人物，心里没有像我上面说的那些弯弯绕。

    ⑦我自己有一个颇为不寻常的经验。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位学者，过去对于他的存在，我一点都不知道，然而，他却同我结了怨。因为，我现在所占有的位置，他认为本来是应该属于他的。因此，他勃然对我心怀不满。我被蒙在鼓里，很久很久，最后才有人透了点风给我。我不知道，天下竟有这种事，只能一笑置之。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我想向他道歉，挖空心思，也找不出丝毫理由。

    ⑧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由于各人禀赋、生活环境等不同，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等，都不会一样。比如吃饭，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吃咸，如此等等。又比如穿衣，有人爱红，有人爱绿，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话本来有点贬义，我们可以正用。每个人都会有友，也会有“非友”，我不用“敌”这个词儿，以免误会。友，难免有誉；非友，难免有毁。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抱上面所说的分析的态度，切不要笼而统之，一锅糊涂粥。

（选自季羡林著《谈人生》，有删减）

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

季羡林

    鲁迅先生提出了“拿来主义”的主张，我们中国人确实从西方国家拿来了不少的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我们也拿来了不少的糟粕。

    我曾提出了一个主张：“送去主义”。意思是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送到西方国家去，尽上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的根据何在呢？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四大发明是人尽皆知的，勿待赘言。至于无数的看来似乎是细微的发明，也出自中国人之手，其意义是决不细微的。我只介绍一部书，大家一看便知，这部书是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然而，日往月来，星移斗转，西方兴起了产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影响遍及全世界。最早的殖民主义国家，靠坚船利炮，完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任务。后来的帝国主义国家，靠暂时的科技优势，今天制裁这个国家，明天惩罚那个国家，其劣根性至今没有丝毫改变。

    现在屈指算来，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已经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拿走了不少优秀的精华，但是，仍然有许多精华，他们没有拿走。比如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其中有糟粕，也有精华。眼前全世界大声疾呼的环保问题实际上是西方人“征服自然”的恶果，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如能切实行之，必能济西方之穷。另外，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而获得成功，对世界其他国家就很有借鉴的价值。

    这些东西如珠子在前，叫人家，特别是西方，却偏不来拿。怎么办呢？你不来拿，我们就送去。

    我们首先要送去的就是汉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汉语是“王”。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大部分和现代的智慧，也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中国人要想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外国人要想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必须首先抓汉语。因此，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首先送出去的也必须是汉语。

    此外，汉语本身还具备一些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优点。我在工作中发现：汉语是世界上最短的语言。使用汉语，能达到花费最少的劳动，传递最多的信息的目的，汉语之功可谓大矣。

    说来说去，一句话：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这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学术意义。我们首先要送出去的就是汉语言文字。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 “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本文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文学也有审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中国文学的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而是更多地将文学当作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绝大多数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中国文学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质特征。这主要表现于下列几方面。

    一，以文求官。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文求官的传统。战国策士游说君主，阐述政治、外交主张，以谋取职位。这游说之辞整理成文，便是《战国策》中的文章。当时也有不少策士并没有向君主面陈己见，而是通过书信对君主进行游说。汉代自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见知于汉武帝，作赋以求仕进便屡见不鲜。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响，历代帝王都喜爱文学，故献诗以求仕进亦不在少数。自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通过诗文选拔官员，由此产生了士人以诗文备考的行为。如白居易《策林序》说自己为应举，曾和元稹等在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唐代之后，这种备考行为更为普遍。

    二，以作诗文为官员职守。中国古代，士大夫首先是以官员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之中，故向帝王陈言献策，以文学来歌功颂德，进行讽刺和教化，也是他们职责所在。中国古代的文体中，官员写作行政公文类文章是必不可少的，诸如奏、议、章、书、表，等等。《尚书》中的那些典、谟、诰、训、誓、命的写作，都出于史官之手。春秋时的百国春秋及《左传》《国语》的写作也都是史官的职责。

    三，以诗文交际。礼有“无辞不相接”和“礼尚往来”的规定，故诗在西周就开始用于人际交往。汉以来，诗文广泛用于人们的人际交往，这类诗词，不外乎对特定对象表示赞美、劝勉、怀念、祝贺、哀悼、要求、邀请，或诉说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说明某一问题。如宇文少府赠李白以桃竹书筒，李白作《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答谢。《全唐诗》收录将近五万首诗，而这类诗歌大概有三万首之多。

    四，以诗文娱情遣兴。以诗文娱情遣兴在先秦早已有之。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诸赋，都是娱楚襄王之作。汉代的诸多赋作，也具有娱乐的性质。此后的唐、宋、元、明、清各代，文人集会、宴会、结社等，都免不了以诗文相娱，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宴饮、奉和酬唱之作。中国古代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娱乐诗文，而且产生了一些旨在娱乐的诗歌形式，如唱和诗、赋得诗、联句诗等。

    五，以小说、戏剧作为一种生存、生活方式。宋元时代的话本、戏曲作者多为民间艺人。而民间艺人创作、演出小说、戏剧，更多是为了生存。明代盛行宫廷庆赏剧，或为祝寿、或为节庆而创作和演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或为求仕，或是所任官职的职责所在，或为交际以扩大生存空间，或为娱乐性情，或为生存方式，这些作品原本都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体现出生活化的特征。

（摘编自赵辉《生活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格调作为诗论术语，是要求诗歌既具有美的形式，又具有大格局、高境界：前者是调的审美含义决定的，后者是格的人格、道德含义决定的。这两个字起初是并举而非连用的，连用之后，有时也还分而论之。

    皎然《诗式》中说谢灵运的诗“其格高，其调逸”，这里的格是就内容整体而言的，是谢灵运特立独行的人格转化成的精神境界；调不单指音调，是就形式整体而言的，指其音调和谐而自由，遣词造句纵心任情。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论格而不论调，如说郑谷诗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此格指的是诗的境界。又说晚唐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此格是诗人胸怀、境界赋予作品的总体风格。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之法有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诗前三者大体对应于格，后二者则是对应调。严羽系统地探讨诗法，后世诗法及文法的基本问题大多不出此范围。宽泛意义上的格调论，包括思想要求和艺术要求、内容与形式关系以及整体上效法古典还是重视新变的古今之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沧浪诗话》中都有所涉及，故而严羽被视为开后世格调论先河之人。

    “格”、 “调”在诗文评中的连用标志着格调论正式出现，但其含意不固定，有时偏于 “格”的含义，是就内容而言的思想境界：有时偏于“调”的含义，是就形式而言的审美性。

    因为格指诗歌体制、是观作品整体，所以就有了格局、境界的意思。概括明代的格调论，“格”是诗歌体制、整体格局，是知觉层面的诗歌内容，指代作品的境界和思想价值：调则是听觉层面的音节声调，与视觉层面的诗体——四、五、七言、长短句等相应，关乎情绪和感觉，不一定涉及意义。二者的结舍，是形式美与或高远或深沉境界的一体，只是在具体．的诗文评论中可能偏于某一方面的意义。

    格调论除讨论诗歌的形式与境界外，还展开了两个具有一般性的文论问题，一是崇古还是创新；二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主情还是主理。

    值得重视的是，当格调论涉及古今之争、情理之争、内容与形式之争时，道德与审美、人格与文风的关系问题就凸显出来。从孔子、刘勰到韩愈，都注重传统道德的永恒价值，要求文章传播正确思想，培育健全情志，同时也对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品位提出了高要求。明清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将人格与文章、艺术风格统一起来。作为格调论的总结者的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六朝发挥了秦汉乐府的形式美、音乐美，至唐诗格律工整，兴寄和诗教则有所缺失。他要求不仅学习唐诗的声律美，更要追溯古诗的思想境界。

    现当代学者论及格调时，同样是将人格和文风统一起来。评说一个人、一部书，一件艺术作品及其他审美对象之格调有无、高低，可能是道德评判，也可能是审美评判，可能是就内在精神境界而言，也可能是就外在风范而言，当然更可能是兼而有之。

    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②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的“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③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④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合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⑤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⑥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