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为水乡泽国，有水必有桥以济之，桥就成了江南一道亮丽的风景。16世纪葡萄牙人加里奥特·佩雷拉于1553—1563（明嘉靖年间）在华见到古桥说：“这些石桥工程如此完美，……令我赞叹不已！”湖州自古多桥，据《永乐大典》记载，湖州一府有711座桥，至清同治《湖州府志》记已达1417座。仅乌镇一地清代就有桥119座，至今尚存建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的通济桥。

   明清人喜在桥墩、桥门上刻楹联以表达对桥的遐想或赞颂，这样就有了桥文化。所谓桥文化不仅是指桥梁建筑技术层面而言，更多的是通过桥楹联来深化桥的内涵，这才是桥文化的精髓。通过对桥文化的研究，可以诠释明清江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刻意蕴，反映这一地域历史文化的嬗变和演化。当年的文人骚客就是通过桥联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对民俗的描摹，也有对善人善举的颂扬和历史的怀念。桥的修建自然基于交通的需要，桥建成后就能促进四邻的交往和经济发展，而建桥除官府行为外，大多还是地方人士、寺庙、商人等出资作为善举而为之的。由于年代久远，桥圯字毁或字迹模糊，搜辑桥联已属抢救之举。

   杭嘉湖多古桥。王江泾的长虹桥建于明万历年间；余杭通济桥建于东汉熹平四年（175），洪武元年（1368）改为三孔石桥；塘栖广济桥，又名通济桥，俗名长桥，建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七孔石拱桥。这些都是江南有名古桥。古桥大都有楹联，如乌镇通济桥，又名西高桥，有桥联曰：“寒树烟中尽乌戍，六朝旧地；夕阳帆外是吴兴，几点远山。”“通霅门开数万家，西环浙水；题桥主人三千里，北望燕京。”长虹桥联更多，诗情画意甚浓：“淑气风光架岭送登彼岸；洞天云汉横梁稳步长堤。”“福泽长流物阜民安国泰；慈航普渡江平海晏河清。”“虹影卧澄波，登高供远瞻；南浮越水白，北接吴山绿。”“劝世入善，愿天作福。”“千秋永庆，万古长龄。”桥楹联见景生情，传递诗情画意，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

   明清时湖州为江南经济社会文化发达地区，尤以蚕桑丝绸著名。王士性说：“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而湖多一蚕，是每年有两秋也。”外国来华人士眼中的湖州更是富庶之地。罗马尼亚人尼·斯·米列斯库：“湖州府位于大（太）湖之滨，是中国富裕的大城市之一。……处于水乡，丝绸产品丰富多彩。……这里丝绸的产量如此之多，以至一个小城镇每年缴纳的丝绸什一税就达五十万两黄金。”繁荣的经济离不开交通的畅达，水乡就离不开桥梁，如双林镇就有万元、化成、万魁三座古桥。这些古桥至今仍在通行着，可惜风雨侵蚀，有些桥联已风化，字迹不清了。

   湖州方志办深感桥联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抢救性的辑集，本文中的一些桥楹联采自他们的记录，附此致谢。

（摘自陈学文《历史上湖州的古桥与桥文化》，有删减）

朴素之美

陈望衡

    大力推选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是当下我们追求的目标。生态文明时代的审美形态在尊重生态这一前提下应该拥有诸多形态，但朴素是其中标志性的美。

    距今两千多年前，中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首倡“朴素”观。“朴”是没有雕琢的木，“素”是没有染色的丝。老子用它们代表事物原本的状态即自然的状态。老子从哲学的高度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自然才是事物的极致，也是人精神所应追求的极致，“见素抱朴”是“道法自然”的美学表达。朴素观首创于道家学派，亦为儒、墨等学派采用并融入自身学说。在现实生活层面，朴素观与主要由墨家、儒家创立的节俭观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奉行的道德观、审美观。

    中国农业社会倡导由道察创立的朴素观，在精神上发展出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的哲学观、道德观、美学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本色观。崇尚天然、崇尚纯真，以本色为真、以本色为美。二是恬淡观。不慕繁华、不贪名利，以清廉为贵、以平淡为美。三是清新观。不繁复、不艳丽，清雅、简洁，充满生气，以清廉为贵。《庄子》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诚”为真、为信，以诚为尊、以信为美。此外，朴素观还导出重实质轻修饰、重内容轻形式等观念。就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朴素是最高的美。这种美灵动而无限，既是美之极致，又是美之根源。其实，视朴素为美不独中华民族为然，世界各民族也大都如此。

    进入工业社会，朴素观被工业社会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价值导向排挤，奢华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香饽饽”，奢华生活也成为个人炫耀的资本，进而腐蚀人心、催生腐败，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以大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奢华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殇”。基于工业文明掠夺资源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文明与生态共生的生产方式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与之相应，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更受推崇了。

    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既是对工业社会那种严重破坏生态的奢华美的批判，又是对农业文明时代具有生态意味的朴素美的回归，但回归不是复旧，而是否定之否定的升华，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与农业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有着实质不同。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中，虽然也类似农业文明时代朴素审美观那样尊重自然、奉自然为美，但实际上这种尊重的立足点是生态，因而可以说，不是自然而是生态才是朴素美的灵魂。朴素作为生态文明时代标志性的美，必须是资源节约型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低碳的，任何高耗能的生活方式都谈不上朴素；必须是环境保护型的，任何生活方式如果产生诸多垃圾或者垃圾不易回收，这种生活方式就与朴素无缘；必须符合生态公正原则，这种公正一是体现为对动植物生存权利的尊重，二是体现为在精神上尊重动植物自身的价值。

    从人类利益出发，我们所希望的生态不是与人类利益相敌对的生态，而是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然而，生态自有其规律，完全不会迎合人类。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调节人与生态的矛盾，尽量实现文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就建构在这一宏伟的历史使命中，作为一种审美精神，它又反过来促进这一宏伟历史使命的实现。

（选自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

    中国古代书面语有文言与白话之分。一般而言，文言与白话的区别，主要在于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大部分汉语史研究者认为，先秦时期的书面语与口语基本一致，汉魏以后二者出现分离现象，即口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新变化，而书面语仍然以先秦典籍中的词汇、语法、句法等为标准，这就形成了文言。白话相对于文言而言，与口语的关系更为密切，大约萌芽于汉魏之际。魏晋以后，尤其到了唐代，文白分野渐趋明显。

    古白话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累，至宋代有了质的飞跃。主要有两个表现：其一，口语向书面语领域的“渗透”加速，同时代的口语大量出现在书面语中；其二，口语进入书面语，涉及的文体进一步扩展，文学作品之外，以文言为主要载体的儒学及史学著作中也出现了白话。由此而始，古白话突破了文言的藩篱，渐渐登上大雅之堂。

    大量口语词、方言词进入文学语言，是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之一。经过文学作品的传播，这些词汇与原有的普通词语渐渐取得并存的地位，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显示出不同的生命力。这一特点在宋代的诗、词、文中都有所表现。人论宋诗，皆曰“以文为诗”，而口语入诗正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词在宋代的繁荣，也使口语进入书面语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宋代文学的各种文体，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口语化的特色。除了文学作品，更值得重视的是，受禅宗语录影响而产生的宋儒语录以及史学著作等非文学作品，也开始大量使用白话，形成对正统文言语体的重大突破。文言何以成为正统？就在它与儒家思想紧密联系，它是儒家原典本有的语体，继而成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宋儒语录与史著中出现白话，无疑大大动摇了文言的正统地位。

    白话书面语在宋代多种文体中大量涌现的同时，相关的语言理论也有了显著的发展，说明这种语言现象带有“自觉”意识。书面语脱离口语毕竟不合语言的发展规律，人为地制造了阅读的障碍。早在文言势力强大的汉代，王充就针对书面语脱离口语的状况，倡导“文字与言同趋”，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言文一致”。唐初，史学家刘知几也强烈批评当时史官著史严重脱离口语，不仅在语言风格上“失彼天然”，而且还关系到史书记载的真伪，“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到了宋代，在由雅入俗的文化变革中，“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渐入人心，明显影响了士人的语言观念和书写习惯。不少诗词作家在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上，都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宋代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在继承王充、刘知几语言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朱子根据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明确把文字分两种，一种是“说”出来的，即与口语保持一致的书面语；一种是“做”出来的，即脱离口语的书面语。他认为先秦的诗文皆与口语接近，是“说”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他说：“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

    综观之，古代汉语书面语发展到宋代，已然形成文白对立的形势。一方面，作为正统语体的文言在多种文体的书面语领城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阵地；但另一方面，口语向各种书面语领域的“入侵”也在全方位地展开。在有的领城，比如史学书面语中，文言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文学领域，白话已渐呈兴盛之势。

（摘编自《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材料一：

长江古称“江”，因其流长，其名衍为“长江”。古人受限于视野和测量手段，对长江主流和源头的认识历来众说纷纭。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江汉交汇处的江汉平原一带，早期文明较为兴盛。荆楚先民驾舟穿行于湖泊、河网之中，有感于“汉之广矣”，产生了江、汉谁为主流的困惑。

汉水作为长江最长的支流，自古就有“天汉”“云汉”之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如《大雅·江汉》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国风·周南》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等。秦末争战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随后，刘邦以汉水流域的汉中为基地，征讨攻伐，终于建立汉王朝，由此，汉水流域成为汉文明的发生地，“汉人”“汉字”“汉语”“汉服”等名称遂应运而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之说，后世遂多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魏晋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指出“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唐代《蛮书》也将岷江认定为“外江”。宋代由于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故对大渡河以上长江干支流的认识还不如汉唐。明代万历年间，章潢在《图书编》中首次指出岷江并非长江正源，金沙江才是。数十年后，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实地查考，探寻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明确指出岷江为长江支流，而金沙江才是长江干流，但其说法并未被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可。直到清初，随着西方先进制图技术的逐步传入，康熙皇帝才正式肯定了徐霞客的说法，金沙江遂定为长江源头。

长江径流广远、流域开阔，域内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其历史发展过程也有颇大差异，这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按上、中、下游划分，依次为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化区。分别由上游的古蜀人、中游的古楚人和下游的古越人创造。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都为构筑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做出了贡献。

上游的巴蜀文化以四川为中心。这一地区生活着众多部族，他们大致可分为两大集团——巴集团和蜀集团，其中蜀集团更早兴盛。蜀人依托成都平原，农业发达，桑麻茂盛，带来纺织业的兴旺，“蜀锦”赫赫有名。

至战国后期，秦并巴蜀，曾经相对独立发展的巴蜀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巴蜀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通畅。加之中原战乱，而巴蜀则相对安定，使得从战国末年到汉代的巴蜀地区一跃而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被诸葛亮喻为“天府之土”。唐宋时期，安定的巴蜀地区重获“天府”之誉，经济繁荣、文化昌明、臻于鼎盛。因南宋末年的抗元之战和明末农民战争，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摧残，至清末才得以全面复兴。

文明的演进与自然环境所提供的先决条件息息相关，但当人类介入到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之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则对文明发展起着愈益重大的作用。文明的发展必定是在自然和人文的互动中向前推进的。

长江流域的先民，凭借长江流域优厚的自然条件，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创造出各区段文明。学界原来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随着田野考古工作推进到长江流域，人们逐渐意识到：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明并不比黄河流域时间晚、水平低，就农作物产生时间而言，还略早于黄河流域。从长江下游的良渚、中游的屈家岭、上游的大溪等遗址发现的“稻作文化”遗存，皆有五六千年之古，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渐成学界共识。

（摘编自冯天瑜等《自然与人文双优的长江文明》）

材料二：

三星堆纵目人像

古蜀文化主要产生并汇聚于四川盆地，虽然周围群山环绕，地理形势四塞且对外交通不便，但正因为如此，先民自古就追求开放，通向域外文明的蜀道、南方丝绸之路很早就开辟形成，甚至成为发达的交通系统。此外，蜀地历来就是八方移民汇聚之地，因此，这里自古形成了包容而不排外的文化氛围。土著和移民文化汇聚而成的蜀文化不断吸纳融入外来资源和先进因素，极为繁荣。

富于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和浪漫精神，是蜀文化的一大特色，这应该与蜀地自然环境尤其是山川形势的大起大落、多元多样分不开。至迟从三星堆—金沙时期开始，出土器物每每以精美的人神和动植物造型艺术令人刮目。如各类人神具象系列，特别是生动的面目造型，尤其富于艺术生命力和人文精神；而太阳神鸟、通天神树等动植物造型，亦特别富于夸张灵气。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经学，自汉代以来分为重章句训诂的古文经学和重“微言大义”亦即义理的今文经学两大派。蜀地经学的发展基本与之同步，但与蜀地重思辨和想象力的文脉相承，今文经学特别发达。今文经学中重“微言大义”的特点，不仅契合蜀人重思辨的精神，而且二者的合流强化了蜀文化富于想象和创造力的气韵，因而蜀文化学术谱系中历来不乏富于创造精神的百科全书式人才，扬雄、苏东坡、杨慎、郭沫若等群星灿烂，正是其辉煌体现。

（摘编自彭邦本《三星堆——古蜀文明的来龙去脉》）